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态度娃娃》看“他者”与现代社会

2022-02-19 20:19李文元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22年1期
关键词:拉康他者社会性

李文元

内容摘要:《态度娃娃》是日本导演山口直哉于2017年拍摄制作的微电影。影片讲述了生活在日本现代社会的主人公艾丽在受到自身经历、他人、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下逐渐丢失自我的过程。影片不仅塑造了自我丢失者的形象,还刻画了“快餐文化”带来的畸形的审美环境和价值观导向,具有很高的社会性意义。本文运用拉康关于“他者”和“主体异化”理论对影片进行解读,通过剖析在艾丽主体异化过程中出现的多个“他者”,揭示其在主体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象征界语言介体,现实镜像,以及无意识中的理性本能,并探索由此引申的社会性意义。

关键词:《态度娃娃》 拉康 他者 主体异化 社会性

《态度娃娃》是日本导演山口直哉在2017年拍摄制作的微电影,并于同年斩获日本“Fabulous Four”最优秀奖、观众评审奖。《态度娃娃》描述了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主人公艾丽,从一个开朗活泼的小女孩逐渐转变为戴着“笑脸面具”、无法以真实自我示人的异化主体。艾丽从小就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她相信笑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一天,笑容突然变成了面具附着在艾丽脸上。她痛苦不堪试图反抗,打破面具,可面具背后只有黑暗,空无一物。

拉康认为人在面对自己的镜像时不仅产生了“理想自我(ideal-ego)”也产生了“自我理想(ego-ideal)”,前者是产生于自己对镜像的自恋性认同,后者来自于“他者”的凝视作用,即对象征界他者所指引的那个自我的认同趋向[1]34。艾丽“理想自我”的扭曲和对“自我理想”的一味认同,导致了其自我的迷失,在多个“他者”的凝视中见证了自我的毁灭。影片同时是对当前“快餐文化”现象和扭曲的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反思。在拉康的理论框架透视下,本文从影片中出现的多个“他者”为视角,按照发生作用的顺序分别阐述他们与主體(艾丽)之间的复杂作用,以及与艾丽最终自我走失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他者:象征界的语言介体

星探作为成熟的社会个体是社会符号秩序的代表人,是艾丽自我的发展中最突出的“他者”,促使艾丽完成了从想象界向象征界的跨越。

首先,艾丽是从何时进入想象界的?拉康认为主体会对自己的镜像产生自恋倾向,意图对自身形象的外在镜像进行占有[2]14。但任何对镜像的认同都是一种误认。当心爱的小鱼死亡时,艾丽选择了面带微笑地原谅男孩,小男孩回以感谢。这就是艾丽心中第一次镜像的产生。这个镜像就是时刻面带微笑,宽容大度的无私形象。“自我与镜中影像的关系由此构成‘想象界’的范围,人类正是从作为想象界开端的镜中自我开始进入社会中的‘我’。[3]24”这个镜像是在小他者的凝视中,遵照他者所给定的预期而构建的。之后越来越多肯定的评价使得艾丽对这一虚幻的镜像的认同越发强化,甚至将镜像等同于“自我”。

星探代表“父法”,通过打开艾丽的二元矛盾情绪,在艾丽的象征界注册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星探断定艾丽的独特笑容必然使她大火,显然,星探熟知社会的符号秩序,对整个社会的审美和价值取向有着非常清楚的认知和判断。因此,星探所扮演的角色的就是社会象征秩序的语言介体。他在艾丽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扮演“父亲之法(the Law of Father)”,并试图将主体注册到象征秩序中去。处于想象秩序中的主体只与“母亲”保持一种稳定的联系。当“父亲”介入时,主体和母亲之间早期的“二元”关系就会发展成一个由孩子和“父母”双方组成的三角[4]134。在星探出现之前,艾丽显然已经被困在反抗面具和认同面具的矛盾二元情绪中,这里的二元结构是早期主体与“小他者”(即以小男孩为代表的艾丽身边不断赞同她“保持笑容”的人)建立起来的。星探代表着社会象征秩序通过肯定艾丽的“面具”,使她对面具所代表的虚假的自我产生认同感。在星探所象征的社会符号秩序影响下,艾丽开始被这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所牵引,进而冲破了二元矛盾情结,接受了“父法”的存在和权威性。在这个阶段,主体对“父亲”的认同会空前加强[5]267。在星探所代表的社会符号秩序影响下,艾丽开始被这种从未有过的力量所牵引,进而冲破了二元矛盾情结,接受了“父法”的存在和权威性。艾丽面具背后的自我形象逐渐被抹杀,这也是艾丽走出想象界的标志。

