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中国与世界”
——“第一师范”革命志士群体形成的内在驱动力

杨秀云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近代以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下称“一师”）大师荟萃，英杰辈出。“一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进步人士。中共一大13 位代表中有3 位、中共在西柏坡的五大书记中有2 位、中共湖南省委（湘区）前四任书记等都毕业于此。“一师”培养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任弼时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涌现了段德昌、袁国平、夏曦、郭亮、张昆弟等280 余名革命烈士。这些革命志士群体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并通过他们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

“一师”这批优秀人才群体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动荡、冲突、矛盾发展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目睹生灵涂炭的局面，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奇变，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志向成为凝聚“一师”革命志士群体的内在驱动力。

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伟大志向提出的历史背景：内忧外患和守旧趋新的激烈冲撞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急剧加重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从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戊戌变法夭折，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惨败，到八国联军使清廷沦为洋人的朝廷，再到辛亥革命的成败，两次帝制复辟，北洋军阀的混战和政府机构的频繁变换，整个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当时毛泽东痛感“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1]339，“一师”革命志士群体青少年成长时期的湖南就是残破混乱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

辛亥革命后，“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全国各地难以计数的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他们肆无忌惮地彼此厮杀，弄得民不聊生。地处中国南北要冲的湖南多次遭南北军阀更迭统治。军阀们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制定一系列反动法律，取缔进步报刊，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任意捕杀革命党人和无辜民众，全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外，列强纷纷在湖南设立侵略机构和据点，领事馆严重践踏湖南司法主权。

（二）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中外反动势力对湖南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各路军阀横征暴敛使人民生命财产被残酷掠夺和蹂躏。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税率持续攀升，如田赋1912 年为银220 万两，1914 年为250 万两，随即增至300 余万两[2]。加之滥发纸币，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导致钱庄倒闭、市场萧条。帝国主义则先是将岳阳（1899）和长沙（1904）辟为通商口岸，继之将常德、湘潭辟为“寄港地”，以此四处为据点进行商品倾销，掠夺市场，操纵财政金融，控制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进行全方位的经济侵略。

（三）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守旧趋新冲撞融合

中国20 世纪初的几十年，社会思潮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一方面，帝制复辟，尊孔复古思想一时沉渣泛起，与之针锋相对的新文化运动使维系了中国人数千年价值信仰的“孔家店”被冲击得千疮百孔，整个社会价值秩序陷于分崩离析的混乱境地。另一方面，西方思潮，从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蜂拥而入。此时的中国思想发展图式“简直就是一部缩编了的人类思想的百科全书[3]”。在各种思潮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也给“一师”师生探求救国真理注入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源头活水[4]。

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权威的肆意践踏与对中华民族的奴役、压榨，暗无天日的军阀混战使饱尝其苦的黎民百姓热切期待和呼唤果敢顽强、驱除外强、结束纷争、拯民于水火的英雄的出现。

二、“改造中国与世界”伟大志向的提出：学习生活经历与持续探索使然

经过“一师”一批名师指点和熏陶的一批青年学子，有感于自己的学习与生活经历，敢于直面社会问题，把自己的志向和命运融入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中，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改造中国与世界”。

（一）良师熏陶与引导

“一师”前身城南书院是与岳麓书院比肩齐名的湖南两大学院之一。在民国头20 年中，学校聚集了一批思想进步，学贯中西，富有批判精神的良师，如海归学者杨昌济、方维夏、孔昭绶、杨树达、汤增壁，国学泰斗袁吉六，等等。他们认为教育是拯救国家的最好途径，可以“渗透到社会问题的根部，提供解决方案的基础”[5]，除了切实地进行传道受业解惑，培养学生扎实的国学修养，深邃的哲学思维，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担当外，也引导学生系统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西方思想和制度。

杨昌济自称“自闭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6]，教育学生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7]。徐特立常以“应当大众奋发，以血肉之躯，去护卫疆土，振兴国家”的思想激励青年学子匡时救国。袁吉六教育学生“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8]。黎锦熙常与学生评论时政，探讨学问，寻觅救国救民的真理。校长孔昭绶将“知耻”列为校训要义，并实施军国民教育，提倡尚武精神。驱张勇士杨树达在民族危亡之际有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国文教师汤增壁常在课堂上讲时事知识，读《民报》激励学生……

