试论虢叔旅钟的纹饰与断代

王清雷

虢叔旅钟作为一套西周晚期的传世名器，屡见于著录，历来为学界方家所垂青。目前，关于虢叔旅钟的纹饰与断代尚存在争议，这对虢叔旅钟的研究以及涉及虢叔旅钟的相关研究均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甚至是错误。今笔者先对虢叔旅钟的纹饰进行考辨，厘清其甬、旋、篆带和正鼓部这四个部位的纹饰种类与定名。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以往的断代研究成果，从调音和纹饰两个方面对虢叔旅钟的断代进行探讨。

一、虢叔旅钟的纹饰考辨

虢叔旅钟传出土于陕西长安县河壖，属于姬姓虢叔氏家族。①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学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李零教授，第30 页。《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收录了7 件虢叔旅钟的铭文资料。②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8—123 页。将这些铭文资料与目前所知的虢叔旅钟实物相对照，可以初步确定故宫博物院藏虢叔旅钟（见图1–1）是第1 件，通高64.1 厘米，重34.6 千克；③袁荃猷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年版，第39 页。日本书道博物馆藏虢叔旅钟（见图1–2）为第2 件，其数据未知；上海博物馆藏虢叔旅钟（44418 号）（见图1–3）为第4 件，通高53.0厘米，重28.6 千克；④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年版，第45 页。该书将“虢叔旅钟”称为“旅钟”。日本泉屋博古馆藏虢叔旅钟（见图1–4）为第6 件，通高40.0 厘米，重12.58千克；⑤容庚：《颂斋吉金图录 颂斋吉金续录 海外吉金图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813 页。在此书中，虢叔旅钟被称为“虢叔编钟”。山东博物馆藏虢叔旅钟（6.560号）（见图1–5）为第7 件，通高26.0 厘米，重4.0千克；⑥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年版，第62 页。第3 件和第5 件虢叔旅钟下落不明。郭沫若先生通过对第7 件虢叔旅钟铭文的分析后指出：“当尚有一器文方能毕，此器尚未见。”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第123 页。故此，虢叔旅钟的编列应为8 件一套，第8 件亦下落不明。

关于虢叔旅钟的纹饰，主要见于8 部文献，分别为《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分述如下：

《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一文认为士父钟的“形制和纹饰基本上与虢叔钟风格一致，如钟甬上的环带纹、旋上的重环纹、隧部的凤鸟纹，均与虢叔钟相同。只有篆间的纹饰不同，士父钟为双头兽纹，而虢叔钟为云纹”⑧高至喜：《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文物》1991 年第5 期，第87 页。。由此可知，该文认为虢叔旅钟的甬上（见图1–6）饰环带纹，旋上（见图1–6）饰重环纹，正鼓部（即该文所言的“隧部”）（见图1–8）饰凤鸟纹，篆带（见图1–7）饰云纹。

图1 虢叔旅钟

《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认为虢叔旅钟“中鼓部饰卷鼻夔凤纹，舞、篆、旋部饰窃曲纹，甬上部饰环带纹与波纹”⑨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246 页。。该书所言的“中鼓部”是指正鼓部。需要说明的是，朱凤瀚先生所著《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对于虢叔旅钟的纹饰描述⑩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363 页。与其所著《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的描述完全相同，故此笔者选择出版时间较早的《古代中国青铜器》（1995 年），而非出版时间较晚的《中国青铜器综论》（2009 年），以避免读者对青铜器纹饰的源流产生误判。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一书认为虢叔旅钟的“甬饰环带纹，有旋有斡，旋饰窃曲纹。舞饰兽面纹，篆饰夔纹，隧部饰象纹”⑪袁荃猷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第39 页。。该书所言的“隧部”是指正鼓部。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一书认为虢叔旅钟的“甬饰波曲纹及重环纹，旋饰兽目交连纹，舞、篆为变形兽纹，鼓部饰对称相背式龙纹，鼓右有一鸾鸟纹”⑫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第45 页。。该书所言的“鼓部”是指正鼓部，“鼓右”是指右侧鼓部。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一书认为虢叔旅钟的“甬上部饰环带纹与波纹，旋、舞、篆部饰窃曲纹，正鼓部饰卷鼻象首纹一对”⑬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62 页。。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指出，虢叔旅钟“本器隧部饰顾象纹，篆间饰Ba Ⅴ式窃曲纹……本器甬部有波带纹……”⑭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 年版，第477 页。。该书所言的“隧部”是指正鼓部。

《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一书指出虢叔旅钟的“甬部饰波曲纹和鳞纹，旋饰兽目交连纹，舞部和篆部各饰变形兽纹，鼓部是对称相背式的卷龙纹，鼓右饰一鸾鸟”㉓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 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596 页。。该书所言的“鼓部”是指正鼓部，“鼓右”是指右侧鼓部。

