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陷阱规避与路径演进

杨蕙馨

摘 要：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不仅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环节，也是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提升经济韧性的必然选择，更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需要从总体构想、基本原则和策略空间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需要规避关键环节防断链、现有位置防掉链、低端环节防锁链的三大陷阱，同时，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包含缺失环节促补链、高端环节促延链、重点产业促强链、优势领域促引链、新兴领域促创链的演进路径。

关键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陷阱规避;路径演进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2）01 - 0058 - 08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短期内通过生产、消费、贸易和政策等多维度冲击着全球价值链分工[1]，导致实体经济领域全球生产网络的严重破坏，甚至出现逆全球化现象[2]。在此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灾害面前，我国制造业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严重挑战。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不仅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环节，也是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提升经济韧性的必然选择，更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顶层设计

我国制造业要持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尤其需要以创新驱动为动力，做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顶层设计。

（一）总体构想

第一，制造业高端攀升需要立足产业发展实践。驱动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要遵循“高端有突破、中端有保障、低端有规模”的总体思路。价值链攀升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应充分利用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优势，在充分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寻求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二，制造业高端攀升需要转变发展模式。我国制造业不能走低成本传统路子，而需要塑造中国制造的强大品牌，通过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密集投入，实现制造业质量提升的全新发展模式。因此，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及大国工匠精神，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攀升和附加值提升。

第三，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这些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抓住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带来的战略机遇[3]。因此，新时代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仍需紧密嵌入甚至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在全球价值链演进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更高水平的价值链治理能力。尤其是在全球创新链条下，时刻融入创新逻辑、创新方向、创新技术、创新话语体系，在创新范式存在演变的关键时刻，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在开放中构筑新型比较优势。

（二）基本原则

第一，統一性与差异性相结合。一方面，要考察创新能力提升、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的共性领域，提出具有普适性、统一性的政策，提高政策透明度与可预期性，发挥政策“定海神针”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还需要充分考察企业、产业和地区的差异性，从而在共性的基础之上形成具有一定梯队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政策体系。

第二，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政策需要兼顾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一方面，需要根据全球价值链攀升亟须破解的重大领域和专题，在短期内提出具有较大激励作用的支持政策。例如，在推动互联网、智能制造、5G等战略性新兴领域，需要短期内予以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还需要根据创新驱动的客观规律，出台具有长期性的驱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政策体系。

第三，政策激励与政策退出相结合。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需认清政策激励与政策退出的有效衔接，需要深入考察政策激励的政策效果。当政策激励的目标完成时，激励性质的政策需要逐步退出，转而面向创新环境提供为主。所以，需要考察政策退出的临界点问题，形成适度的政策激励作用。

第四，企业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驱动中的主导地位，尽量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问题，并且形成驱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有效机制。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能动性，发挥政府在创新环境维护、有效市场保护等领域的引导作用，形成企业主导与政府引导充分契合、协同演进的良好局面。

（三）策略空间

第一，从单一注重技术创新向综合考察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创新能力提升既要包括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还要包括组织创新能力提升和制度创新能力提升，只有全方位的系统创新才能最终保障驱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只有在正确认识创新含义的基础上去探索复合创新能力提升问题，提出多种维度的精准建议，清晰解决问题的着力点和发力点，才能从多维层面提出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政策建议。

第二，从普惠性的创新政策向综合考虑地区、产业、企业发展差异性的精准政策转变。驱动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需要立足不同产业、企业的实践，根据不同产业创新能力的差异，不同规模和所有制企业创新能力的现有水平，做到“高要成、低也就”。要立足中国创新能力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兼顾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发挥好国有企业、大企业、细分市场的中小微龙头企业的带动示范效应。

第三，从分离的企业、政府创新政策向融合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统一政策转变。创新能力提升要通过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合力共同实现。在产品市场上，消费者期望得到价格低、品质好、个性化的商品，这决定了我国制造业的目标定位。通过技术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极致产品，或者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进而降低产品价格。政府则需要为企业扫清制度障碍，为企业全方位创新提供良性的制度环境，将创新活动的主动权交还给企业，做好制度护航，推动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

二、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陷阱规避

我国制造业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将会面临多重陷阱：一是关键环节被卡而出现断链风险，二是全球解链而出现掉链风险，三是路径依赖而出现锁链风险。由此，我们可以通过精准政策介入规避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可能陷阱，推动制造业行稳致远。