总的来说,这一从想象界向象征界的跨越,标志着艾丽本我的丢失和伪自我(即面具自我)的建立,换言之,这是艾丽在“他者”凝视下自我理想(ego-ideal)被巩固和彻底确立的过程。从社会层面来看,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在类似的经历主体意识撕裂的过程。这是被动而不可逆的,直接导致了想象界阶段镜像自我的崩塌,并在这基础上将主体注册进象征界,从而获取独立的社会身份和语言。这在心理发展的层面是任何个体所必经的,然而从个体自身的内部发展来看,是主体发生异化的悲剧。

二.他者与现实镜像

拉康的镜像阶段概念描述了人类心理发展的一个典型阶段,婴儿对镜子中自己的形象作出反应,表达喜悦并试图与之接触的发展时期。这样的镜像对主体产生极大的误导,使他们坚信镜像即真实的自我。影片中对这一概念有两处书写,一是艾丽家中的等身镜,二是艾丽的粉丝。

影片中艾丽两次站在镜子,观察自己的镜像。影片对此有两处描写。面具是她扭曲的自我的外在化显示,代表了她一直以来总是尝试克制自己、取悦他人的情结。主体在每一次照镜子的过程中,随着镜像一次又一次的产生,都会无意识地强化虚假的镜像在意识中的印记,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把镜像中的反射当成自我的倾向。这是一种“婴儿与自己在镜中看似协调完整、但实际上却并不成熟的自己的身体建立起一种欲望关系。[3]26”同时,虚假的镜像也会以一种无法察觉的方式使主体认为这就是自我,从而排除主体意识中镜像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区别。因此,艾丽照镜子的行为帮助强化了面具自我,使她陷入更深的虚假意识之中。

随着艾丽一夜爆红,追随者越来越多。她们与艾丽“一模一样”,对于艾丽来说是千万个现实镜像,对她的“面具自我”进行反映,这极大地强化了艾丽的主体意识与“面具自我”的同化,加快了主体异化的进程。反观这些狂热粉丝,不假思索地模仿艾丽的形象,也对粉丝们的自我意识造成了反噬。开始出现和艾丽一样带着微笑面具的人,这意味着他们的真实自我也已经开始迷失,形成了与艾丽一样的扭曲的、僵化的伪自我。这也体现在当艾丽打破面具发出呼吁时,粉丝并未对这此感到震撼和反思,反而继续对艾丽的新形象进行新一轮的追捧和模仿。此时艾丽自己也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无数粉丝将自我投射在艾丽身上,并通过艾丽这面镜子对自己所进行的反映来定义自我。

影片从这一角度揭示了当今社会“无脑追捧”的跟风和崇拜现象。当今的网络世界已然被“快餐文化”主导,海量的信息让人来不及思考,巨量的推送足以致盲每一个人的自主判断能力,主体很容易无意识地将某个崇拜的个体当作自己的镜像予以认同,进而效仿其穿搭举止、乃至为人处世的方式,将他人的自我和价值观复制在自己的主体意识之上,最终导致自我意识的走失。正如片中艾丽的粉丝对艾丽的机械效仿正反噬着其自身的自我意识,以致于影片的最后,即使艾丽打破了面具,发出了回归自我的呼吁,粉丝仍然毫无惊醒之意,继续无意识地效仿下去。

三.痛苦与无谓的抗争:大他者的理性呼唤

“大写的他者,只是由语言和言说话语构成的象征性的他者……意识到的被认同为主体,意识不到的由是成为自己更隐秘的无意识。于是,无意识不是什么生发于本我的原欲,而是大写他者的隐性力量。[7]2”在拉康这里,大写的他者是无意识以一种隐性的力量对主体的牵引作用。

