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受戒》的意义解读

程炳武

内容摘要：汪曾祺是以短篇小说《受戒》而名声大震的。《受戒》承续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诗化传统，表达了人们对一种久违的和谐、纯净境界的理想诉求。可惜小说没有进行现代性意义的转换，表现了其小说理想实现的脆弱。

关键词：《受戒》 和谐 脆弱 意义

20世纪四十年代，汪曾祺就出版过小说集《邂逅集》。但他真正引起反响的却是1980年发表的小说《受戒》。此后，他一发不可收，又发表了《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八千岁》等一系列故乡怀旧作品，那种纯净隽永、生趣盎然的和谐风俗画描写使人耳目一新。

汪曾祺在现代文学时期就发表作品，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时期成就名声，可说是“大器晚成”。但这种“晚成”主要是小说艺术风格上的别具一格与文学史认可，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理想则是现代性意义的欠缺。我们有必要分析小说《受戒》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原因和它在文學史上的意义。

一.和谐境界的理想诉求

20世纪中国文学历来有政治化传统，因为自“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主题，这是当时政治腐败、民族危亡背景下，中国作家的必然选择。这无可厚非，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当这样做。正如学者指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和时代政治的共同建构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1]这种紧密地建构联系，使得自现代以来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较多的融进政治性因素而造成文学创作上的单一化和模式化。文学是多样性的想象空间，单一化和模式化使得文学失去了其许多本真含义。这种单一化和模式化创作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中达到了一定规模，也产生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三十年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普遍被认同的小说模式就是“革命+恋爱”。再如“十七年文学”（1949-1966）和“文革文学”（1966-1976）时期，文学表达特别是小说呈现的似乎也还是“革命+恋爱”的模式。

如果20世纪中国文学都是这样一统化的话，那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将是异常贫乏与单调的。事实并非如此。文学史自有这一脉，自鲁迅开始，经废名、沈从文、萧红到新时期的汪曾祺、何立伟等，他们作品的风俗画描写、人物人性的纯净淳朴与和谐，给人无限美的享受。

但新时期的汪曾祺又和废名、沈从文等不一样。以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比较，大家知道，沈从文在文学史上位置是文学史家们事后“追认”的结果。而汪曾祺的《受戒》一发表就引起了很大反响。虽然它当时发表是“需要胆量”的，是费了一番周折的，但经慧眼编辑的推介，立刻在文艺界、读者中引起强烈震动。小说主人公明海和小英子身上所体现的善良的人性、美好的人情得到评论者和读者的由衷地赞赏和发自心底的喜爱，人们惊喜于这种别具一格的，散文化、诗化的小说结构。《受戒》发表在1980年《北京文学》第十期上。在1980年《北京文学》第十二期和同年《文艺报》第十二期，张同吾、唐挚都及时写文章作了击节叫好式的评价。[2]这并不是事后“追认”的结果。

二者何以不一样？还是政治、社会氛围不同的结果。沈从文创作《边城》的20世纪三十年代是血雨腥风的年代，它需要的是“战斗的文学”，那时《边城》田园牧歌式风格不大可能受到广泛推崇。而1980年，虽说是中国“新时期”甫始，但终究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春天。人们久已压抑的阅读风格多样化作品的心理诉求开始萌芽。而这种萌芽在国家政策许可下得到保护和培植。《受戒》的出现就是改变了人们久已形成的单一阅读习惯。这种阅读习惯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传统的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的阅读，另一层面就是前面谈到的传统的政治性小说模式的阅读。两个层面阅读习惯和思维的改变使得新时期的汪曾祺不需“追认”就引起文坛震动。《受戒》的淡化情节，注重情绪、深入民间，“堪称新时期的报春新花”。[3]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境界人们普遍向往，后来的“汪曾祺热”、不少青年作家作品的“汪味”是不足为奇的。