老师们的教育引导为学生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难困苦的革命活动，走上变革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提供了先决条件。毛泽东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深情表达了对学校、老师辛勤培育的感念之情，五年半的历练已使他们成长为可展翅高飞的雄鹰了，“外患内忧、荆棘丛生的祖国，急需我们去寻找拯救祖国的药方，觅寻富国强兵之道。”[8]

（二）群体经历与夙愿

“一师”进步青年多为出身农家的草根族，在私塾或小学即耳熟列强侵华或人民反抗的故事。传统知识分子教化民众、替民做主的社会职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到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时就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古代帝王的事迹，以及国外英豪的平治功业，无不令他为之心驰神往，期盼中国也能出如此能人带领人民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匡时救世的英雄主义冲动在他的听课笔记、日记和报刊文章中随处可见。他也曾尝试通过参加湖南新军，用革命手段改造国家。在《明耻篇》封面愤怒题词“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立志救国救民，并洞察出日本帝国主义尤其“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国人必须“磨励以待日本”[1]41。深沉的忧患意识激发了他的使命担当，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群体中其他志士无一不在青少年时期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自幼饱受生活艰辛的蔡和森发出了“国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豪言壮语。何叔衡私塾教课期间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并认为要改变世道，决不能株守家园，后将自己的毕生心血投入革命事业。1916 年陈昌针对日本再次策划“满蒙独立”运动，企图占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阴谋，愤怒题诗誓死保卫祖国和领土的完整。1918 年罗学瓒致信祖父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加入新民学会，因为通过几年来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了解到外国人对中国虎视眈眈，深恐不久中国被外国分割，百姓被外国杀害，所以青年人想结成团体“以谋中国之富强，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以图异日起死回生”，这“既是为国，又是为家，又是为自己，不觉心动，已经加入”[10]。任弼时首次赴苏俄前夕，在家书里指出了时局的危殆，决心舍“小家”为“大家”。李达中学期间即积极参与抵制日货、练习军事操等反日爱国活动，先后萌生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两次留日期间，充分领教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对国人的凌辱，想方设法寻找中国的出路[9]。这种艰难危殆的成长环境是他们萌发“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原始土壤。

（三）群体的不懈探索

鉴于个人势单力薄，他们决定结社组团，从组织上凝聚和锻炼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开展工作。1918 年4 月，毛泽东同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发起成立新民学会。21名创始成员中，除罗章龙外，其余20 人均是来自“一师”的学生。初期学会致力于“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学会前后有数十名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包括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罗学瓒和陈昌等一师学子。他们在法国广泛涉猎、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分析总结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中国的“对症良方”，很快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 年，蔡和森、毛泽东等绝大多数会员坚持将“改造中国与世界”调整为学会宗旨。蔡和森于这年7 月在法国蒙达尔纪召集会议，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今后奋斗的明确目标。半年后毛泽东在长沙召开新民学会大会，分析了当时中国最为流行的几种思潮，得出的结论是，“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就发明的一条路”[10]。

“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提出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和突发奇想，而是“一师”革命志士有感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教师们的熏陶指引以及自身反复探索而立下的誓言。它切中时弊，反映了时代发展前进的趋势，是“一师”革命志士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

三、“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丰富内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师”革命志士和当时一般的热血青年迥异的，也与后来的许多著名革命家、政治家不同的是，他们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探索内涵丰富，带有浓浓的学理思考，且思考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与广度。

（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学会宗旨应当“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11]。把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融为一体，既认真汲取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经验智慧，又清醒认识到国人思想与道德“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1]65，有其封建劣根性，也洞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的西方文明的弊病。

一方面，改造中国是改造世界的着眼点和着手处。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1]334。“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问题”，所以中国的改造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改造。之所以要从中国入手，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中国人在中国做事更为便利，且“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12]，所以改造应先从中国着手。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一再被西方列强肆意凌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积重难返，取法西学却屡不得法，总不见效，中国比世界更加落后，更加危殆。因此，作为中国人，改造世界亟须先从中国着手。