（一）关键环节防断链

“防断链”的主要方向是国内价值链，即防止国内价值链因非经济因素而在关键环节被卡脖子，由此导致某些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断裂。因此，“防断链”成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最为急迫的任务[4]。例如，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直接导致华为手机芯片制造领域出现断裂。华为虽然拥有先进的芯片设计能力，但并不具备高端芯片的生产能力，其核心在于芯片制造环节缺少了高精度的光刻机，導致了高端手机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使得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华为企业在智能手机销售的全球链中丧失一定份额。

从产业安全的视角看，防止国内价值链断裂也是双循环格局下保持国内产业安全、促进内需的重要基础保障。我国拥有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与配套能力，是构成我国制造业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但需要提防在关键领域出现断链的被动局面。总之，防止断链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对外而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充分利用宝贵的“未脱钩期”，加强在全球创新链条上的攀升，不能让全球价值链可能存在的解链关系影响到创新链条的连接[5]。对内而言，仍然需要补上基础研发的功课，断链的关键环节往往具有共性，是处于底层的共性技术，这就要求以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创新要素的集聚发展，加快对掣肘严重的领域进行重点攻关。从现阶段政策发力点看，需要加快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装备、特殊材料等领域的研发力量，以新型举国体制重点突破关键环节;对于小众市场的卡脖子技术和零部件，以及处于缝隙市场的核心零部件，还需要以合适的市场化机制弥补“隐形冠军”企业研发投入的外部性，推动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化升级为丰富的工业生态。

（二）现有位置防掉链

“防掉链”的主要方向是全球价值链，即防止我国制造业掉出全球价值链，能够时刻融入GVC的中高端。防止掉链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防止从现有的全球价值链掉落，二是防止从新兴的全球价值链掉队。已有的全球价值链是二战后由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形成的。从现阶段的发展来看，高技术密集环节分布在发达国家，而低技术密集的环节更多分布于劳动资源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需要防止我国制造业从已有的GVC中掉落，做好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等各项工作，用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赢得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微观支撑。当然，也需要同步做好国内价值链，推动“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价值链的行稳致远[6]。

防止从新兴的全球价值链掉队则需要紧跟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步伐，把握技术演化脉络，踩准新兴产业发展的步子，在技术范式实现变迁、新兴产业演化生成中紧跟全球价值链。例如，汽车产业经历了百余年的演化发展，以发动机为核心的汽车工业不断完善，美国、德国、日本的汽车品牌及极致的生产工艺已经造就了高度自动化的汽车产业，此时融入全球价值链只能够从中低端开始，并且很难向高端的设计与品牌环节延伸。但是，随着汽车产业从发动机为核心向以电池组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转变，实现了汽车产业技术范式的颠覆，此时正是防止掉链并向中高端延伸的重要契机。例如，蔚来汽车并不是由汽车制造巨头创立的，而是由李斌、刘强东、李想、腾讯、高瓴资本、顺为资本等顶尖互联网企业家和资本市场共同推动创立的，其核心理念并不是从制造端的精益生产入手，而是从“为用户体验创造愉悦的生活方式”着眼，强调的是极致的用户体验。

（三）低端环节防锁链

“防锁链”的核心在于防止被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全球价值链也存在温柔的陷阱，制造业企业从低端介入全球价值链之后，获得参与全球生产、构成全球产业链一环的机会，融入GVC的低端环节和低附加值位置。但是，也正是从一开始就嵌入到低端环节，导致向中高端攀升时必然面临巨大困难与在位者阻力，进而在全球价值链既定位置上产生路径依赖，并被锁定在低端环节。从动态发展的视角看，对于小国而言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对于一个超大规模市场而言，并不能始终锁定在低端环节，更不能陷入低水平重复的陷阱。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防止发达国家在关键环节的围追堵截而导致卡脖子局面，从而导致长期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