《受戒》结尾题有“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样的文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梦”。作个有趣的假设，假设这部作品四十三年前（即1937年）做“梦”时就写下来的话，肯定没有四十三年后写明智。原因是，如果把这个“梦”看成是汪曾祺的“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的话，那么对初恋的实时记述很容易呈现出“冲昏了头脑而失去理智”的缺陷，小说的美感就会大大减弱;如果把这个梦看成是汪曾祺实实在在的“文学梦”的话，那么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梦的实现是艰难曲折的，因为他的老师沈从文1934年发表《边城》需要事后“追认”，学生发表类似风格的作品，作品的命运大概不会好到哪里。随遇而安的汪曾祺辍笔四十多年后写这个“梦”，他适时抓住了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时机。他不但没有忘记这个“梦”，而且没有忘记从前辈、老师身上继承中国现代小说的一脉传统——即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诗化倾向。这种散文化、诗化倾向的小说淡化情节结构，注重情绪氛围，讲究语言的纯净自然与随意，寓真善美于琐碎的事件描写之中，化平淡为和谐。汪曾祺承续中国现代小说的这一传统，《受戒》为新时期小说进行了一次成功尝试。他为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受戒》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汪曾祺咀嚼“四十三年前”的温馨旧梦，显然是渗透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认识。经过“十年文革”的非人时代，作家显然对那种淳朴和谐的人际关系图景充满了无限向往。汪曾祺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4]在这里，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没有清规戒律，这里的人们都是互帮互助、率真而为、自然健康。《受戒》分明是实现了作家对这种纯净和谐理想图景的呼唤和追求。明海和小英子是作家对此理想图景追求的集中体现。明海的聪慧，小英子的天真无邪，两人完全是随性结合，是超功利的理想恋爱模式。《受戒》表达了人们对这种久违理想的心理诉求。

不光是《受戒》，汪曾祺的《异秉》当年在《雨花》杂志上发表，也经历过困难，当时就有人认为，如果发表这样的小说，那以后就“没有小说可发了”。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当时固有阅读思维和审美模式的强大，以致怀疑汪曾祺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存在的合理与合法。但是这一强大的阅读思维和审美模式毕竟失去了或说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政治政策的支持，新时期倡导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汪曾祺《受戒》等一系列作品引起文坛震动，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位置，这不单是文学史丰富的体现，也是国家政策因素指导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效果的体现。

二.脆弱的实现可能

汪曾祺的这种承续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诗化传统，一方面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纯净优美和谐的风俗画，另一方面却也透出了纯净优美风俗画背后，小说理想的脆弱。

《受戒》用抒情、诗意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小和尚与农村小姑娘的恋爱故事。作家有意识的将这种纯真、纯净的爱情引入诗的境界。他们之间的恋爱纯净剔透，没有任何杂质掺入。恋爱过程是纯粹的返璞归真。特别是小说结尾处，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写得神妙无比，如诗如画。小英子问明海“我给你做老婆，要不要？”明海“嗯”;小英子“什么叫嗯，要不要？”明海大声说“要”，小英子叫“小声点”，明海就悄声说“要”。接着是一幅优美的楚楚动人的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描绘。这是无数评论者、读者倾心《受戒》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纯净剔透和谐画面背后却透出理想的不真与脆弱。作者用一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目光来回顾四十多年前的温馨旧梦，虽然浸润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超脱认识，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但这种不掺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呼唤和追求起来就异常脆弱和无力。现代文明一旦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就会无孔不入。爱情领域不可避免的让它们肆无忌惮的闯入。这是现实的必然，不是人们想要剔除就剔除得了的。爱情美好，但爱情必须面对现实。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没有明显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背景，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一切都那么完美，可这是我们不大可能企及的理想。汪曾祺笔下的文化、人物显然并不是在“文化之初、儒学之前或儒学影响的边缘地方”，因为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暗合传统的真善美，体现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天堂失去便不可返回”。用剔除任何现实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纯净画面来表达对自然、健康、美好人性的礼赞是不必苛责的，但是追求起来就不真、就异常脆弱了。因为他没有提供一种现实实现的可能性。和尚吃肉，谈恋爱，娶老婆，在外面拈花惹草，在小说虚构中可以，一旦进入有两千多年的正统的中国文化就绝对不能这样光明正大，率真而为。《受戒》写这些事，作者欣赏、礼赞有加，小说中可以这样欣赏、礼赞，问题是这种欣赏、礼赞怎么能代替人们对能够实现的美好和谐人性图景的呼唤和追求？