另一方面，改造世界是改造中国的应有之义。他们认识到“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3]，故高瞻远瞩地把二者联系起来一并改造。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影响日趋紧密，毛泽东认为“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1]19。只有放宽历史的视野，站得高，才能看得远，问题才能看得透彻。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14]，也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毛泽东通过《湘江评论》猛烈抨击中外的强盗战争，还专门撰文揭露美、英、法、日等国操纵巴黎和会，进行分赃的行径。他在迫不及待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已经深刻洞察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6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中国这股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必然能极大地助力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将改造中国社会问题和改造世界相结合，不是殖民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毛泽东认为新民学会会员应该分散到世界各地、天涯海角去考察，而不是聚集在一地。“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329他的“大留学政策”有意识、有计划地组织学会成员分赴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俄罗斯、东南亚等世界各地学习，以期推进改造世界的伟业。他还叮嘱张国基，学会的各项工作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蔡和森也强调“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来取代“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虽然改造世界要从中国着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除了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需要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要紧事。毛泽东眼中的世界主义即四海同胞主义，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亦即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色彩的”[12]3。

在国民深陷苦难、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们依然将精神世界扩展到整个世界和全人类，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全民族、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不拘囿于中国与湖南，决心用世界眼光来考虑中国问题，以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来取代殖民政策、民族主义，可见他们的高瞻远瞩和理念之独特、胸怀之博大。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制高点和现实的出发点上，他们誓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于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15]。

（二）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向和前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毕生志向后，究竟从哪里入手？在那个各种思潮竞相传播的时代，他们并非一开始就目标明确，而是结合中国社会性质和实际，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和曲折的实践探索，比较鉴别后才得出了真知：“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中国的“对症良方”。

这批立志救国的“一师”学子，对近代传入中国的应接不暇的西方新思潮，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研究、比较或实践，直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取向及其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为其“改造中国和世界”提供了新启示，他们最终摆脱了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思想的影响，也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改良幻想中醒悟过来，认识到唯有仿效苏俄，对国家彻底改造，国家和民族才有出路。

毛泽东曾两次赴北京，又下上海，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学习取经，搜寻、研读马列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了解俄国情况，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1920 年夏天，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李维汉等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通过广泛涉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总结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中国的“对症良方”，告诉毛泽东通过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界唯一制胜的方法”[16]56。1921 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最宜采用’，并坚定地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公开打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17]此外，任弼时、刘少奇等人到苏联留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何叔衡等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实地考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罗章龙、夏曦等在北京，李达等在上海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倡建共产主义小组。

总之，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解放中国人民。他们就这样在政治上开始告别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循着不同途径，最后都聚集到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来，终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笃行者。

（三）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手段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与方向前途确定好后，究竟如何运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成目标？他们脚踏实地，满怀豪情地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实践。

一是坚持、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培养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后，即将它奉为心中神圣的价值理想、指导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论。终身执着坚守践行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人生的终极关怀所在和生存的全部意义所在。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时一再强调要树立主义的大旗，以免学会成员沦为一群没有共同理想的乌合之众，抑或一个谋求眼前利益、目光狭隘的团体。早年接手主编《新湖南》杂志时，特意强调“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在后来的残酷革命斗争中，“一师”学人始终初心不改，不畏任何严刑拷打，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来捍卫心中神圣的信仰，280 多名革命烈士更是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革命理想高于天”。为了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采取开办工人夜校，创办进步书刊与书社、销售马列著作，建立社团、学校等丰富多彩的方式方法。如在创办的《湘江评论》《新时代》等刊物上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发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创办湖南俄罗斯研究会、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来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长沙创办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中共最早的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蔡和森则在法国猛看猛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诸多著作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李达早年留学期间试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 本书，向国内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主编了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借助这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的革命观念的渠道，经过他们的宣传和推动，一大批湖南青年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二是坚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为建党而努力。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中国出路的艰辛探索屡遭挫折和失败，缺乏一个有威望、有号召力和执行力强的政党来凝聚力量是重要原因。所以，确立了远大目标、指导思想和前进道路后，就必须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新民学会为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湖南小组作了准备，起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

在党的创建时期，师生当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党的重要骨干。蔡和森是中国第一位用公开文章倡导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他于1920 年8 月即提出建党的思想、原则及重要性，认为“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12]4。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在1921 年元旦的新年会议上，新民学会许多会员都肯定了在中国建党的必要性。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是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者。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参加了中共一大，是我党重要创始人。李达承担了中共一大成立大会的筹备、组织、文件起草和会务工作，并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李维汉1919 年赴法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就这样，“一师”学子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的创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重要准备，成为湖南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并培养了湖南早期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是“一师”和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形成的重要标志。

