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与中学校园文化的融合

郑迎利

摘要：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好校园文化，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通过诵读、书写、讲解的方式学习经典内容、品味欣赏经典语言文字，融入到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中，使学校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文化氛围。

关键词：“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校园文化;融合

一、“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对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

21世纪的今天，新技术革命促进我国社会迅猛发展，人才的质量和水平成了决定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因素。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初中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合中华经典文化，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普及，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现在的初中生已是00后，网络的普及，使这些孩子更早的接触网络文化，有关调查研究显示，现在的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包括关注QQ、微信、微博，喜欢动漫、网络游戏，热衷追星，他们他们张扬个性，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很难甄别哪些事物对他们有益，哪些事物对他们有害。纽约大学的教授尼尔·波兹曼在他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中阐述了，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使得各种媒介将不同年龄群体的界限模糊了，成人的色情和暴力日渐转换成为一种大众娱乐，对包括中学生在内的青少年产生了不良影响[1]。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极易让青年学生在将来的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因素日益渗入初中校园，导致一部分初中生学习上没有目标，生活上不求上進，没有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意志薄弱，竞争意识不够，整天沉迷网络，荒废学习，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生活。

中学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相关活动，可以将学生的课余生活规划起来，组织起来，用一些激励性的、竞争性的、趣味性的活动，比如举办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演唱比赛、书法比赛等，来吸引中学生的注意力，现在的中学生不仅多才多艺，而且有很强烈的表现欲，只要引导得当，他们的潜力是无穷的。学生参与进来了，中华经典文化就会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这样做一方面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起来了，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浓厚，极大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让孩子了解并传承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在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实施策略

推广“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让中华经典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学校是一种充满精神感召力的学习型和发展型的文化组织;学校必须是有助于（人）成长的教育组织[2]。

推广“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首先让中华经典体现在学校的硬件文化建设中。硬件文化包括学校的建筑风格、“文化长廊”、教室和教师办公室的外墙文化布置、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内墙布置、黑板报等等。我国传统经典文化和艺术在世界上文化史上都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有些古诗文意境优美，有些故事广为传颂，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中，我们可以设定特定的主题，鼓励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经典内容进行图画式的阐释，让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和联想，描绘出自己所感受的作品意境并张贴在校园内与大家分享。同时，中华经典中有很多名言警句，名人故事，也可做成标语、图画等张贴在校园内，体现为一种直观性的文化，为校园环境增色不少，还有助于中学生们培养良好的情趣和高尚的节操。此外，“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促进了传统文化在校园的传播，让青少年学子们领略到中国古典诗词中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并以其优美的意境美化现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陶冶他们的情操，净化现代中学校园生活。

推广“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其次，让中华经典体现在学校的软件文化建设中。真正的文化建设应该是在价值传承中超越，是一种渐进式的理解与认同，而非革命式的推倒重来[3]。“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有助于提升师生们的素质，让整个校园环境变井然有序，广大师生对中华经典具有普遍的文化认同感。学校可以通过开设中华经典相关校本课程、组织师生编写中华经典相关教材，同时，学校也可以组织相关的活动竞赛，使中华经典在校园中的传播学习蔚然成风。中华经典，特别是儒家文化经典，致力于“民德归厚”的教育，不乏一些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读本。我们可通过“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认识到良好道德规范对社会以及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学生文化水平，陶冶学生的情操。一些学校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鼓励莘莘学子诵读传统经典，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了，他们的自我提高意识更加强烈，更容易远离不良文化对学生精神世界的侵蚀，学风浓，习惯好，道德水平高，人文素养好，反过来，对校园文化建设又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尼尔·波滋曼，章艳译.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8.

[2] 项红专.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4.

[3] 张释元、谢翌、邱霞燕：从“器物本位”到“意义本位”[J].教育发展研究，2015（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