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变化

刘大先

摘要：“后文学”指向“语境-文本”融合的生态场域，其浑沌状态无法被单维度认知视角所把握，创作/生产者、传播/营销者、接受/消费者都无法置身其外地将其对象化，观察/研究者只能拥抱变化，参与性地介入其中，成为“语境-文本”的组成部分，才可能进行认识和理解，并对其做出有限的判断。重塑“新人文”的起点，不是形而上的理论玄思，而应该蕴藏在实践与实践中的思考里。这既是文学的生产，也是批评的生产。

关键词：后文学;新人文;语境-文本;参与性实践

一

2021年国庆假期，我和李宏伟、刘汀、季亚娅相约去宋庄，顺便参加“铜座时刻——霍香结书画篆刻暨长篇《铜座全集》新书发布会”。这个活动当然不乏诗人、编辑和作家，但参加的多是艺术家、策展人和摄影师，算是一个雅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书发布会。而《铜座全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很难用现行文体对其进行分类，尽管它的简版《地方性知识》曾经于十年前以“小说前沿”的面目出现。《铜座全集》采用了拟人类学、历史与地方志、语言学分析及诗歌唱词的形式，在细部有着确定无疑的知识性内容，总体上却完全出于虚构，是我认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后文学”文本。它以“小说”的名目出版却也并不违和，只是证明了文学内涵与外延的包容和流变。霍香结这样的作者从未获得过体制内的“作家”命名，也无法简单用某种单一身份进行框定，毋宁说他是在不同文艺形式之间游走，这种游走可能意味着所谓的“跨界”的说法并不成立——对于一个具体的创作者而言，本无所谓“界”，所有的行为及作品都是其生活的完整构成。

我在《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一书中便试图描述文本、语境和认知的变化——当我们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活动时，那么直接的描述是关键性的，间接的想象则是辅助性的。《诗经·小雅》有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礼记·学记》又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读了陈琰姣和刘月悦两位学者对拙作的评论及引申的议论，心中充满感激，并且也从中学习到很多有益的见解。借此机会，我也正好可以梳理一下该书写作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问题和观点，进而结合自身经验讨论一下参与性实践作为文学（批评）生产的方式。

陈琰娇《“后文学”时代网络文艺的辩证批评——兼评〈从后文学到新人文〉》准确地指出我试图通过批评案例的“策展”，给读者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当下文化，二是如何介入当下文化，前者指向话语场的生成与变化，后者则指向批评路径的建构与拓展。她以网络文艺现象与批评为例，探讨如何以“辩证批评”打破既有批评的认识论僵局，从而直面无法为既定话语所涵括的文本、现象和事件。陈琰娇认为“重要的显然并不是‘后文学’与‘新人文’的概念，而是由‘后-’和‘新-’所引出的新技术时代的文学何为、文学批评何为的重重疑问”，“在今天面对一个文化现象/文本时，只有深入了解其对于受众的‘肯定性’，才能最终完成‘否定性’批判”，这无疑具有振聋发聩之功，让曾经一度被我们隐约感觉到的“批判理论”与当下现实之间的脱节问题浮出水面。“‘批评’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它到底是一种‘经验’还是一种‘方法’？就个人经验的独特性而言，自然没有不新的批评。但对‘新人文’而言，所期许的或许应当是新的‘方法’。无论是转换视角，还是重新提问，都是期许在辩证中追寻批评的有效性，也只有有效的批评才能迎来真正的‘新人文’，思考真正的‘不可思议’之事。”

刘月悦《“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他律”法则——从〈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的消费主义论述谈起》一文针对我较少着墨的弥散性的消费主义，选取了郭敬明、安妮宝贝和冯唐几个个案，观察消费主义与文学互动的不同方式，进而询问“在资本与文学事实上交融共生的当下，文学未来的可能性在哪里？它与资本的关系，是不是只有寄生与依附这一种可能？”，进而提出某种超越于既定文学场域和话语模式的文学生产——“是否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文学，它们拒绝进入那种简单判定‘场内’和‘场外’的生产循环，而可以在‘场内’和‘场外’两个过程中都独立显形，其面貌又高度统一？”这无疑是一种对于范式转型的期待。

