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伯家的苔丝》中机器与身体的对抗关系

周利均

内容摘要：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拉开了整个世界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帷幕。《德伯家的苔丝》中工业文明与身体之间产生了一种对抗关系，身体在这一对抗中居于劣势。与此同时，操控机器的男性与女性身体之间也存在着另一种对抗，女性面临着机器与男性的“双重压迫”。本文将运用身体理论并结合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工业发展状况，解读维塞克斯的机器意象以及机器与身体的对抗关系，从而揭示哈代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现代社会的悲观情绪。

关键词：《德伯家的苔丝》 英国工业革命 身体 机器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二十世纪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世界文坛上也占据着一席重要位置。卡尔·韦伯高度评价哈代，认为他是“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德伯家的苔丝》（以下简称《苔丝》）是哈代“维塞克斯”系列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自出版后，深受广大英国读者的欢迎，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美国、欧洲大陆、俄国和亚洲广泛发行，得到列夫·托尔斯泰热情的赞扬。

《苔丝》出版于1891年，时值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发展的如火如荼。“19世纪中叶，往昔那种田园般的风情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忙绿的世界。乡村建起来灰暗的厂房，城镇竖起了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的轰响，高炉前喷发出铁水的光亮。”[1]220工业革命把机器带进了生活和生产领域，深深的将机器烙印在了身体之上。而哈代显然也注意到了“机器入侵”这一问题，在《苔丝》中即有诸多机器与身体之间的对抗描写。

《苔丝》中关于工业的描写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夏尔斯[2]（Linda M.Shires）运用异化理论。布梅拉[3]（Penny Boumelha）立足于生态女性。而国内学者大多则是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当作苔丝悲剧的原因加以分析。例如，崔玉娥，王桂环[4]，陈延潼[5]。而张祎贞，李碧芳[6]则着眼于女性身体，认为女性身体是男性的欲望客体。

纵观以上研究，身体与机器的关系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因而，本文将从三个问题出发，探讨《苔丝》中身体与机器的关系：第一，小说中的身体喻体为何脱离传统，充斥着大量的机器意象？第二，以苔丝为代表的传统农民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如何被规训、被压迫？第三，为何男性身体总是掌握着机器的枢纽，而苔丝等女性则位于次要地位？

一.身体意象与机器属性

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发展的如火如荼，工业革命不仅占领了城市，而且也在逐步入侵乡村。维塞克斯本应是一个“雏菊丛生”“绿意葱茏”的自然乡村，然而，在这其中却充斥着“不和谐”的现代机器意象。

自然母亲的身体不再充满诗意，而是冰冷的机器。维塞克斯的落日，已失去斑斓的色彩，变为“天空中一个硕大的炼铁的熔炉”[7]153，又或是“河水里反射出的日光，就像熔化了的金属似的”[7]168。土地，也不再是柔软且能孕育生命的沃土，而是“脚踩在地面上，就好像敲在铁板上一样，咯噔咯噔的直响。”[7]275树木也“像是铁丝一样”[7]306，无论是土地还是树木，都被喻为钢铁的某一种形态。

然而，动物的身体也同样难逃厄运。驻足在水边的鹭鸶，被比喻为“一个个用机械装置转动的木偶。”[7]111奶场里被安排在两个柱子之间的奶牛，“就好像一个圆环被拴在两根木桩上，中间有个东西像钟摆一样地来回摆动”[7]121。无论是飞禽还是走兽都被视为机器。

与此同时，人的也被赋予机器属性。克莱尔的泪水是“熔化了的铅液”[7]230摇篮里的婴儿则仿佛是“织布机的梭子一样，从这边抛向那边”。[7]12婴儿被比喻成梭子，不再是“活生生的肉体”。并且，当克莱尔形容苔丝的头发时，不是“海藻般的黑发”，而是“那一束束的头发，就像船上的锚链一样”[7]229。“身体形象从来都是社会性的，我们的身体形象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总是与他人的形象相伴。”[8]29然而在这里，与人类身体比较的不是人类的身体，而是工业社会里的机械，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英国工业发展的盛况。

