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刍议

袁艳秋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内江，64215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在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情感认同、涵养德性人格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指导文件，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修课覆盖面。在此背景下，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指出，要加强文化基础教育，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1]但是，受教育目标、学生特点及师资队伍等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相对滞后于普通高等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课程类型多样，既包括中国文化概论类的通论性课程，又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一领域内容的讲解，还包括对经典文献作品的品读。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课程则主要属于通论性课程，这类课程能够较为集中、系统地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个方面的知识和内容，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基本精神、发展情况及主要文化要素的认识，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觉。本文所讨论的高职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就以此类课程为研究对象。

教材是构成教学结构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教学内容的载体，其优劣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是高职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之丰富，如何依据教育宗旨，从“‘文化内容’中精选出作为‘教育内容’的核心知识，然后围绕核心知识收集、组织大量的素材”[2]，编订合宜的教材是该课程建设工作的一大难题。整体而言，教材编制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发展、个人发展、知识逻辑、心理逻辑、教学逻辑等多个方面的因素。[3]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目的，高职院校教学目标与学生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编制需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一、明确教学目的，确定教材建设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课堂，其宗旨在于立德树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前，成为人格健全的独立的人。

我国古代教育以培养人的完善人格为主要目的。但近代以来，我国逐渐走向专业化、现代化，一些问题随之凸显：由于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分化，教育的专业化受到功利主义影响，片面重视实用知识，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

针对片面强调专业教育的问题，当前的高等教育主张以通识教育的形式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识教育是高校所有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非功利性的教育，其教学内容涵盖了人类知识的主要领域(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教育目的则不直接指向学生将来的职业准备，而是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5]，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知识文化素养、基本能力及高雅情趣。20世纪90年代，立足本国国情，在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教育传统、汲取海外先进教育理念、总结我国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教育界开始强调“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主张以人为本，培养人的全面素质，直指高等教育过度“重科技，轻人文”“重专业技能，轻文化素质”的弊病。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与素质教育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道德品质的需求相契合，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作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高校公共基础课程体系。相较于普通高校，高职院校以市场职业需求为本位，课程体系更加强调专业性、职业性，文化素质类课程长期被置于实用主义的教育框架之外，缺乏关注，学生文化基础、文化素质的问题也相对明显。在高职院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高职院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师教授与学生学习活动的对象和客体。高职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制工作需要围绕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展开，服务于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结合相关政策，确定重点内容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着力完善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养”，并指出要“分学段有序推进”，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提出不同的要求。[7]《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也将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8]

不同学段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身心发展特点，因此，高职院校必须分层次组织教学，确定重点。高职院校处于学校职业教育的最后一环，在这一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培养目标、内容重点与中学阶段都有所区别。相较于中学阶段，大学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的培养，注重理解基础上的传承与创新，注重传统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衔接。同时，立足于基础知识的把握、理解能力的提升，使学生的民族情感、担当意识得到进一步深化，自觉把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理想信念。整体而言，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教育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而教育的过程则是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因此，高职院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不能被简化为历史教材的重组，需要根据这一阶段学生的知识结构、身心特点确定新的教学内容，重点突出文化精神，而非专题知识的简单罗列。

三、通专结合，突出职教特色

教材是知识信息的载体，必须反映重要、基础和典型的知识，因此，教材编制体例必须具有清晰的逻辑。目前，应用于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数量不少，普通高校的主要有张岱年的《中国文化概论》、张岂之的《中国传统文化》等，高职院校的主要有张建的《中国传统文化》、王霁的《中国传统文化》、张芹玲的《新编中国传统文化》等。总体而言，这些教材的编排体例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类型的横向编写体例；二是基于历史年代的纵向编写体例；三是以上两种体例的综合，先论流变，再述类型。这些教材虽在具体文化类型的选择、阐述的详略方面都有所不同，但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重要类型，整体知识逻辑清晰，结构清楚。然而，这些教材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文学、艺术、科技等文化类型可以作横向区分，划定模块，但各类型介绍的取舍与详略缺少明确标准。根据教学目标，结合专业特点确定选材范围，高职院校可以调整教材使其更有针对性。以上述几部面向高职院校的教材为例，相较普通高校教材，其教材内容的差别更多体现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这主要是考虑到学生知识水平、能力结构等的区别，但高职院校的职业性特征并未被充分考虑。

教育部《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指出：“公共基础课程教材要体现学科特点，突出职业教育特色。”[9]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以职业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兼顾“创造物质财富的产业需求与培育人文精神的教育需求”[10]。基于高职院校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目标，要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一方面需要在专业课程中合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另一方面需要让公共基础课程尽量向专业课程靠拢，使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协同效应，进而有效提升育人效果。

就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与职业教育结合不充分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可以开发出符合不同职业定位的传统文化子类型教材——“职业通识教材”[11]。“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中冯玉珠的《饮食文化与旅游》、赵利民的《中国古代建筑与园林》，“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中杨学富的《茶艺》等教材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属于此类。这类教材重视文化内容与专业知识的融合，但以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涉及范围又较窄，文化要素展开依然存在不足。