两位学者一侧重由新兴网络文艺进入对批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一侧重由文学现象与生产入手思量对文学场域的重新认知，实际上共同指向了文学研究范式与话语转型的期许。这可能是大家在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中对于文学及批评未来的共识。现实永远流动不已，多元并生成为一种文学常态，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再可能有那种自信——建立某种普适性方法与理论框架，而将纷繁变迁的经验與现象包揽进去——那不过是一种削足适履和认知上的诞妄，尤其是当先验的理念论土崩瓦解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无法确信自己所操持的是某种方法论，还是仅仅是应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方式。这是哲学向“理论”的退却，更是“理论”进一步向“方法”的收缩。

简而言之，所谓的“碎片化”现实与“碎片化”的思维方式不过是一体两面，只是就事论事对“碎片化”进行描述与“批判”并不能产生有效的认知，首先得接受语境本身。至于“立法”和“阐释”则需要建立在充分描述与理解的基础之上，或者，更大可能是，拒绝立法、反对阐释才是未来取向——以不确定性回应不确定性，形成一种浑沌美学。这也正是“文学”作为知情意合一的活动的意义所在，它是理性诡计的天然解毒剂，也是纯粹本能的有效约束带。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它无法界定的生长性才是其活力和魅力所在。

基于这种认识，我有必要对《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的写作做一个简单的交代，这倒不是自我阐释，而是描述自身在困惑中探索的方式：从观察的现象入手，对其进行上溯与外展的描述，进而分析其产生与呈现如此形态与风貌的原因，及其所携带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显然，我们只能从现象入手，从中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这才能让我们的批评立基于现实而不是建筑在话语之上。

二

如果要进行概括，那么《从后文学到新人文》诸章节聚焦于如下几点：1、赛博格日常：多重延展与叠加的世界，涉及现实与关于现实的认识;2、情动社会：情感劳工、总体性与碎片化，涉及劳动、消费与感知方式;3、后青春时代：激情、历史、革命、启蒙的宏大叙事崩解，观念下沉、代际转换，涉及时间感和历史体验;4、生活方式：身体、记忆与观念的加速与刻意的放慢，涉及面对“传统”与遗产的态度;5、后真相：超验与经验、感悟与体察，涉及肉体经验与精神经验;6、城市化与乡愁：挽歌、记忆与乡村振兴，涉及空间改造与文化生产;7、何为中国：多样性与一体性，涉及到多元主义与权威主义;8、如何构造自我：感觉、情感、理性与宗教，涉及个体的存在状态。

这些“问题”基于现象而来，未必处于同一逻辑层面，很多时候它们纠缠融汇在一起，共同构成我们时代文学与文化的“语境-文本”。我并不意图建构一个统摄性的框架将它们置入某种逻辑秩序之中，而是尊重世界本身的混沌，这种混杂性无法被单一的理性所把握，而所謂“批评”的意义正在于突破现成的话语体系和制度。

这个变化了的“语境-文本”，如果用文学的“外部”与“内部”这样的方式进行描述，那么其外部无疑是头部政治的涣散，生命政治与精神政治的汇流与加强，保守主义回归，流动、风险和加速的特征让契约社会与身份社会并存。这是一种“过去未去，未来已来”的过渡状态——也许过渡状态才是永恒状态，而资本、市场与消费景观则成为日用而不知的存在，信息狂潮汹涌而至的同时也在营造信息茧房，各种原本看似边界分明的文化杂糅与融合成为基本特征。就内部而言，作者权威形象的消逝，作品中心位置的丧失，传播渠道的权重增加，受众反馈的意义提升，则让18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学观念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架构、体制与话语系统濒于失效。

内与外、道与器、本质与现象之间如果说曾经一度被人为割裂，如今也融化在一起难分难解，主体性与审美自律的“纯文学”重回芜杂斑驳的“大文学”状态，或者说“泛文学”也即融合的文艺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进而反馈并投射到整体生态上。最为突出的是文学的功能向古老传统的回归。在孔子那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结合了个体与社会、实用与超越的多重形象。后来其效用逐渐聚集于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本末之论，“文”是道之焕、质之饰、礼之盛。尽管不乏特定时代发生的“文学自觉”，但历史地看，文学并无内外之分。只有在现代性的“分化”之后，文学才独立为某种以审美为核心的自足领域，从而产生了边界与内部。当填平鸿沟、跨越疆界的趋势已然发生，文学的功能与形态就又趋向多样性，形式创造与美学发明的审美探索只是其中的一项。如果要细化，那么意识形态主旋律的宣传教育，传播与引导的普及提高，熏陶与提振的陶冶净化，观察、反思与批判的文化认知，创意产业与消费的娱乐休闲都无分轩轾地涌向前台。