《“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一文指出，虢叔旅钟的“甬饰环带纹……舞部饰变形夔纹，篆间饰窃曲纹，鼓饰头部昂扬向上的顾夔纹”㉔方建军：《“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 年第1 期，第25 页。。该文所言的“鼓”是指正鼓部。

从以上8 部文献对虢叔旅钟纹饰的描述来看，共涉及6 个部位的纹饰，分别为甬（见图1–6）、旋（见图1–6）、舞部、篆带（见图1–7）、正鼓部（见图1–8）和侧鼓部（见图1–4）。由于缺乏虢叔旅钟舞部纹饰的图片资料，故无法对其舞部纹饰进行探讨；其背面右侧鼓部的纹饰（鸾鸟纹）没有争议，亦不需探讨。所以，笔者仅对虢叔旅钟的甬、旋、篆带和正鼓部纹饰的种类及定名进行考辨，试析如下：

（一）虢叔旅钟的甬部纹饰

从以上8 部文献的文字描述来看，对于虢叔旅钟的甬部纹饰（见图1–6）有5 种不同的认识：一是“环带纹”，出自《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㉕高至喜：《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第87 页。《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㉖袁荃猷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第39 页。《“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㉗方建军：《“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第25 页。这3 部文献；二是“波带纹”，出自《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㉘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477 页。一书；三是“环带纹与波纹”，出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㉙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62 页。《古代中国青铜器》㉚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246 页。这2部文献；四是“波曲纹和鳞纹”，出自《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㉛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 下），第596 页。一书；五是“波曲纹及重环纹”，出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㉜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第45 页。一书。那么，以上5种观点哪一种是合理的呢？下面，笔者对这些不同的纹饰称谓逐一梳理。

1.“环带纹”“波纹”说

“环带纹”的称谓首见于《商周彝器通考》一书。该书将这种纹饰分为7 种形态：其一，“一波纹之带，上下填以窃曲纹三”（见图2–1）；其二，“上下填以窃曲纹及环纹若㕣字”（图2–2）；其三，“前纹中填以雷纹”（见图2–3）；其四，“波纹之带上下填以两环”（见图2–4）；其五，“上下环略异，后填以雷纹”（见图2–5）；其六，“环形上为窃曲，下为兽首”（图2–6）；其七，“上下环带两重”（见图2–7）。㉝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6 页。笔者通过观察虢叔旅钟的甬部（见图1–6），发现其上饰有两种纹饰，其中一种纹饰占有整个甬部约五分之三的面积，其形态呈波浪起伏的条带状，与《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环带纹”的第二种形态相似，故应将该纹饰称为“环带纹”。

对于《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的“环带纹”研究，也有不同看法，《殷周青铜器通论》一书指出：“容庚编纂《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始有专章论述花纹，列举纹样七七种，略加诠释，但也是一些材料的罗列，没有很好的分析，只供研究者有所取材而已。我们现在再次考察，觉得该章的分类未免繁琐，所以有进一步加以整理的必要。”㉞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2 页。故此，《殷周青铜器通论》一书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地修改与删减。该书将《商周彝器通考》中的7种“环带纹”精简为2 种，即其2（见图2–2）和其7（见图2–7）这两种纹样形态，并改称“波纹”㉟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108 页。，而不称“环带纹”。

图2 《商周彝器通考》的“环带纹”例图

2.“波曲纹”“波带纹”说

“波曲纹”的称谓出自《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该书对“波曲纹”是这样界定的：“波曲纹以前称为环带纹，意思是带纹和环纹的结合。”㊸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25 页。

“波带纹”的称谓出自《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该书指出：波带纹“或称‘波曲纹’、‘波线纹’、‘环带纹’、‘山纹’、‘幛纹’。……其状如一条宽阔的（或几条窄而并列的）带子，呈现波状起伏形象，波峰间的空隙常填有近似于眉、口的纹样”㊹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399 页。。

通过对以上4 种纹饰称谓的梳理可知，“环带纹”“波纹”“波曲纹”和“波带纹”均为同一种纹饰的不同称谓，属于名异而实同。由此可以判定，第三种“环带纹与波纹”的认知是不对的，因为这二者是指同一种纹饰。同时，虢叔旅钟的甬部（见图1–6）饰有两种不同的纹饰。以此观之，第一种“环带纹”和第二种“波带纹”这两种观点对于虢叔旅钟甬部纹饰的描述是不全面的，故此存在不妥之处。那么，虢叔旅钟甬部所饰的另一种纹样是什么呢？我们下面继续探讨。

3.“波曲纹和鳞纹”“波曲纹及重环纹”说

上面已经对“波曲纹”做过探讨，此不重复论述。那么何谓“鳞纹”和“重环纹”呢？

关于“鳞纹”，《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指出：“鳞纹 其状（一）如鱼鳞之相重，中有雷纹。（二）如前状而方，中无雷纹。（三）鳞纹中作三线。”㊺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05 页。（见图3）