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六十年代，至19世纪中叶，英国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首先，“熔炉”、“铁板”、“铁丝”的比喻是英国是冶铁业蓬勃发展的象征。煤与铁是英国工业化的两大标志，最终铸造成一个钢铁的世界，奠定了英国在全世界称霸的基础。其次，将动物的身体比作钟表也是工业革命的“奇观”之一。再次，人类身体的机器比喻也来自于纺织业、造船业等的发展。织布机的普遍存在使苔丝不由自主地将婴儿比喻为梭子。而“锚链”则象征着是造船业以及贸易的发达。“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顶峰……，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1]269

维塞克斯乡村的自然风光、动物、以及人类的身体被赋予机器意象，机器以“王者”的姿态占据着这片土地。工业文明下身体早已被打上机器的烙印。

二.工业文明社会的身体规训

苔丝父亲死后，由于地租到期，苔絲一大家人只能搬离马勒村。“只见饭锅挂在车轴上来回地晃荡，德北夫人跟孩子高坐在车上，德北太太担心钟上的机器被震坏掉，便在膝上抱着钟壳的上部……”[7]318，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不在乎吃饭的炊具，为何却保护着一个“毫无用处”的钟表？

答案不言而喻。因为钟表已成为当时英国人民生活出行的必备机械之一。让·鲍德里亚说“对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身体的理想是机器人。机器人是作为劳动力的身体得以‘功能’解放的圆满模式，是绝对的、无性别的理性外推。”[8]53为了能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模式，机器开始对身体进行“规训”。拉·梅特利（La Mettrie）认为人的身体是具有“驯顺性”的，即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其目的是“使人体在变得有用时更加顺从，或者因顺从变得更加有用”[9]138。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下“活生生的肉体”变得无关紧要，只有“机器人”是“有用的”，才能创造利润。因而，将人类身体改造、规训成“机器”就变得至关重要。那么以苔丝为代表的传统农民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如何被规训、被压迫？

资本主义生产通过机器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9]137来对人类身体等“生产机器”进行控制。而钟表则是其中的重要机器之一，钟表的日益精密与普及侧面反映了工业生产的需要。如苔丝所言“那时候一个针的时钟就能把一天的时间指示出来。”[7]16换言之，在工业革命还未侵入乡村时，人们对时间的把握并没有那么精确。而现在，由于工业社会极其讲求效率，对时间的精确度有了更高的要求。人的身体被钟表、时刻表等代表时间的机器所安排、规训，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工业社会生产。为了牛奶赶上每天的最后一班火车，苔丝和其他挤奶工每天必须准时挤奶，凌晨三点以后就要开始工作。如果没有时钟，人们就无法跟上工业社会的节奏，这就难怪德北太太紧紧地抱住时钟。

由此，在工业社会里身体失去了自己的“时刻表”，不得不恪守社会的“标准时间”。正如福柯所言，“社会，它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对身体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9]17

与此同时，身体也遭受着机器的直接压迫，机器以绝对优势对抗着身体的力量。它们之间的“对抗”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过程忽视人和动物的身体意志和感知力，将人或动物的身体无区别的等同于机器。然而，人或动物的身体不是“机器”，这个生命，是有知觉、有感情、有意志的。这体现在奶场主对挤奶工的要求上。他规定工人们不得根据自己意愿来挑选奶牛，遇到哪一头便挤哪一头，并且让工人们不断彼此交换挤奶，以此打破挤奶工以及奶牛之间的默契。因为，如果不打破“爱憎好恶”的习惯，一旦奶牛喜欢的挤奶工不在奶场，便无法顺利挤奶，导致利润受损。“人首先是身体的存在，捍卫个人尊严，实现个人价值的程度往往表现为社会给予居于个体的身体多大的自由空间。”[10]4显然，以奶场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给与动物或人的身体自由空间，他将身体视为赢利的“机器”，而身体意志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

其次，身体无法跟上以蒸汽等为动力的机器工作的速度与强度，迫使身体跟上机器的“节奏”导致了身体的损害。脱谷机是机器迫害身体的证据之一。“那家伙（脱谷机）只要一转动，女工们的肌肉和神经便会紧张起来，默默无语地承受着它提出的苛刻要求，常人很难坚持下去。”[7]285并且，“脱谷机的嗡嗡声直接透到所有人的骨髓深处，”[7]286可见，机器的持续转动以及噪声对人的身体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可是活生生的肉体面对这样的机器毫无“还手之力”，只得默默承受。“机器终于停止了旋转，苔丝离开自己的位置。因为机器震动得太剧烈，她的两个膝盖已经被机器震得哆哆嗦嗦的，甚至连路也走不了。”[7]287机器与身体的对抗，成为机器单方面对身体的“碾压”、迫害。