防止锁链需要警惕的核心问题是离开舒适区，时刻做好系统创新工作，在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时，就需要有向中高端攀升的愿景。当然，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并不是说价值链的攀升一定是做“头部企业”，更多的表现形式其实是“隐形冠军”。企业需要抛开创新是“高大上”的科研人员专职工作的认识偏差，通过“干中学”所形成的独特技术诀窍成为创新驱动的重要形式，构成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例如，在飞机制造领域之中，风洞试验是不同机型飞机各项飞行参数获得的重要途径，其背后的本质就是大量模拟飞行试验所获得的海量数据与技术参数，成为保证飞机安全性、稳定性的重要基础。又如，仅有45名员工的日本小微企业哈德洛克工业株式会社，它所生产的永不松动螺母在世界号称第一，获得广泛应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速铁路铁轨所使用的螺母都是这家公司所生产。同时，该企业还公布了所生产的永不松动螺母的制造原理与图纸。但是，没有企业能够复制生产，这就是长期“干中学”所累积的技术诀窍，并不是企业能够在短期内轻松掌握。技术诀窍的掌握需要企业有非凡的定力，不为快钱所吸引，能够本本分分地从事主营业务，能够持续在某一个细小的环节集中创新资源，形成独特优势。并且，庞大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市场能够为企业的创新买单，即使是再细分的领域，若是做到独一无二与无可替代，也有庞大的需求市场，形成制造业缝隙市场的“隐形冠军”，进而成为全球价值链不可或缺的一环，获得丰厚的价值增值。

三、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演进

立足我国创新能力的比较优势和劣势，根据不同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差异，兼顾未来制造业发展趋势，构建“缺失环节促补链”“高端环节促延链”“重点产业促强链”“优势领域促引链”“新兴领域促创链”等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

（一）缺失环节促补链

“补链”的重点在于通过创新驱动，补上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断点环节，在遇到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国内大循环。

从短期来看，促补链的关键在于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由于关键共性技术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所以单个制造业企业不仅研发投入能力不足，同时还因为“搭便车”而导致激励不足。所以，政府需要主导多种层次的研发合作与交流，避免低水平的创新资源投入与低水平的创新成果重复，进一步加强与国内技术创新较为发达地区之间的技术合作與交流，推动一批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技术联合攻关，实现创新资源、创新人才、创新平台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建共享。以重大科研项目为载体加强合作交流，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积极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外包的形式开展技术合作与交流。同时，需要合理确定技术研发与技术引进之间的距离和比例，遵循“自创为主，引创结合”的基本原则，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

从长期来看，促补链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由于自主创新是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命线，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所以“以我为主”的自主研发成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在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之中，推动自主创新是解决技术掣肘的根本法宝[7]。正如华为公司面临以美国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封锁、技术封锁和合作商封锁的恶劣局面，在企业赖以生存的“芯片”“操作系统”面临卡脖子的局面时，启动了备胎转正计划，自主研发的芯片、操作系统反而获得蓬勃发展的先机。华为居安思危，推动自主创新是其在关键时候拥有一定全球价值链话语权的关键。那么，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并没有过多的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该如何推动自主创新呢？推动在某一细分领域获得绝对优势地位，形成缝隙市场之王与“隐形冠军”企业是重要的途径。中小企业的创新并不需要撒胡椒面式的铺开，而是在自有的某个细分领域、某一个独特的环节集中创新资源，形成独特的创新优势。具体而言，企业应该从发展战略高度认识自主研究的重要性，从发展路径上摆脱资源依赖的低水平发展陷阱，未雨绸缪，形成关键技术自主掌握、自主研发更替演进的创新动态优化机制。

（二）高端环节促延链

“延链”的重点在于创新驱动产业链条的延伸，加强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基础能力和平台建设，提升产业链基础能力，促进产业链的配套与延伸，培育“链主”企业，引领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的发展。

第一，通过协同发展延链。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并不是某一家企业竞争力的竞争，而是整条链条的协同竞争。因此，要积极推动创新链条、产业链条和价值链条的协同演化，夯实驱动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创新基础和产业基础。创新并不是灵光乍现的过程，而是基于已有发展基础的创造过程。创新链条也是环环相扣的过程，需要从制造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出发，促进小微创新、模块化创新的涌现。在此基础上，仍然需要注重技术范式的变革，实时引导布局重大基础性创新，形成浑然一体的创新体系;需要高度重视制造业演变的新趋势，尤其是虚拟集聚、制造生态的积极变化，推动以产业集群发展、产业带发展带动产业链的协同共促和共同提升。由此，加强不同地区科技资源、创新要素的协同发展，最大限度激发各方创新积极性，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