图3 《商周彝器通考》的“鳞纹”部分例图

关于“重环纹”，《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指出：“重环纹其状（一）为长方形之环，一端圆，一端有角。（二）如前纹而两列相重。（三）环形作三层。（四）一大环一小环相衔接。”㊽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05、106 页。（见图4）《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将这两种纹饰亦称为“鳞纹”和“重环纹”。㊾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第577 页。

图4 《商周彝器通考》的“重环纹”例图

将虢叔旅钟的甬部纹饰（见图1–6）与“鳞纹”和“重环纹”的纹样形态相比对，我们可以确定虢叔旅钟甬部所饰的第二种纹饰为《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所论“重环纹”的第一种形态（见图4–1）。由此可以判定，虢叔旅钟甬部所饰的第二种纹饰为“重环纹”，而不是“鳞纹”，故第四种“波曲纹和鳞纹”的认知也是错误的。

综上所论，在虢叔旅钟甬部纹饰的5 种观点中，仅有第五种“波曲纹及重环纹”54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第45 页。是全面而合理的。对于虢叔旅钟甬部所饰的第一种纹饰，有“环带纹”“波纹”“波曲纹”和“波带纹”等多种不同称谓，笔者采用《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的定名，即“波带纹”55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399 页。。所以，笔者将虢叔旅钟甬部所饰两种纹饰（见图1–6）分别称之为“波带纹”和“重环纹”。

（二）虢叔旅钟的旋部纹饰

从以上8 部文献的文字描述来看，对于虢叔旅钟的旋部纹饰（见图1–6）有3 种不同的认识：一是“重环纹”，出自《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56高至喜：《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第87 页。一文；二是“兽目交连纹”，出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57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第45 页。《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58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 下），第596 页。；三是“窃曲纹”，出自《古代中国青铜器》59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246 页。《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60袁荃猷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第39 页。《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61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62 页。这3 部文献；还有2 部文献没有涉及虢叔旅钟的旋部纹饰，分别为《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那么，以上3 种观点哪一种是合理的呢？下面，笔者对这些不同的纹饰称谓逐一梳理。

1.“重环纹”说

《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指出：“重环纹 其状（一）为长方形之环，一端圆，一端有角。（二）如前纹而两列相重。（三）环形作三层。（四）一大环一小环相衔接。”6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05、106 页。（见图4）通过观察虢叔旅钟的旋部纹饰（见图1–6），笔者发现其为二方连续纹样，每个单元纹样均呈横S 形，横S形中间饰有一个小乳丁。显然，虢叔旅钟的旋部纹饰并不符合“重环纹”的形态特征，故此将其称为“重环纹”是不妥当的。

2.“兽目交连纹”说

《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对“兽目交连纹”有详细阐述，即“兽目交连纹，两兽尾部上下连接，连接处是一个兽目，也有两头相接，体躯相接，在连接处用目纹。”63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第257 页。《中国青铜器》一书进一步指出：“兽目交连纹为两兽的某一部分相互连接，所接触之处有一目相连结。……这类纹饰旧称穷曲纹或窃曲纹。”64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第329 页。由此可知，“兽目交连纹”是窃曲纹的另一种称谓。对此，《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指出：“马承源先生因为认识到所谓窃曲纹实际上是动物纹样的变形，所以他不用窃曲纹这个名称，而根据形状的不同，分别将其归入变形兽面纹、兽目交连纹、兽体卷曲纹等几个大类之中，大类下或又分若干样式，如兽体卷曲纹中又有卷体式、分体变形式、攀连式等等。但大类中也包括一些其它纹饰，如变形兽面纹类，除分解式而外，其它的各式基本上都不是大家常说的窃曲纹。”65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548 页。由此可知，《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不是仅仅将窃曲纹换了一个新的名称，也不是将窃曲纹分解为两类或者三类纹饰，各定新名，而是改其名、易其实，从根本上将文博考古界基本达成共识的一大类纹饰——窃曲纹彻底消解。笔者认为，该书的这种做法并不可取。虽然仅从文献学角度而言，“窃曲”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语，似乎窃曲纹这一命名不能成立。但窃曲纹作为一类纹饰的名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文献点校问题，而是属于语言学的问题。根据《荀子·正名篇》提出的“约定俗成”66[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420 页。的语言学定名原则，并结合《普通语言学教程》67[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102—104 页。《中国语言学史》68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大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5 页。两书对“约定俗成”定名原则的详细阐释，笔者认为窃曲纹不仅是“名实相符”，还属于“善名”之列。故此，《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将这种窃曲纹改称为“兽目交连纹”，是不妥当的。既然如此，将虢叔旅钟的旋部纹饰称为“兽目交连纹”，同样是不妥当的。