折射到当代文学的范式流变之上，则是革命话语、启蒙话语、市场话语与科技话语的并存。文学批评的方法与理论也有一个中心转移的过程：以生产-创作为中心的作者论、作品论和文艺社会学一度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主导性模式，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对接受维度的关注，诸如读者反应、接受美学、阐释学等的译介和应用，二十世纪末伴随市场经济的兴起，聚焦流通-传播-消费的媒介论、文化研究之类方法与理论打破了作者、读者与文本的核心，而衍生出“语境-文本”的总体观照。尤其是新世纪之后科技话语的兴起，显出一种改写文学史的可能——不仅是当下的科幻、科普和科技理念的创作拓展了题材与文类的空间，更具有由科技话语回溯重新发明出一种路径与“传统”的潜能。

但我们也不能纯然做理念类型式的推导与演绎，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有其区别于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文艺”的生产方式和美学诉求，它依托体制性机构的设置，让个体化创作与集体化的组织、修改、出版与传播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独有的文学风貌。虽然既有的纯文学方式也许不可避免地走向小众化和分众化，但社会主义文艺自身也在做适应性调适。从中国作家协会及各级下属机构对网络文学的重视、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成立，可以观察到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它们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一道，依然占据了主流的文艺生产与传播渠道。

以网络文学为例，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于2021年10月9日到11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一个由政府指导主办，联合作家、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的活动（指导单位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单位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共北京市委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市文联、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参加的企业包括北京出版集团、五洲传播传媒、阅文集团、点众科技、晋江文学等）。我正好主持“走出去”论坛，其背景是随着互联网翻译平台的发展和海量网络文学作品的积累与传播，围绕网络文学出海而开展的相关业务和服务已形成新的行业热潮。根据《2020网络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网文市场的海外规模已达到4.6亿元，海外用户超过7000万人，这一数字还将持续增长。针对达到数亿的海外网文市场规模和千万量级的海外网文用户，网络文学出海呈现出翻译规模扩大、原创全球开花、IP协同出海的局面。网络文学在海外市场的发展，对于从主导性意识形态、文化企业到写作者与研究者个体而言都是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由此，“传扬中国好故事，探索出海文化新模式”的主题其实融合了对外传播、文化产业和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含义。

“语境-文本”的当代生态，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当代”有着清醒的认知。“当代”不仅仅是客观的物理时间或者主观的心理时间的概念，也是历史叙述中按照特定历史观进行的分期，那种历史叙述中一定包含着特定的政治观念——在关于“当代文学”的界定中尤为如此。在这二者之外，“当代”还有第三层的涵义，即它同时表明了某种身在其中的人的感觉结构、思想情感和现实态度，也即，它是一种意向性的结构与行动。同时，创作/生产者、传播/营销者、接受/消费者都无法自外于“语境-文本”，因而不可能超然地将其对象化，这也需要研究者摆脱个人化的美学洁癖与道德洁癖——他（她）只能参与性地介入其中，成为“语境-文本”的组成部分，才可能对其进行认识和理解，以及做出有限的判断，如同一只两栖动物，到水中感知水的深度与温度，在岸上观测水的势头与流向。

三

基于“语境-文本”的融合性，“传统”纸媒文本的写作只是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的实践途径之一，它必然要与发表平台与渠道的惯性相适应，而文学及其批评还有别的多种可能性和方式。我想就《从后文学到新人文》出版之后自己的几次亲历实践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是我们时代习见的纸媒出版、评论之外的文学生活。这就类似于项飙说的那种“把自己作为方法”，主体与客体浑然不分，自我中包含着他者。

