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先生？
——湖南一师早期的教师群体及其精神特质

张洪萍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一、师之高者为“大先生”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教师要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之示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大先生。

先生者，在古代汉语中有先出生之意，引申为父兄或长辈，后演变成为“师”之代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朱熹《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曰：“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有功于斯世也。”先生之教，传递知识、释疑解惑之外，最为重要者在传孔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尤其是“道”中所内含着的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故无论是韩愈的“传道受业解惑”之师，还是朱熹的“濂溪先生”，都是经师而兼人师，是示范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甲午战后，师范教育成为近代师资养成的必由路径。国人皆以为教育学科乃“所以教弟子”之法，能培养教学技巧，养成教育家之精神，是师范教育的特色所在，故早期师资以西化的知识体系、谙熟教育方法为合格。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合格教师之外，近代中国涌现出一批注重启发民智、追求民主自由、推动民族复兴的大先生。

作为近代湖南成立最早、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湖南一师，在清末民初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培养了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李维汉等一批国家栋梁和方维夏、刘畴西、袁国平等众多革命志士以及李云杭、陈奎生、李旦蓂等一干教育精英。湖南一师早期能培养出如此多的国家精英，和一师当时聚集一批学贯中西、具有坚定教育信念和家国情怀的大先生密切相关。

二、多方引才先生聚：湖南一师早期的教师来源

湖南一师早期能拥有一批大先生，把教育事业与民族复兴、把教师职业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致力教育，为国培才，跟一师能海纳百川、不拘一格吸纳人才有密切关系。

（一）旧学与新知并用：清末师范学堂时期的教师

1903 年正月，湖南巡抚俞廉三，在省城开办师范馆，湖南师范教育正式开始。

师范馆聘请前国子祭酒王先谦为馆长，俞诰庆为监督。以皮锡瑞为伦理学、黄山为史学、周震鳞为地理、徐兆魁为算学、单启鹏为物理兼化学、陶孝澄为外语兼理科、徐继焜为体操等各科教习[1]20。

由于其他新式学堂尚未建立，师范馆成为湖南新式教育的重镇，在聘请教师时，旧学与新知并用，尽可能地罗致人才。伦理学教习皮锡瑞，著名的经学大师，素为学子所景仰。地理教习周震鳞，两湖书院毕业，在地理上颇有造诣。监督俞诰庆、理化及外语教师单启鹏、陶澄孝皆为留日归国学生。可见此时师范馆的教师群体，虽然新旧人物皆有，但其学习经历和学识在湖南省内也算极一时之选。

师范馆随后两易其名，定名为中路师范学堂。1905 年8 月，谭延闿为中路师范学堂监督，聘请皮锡瑞、颜昌峣、石蕴山、胡景伊、言少舫、仇毅、吴继果、许奎元、（美）盖保耐、（日）堀井等人为教师，皆为当时之有名者[1]75。

经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启蒙，清末十年，国人对于新式学堂和西学的认知有了极大变化，尤其是科举废除后，青年中的一些先觉者，赴日留学外，国内新式学堂成为他们的优先选择。中路师范学堂是当时湖南新式教育的中心，师资力量极为雄厚，吸引了大量有识青年。师范学堂的教师也对青年学生倾囊相授，精心培养。几年间，中路师范学堂培养了大批人才，部分优秀者留校任教，成为教学主力。

宣统年间，中路师范学堂的师资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留日学生，如教育科教师熊崇旭；二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毕业生，其中大部分为师范馆时期的速成科选送或毕业后投考，如监督王凤昌、文启灥，教育科教师施文垚、算学科教师曾楚珩、历史科教师刘宗向、英文科教师符定一；三是本校培养的优秀毕业生。如永久一文班毕业生有6人，即国文科教师刘劲（兼历史）、杨开育、李健龙（即李剑农），英文科教师刘家瓒、缪育南，乐歌科教师黄英；永久一理班毕业生有7 人，如修身科教师刘家声、国文科教师刘端冕，博物科教师颜莹（兼国文），经学科教师周维桢，理化科教师任杰、刘光一、廖载英，速成科则有修身教师李卓和图画教师周康①。

以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一是这些学生入校前，多数已具学术根柢，加上教师的精心指导，成长极为迅速；二是当时具有理化、博物、图画等学科背景和有师范教育经历的人才难得。其时，各省办学都存在人才奇缺的窘境，中路师范学堂作为最早由政府所办、全省优秀人才汇集的师资培训机构，其毕业生也算是当时的优选之才。事实上，在众多本校毕业生中，身怀大志、学问优长者不乏其人，如李剑农，后留学英国，成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者；缪育南等人成为民国湖南教育界的精英。