3.“窃曲纹”说

“窃曲纹”一名首见于《商周彝器通考》一书，该书云：“窃曲纹 《吕氏春秋》云：‘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其状（一）拳曲若两环，其一中有目形。（二）两曲线相钩而成一环……”69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08 页。该书根据窃曲纹的不同形态特征，将其细分为15 种。《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窃曲纹”的定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如《殷周青铜器通论》70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115 页。《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71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2 页。《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72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547、548 页。《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73彭裕商：《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考古学报》2002 年第4 期，第421 页。《中国青铜器综论》7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第578 页。《中国青铜器发展史》75杜廼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版，第160 页。等文献均采纳此说。笔者通过逐一梳理《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15 种不同纹样形态的“窃曲纹”，发现虢叔旅钟的旋部纹饰（见图1–6）与其中的第六种“窃曲纹”纹样形态相符，具体为：“（六）两端一上一下如S 状，中有目纹。”76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08 页。故此，应将虢叔旅钟的旋部纹饰（见图1–6）称为“窃曲纹”。

综述所论，在虢叔旅钟旋部纹饰的3 种不同认知中，第三种“窃曲纹”的观点是合理的。为了将虢叔旅钟旋部所饰窃曲纹（见图1–6）与其他形态的窃曲纹区分开来，笔者认为可将这种窃曲纹称之为饰有目纹的横S 形窃曲纹。

（三）虢叔旅钟的篆带纹饰

从以上8 部文献的文字描述来看，对于虢叔旅钟的篆带纹饰（见图1–7）有3 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夔纹”，出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77袁荃猷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第39 页。一书；二是“变形兽纹”，出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78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第45 页。《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79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 下），第596 页。这2 部文献；三是“窃曲纹”，出自《古代中国青铜器》80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246 页。《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81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62 页。《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82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477 页。《“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83方建军：《“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第25 页。这4 部文献；《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一文没有涉及虢叔旅钟的篆带纹饰。那么，以上3 种观点哪一种是合理的呢？下面，笔者对其逐一辨析。

1.“夔纹”说

《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一文指出：“宋代以来金石学家把青铜器上具有一足或根本省略了足的侧视龙形图像称之为夔纹。”84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第8 页。《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指出：“旧通常所谓夔纹是指一种有一足、二足或根本省略了足的龙形侧面图像。其皆张口，体躯伸直或弯曲，额顶有角（或称冠），尾部上卷或下卷。”85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第547 页。该书将夔纹分为A、B、C 三型，附有9 幅例图。《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对于夔纹的形态分析最为详尽，共有15 种之多，均附有详细的例图。86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82、83 页。通过观察虢叔旅钟的篆带纹饰（见图1–7），笔者发现其为二方连续纹样，每个单元纹样均呈横G 形，横G形中间饰有一个目纹，整体形态并不是“龙形侧面图像”，不符合以上文献所述“夔纹”的纹样形态特征，故将其称为“夔纹”是不妥当的。

2.“变形兽纹”说

笔者通过全面梳理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文献，发现“变形兽纹”应该就是指《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中所谓的“变形兽体纹”。该书指出：“西周中晚期兽体变形的纹饰有横置的形和∽形两种基本结构。……西周中期以后的变形兽体纹以这种条纹组成，不论是形和∽形或两者的交叉，其中间往往饰有一个兽目。”87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第25 页。虢叔旅钟的篆带纹饰基本符合该书所言的“饰有一个兽目”的“形”“变形兽体纹”的形态特征。继续阅读《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就会发现，“形和∽形的变形兽体纹，习惯上称为窃曲纹，或穷曲纹”。88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第25 页。由此可知，所谓的“变形兽纹”其实是窃曲纹的另一种称谓。笔者在以上“兽目交连纹”的辨析中，已对《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关于窃曲纹的名实消解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该书将这种窃曲纹改称为“变形兽体纹”（即变形兽纹），是不合理的。既然如此，将虢叔旅钟的篆带纹饰称为“变形兽纹”，同样是不合理的。

3.“窃曲纹”说

从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纹样的形态（见图1–7）来看，其确实属于窃曲纹。但是窃曲纹有很多种形态，笔者认为应该给予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一个具体的定名，以区别于其他形态的窃曲纹。

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中，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被归入“形窃曲纹”中的B型。该书对于此型窃曲纹的具体界定为：“B 型中目形窃曲纹，形中间嵌以目纹，两端皆作两叉状，其一端之一叉内折后平伸，末端外钩。一正一倒并列构成一组，重复出现形成纹饰带。”89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第580 页。该书所附“形窃曲纹”中的B 型例图为扶风云塘一号窖藏出土的伯多父盨（H1:4）口下所饰纹样（见图5），其与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形态相同。