影片中对艾丽养的小鱼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前后照应。在本片开头,小男孩不经意间打碎了艾丽的鱼缸,鱼死寂地横在地上,空洞的眼神似乎在凝视着艾丽。而此时的艾丽依然克制着悲伤,保持微笑接受了小男孩的道歉,这一切仿佛都被死掉的鱼看在眼里。艾丽随后将鱼埋葬,泪水掉在了埋葬死去小鱼的土堆上,这时鱼的凝视依然没有停止。鱼的死亡对艾丽的意识是巨大的冲击,激发了无意识深处的心理模式,对艾丽心中的“死亡原型”进行了填充。同时,来自鱼的凝视使艾丽对自己的伪自我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是出于愧疚感,和对自我的重新审视。

鱼的再一次出现是在影片靠后的部分。在艾丽上台演出之前,鱼以一种幽灵般的虚像出现在艾丽面前,使艾丽坚定了打破面具的决心。演出前一晚,艾丽面对镜子陷入了沉思,内心对“面具自我”的强烈反感使得埋藏已久的“鱼的情结”上升,从无意识进入自觉意识,为主体所感知。于是在上台表演前,鱼的具象出现在艾丽眼前。于是,她决定通过破坏面具来重新找回自我。可后来面具尽管被打破了,里面却空无一物,表明她原来的自我被压抑了太久已经被抹除了。在象征秩序的同化作用下,“面具自我”(伪自我)彻底占据了主体地位。鱼的形象中蕴含着艾丽儿时原本自我的反映,以及那个自我渴望占据主体的欲望。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艾丽本我的抵抗精神。在大他者的凝视下,艾丽打破了面具,意图夺回面具自我所占据的主体性,但透过面具的缺口却什么也看不见,丝毫没有本我的痕迹——艾丽的真实自我已经消失,或已经彻底异化为“面具自我”,而不能与面具区分开了。

由此可见,艾丽在异化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无意识中的“大他者”牵引着艾丽进行了持续性的抵抗,但最终由于异化的必然性和“他者”凝视的强大压制力量共同作用下以失败告终,主体与伪自我完成了最终同化,艾丽彻底沦为了被伪自我所占据的空洞个体。显然,大他者在个人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他者是底线和准绳,在迷茫无助时探照出强烈的光芒,如果个体的自我能够及时觉察并遵循大他者指引的方向,个体自我的完整性尚能够保全。然而,“艾丽”式的迷茫和不坚决是个体最大的阻碍。

主体靠着他者的存在而确立,主体从诞生伊始就从未获得语言上的主导权,终日说着他者的话语,“因为主体本身就是‘他者’制造的假象。[9]24”微电影《态度娃娃》讲述的就是主人公艾丽的自我异化过程,而参与这一过程的“他者”身份较为复杂:艾丽身边的人,星探,和艾丽的粉丝。他们均在不同时期,以各自的特有方式对艾丽进行影响:艾丽身边的人在艾丽儿童时期对艾丽所进行的“赞美”,强行建立了艾丽按他人意愿所形成的伪自我,标志着艾丽进入想象界二元结构;随后星探的出场,打破了艾丽先前的二元结构,转而构建为俄狄浦斯三角结构,以象征性语言的强大力量将艾丽拉出想象界,注册进入象征界,伪自我逐渐稳定;最后,艾丽的粉丝,不假思索地效仿艾丽,将自身化作现实镜像,不断对艾丽进行反射,间接强迫着艾丽的伪自我不断固化。

宏观来看,影片的重要性意义还在于其对主体异化现象的社会性书写,并非单纯聚焦于艾丽的个人心理变化,而是反复地以社会的象征秩序为描写对象,间接反映社会环境对主体意识的强大扭力。观看者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阴暗的主调和让人难以喘不过氣的压迫感,进而对艾丽的遭遇产生共鸣和反思。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必然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被周围环境强行改写自我意识的悲剧,或多或少地承受着这一被动的自我分裂状态所引发的痛苦。“因为自我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所以人必须从外在世界去寻找自己。[10]52”从这个角度来说,自我意识漂流的痛苦是社会性的,是在“他者”的凝视中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艾丽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难找到自己的影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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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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