因而，在新式人才尤其是新学师资极度缺乏的清末，中路师范学堂兼容并包，通过内培与外聘兼采、旧学与新知并用的方式，吸纳了一批优秀人才任教。

（二）不拘一格引人才：北洋政府时期省立一师的教师

民国建立后，中路师范学堂改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民初教育部重新规划学区，取消湖南高等师范，湖南一师地处省城长沙，天时地利，人才汇聚，成为当时湖南影响最大的师范学校。

北洋政府时期的省立一师，虽然校长屡易其人，但多数校长对于教师聘请，都极为重视，尤其是孔昭绶和易培基担任校长期间，更是不拘一格吸纳人才。因而，此时期的湖南一师，人才汇聚，先生云集。

其时，教师聘请开始注重学源结构的多元化。清末中路师范学堂的教师，因人才奇缺，选择机会无多，故以本省师范学堂及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生为主，学源结构较为单一。民国时期，随着外国留学生陆续归国，各种高等教育机构相继创办以及一师校长的诚心引才，一师教师的学源开始多样化。孔昭绶时期，一师开始招聘欧美留学生，如修身科教师杨昌济，日本留学后又赴英国留学，是名副其实的双料留学生；教育科教师王长平，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心理学博士。尤其是20 世纪20 年代初，易培基任校长时，多方罗致，教师学源更加多样化，有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香港大学、上海美专者，也有毕业于武昌高师、南高师和北高师等著名师范院校者②。

秉承人才主义的宗旨，一师校长招聘教师时不拘一格，不仅注重留学生和名校生，也善于吸纳无光鲜学历但有真才实学者。如徐特立，私塾出身，全凭自学，是湖南省内的教学法大家、各校争相聘请的名师；舒新城，毕业于湖南高师，通过刻苦自学和深入研究，成为学界新星。随着教师学源的多元化，理化、教育学等学科教师逐渐专业化，学养大大提升。

学源之外，省立一师开始破局教师的地缘问题。清末民初的一师教师，主要来自本省，因家乡情结和师友情分，存在极为严重的路界、学派之争。毛泽东曾撰文揭露湖南教育界党派分歧，指出“湖南教育界，自外表观之，学校林立，规模宏远，似乎冠冕堂皇；然考其实际，则党派分歧，内容复杂，争夺饭碗之坏象，排斥异己之阴谋，亦几与政客军阀之勾心斗角、纵横捭阖，如出一辙，人格堕落，丑不堪言”③。故易培基主校后，在教师聘请方面打破地域局限，着眼于全国，尤其是江浙教育发达地区。

为了得聘优才，湖南一师不仅注重学识悠长的老成持重者，尤着眼于青年才俊。五四前后，大量刚毕业或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在一师任教。据不完全统计，1917 年一师的专任教师共有64 人（因教师更动频繁，上、下学期任教人员多有不同），其中35 岁及以下教师多达34 人④。这些经历袁世凯复辟斗争或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青年教师，求新和变革愿望明显，信仰教育救国，为国培才、复兴民族成为他们的教育理想。

在一师早期如孔昭绶、易培基等着眼于教育发达而非权力之争，在办学中兼容并包，不拘资历，多方引才的校长努力下，湖南一师吸纳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些思维活跃、思想民主的教师，身体力行，循循善诱，成为时代大先生，成为一师学子为学、为人、为事之楷模，教导出大批革命人才和教育精英。

三、弘道敦品育栋梁：湖南一师早期的先生之教

一师的大先生，秉承启蒙青年、为国而教的信念，在课堂上讲学弘道，开化思想，培养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在课堂外和学生亦师亦友，濡道陶德，身体力行，在学识、思想、为人处世等诸多方面引导一师学子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一）课堂上：讲学弘道、明智启思

传统社会的“学”与“道”，主要是指儒家经学和孔孟之道。鸦片战争以来，早期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到传统的“礼义”“气节”无法抗衡西方的坚船利炮，主张改革。经历清末几次变革后，20 世纪初的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丧失信心，甚至有人提倡“讲富强、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术”，“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之高阁”[2]。主张将传统文化束之高阁而全盘西化者，固然看到了西方技术的优势所在，但全盘西化是否救国的正确路径？梁漱溟在系统研究近代改革和暴力革命之后，认为完全沿着西方的路子走，是走不通的，但中国如果走内求诸己、谦以让人的传统文化之路，也永远不会弄好[3]。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逐渐成为近代救国的新动力。故近代的“学”由传统经学逐渐演变为融通中西的新学，“道”也由孔孟之道逐渐发展为民主、自由、富强等。但无论是孔孟儒学之道还是民主富强之道，其中都内含着为学、为事、为人之道以及心怀家国天下、兼济苍生之道，这也是先生施教的核心。