在《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中，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属于Ba Ⅴ式窃曲纹。该书对于此式窃曲纹的具体界定为：“B 型 龙纹窃曲纹。分二亚型。Ba 亚型 来源于鼻向下卷的龙纹。分五式。”90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565 页。其中，“Ⅴ式 原来连为一体的双G 字形曲线分解为两个独立的，或有目或无目的横G 字形花纹”91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568 页。。该书也将伯多父盨口下所饰纹样作为此种窃曲纹的例图92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571 页，图十九之1。，与《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例图（见图5）相同。同时，该书明确提出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属于Ba Ⅴ式窃曲纹。

图5 《中国青铜器综论》的形窃曲纹中B 型窃曲纹·伯多父盨（H1:4）纹饰拓片93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第587 页，图五·二七之5。

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中，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属于Ⅰ3 式窃曲纹。该书对于此式窃曲纹的具体界定为：“Ⅰ型 有目窃曲纹。此型窃曲纹均由单目和曲线组成花纹图案单元”“3 式 将一目置于一个回形曲线之上”。94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85 页。从该书所附Ⅰ3 式窃曲纹例图之一的吴虎鼎口沿下所饰的窃曲纹单元纹样（见图6）来看，其与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形态相同。

图6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Ⅰ3 式窃曲纹·吴虎鼎口沿下纹饰拓片95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86 页，图三之3。

在《青铜器窃曲纹的来源及分型》一文中，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属于ⅡB4 式窃曲纹。该书对于此式窃曲纹的具体界定为：“Ⅱ型 由横G 形构成的窃曲纹”“B 亚型 目纹在横G 形羽饰上”96张德良：《青铜器窃曲纹的来源及分型》，《文物》2009 年第4 期，第90 页。“4 式 该式窃曲纹只有一横G形羽饰，或有目纹在其上，或目纹被歧牙饰代替”。97张德良：《青铜器窃曲纹的来源及分型》，第91 页。该文此式窃曲纹例图之一也是吴虎鼎口沿下所饰纹样，98张德良：《青铜器窃曲纹的来源及分型》，第90 页，图六之7。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的例图（见图6）相同。

综合以上文献的论述，再结合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的纹样形态，笔者发现《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所言的“形”表述并不准确，而《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所言的“横G 字形”和《青铜器窃曲纹的来源及分型》一文所言的“横G 形”更为恰当。故此，笔者认为应将虢叔旅钟篆带所饰窃曲纹称为饰有目纹的横G 形窃曲纹。

（四）虢叔旅钟的正鼓部纹饰

从以上8 部文献的文字描述来看，对于虢叔旅钟的正鼓部纹饰（见图1–8）分歧最大，每一部文献的观点均不相同，共有8 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凤鸟纹”99高至喜：《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第87 页。；二是“象纹”100袁荃猷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第39 页。；三是“卷鼻象首纹”101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62 页。；四是“顾象纹”102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477 页。；五是“对称相背式龙纹”103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第45 页。；六是“对称相背式的卷龙纹”104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 下），第596 页。；七是“头部昂扬向上的顾夔纹”105方建军：《“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第25 页。；八是“卷鼻夔凤纹”106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246 页。。下面，笔者将以上8 种认识分为4 类分别进行考辨。

1.“凤鸟纹”说

《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指出：“凤鸟纹多是鸟的侧面形象，在青铜器中往往作对称式排列。它包括有羽冠和有角的各种鸟纹、凤纹，统称为凤鸟纹。凤鸟纹的特征很明确，凡有勾喙的鸟头形及其变形的纹饰都归在这一类。”107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第171 页。《商周彝器通考》《西周铜器断代》《中国青铜器综论》《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等诸多文献108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98 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 年第1 期，第91—93 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第559—567 页；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 期，第265—286 页。对鸟纹有着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从中可知，凡是凤鸟纹均有一个典型的形态特征，即均有勾喙或尖喙。从虢叔旅钟正鼓部纹饰（见图1–8）来看，该纹样有龙首，龙首上有向上卷曲的龙鼻以及向上弯曲的上唇，下唇短小，在上下唇之间还有窄短的龙舌，根本没有凤鸟纹独特的勾喙或者尖喙。故此，将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纹样称为“凤鸟纹”，是不妥当的。

2.“象纹”“卷鼻象首纹”和“顾象纹”

先说“象纹”。《商周彝器通考》《商周青铜器文饰》和《中国青铜器综论》这3 部著作对“象纹”均有论述。

《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将“象纹”分为4种形态：一是“长鼻，巨腹，三足，填以雷纹”；二是“二足，无雷纹”；三是“作兽形两足，长鼻似象”；四是“四足”。109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01、102 页。

《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指出：“象纹比较形象，具有象的基本特点。但有的象纹头部足部也有所变形，并有在象头上置有曲折角的，流行于殷墟中晚期及西周早期。”110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第207 页。

