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人才建设的实践路径

周 晶 殷 茜

人才兴则国兴军兴，人才强则国强军强。我党我军历来重视人才建设，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不断坚定发展方向、突出发展地位、创新发展方式、优化发展生态，探索出一条我军特色的人才建设道路。这一实践路径，深刻反映了我军人才建设的鲜明特征、内在规律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了我党我军人才建设的重要思想、立场观点和科学方法，为奋进人才强军新征程提供了丰厚理论滋养和强大实践动力。

一、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牢人才建设正确方向

我军自诞生起，就将人才建设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党在南昌起义部队中建立起党的制度、成立党的组织，明确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的作用高于一切；“三湾改编”创造性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规定部队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包括干部工作在内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群众去执行，这些规定为党管人才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制度基础。全民族抗战时期，我党坚持对军队的独立领导，着眼维护统一战线大局虽取消了军队党的各级委员会，但仍始终将干部管理在内的重大事项列入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军队人才工作牢牢抓在党的手中。1945年党的七大决定重新建立军队各级委员会，1947年我军起草了第一个党委会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从制度上确立了党管干部原则，成为此后我军人才建设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我党我军探索形成了“德才兼备”的人才选用标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建设方针、战争实践锻炼与院校教育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等一系列党管人才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路径，吸引汇聚了大批优秀人才投身革命队伍，培养造就出大量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杰出军事人才，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新世纪新阶段，我党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人才的强劲需求，在坚持党管干部基础上，与时俱进提出党管人才原则，为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国家和军队事业中来提供了根本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管人才被赋予强国梦强军梦新的时代内涵，我军站在推进强军伟业的战略高度，历史性地把人才强军纳入强军战略布局，更加注重党管人才战略筹划，不断健全党管人才运行机制，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二、突出人才战略地位，确保人才建设优先发展

实践表明，坚持把人才建设摆上军队建设全局的战略位置，推动人才建设优先发展，是我党我军一直秉承的重要理念和鲜活做法。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曾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现有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这充分表明我党我军早已深刻认识到人才对取得武装斗争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在实践中，我党我军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吸引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革命队伍。经过党的教育培养，他们很多人快速成长为胸怀革命理想和政治抱负、具有远见卓识和牺牲精神的民族精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中坚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我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为满足对各职各类军事人才的紧迫需要，超常选拔地方人才投身军队正规化建设，将大批地方科研人员、教师和大学毕业生补齐到军委机关、各军种和军事院校新组建机构的编制缺额上，极大充盈了我军人才队伍。特别是感召一大批海外科学家、高端人才克服重重阻力回国，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军事人才地位日益凸显，我军把培养大批高素质军事人才作为战略任务，先后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优先发展”“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略资源”等重要论断，并把人才建设放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战略布局下系统运筹、融入国防和军队深化改革进程中一体推进，加强战略筹划和顶层设计，在目标上从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到“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再到“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在路径上从建设“五支队伍”到“四个方面的人才”再到“四类人才”，以关键人才引领重点突破，推动人才建设创新发展，形成各类人才沿不同路径竞相迸发、充分涌流的全新格局。

三、聚焦备战打仗育人，立起人才建设根本导向

我军人才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战斗队思想，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抓人才建设，牢牢把握战火洗礼、实战训练、院校培养的有效路径，不断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强军胜势。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辗转于硝烟弥漫战场，在炮火纷飞中以强大的敌人为“老师”，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实践中锻炼人才。毛泽东曾指出，“革命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我军把血雨腥风的战场当成经验获取的训练场，以战教战、边战边学，打一仗、进一步，不仅锻造出众多久经残酷斗争考验、具有革命首创精神的各型各类军事人才，还创造性地解决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如何快速培养大批军事人才的问题。虽然我军长期处于时间不固定、地点不固定的转战状态，但始终没有放弃正规化办学，在院校教育培养上下大本钱、大功夫，创造性走出一条流动办学、学战结合的院校建设路子，先后成立了各级军政训练班、教导队，创办了随营学校、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为提高人才军政素质、壮大军队人才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在全民族抗战期间，院校培训的干部就达20 余万人，被誉为“制造抗日干部的烘炉”。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军队人员文化水平低、现代军事专业知识少的不足，我军开始着手和大力推进正规化建设。一时间，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在全国蓬勃兴起，大练兵大比武等军事演训遍布大江南北，军队人才建设正规化水平大幅提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际战略环境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军发展战略随之重新定位，从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针对打现代战争能力不够问题，我军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明确以教育训练为中心、以军事训练为重点的指导方针，着力提升军队人才队伍备战打仗能力。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军适应新军事变革和战争形态演进，以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重点，体系性布局军事教育培养工作，开展常态化实战化军事训练，逐步构建起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聚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不断夯实强军兴军人才支撑。

四、加强政策制度创新，营造人才建设优良环境

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军人才政策制度探索创新从未止步，人才建设环境营造优化从不断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迅速壮大革命力量、持续巩固革命政权，我党我军逐步建立了人才吸引、选拔、培养等制度，通过选派党政人才到军队工作、从士兵中提拔干部、从俘虏中遴选人才、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等途径，不断丰盈我军人才队伍。全民族抗战期间，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基本定型，建立起选人、育人、用人、管人等系列制度，还实行不拘一格、开放融合的人才政策，先后颁布吸收知识分子、运用人才等训令指令，吸引了大批地方干部、进步知识青年涌入军队。仅到1942年底，就有10 余万进步青年冲破国民党当局层层封锁齐聚到延安、奔赴到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和建设对我军人才需求陡增，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突出特征，我党我军迅速调整人才建设策略，更加注重吸收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军队各项干部和人才管理制度也得到进一步完善。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实行干部集中统一管理，成立各级干部管理机构，先后颁布《军官服役条例》《薪金、津贴暂行办法》等法规，军队人才建设步入正规化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军以干部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为切入点，围绕解放人才、发展人才、用好用活人才，逐步构建起完善配套的制度体系，形成有利成长的人才培养机制、释放活力的人才激励机制、人尽其才的人才使用机制，促进了人才建设科学化法制化水平，大批军事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推进军事人员现代化，我军加强军事人力资源制度体系设计，在军官职业化、文职人员制度上迈出实质步伐，稳步推出基础法律和主干法规，完善识才、聚才、育才、用才机制，构建我军特色的素质培养体系、知事识人体系、选拔任用体系、从严管理体系、正向激励体系，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延揽各方面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发展服务，汇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