民初教育部令要求教师能“竭诚将事，以尽先知先觉之责”，湖南一师的大先生，非只尽责，尤重培才，故其施教，重在讲学弘道、明智启思。

素有一师“圣人”之称的杨昌济，青少年时代深研宋明理学与湖湘文化，留学期间精研西方哲学，1913 年回国后担任一师的修身科教师。杨昌济认为：“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4]因而，杨昌济教学时中西兼采，注重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自信。他讲伦理修身时，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取材，其教材既有自编的《论语类钞》，也有《袁氏世范》《日省录》和《呻吟语》等。在教学中，杨昌济重视哲学对学生思维的影响，他给学生“讲中国及西洋的哲学，讲青年的前途，人们应有人生观、世界观或宇宙观”，突破传统道德哲学的局限，引导学生逐渐形成世界观和宇宙观，从而超越个体自我，将青年个人前途和国家利益、世界发展联系起来。在杨昌济的引导下，一师“形成了认真思想、认真求学的学生之一群”[5]。这群受杨昌济影响较大的学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主体，他们由聚焦自我个体的“生活向上”问题，逐渐开始关注“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进而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最终走上解放中国、解放人民的革命道路。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湖南一师的大先生，普遍有着作育新民、为国培才的教育信念，善于结合时代思潮，启蒙青年，引导他们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厚植其家国情怀。

1921 年，毛泽东被易培基聘为一师22 班的国文教师。毛泽东虽然年轻，但其学具根柢，尤其是经历五四思想启蒙、驱张运动以及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系列活动后，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一师学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启蒙和国家观念的建构方面。

毛泽东教授国文时，“常从上海、北京等地新出版的杂志报刊，如《新青年》《新潮》《新生活》等刊物上选出文章”给学生读[6]，助力学生了解时代思潮，并引导学生“重视写文章与现实斗争的关系”。在毛泽东的着意熏陶下，22 班学生作文“大多是写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等方面的内容”[6]。作为湖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尤其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青年学生，引导其关注社会现实和国家前途，探索新的救国路径。在毛泽东的宣传引导下，一师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有不少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师学子在比较21 班的张石樵和毛泽东的国文教学时，就认为“唯张不谈主义。在联系实际，启发学生思想，奖掖后进诸方面，似稍逊于毛”⑤。

五四前后，西方新教育思想传入我国。来自北京、江浙及武昌等地区的教师，对新教育的理念及方法极为推崇，积极借鉴，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自由思考。因而在教学方法上，先生们并不故步自封，而是主动求新，开始采用问答、讨论、实地教学等新方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探索。

博物教师辛树帜，注重实地教学，每周带学生去岳麓山采集标本，节假日还远至衡山或庐山，在实践中进行生物教学[7]。辛树帜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操作的教学方法，很能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大幕。新文学主张文体自由，从而实现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进而促进中小学国文教学的变革。国文教师夏丏尊，是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提倡者，他在湖南一师教学时，一改以前国文教学注重注疏、为文引经据典的传统做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阐发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在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的同时，先生们鼓励学生勤于写作，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思考与讨论，从而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需，培育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观念。

先生们结合时代思潮注重思想启发、引导学生自主思考的教学方式，使得一师学子的文章批判性较强，切合时代特点，湖南《大公报》《湖南通俗日报》等报纸经常刊载一师学子的文章。“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小字报，特别是通过向各报投稿，一师学生在发扬五四精神、宣传反帝反封建、传播新文化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8]

（二）课堂外：言传身教，濡道陶德

《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主张学以为己，在修养自身的基础上，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的。

传统社会的学以为己，重视内在的、非功利性的学习观，并非只强调个人修养而忽视社会责任和国家观念。修身之后的齐家尤其是治国平天下，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修养而具有兼济苍生、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西学东渐以来，知识分子所主张的道德，不仅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尤且重视个体作为国民的社会责任、国家观念以及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担当精神。

一师早期的大先生，不仅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其言谈力行中，更是包含着“对于传统、社会、国家、民族、人类未来等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9]。他们在和学生的亲密交往中，言传身教，熏陶着学生的为学之方，为人之德，为事之道。