《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指出：“象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写实而摹拟的，仅在身上加有其他纹饰，如涡纹，或曲线，见于殷代与西周早期。另一类是稍有变形，在象身上加有羽翅及角冠，如西周早期臣辰尊所饰象纹。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209 出土的乙公簋（M209:1），腹部与盖部均饰有以上第二类变形的象纹，头顶有龙角状角冠，尾部与臣辰尊象纹同亦作T 形。此簋四支足亦作象首形，与器身纹饰相协调。西周早期偏早。西周中期以后的象纹与象尊已经较罕见，可能与中原、北方地区很少见到象，象已不再为人们所熟悉有关。”111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第568、569 页。

从以上3 部著作对于象纹的论述并结合所附例图可知，象纹多以长鼻、大腹和足为典型特征，与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纹样形态（见图1–8）相去甚远。故此，将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纹样称为“象纹”，是不妥当的。

再来谈谈“象首纹”。《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对于“象首纹”有明确的界定，该书指出：“象首纹。其状（一）似两象首相背。（二）首似象而身似鸟，施于钟上。”11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21 页。（见图7）该书所附“象首纹”“（二）首似象而身似鸟”的例图（见图7–2）与虢叔旅钟正鼓部纹饰（见图1–8）的形态特征基本吻合。据此，是否就判定《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将虢叔旅钟正鼓部纹饰称为“卷鼻象首纹”113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62 页。，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尚不能下此结论。因为，我们还不能确定《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对于“象首纹”的界定是否存在问题。经笔者反复推敲，发现“象首纹”的定名确实存在不妥之处。按照该书所言，“象首纹”“（二）首似象而身似鸟”，那么将其称为“象首纹”仅能体现这种纹样的首部特征，而不能体现“身似鸟”的躯体特征。按照该书的描述，将其称为“鸟体象纹”方为妥当，这样才可以体现出“首似象而身似鸟”的整体形态特征。故此，《商周彝器通考》一书“象首纹”的命名属于名实不符，是不合理的。既然如此，将虢叔旅钟正鼓部纹饰称为“卷鼻象首纹”，同样是不合理的。

图7 《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的“象首纹”例图

最后谈“顾象纹”。笔者在前面已经探讨过，虢叔旅钟正鼓部纹饰既不具备“象纹”的形态特征，也不具备“象首纹”的形态特征，那么“顾象纹”的定名自然也就无法成立。

3.“对称相背式龙纹”“对称相背式的卷龙纹”和“顾夔纹”说

从虢叔旅钟正鼓部纹饰的形态来看（见图1–8），其上半部分为龙首，下半部分为鸟的身躯，是龙纹与鸟纹这两种纹饰的结合，属于复合纹样，故将其称为“对称相背式龙纹”“对称相背式的卷龙纹”或“顾夔纹”，只能体现这种纹样上半部分的形态特征和两个单元纹样的组织结构，并不能体现出其鸟体的形态特征，所以这3 种称谓均属于名实不符，自然是不妥当的。

4.“卷鼻夔凤纹”

从“卷鼻夔凤纹”116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246 页。这一称谓可知，《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已经认识到虢叔旅钟的正鼓部纹饰（见图1–8）属于复合纹样，而非单一纹样，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纹饰是不是夔纹与凤纹的结合，笔者认为尚值得商榷。先说“夔纹”，《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一文指出：“宋代以来金石学家把青铜器上具有一足或根本省略了足的侧视龙形图像称之为夔纹。”117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第8 页。《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指出：“旧通常所谓夔纹是指一种有一足、二足或根本省略了足的龙形侧面图像。”118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第547 页。由此可知，夔纹的判断标准是其“有一足、二足或根本省略了足”的龙身特点。而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动物纹（见图1–8）的上半部分为龙首，下半部分为鸟体，并不是龙身，根本不具备判定夔纹的前提条件。故此，认为虢叔旅钟的正鼓部纹饰具有“夔纹”的形态特征是不能成立的。再说“凤纹”，《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指出“以鸟纹之文采灿烂者为凤纹”119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98 页。，并将凤纹分为5 种形态。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动物纹（见图1–8）的鸟体呈朴素的条带形，没有羽翅、爪和华丽的尾羽等，与“鸟纹之文采灿烂者”大相径庭，故将其视为“凤纹”的躯体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论，将虢叔旅钟的正鼓部纹饰称为“卷鼻夔凤纹”120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246 页。属于名实不符，自然是不妥当的。