第二，通过管理创新延链。一是推动企业管理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企业需要高度重视管理创新的隐形功效，所以企业管理创新的核心在于提升企业的资源组织协调能力，在更为合意的框架内进行资源的优化组织，发挥资源的配置效率。例如，伴随着大数据的运用，企业管理创新可能推动组织数字化建设、智慧化发展。首先，管理创新在于不断革新企业的生产方式，提升企业生产潜力，使得资源能够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最前沿从事生产。其次，管理创新还需要引入敢为人先的竞争意识，在竞争中促提升、在竞争中谋发展。为此，还需要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企业管理创新跟随技术创新步伐。再次，加强柔性组织建设，使得企业组织形态适应技术与市场变革的需要。二是推动企业模式创新蓬勃发展。企业模式创新在信息化、数字化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在数字经济时代，任何一种传统的商业模式都有可能被更新。在新经济时代，随着数据从沟通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参与生产的价值创造功能转变，数据驱动生产、定制化服务成为变革传统经济的重要基础，并且这一发展趋势成为各行各业的普遍规律。所以，企业层面需要高度融合新经济技术变革与发展趋势，推动企业模式创新，尤其是信息化、智能化对模式变革的重要影响，使得企业需要充分结合信息、智能、大数据等因素进行模式变革与模式创新。

（三）重点产业促强链

“强链”的重点在于重点产业，通过创新驱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协同合作，加强区域价值链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协同发展，打造强健的产业生态。

第一，国内价值链强筋健骨。政府需要明晰技术研发联合体各个主体在技术创新中的定位，形成有利于“政产学研用”多方合作、有效合作、高效合作的可持续运行机制，保障各类主体的投资、研发、运营积极性，成立形式多样、机制灵活、运营规范的创新组织，切实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共生体系。优化布局重大科技创新基地，以产业链条完善技术创新链条，有效利用和整合省级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公共研发服务平台等科研资源，根据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与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完善技术创新基地的建设与布局。强化创新基地在基础研发领域的带头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基地的开放共享协同发展，实现创新基地的共建共享，服务于更多的科研项目、科研机构与科研人才。定期发布技术创新指导目录，将符合指导目录的企业创新纳入企业创新数据库予以管理，并且作为创新激励、财税奖励、补助减免的重要依据。加强重点产业领域技术预测，每年度推出一次重点产业技术创新白皮书，对当前技术创新的现状、前沿、理论与实践进行综合追踪评价。发挥骨干企业在创新能力提升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加快建立骨干企业技术创新数据库并实施动态周期管理，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中信息、资源和平台的优势基础，对技术创新与改造、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研发联合体等项目给予优先支持与跟踪管理。

第二，锻造强大的区域价值链。推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现代化，加强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优化与东盟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和区域生产型工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在合作中扩大利益实现共赢[8]。加快与日方合作，加速与韩国自贸区谈判，加强化工、机械设备、计算机电子、汽车、运输设备、电力机械等密集型产业链的创新，强化密集型行业产业链的创新融合，优先发展半导体产业，逐步对美国实施进口替代，在区域创新链条的薄弱环节积极创新，充分利用中国的“巨型市场”完善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用日本和韩国在发展创新链上的研发能力和优势，共同构建更高层次的区域价值链和创新链。加强中日韩区域创新链的整合。中国在生产和数字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和发动机有技术优势，韩国的半导体和相关产业有充分发展，应加强国内企业与三星、三菱、索尼、丰田等日韩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协调优化因素，重点抓好航空航天、光学成像、医疗器械等创新链薄弱环节，推动和支持企业实施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促进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创新链转化。

（四）优势领域促引链

“引链”的关键在于引导全球价值链的走向，能够在具有优势的产业和环节之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逐步形成“以我为主、合作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引导全球价值链主要有两个途径，分别是通过优势产业引链和通过龙头企业引链。

第一，优势产业引链。我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尤其在具有网络效应的领域能够进一步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效能，通过庞大的国内市场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例如，我国在具有网络效应的高铁、电网、通信等领域已经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9]，未来这些优势产业的发展，存在两种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方向，分别是更多底层技术之中中国方案的运用，以及国际标准之中中国标准的采用。一是底层技术之中中国方案的运用。我国的高铁、电网、通信等优势产业之所以能够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更多表现为底层技术上中国元素的广泛采用，这样的好处就是：能够时刻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方向，能够为GVC的演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占据GVC高端环节与高附加值领域;完善相对丰富的产业技术生态，能够形成围绕核心技术和核心技术链条的技术生态，引进产业生态之中的其他企业参与研发，构筑起联系紧密的技术生态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底层技术。二是国际标准之中中国标准的采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体现为技术的竞争，而技术竞争又体现为技术标准的竞争，当优势产业的核心技术能够成为国际标准之时，就能在引领全球价值链演化发展过程中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对于半导体产业而言，很多基础性的软件开发、版型设计之所以很困难，除了技术水平、基础材料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瓶颈是标准争夺问题。先发国家在这些产业上摸索了几十年，已经构筑起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技术标准与专利制度，后发国家很难绕开这些专利，从而降低了技术原创的热情。因此，对于具有优势的产业，更需要把握先发机遇，能够让中国标准被更多国家和地区采用，逐步让中国标准成为区域标准乃至国际标准[10]。多方对接融入标准制定机构，实施“重点竞争型”国际标准竞争策略，使国际标准更多反映中国技术要求。