要兼顾专业性与通识性，高职院校可以将职业相关要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重要模块而非教材的全部，既注意将文化要素与职业特点融合，又尽量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文化知识视野，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例如，针对教育类专业，中国古代教育可以作为一个重要专题，具体内容涵盖教育小史，重要教育家及其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事迹的介绍，古代教育经典作品选录等。针对机械工程类专业，中国古代科技可以作为该课程的重要模块，将我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工艺传承的动人故事、传承不坠的工匠精神作为重点内容融入教材。

四、以学生为中心，增强教学内容的弹性

教材是教学过程中教师用来协助学生学习、达到教学目标的各种知识信息材料，因此，教材设计是为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教学服务的，必须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水平。[3]

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特点及育人要求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不可忽视的要点。但对高职学生而言，理论知识的论述相对深入和抽象，缺乏文化形态的展现，不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他们对这部分内容的接受程度。以我校学前教育专业和早期教育专业为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开设于大专一年级，共28学时，选用张建、刘荣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三版)作为教科书，同时参考张岱年的《中国文化概论》、张芹玲的《新编中国传统文化》、张亮的《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著作，结合专业特点确定课程的内容与安排。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基本精神、当代价值以及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节日、衣冠服饰等文化要素，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模块。

模块一为导论，旨在开宗明义，整体概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课程的相关要求，引导学生审视历史传统，分析当代实例，进而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传承担当。模块二聚焦立德树人，包括哲学、宗教思想及教育等内容，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强调传统中国伦理文化浸润下的现世关怀、道德追求和担当意识，并结合专业特点，融入师道、师礼加以实践。模块三涉及文学、戏曲、书法、绘画等内容，以美育为核心，强调中国美善一体的评判标准，强调道德与技艺结合，才能实现尽善尽美。模块四包括古代礼仪、传统节日、传统饮食和服饰等内容，一方面深挖内涵，探析缤纷生活元素之下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强调实践，通过模仿表演、活动展示等方式促进体验。

整体而言，模块二更偏重理论，模块四更注重物质文化内容的呈现，开展的学生实践活动也相对较多。课程结束后，对400余名学生展开问卷调查，其中对“你对本学期本门课程的哪些内容最感兴趣”这一问题，“饮食”“服饰”“节日”“礼仪”的占比位居前列，分别占比78.68%、74.15%、65.53%、63.95%；而对“你认为本学期本课程的哪些内容让你感觉到学习困难”这一问题，哲学位列第一，高达82.09%。由此可见，较为抽象的，理论性、知识性较强的内容，学生感觉学习更有难度；而实践性较强，形态具象化的内容，学生更容易接受。对“传统文化课堂的哪些元素可以吸引你”这一问题，选择“视音频资料”的学生占比高达87.52%，其次是“课堂活动的安排”占比67.12%，“合适的案例引入”占比65.75%，选择“知识量的丰富”“讲解的深入”的学生占比也不低，分别占到59.86%和49.43%。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兴趣所在，教材的内容取舍、深浅、宽窄均可以有一定的伸缩性，呈现方式也可以多样化。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推动立体化教材建设。

五、线上线下融合，推动立体化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包括文字材料、视听材料和网络材料等。不同类型的教材在可控性、表现力方面都有所不同，传递信息的能力有差别，相应的学习者的参与程度也有不同。纸质教科书在教材中占据主要地位，其易于操控，适用于班级教学，适合用于表达理论性概念，能够为师生交际提供有力的依托。但从内容呈现效果来看，纸质教材编制修订程序复杂，容量有限，灵活性不足；从内容呈现方式来看，其提供的教学信息以文字为主，图片较少且色彩单调，视觉吸引力不足。因此，纸质教科书需要呈现稳定的、核心的内容，以此满足其所对应学生的基本学习需求，同时内容需做到科学严谨、逻辑清晰，论述深入浅出，以适应学生的接受水平。此外，呈现形式也应提高趣味性，如排版图文结合、理论与案例结合，以此吸引学生注意，促进学生的理解。

“互联网+”技术的铺开为立体化教材的建设提供了非常合适的平台，也为传统教材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在传统教材上添加二维码的方式链接网络资源库，提供相对应的、形式多样的拓展资源，包括微课视频、影视资源、音乐、图片、电子书等，供不同需求的学生使用。网络资源库可以实现动态更新，与时俱进。由此，既能满足教材灵活更新的要求，又能适应不同学生群体的个性化需要。而且，依托于平台完全可以实现师生合作共建教学资源库，如分享优秀学生活动作品、征集学生关注的热点案例等，实现师生间的良性互动、互补。这样能够有效避免生搬硬套、空洞说教，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体验。由此实现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协调一致，一举多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新时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方兴未艾。教材建设需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优的过程。在当前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不仅要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与学生的具体需求深入思考，而且要在实践中反复研究论证，更好地实现去粗取精，编撰出合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