以上通过对虢叔旅钟正鼓部纹饰的8 种不同称谓的逐一分析，笔者发现无论哪一种称谓均有不妥之处。那么，究竟该如何称呼虢叔旅钟的正鼓部纹饰呢？笔者通过全面梳理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文献，发现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纹样在《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中被称为“花冠龙纹·鸟体式”。那么，这种命名是否合适呢？《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已经注意到这种纹饰是龙首与鸟体的结合，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经笔者观察发现，在其他一些种类的龙纹龙首上也装饰有各式各样的花冠，所以“花冠”并不是这种纹饰的独有特征；同时，作为一种纹饰的称谓，从语言学的视角而言，“花冠龙纹·鸟体式”的定名缺乏简洁性，故这一称谓尚需斟酌。笔者受到这一称谓的启示，发现这种纹样的典型形态特征就是龙首与鸟体的结合。故此，笔者认为应将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的这种复合纹样（见图1–8）称为鸟体龙纹。

二、虢叔旅钟的断代

关于虢叔旅钟的断代，目前学界尚存在分歧，主要有4 种不同的观点，分述如下：

第一，“西周晚期”说。此观点主要出自2部文献，分述如下：

（1）《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一书认为虢叔旅钟的时代应为“西周晚期”121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62 页。。

（2）《“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一文指出：“关于传世虢叔旅钟的年代，学者间尚有不同看法，近来彭裕商先生断为西周宣王时期。虽然从年代学方面仍可继续研索，但虢叔旅钟属于西周晚期作品则没有问题。”122方建军：《“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第25 页。

第二，“西周晚期偏晚”说。《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将虢叔旅钟的时代断为“西周晚期偏晚”123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第363 页。。

第三，“厉王”说。持此观点者最多，主要出自10 部文献，分述如下：

（1）《商周彝器通考》一书认为虢叔旅钟铭文中的“虢叔旅即攸从鼎之虢旅”124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41 页。，故此将虢叔旅钟的时代断为西周晚期厉王之世。

（2）《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将虢叔旅钟的时代断为西周晚期厉王之世。12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第118—123 页。

（3）《金文通释》将虢叔旅钟的时代断为西周晚期厉王之世。126[日]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三（下），神户：白鹤美术馆1971 年版，第368 页。

（4）《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一书认为虢叔旅钟应为西周晚期厉王之器。127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517 页。

（5）《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一书根据虢叔旅钟的铭文内容，将其“定为西周厉王时器”128袁荃猷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第39 页。。

（6）《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一书指出，虢叔旅钟“铭文中之虢叔旅与从鼎之虢旅为同一人；鼎为西周厉王三十一年器，则此钟的年代应与之相当”129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第45 页。。

（7）《膳夫山鼎年世的确定》一文认为大克鼎、小克鼎、从盨、从鼎等青铜器“属于厉王世，是公认的，所以虢叔旅钟当在厉王晚年”130李学勤：《膳夫山鼎年世的确定》，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17 页。。

（8）《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认为虢叔旅钟的铭文“记述虢叔旅为纪念皇考制作此钟。或以为其人即从鼎铭中的虢叔，如此则应属西周晚期厉王前后器”131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78 页。。

（9）《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一书指出：“虢叔旅钟铭文中之虢叔旅与从鼎铭文中虢旅为同一人，从鼎是厉王三十一年器，则此钟的时代大体也属同时。”132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 下），第596 页。

（10）《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一文在对学界诸家断代观点全面梳理的基础上，认为虢叔旅钟的时代应为西周晚期厉王之世。133张懋镕：《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考古学报》2008 年第3 期，第351 页，续附表第142 号虢叔旅钟。

第四，“宣王”说。此观点主要出自3部文献，分述如下：

（1）《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指出，虢叔旅钟“本器甬部有波带纹，同南宫乎钟和逆钟，南宫乎钟在宣王37 年的善夫山鼎铭中任‘右者’，为宣王时人，逆钟也是宣王时器……本器器主虢叔旅，有学者指出即从鼎之虢旅，后者年代属宣王。……就以上各点综合考虑，我们认为本器年代应属宣王”134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477 页。。

（2）《西周纪年》一书认为虢叔旅钟“铭文中的虢叔旅应即卅二年攸从鼎中的‘虢旅’，故钟的时代应定为宣王”135刘启益：《西周纪年》，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390 页。。该书对于攸从鼎的断代，经历了由厉王改为宣王的过程。“我过去采用‘三十一年’说，把它的时代定为厉王，现在由于把十六年克钟改订为宣王，因此，重新认识释为三十二年为妥，下面用月相做一检查。……朔日相合，时代就应一致，改订为宣王，是合宜的”136刘启益：《西周纪年》，第389 页。。由此可知，正是该书将断代标准器——攸从鼎的时代由厉王修正为宣王，才会将虢叔旅钟的时代断为宣王。也就是说，攸从鼎的断代至关重要。

（3）《西周金文世族研究》一文通过对虢叔旅钟的纹饰与铭文的研究，认为将该钟的时代断为宣王之世是正确的，赞同《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西周纪年》这两部文献对虢叔旅钟的断代意见。137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第21、22 页。