这些实践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采风。由官方文艺机构、宣传部门或地方企业联合邀请作家到某地进行有主题的采风活动，是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一种特有方式。这种继承久远过去传统的写作在当代呈现出明确的宣传与实用意图，在意识形态到推广营销的双重层面展开。这会导致很多参加者不会视之为“严肃写作”，而往往在过程中走马观花、在写作中敷衍塞责，从而也就败坏了采风的形象和实际效果。其中有作家本身的态度问题，也受限于采风地方的种种条件（比如时间短、集体活动难以深入到个体层面、地方宣传部门刻意要呈现的内容等等），我们很容易对其进行批评与否定，并且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以为它一无是处。但批评与否定却无法改变现状，更不能解释如果这种活动毫无益处与意义（或者说，它在社会主义早期文艺中是有效的，如今则劳而无功），那么为什么还会层出不穷。

2020年10月，我参加了福建安溪县主办的“小康路上茶乡美”第八届“名家看安溪”的采风活动，走访了感德茶师傅技艺传承创新中心、石门村玉湖殿、龙通村、云中山老固茶叶基地、两个茶叶专业合作社、茶王公祠、琦泰茶庄园等地。11月，参加了河南省文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著名作家看河南“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采访创作活动，走访了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和泌阳县、确山县、汝南县、遂平县等地。2021年3月，又参加了知名作家看长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主题创作活动，走访了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水湖、下塘、杨庙、造甲、义井等乡镇。

这些活动似乎是体制内作家的常态之一，对于我而言则是随机与主动选择的结果——接到主办方的邀请充满偶然性，而我会对收到的邀请根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兴趣进行选择。虽然这几次采风较之在各地举办的类似活动并无特别之处，却是观察中国官方文学活动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好机会，更重要的是，主旨明确而进入实地的活动提供了书本和其他间接经验所没有的现场感，对于“脱贫攻坚”后的中国乡村、镇、县等基层能产生切身的体会，而这种体会与常见的关于中国城乡的书写与表述可能大相径庭。具体的感受，我已经陆续在《人民文学》《百花洲》等杂志发表，兹不赘述。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文学生产无法轻易地以知识精英的傲慢进行褊狭的无视乃至摒弃。

二是脱口秀与短视频拍摄。脱口秀近年流行起来，它与选秀、游戏、婚姻速配、竞技等综艺有所不同，也区别于访谈、对话、演讲或者曲艺等语言类节目，尽管因为某档脱口秀节目的爆火，而导致脱口秀越来越倾向于以逗乐观众为主要目标，但“讲段子”本身就是一种叙述能力与语言技巧的展示，可以宽泛地将其视为一种“碎片化”的口头文学，就如同民间文学中的“恰克恰”与笑话之类的体裁。短视频则以其方便、快捷，让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呈指数级增长，成为一种几乎超过其他一切表现形式、最常为大众接受的媒介文艺形态。

2021年4月，我参加了上海市作家协会、腾讯新闻合办的“2021世界读书日·文学脱口秀大赛”。“腾讯新闻”的王姝蕲策划了这个活动，参加者有北京大学的丛治辰、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平、中国作协的李壮、《人民文学》的梁豪，上海、广西的出版社编辑、大学学生等，《收获》主编程永新和作家梁鸿作为点评嘉宾，听众则是网上报名的文艺青年，基本上覆盖文学创作、出版、评论和消费等各个层面。参加者事先准备稿子，到现场的说基本上就是表演。我参加这个活动是想观察新媒体如何介入文学，或者文学——而不是“网络文学”——如何尝试以新形式进入新媒体。此前“腾讯·大家”约请作家写专栏可以说是比较传统的写作换了发表平台;“谷雨工作室”侧重非虚构，颇有深度调查稿的意味;“网络文学”自不待言，其各种文类、写作、传播与分红方式、以及受众的反馈都有别于“传统文学”。这些不同的尝试，深度融合于资本、科技和意识形态管控的网络之中，但在我看来，“后文学”的表现形式可能要超出文字表述本身，成为影音图文的综合性文类，脱口秀视频无疑是其中的一种。