在这个工业文明的世界里，身体被机器束缚。而哈代借克莱尔之口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理解，“原来生命的伟大和渺小，并不在于它对外界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在于它对于外界的经历和体验。”[7]132而机器恰好剥夺了人体验世界、强化生命力的可能。人不得不成为机器的傀儡，失去了本属于人的自由和独特性，变成一个又一个因为机器生产而衍生出的流水线复制品。

三.工业文明社会的性别差异

工业文明社会的机器生产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双手。但是，同样身处工业时代，男性与女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机械领域一向是以男性为主导，机械一度由男性研发、操控。“技术的男性认同和男性对技术的认同使得‘机械化的英雄时代’的强大时期得以幸存下来，西方的女性气质以及它的‘围绕着技术上的无能而组织起来的认同的特质’明显也相当保存到了现在。”[8]237女性在机器领域一直以来都受到歧视，“技术无能”一直与女性气质相关。因而，男性利用自己在机械领域的优势地位来操控机器，对女性的身体再一次施压。

苔丝与幼弟一起运送蜂箱，然而途中与邮车相撞，马倒地身亡，而由男性驾驶的邮车却丝毫无损。马的死象征着苔丝操控马车的无能，作为一个女性，她无法在深夜驾车。马车失事使苔丝愈发惧怕带有轮子的工具，“即使是最轻微的颠簸摇晃也会让她心惊胆战”[7]41。相比之下，亚利克驾着马车横冲直撞，却安然无恙，更加印证了男性在驾驭机器上的“天赋”。于是，亚利克利用苔丝的惊恐不安，威胁她“让我轻轻地吻一下你那纯洁的嘴唇，苔丝，我就能慢下来。”[7]42苔丝惧怕之下答应他无耻的要求，被迫以吻换“稳”。

即使是同时协助机器工作时，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也是不同的。男性“操控”机器，控制它们的枢纽，更加靠近机器;而女性“服务”机器，是机器运行的次要助手，位置离机器较远。“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开始，男性社会就将男女生理差别变成了社会等级的差异，男性身体被先验地设定为较高的等級，女性就被定义为第二性，女性的身体是次一级的身体”。[10]40

在农场里的切萝卜机工作时，一名男工只需摇动着切片机的把手，新切的萝卜片便源源不断的流出来，而苔丝则需要“用一把弯刀把一个个萝卜上的根须和泥弄干净，然后再把萝卜片扔进切片机中”。[7]274而那名男工“除了摇动机器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可干”。[7]274男工控制把手，控制着切萝卜的节奏，而苔丝不断“投喂”、“服务”机器。相比之下，女性的工作量更大，身体更加劳累。脱谷机的工作也是同样如此，男机械师操控着机器，高高在上，对周围的环境、人物不屑一顾。同样是协助机器工作，女性就显得低“人”一等。“女性的身体被隐喻为需要控制的混沌、萌初的自然状态，属于低级的自然范畴，而男性的身体是理性的主体，属于社会高级范畴，是比女性更加完善的人。”[10]10因而，作为“理性”的男性，对于以理性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机器等拥有更大的掌握权，从而俯视女性。

身体以最真切的感觉和最私人的体验见证现实的秩序和时代的变迁。在哈代漫长的一生中，英国的工业化在稳步增长，机器在为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却奴隶了众多的“身体”。身体的参与性被不断弱化，生命的权力意志被忽视，身体被无差别的等同于“理性机器”。但是哈代作为酒神精神的追随者[11]，“酒神的魔力使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神的藩篱消失了，一切都得以解放……酒神的颂歌使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进入忘我的状态，整个身体都表现出异常强大的象征能力……。”[12]2他认为，“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有‘驱乐’的天性，这是一种磅礴宏大的力量，它能够随意支配人的肉体，就像潮水摇荡着无助的海草一样。”[7]164但是机器控制了身体，剥夺了身体追逐快乐的天性，限制了生命“向外”生长的方向。由此，哈代对现代文明发展持悲观情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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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ires， Linda M. “The Radical Aesthetic of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ed.Dale Kra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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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汪民安.尼采与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