对于以上虢叔旅钟的4 种不同断代观点，哪一种合理呢？

从以上诸家从铭文视角对虢叔旅钟的断代来看，其最核心的问题集中在标准器——从鼎（或称攸从鼎）的断代上。如果将其断为厉王之器是正确的，那么虢叔旅钟即为厉王之器，此即第三种观点“厉王”说；如果将其断为宣王之器是正确的，那么虢叔旅钟即为宣王之器，此即第四种观点“宣王”说。目前，从鼎（或称攸从鼎）的断代尚存在分歧，以此为标准器为虢叔旅钟断代，同样存在分歧。故从铭文视角来看，虢叔旅钟的断代难以确定。

“按照考古学的常识，判定某器物的年代是着眼于那些显示最晚年代特征的因素。”138张懋镕：《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考古学报》2005 年第1 期，第5 页。那么，虢叔旅钟“最晚年代特征的因素”何在呢？

从虢叔旅钟的调音情况来看，其调音槽形态规范，已进入“铸调双音”139冯光生：《周代编钟的双音技术及应用》，《中国音乐学》2002 年第1 期，第43 页。的成熟阶段，故将其断为西周晚期之器没有问题。由于笔者目前缺乏虢叔旅钟更为详细的调音资料，故从调音的视角对虢叔旅钟作更为确切的断代尚不可行。现在，我们只能看看在虢叔旅钟的纹饰方面能否找到其断代的突破口，在纹饰上找寻其“最晚年代特征的因素”140张懋镕：《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第5 页。。

经笔者反复观察虢叔旅钟，发现其“最晚年代特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甬、篆带和正鼓部的纹饰上，尤其是篆带纹饰。虢叔旅钟与西周晚期厉王之世甬钟的断代标准器——士父钟145高至喜：《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第87 页。（见图8–1、8–2）相比，二者虽然甬上均饰波带纹，但是虢叔旅钟甬上所饰波带纹的下面增饰一周重环纹（见图1–6），这是在钟甬上第一次出现这种组合纹样（波带纹+重环纹），彰显出新的时代特征。二者的篆带纹饰完全不同，虢叔旅钟篆带饰横G形窃曲纹（见图1–7），士父钟篆带饰对角两头龙纹（见图8–3）。二者正鼓部虽然同饰鸟体龙纹，但是局部纹样已经发生变化，如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鸟体龙纹（见图1–8）的龙角为分叉的燕尾形，而士父钟正鼓部所饰鸟体龙纹的龙角为半弧长条带形（见图8–4）；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鸟体龙纹（见图1–8）的龙鼻形态非常写实，其工艺手法为阳刻平雕加阴线刻，而士父钟正鼓部所饰鸟体龙纹（见图8–4）的龙鼻非常写意，仅为一条单阴线构成。显然，虢叔旅钟与士父钟在纹饰方面差异较大，其时代应晚于士父钟所属的厉王之世。

图8 士父钟

与宣王之世甬钟的断代标准器——逑钟（乙组Ⅰ、Ⅱ、Ⅲ号，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逑钟）相比，其篆带纹饰与虢叔旅钟篆带纹饰种类相同，均为窃曲纹。不仅逑钟，宣王之世的逆钟和南宫乎钟（见图9–1）的篆带均饰窃曲纹。故此，笔者认为应将虢叔旅钟断为西周晚期宣王之器，赞同虢叔旅钟的第四种断代观点“宣王”说。

如果仔细观察虢叔旅钟正鼓部所饰鸟体龙纹（见图1–8），可以发现其龙角形态与宣王后段的南宫乎钟正鼓部所饰鸟体龙纹（见图9–2）的龙角形态雷同，均为分叉的燕尾形；二者甬部均饰有波带纹（见图1–6、图9–3），波带纹的形态也高度雷同。故此，笔者认为虢叔旅钟应与南宫乎钟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其确切的年代应为西周晚期宣王后段。

图9 南宫乎钟

通过对虢叔旅钟断代这一个案的研究，笔者充分认识到，对于编钟的音乐考古学断代，我们在关注与音乐有关的调音、测音数据等音乐学断代元素的同时，还应该做到对编钟纹饰的系统性把握，这是编钟断代的重要前提条件。郭沫若先生指出：“大凡一时代之器必有一时代之花纹与形式，今时如是，古亦如是。故花纹形式在决定器物之时代上占有极重要之位置，其可依据，有时过于铭文，在无铭文之器则直当以二者为考订时代之惟一线索。……余谓凡今后研究殷、周彝器者，当以求出花纹形式之历史系统为其最主要之事业。”149郭沫若：《毛公鼎之年代》，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第306、307 页。原载于《东方杂志》1931 年第二十八卷第十三期。从虢叔旅钟的断代来看，在距离郭先生提出这一高屋建瓴的宏论91 年之后的当下，他提出的断代方法与治学理念对于当今的编钟断代研究，依然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与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需要今天的我们继续秉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