第二，龙头企业引链。龙头企业是引导全球价值链走向的主导者，也是创新驱动的推动者。强化重点龙头企业参与并主导相关产业国际标准制定，以标准、规则确保我国重点领域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各自领域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可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的领域。一是底层的技术与逻辑仍然有较大比例来自国外企业，核心环节仍然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需要加大原始创新力度，补好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课程。阿里巴巴重点推动“达摩院”项目，就是推动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的良好开端。二是在引导全球价值链方面仍需要继续发力。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更多表现为国内价值链，在国际平台的话语权有待提升，有效规避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风险，实现兼容并包的发展模式。当然，龙头企业引导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仍然需要注重“反垄断”的问题。龙头企业引导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的事情，还需要做好整个产业生态，能够营造业态丰富、以协同合作为基础的产业生态系统，防止出现低水平竞争和非良性竞争问题。

（五）新兴领域促创链

从现阶段发展实际看，“促创链”的核心点有两个：一是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现在军工、航空航天、通信、测绘等特定领域实现突破，形成全新的全球价值链;二是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兴领域。例如，数字经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等，充分发挥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优势创造全新的全球价值链。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创链。我国的行政治理模式具有高效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政府行为有很大的弹性空间，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2019年，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这种体制的实质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在国家科技发展领域的重新协调。主要包括：在顶层设计上，极端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运作方式上，以企业为主、产业引领，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融合创新;在激励机制上，注重以科研规律为内核的科技管理体制创新。因此，新型举国体制在带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已发挥了巨大威力。比如，北斗工程已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下政治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效应。尤其是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重大技术、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中，需要举国体制的运作并形成竞争优势，这样才能够在重要技术突破、重要技术范式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以市场需求与实践应用为导向，以产业体系的自有优势与发展特色为前提，抓紧储备一批能够形成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技术集群，使得我国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进程中充分掌握技术主动权与政策工具池。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精细制造，加快掌握核心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制造技術，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

第二，新兴领域创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催生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等全新领域和产业形态，这些领域较少受到已有产业的影响，尚未形成固定的技术范式，也没有形成完善的专利护城河，能够为后发国家带来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带来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显著提升[11]。具体而言，在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领域，政府要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做好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实验测试、专利申请、人才培养等工作，重点突破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核心元器件等领域的掣肘，避免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同时也需要做好产业化发展，做好技术发展更好地转化为产业、服务于人类需求，形成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与高技术环节的需求基础。建立开放式的协同创新环境，完善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领域的配套服务、内容服务，形成紧密连接的共生体系。在数字经济领域，极为关键的一环是着力突破关键数字技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聚优势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着力突破一批从“0”到“1”的关键数字技术，实现“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零件国产替代，在关键领域的核心解决思路与技术标准中提供中国方案。从短期来看，我国既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链，不断向创新链条的高端领域和高附加值环节演进，又需要积极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案，保障在极端情况下能够维持数字经济领域的硬件生产和软件服务。从长期来看，我国要着重培育数字技术生态，加快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推动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核心企业联合攻关，在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展开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合作，并根据国内科研资源分布特征，优化数字技术研发力量的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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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 Avoidance and Path Evolu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wards the Middle and High 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Yang Huixin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Shandong，China）

Abstract： Moving towards the middle and high 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not only a necessary link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but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anti risk ability and enhance the economic toughness. It is also the economic basis for practic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oving towards the global value chain needs to do a good job in toplevel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overall concept，basic principles and strategic space. It needs to avoid the three traps of chain breaking prevention in key links，chain falling prevention in existing positions and chain breaking prevention in low-end links. At the same time，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oving towards the middle and high-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cludes missing links promote the supply chain，high-end links promote the extension chain，key industries promote the strength chain， advantageous fields promote the introduction chain，and emerging fields promote the innovation chain.

Key words： manufacturing;global value chain;trap avoidance;path evolution

責任编辑：邓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