7月的时候，为了践行体验的初衷，我接受王姝蕲的邀请，成为其短视频栏目“知识官计划”的一员，即自选题材自撰文案，平台协助拍摄剪辑，自主发布。我用一个下午录制了10期，每周发布一期，选题则是讨论电影（我曾试图选择讲文学，但被否定了，因为栏目策划预期不会有流量），用两个月时间发布完，同时也发布了5个即兴聊天视频。我感兴趣的是从后台收集的用户数据：哪些人在看我发布的视频，他们处于什么样的教育水平，观看的时间段、接收的终端是什么，分布的地域和年龄段是怎样的。其结果非常有趣，就是我发布的视频最高播放量是九十多万，低的才四、五万，而这跟平台分配推送的流量密切相关，相较而言，普通用户发布的视频播放量非常少，这与抖音和快手的生态很相似。具体的分析过于复杂，此处不再展开，总体的感受是网络平台几乎完全掌控了曝光量，而大众极易被操控，如果以流量为准，那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几乎不可能。这个实验直观显示了渠道下沉是大众媒介时代的总体趋势。相应可以发现，在各种艺术领域数据库叙事都几乎已经成为基本语法，尤以游戏这种“第九艺术”为最，并且向电影蔓延（典型如Netflix电影和近期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失控玩家》）。从因果性向相关性的位移，以及出于流量追逐而做的叙事迎合，必然会带来从思维方式到情感与精神状态的全面转变。如果认识不到“语境-文本”的融合并将其作为批判的前提，那么简单的否定注定是无效的。

三是行走纪实。2021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我接受邀请参加“海南日记”的行走与撰写。这是由海南省青年少年事业发展中心、海南省博物馆、新海南客户端主办的文旅采风与考古纪实活动，承办方是南海网和《南国都市报》。具体的形式是作家每日按照计划中的路线走访采风点，当天晚上记下不限形式和体裁的日记，记者随行跟拍，第二天日记由纸媒和新媒体平台刊登，拍摄的视频同样发布在新媒体上。

我的第一季行程总共行走了二十天，具体的行程包括海南省博物馆——海口市秀英区的三卿村、典读村——澄迈县的罗驿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镇大保村的明代水会所考古遗址——儋州洋浦与峨蔓镇灵返村、盐丁村的千年古盐田、南丰镇陶江村与海雅村的客家围屋、中和镇老街、桄榔庵、东坡井与东坡书院、宁济庙、关帝庙——白沙黎族自治县的文化馆、黎锦传习所、五里路有机茶园——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的棋子湾、昌城村峻灵明王庙与新城村治平寺碑——东方市江边乡的黎族白查村——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黎安镇、新村镇的史前考古遗址——琼海市博鳌镇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侨乡留客村蔡家宅——定安县文笔峰道教文化旅游区、龙门镇石塘溪火山冷泉、龙湖镇高林村张岳崧故居——海口市骑楼老街、荣堂古村、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同行的作家先是叶兆言，后十天换上徐则臣，最后阶段要离开的时候是周大新和树才，接续上第二季。

这可以视为一种升级版的采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全媒体沉浸式的。我每天大约写2500字左右的日记，以专栏的形式连载，最终形成了大约5万字的篇幅，结成一本小书出版。显然，马不停蹄急匆匆的行走、记录和议论，不一定会带来深刻的洞见，但那种鲜活的经验和情感是当下即得的。我们时代的作家们往往在经验过剩的同时经验匮乏，这种吊诡来自于“经验”的二手性，即很多经验来自于间接与虚拟而缺乏身体的亲历性，经验、情感的具身性反而更多体现为沉溺在间接与虚拟情境之中，它们固然是“新人文”的题中应有之義，但是身体依然是最初的根基。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述介这些参与性的文学生活，是因为它们可以让我们在媒介融合时代对“传统的”文字文学已经更多地成为内容提供者的事实有切身体会，以此引发关于笼罩一切的市场、资本与权力的认知与反思，进而不得不将科技与时代人文的命题提到面前。由现象生发出来的问题，比如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传统的转化、改造与创新，消费主义与产业化……诸如此类，也将敦促相关的理论思考。这既是文学的创造，也是批评的生产。重塑新人文主义的起点，不是形而上的理论玄思，而应该蕴藏在实践与实践中的思考里。途中歧路丛生，并没有现成的地图，也不必祈望条条道路通罗马，因为唯一的目的地也许并不存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BZW188）

责任编辑：赵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