汪曾祺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它强调要“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体现儒家“仁爱”而不必“克己复礼”，在人物无力反抗黑暗现实时，人物往往又体现老庄的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哲学意念。他欣赏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纯净人生境界。这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但这种不掺任何外界因素的桃花源型的境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性路上会脆弱得停滞不前。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往往合乎自然人性、人情却不合道理、法则。这在现实生活面前追求起来因得不到有理有法支撑而无力继续向前。我们认为，健全的思想接受方式应该是道理和情感上两方面的融会贯通，是理性与感性两因素的交融配合，这样才不至于出现接受上的偏差。呼唤追求的可能性几近不可能，那这一幅幅纯净优美和谐的风俗画就只能满足一下人们的想象诉求。但在甫才开始的80年代，能够满足人们对纯净和諧图景的想象诉求，这本身也是非常可贵的努力，汪曾祺取得了成功。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相信汪曾祺描绘的确是当地当时的一种民间实情，那这种图景呼唤就有了实现的可能。但这同时就更可怕了，和尚一边杀着猪，一边庄严的念着“往生咒”，一边谈恋爱，一边烧疤受戒，这种庄严的宗教“做戏”场景能够给文化宗教信仰的人什么启示？用学者王彬彬的话说，就是感到“强烈的滑稽”。[5]小说中，宗教（当和尚）是一种“吃饭”的职业，这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宗教信仰的人都不能认同。小说中“荸荠庵”是个冠冕堂皇的“正经”场所，“正经”地方做着滑稽事，那这“正经”不过是在“做戏”。“做戏”之风一旦呼唤，那纯净和谐会被践踏了。

三.选择与对策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忘记对多样化创作方法的尝试，都不能忘记对理想境界的呼唤与追求。汪曾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就在于他给我们提供了久违的散文化、诗化倾向的小说表达所带来的纯净健康的和谐人性图景。尽管《受戒》所提供的人性图景带来了实现上的脆弱与麻烦，但是它出现在新时期文学刚刚开始的80年代，是非常可贵的，它体现了汪曾祺对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传承和赓续。后来的不少作家继承了这种创作方式和思想追求，如何立伟等。汪曾祺的《受戒》在甫才开始的新时期别具一格的表现方式和思想追求奠定了其在文学史的应有位置。后来者，毫无疑问要继续这种追求和表达，但是必须要有所转化和创新，要进行现代性意义上的思索，要有现实实现的参照。就是说作品给我们的感觉，不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应更多的是理想追求的冲动与实现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追求和谐生活，但这种和谐生活局面正式在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中获取的。矛盾和冲突的解决需要的是民主和法治。汪曾祺用“浪漫主义”手法书写人们“生存和生活形态”、书写“风俗民情”、书写“人际关系”[6]，但他有意或无意规避了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使得他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令人无限向往却可望不可即。《受戒》对这种令人无限向往却不可即的和谐生活境界的描绘给今天追求和谐生活的我们的启示是，我们欣赏它，但需要脚踏实地奋斗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何平.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逻辑起点和阶段史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18（05）：39-46+273-274.

[2]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216-218.

[3]陆建华.汪曾祺“四十三年的一个梦”——兼谈《受戒》的价值和意义[J.扬子江评论，2019（02）：84.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八[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60.

[5]王彬彬.王彬彬专栏：“姑妄言之”之一——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J].小说评论，2003（02）：17-20.

[6]石兴泽.汪曾祺论[J].文艺争鸣，2007（04）：117-122.

（作者单位：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