三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发动工农运动。近代中国危机的全面性、深刻性，民众所遭受欺凌和痛苦的广泛性与残酷性以及“一师”师生以天下为己任使命的崇高性，决定了他们改造中国和世界必然是一场依靠工农联盟，发动受压迫的民众起来造反，不屈不挠地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政治秩序的改天换地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总体性革命。

他们深知，为了拯救天下社会的“大我”，必然要牺牲自己的“小我”。蔡和森与毛泽东讨论救国救民之手段时说，“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16]1，誓将社会“万恶捣之碎之，烧之熔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16]9。他指出，“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12]4。在尝试建立“新村”“湖南共和国”都失败后，毛泽东强烈呼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各阶层人民，仿效俄国，联合起来进行革命，并深刻认识到“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2]15。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们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及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等，许多成员起到了核心或骨干的作用。毛泽东、郭亮、罗学瓒与夏明翰、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分头在各地工人夜校和补习学校讲授文化知识，分析工人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他们的觉悟，鼓励他们加入工人组织。不断吸收优秀工人入团、入党，建立党支部，再以党支部为核心，依靠这些工人中的骨干分子去启发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领导工人运动。如郭亮为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俱乐部附设工人补习学校教员，兼《工人之路》周刊主编。1922 年10 月，毛泽东领导了长沙6000 多泥木工人大罢工，亲自率领工人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成立了“全省工团联合会”，足迹遍布长沙的纺织、泥木、铅印、人力车、理发等各行业工人中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大革命时期李维汉领导的湘区区委斗争策略稳当周到。

总之，“一师”革命志士群体为了有效唤起民众，为他们描绘出一幅清晰的未来世界的图景，并开创出一条到达这一光辉前景的途径。从最初的改良主义尝试几经失败到最后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他们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认识在不断深入。

四、“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启示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志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的相互交融，成为凝聚“一师”革命志士群体的内在驱动力，也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思想方法论。这一伟大志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视界和胸襟，而且当他们牢固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后，始终自觉地践行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和重要领袖，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中国激进青年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也给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人留下了诸多重要启示。

（一）守正创新，与时俱进

他们早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在一师接受的国文教育，使其都有不凡的国学功底，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孟家的“尚气”“贵仁”，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墨子“行天下之大利”“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贵义”精神，“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任侠精神，从而怀抱经世之志，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注重立德、立功和立言，自觉维护正义。但他们并不食古不化，止于书斋。他们不同于杨昌济所代表的那一代人，而是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想与改造社会的方案，不断地选择又不断地放弃，在种种如饥似渴地选择和尝试都无效或失败的情况下，坚信只有俄国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立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他们以后又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中国革命从濒临绝境中引导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使命既维护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它将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纳入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体系，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和国际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国家空前危难和西方式的英雄主义泛滥之际，懦弱者观望、逃避；“聪明者”置民众疾苦于不顾，一味地追求个人的自我解放。民族凝聚力极度涣散和民众六神无主之际，启蒙还是救亡？个性解放还是民族解放？个体英雄还是民族英雄？“一师”人以“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横空出世，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并探索出正确的改造方向和途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酣畅淋漓地体现了他们的非凡抱负。这群从传统乡村社会走出来的热血青年，经天纬地，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一往无前的浩然之气、踔厉敢死的坚韧意志，不仅超越了传统农家子弟的生活理想，更是远超中国古代造反者宿命性的历史局限，而且在群雄逐鹿的大冲突大变革时代里相互激励，形成了一个步伐一致的战斗群体，以极大的精神感召力召唤着一大批追随者为此不懈地奋斗，不惜流血牺牲。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全党同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的号召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体现。

（三）勇于实践，实干兴邦

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一师”革命志士群体，勇于实践，立定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后，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他们积极投身救亡实践，从最初改造人的思想，开办夜学，投身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到尝试建立“新村”、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建立“湖南共和国”，再到创立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进行武装起义，直至创建人民军队，缔造新中国，等等，以力拔泰山的气势力挽狂澜于既倒，解民于倒悬。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是空前的，堪称“天翻地覆”。尼克松访华时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18]。

注释：

①孙海林.湖南第一师范名人谱（1903—1949）[M].2003:113-114.

②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编印.罗学瓒诗文集[M].内部发行,199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