一师早期有不少教师为留学生，或是毕业于新式学堂，思想较为开明。他们崇道爱生，师生关系并无传统师道尊严之等级和隔阂，主张平等。师生经常在晚餐后三五成群，一起散步，品学论道，畅谈人生。即便是周末，学生也经常到教师家中请益学问，探讨个人前途和人生理想。故一师的师生交往，非局限于课堂内外，实已超越学校场域，而融于日常生活之中。

其时，很多学生包括毛泽东经常在周末到杨昌济家中拜访，并组织哲学研究小组，自由读书，其读书札记和日记则由杨昌济批阅指导。黎锦熙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一师学子前往他家中请益学问的细节：

4 月4 日，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 月11 日，子升、润之及焜甫至，讲读书法。

4 月25 日，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5 月30 日，焜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注》。

7 月13 日，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

7 月15 日，与润之说研究法。

8 月8 日，晚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易于引导群众）导为佳。

8 月11 日，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⑥。

一师先生在课余乃至日常生活中对学生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成为学生为师、为事的典范，影响着他们的为人处世。萧三毕业后担任教师期间，就以杨昌济为榜样，在课余组织学生或自己帮助成绩差一点的学生，便于他们都能顺利毕业或升学［10］。

湖南一师作为中等师范，学生正处于血气方刚、心性未定、思想不成熟但又颇自以为是的时期。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心，如强行灌输，极易引起学生反感；如无人引导，则易于被人利用，走上歧途。作为青年学生的思想蒙师和人生导师，一师大先生通过亲密无间的师生交往和言传身教对他们濡道陶德，引导他们走向教育、走向革命，走向各自的精彩人生。

舒新城回忆他在一师任教：“就一般情形而言，青年在学问上因为识力不足，最易采纳虚声；在情感上，只要接触时，相见以诚，也容易发生信念。……故对于学生之来问者不问其为学校功课，或社会问题以至于个人私事无不竭诚指导。学生以其可亲，于是来者络绎不绝。”[11]

这种亦师亦友、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使得一师学子对于教师不再是“遥看瀑布挂前川”，而愿意亲师向道，在亲密交往、情感交融间受其思想濡染，更容易受先生为学、为事、为人之道的影响，从而实现濡道陶德的客观效果。

一师早期的大先生皆心怀国之大者，有着作育“新民”、为国而教的坚定信念，注重熏陶学生的社会担当、乐于贡献的精神，鼓励学生服务社会并提供各种指导和便利。

孔昭绶再任校长后，将原来由教师管理的学友会改由教师指导、学生管理，“一则练习办事，一则养成自动”⑦。毛泽东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认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12]，决定开办工人识字班，服务一师工友。为此，毛泽东撰写《夜学招学广告》并担任教师，和学友会的同学一起对工人进行义务教学。

1920 年毛泽东任附小主事后，以教师身份再次倡议设立工人夜校，并增设平民半日学校。夜校招收本校工人，“每晚教课二时”，平民半日学校招收校外工人，“每日下午教课三时”⑧。两校仍由学友会主办，学生义务教学，以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精神和担当大任的能力。

在一师大先生的言传身教和着意熏陶下，一师学生对先生们的爱之深、诲之切“感佩不已”，也承袭了先生们为学、为人、为事之道。他们创办各种学科研究会和社团，研究学科、思想以及社会实务，并“以小学教育为社会根本事业，而研究小学教育者，实为吾师范生之天职”⑨，发起小学教育研究会，将研究结果刊发于《湖南通俗日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以引起学界、教育界对湖南小学教育的关注。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关心国家前途，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并成长为国家栋梁，行业精英。

四、何以为先生？湖南一师早期先生之教的启示

先生之教，贵在薪火相传，代代相继。湖南一师早期的大先生，其为学、为师之道，其为人、为事之方，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记忆和宝贵财富，亦是新时代养成大先生的历史之镜。师范生和老师们可以通过“镜中大先生”发现和认识自己，调整和重塑教师个人及职业形象，将个人前途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成长为当代大先生，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之示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承“为学为师”之道：崇道好学，弘道育才

近代以来，中国外有民族危机，内遇军阀争权，在连年混战中，“湖南省受战祸最惨”[13]。富国强兵、民族复兴是大先生刻苦攻读、投身教育的动力之源。所以，一师早期的大先生，心怀家国、崇道好学是其内在需要和生命常态。

当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教育的重要使命。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既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又是教师的职责和使命。

新时代的教师，要承大先生“为学”之道，崇道好学，力具先生之才。应以大先生为榜样，把教师的职责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去思考教师的责任；要以大先生为目标，好学深思，经卷不辍，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做到学高为师；要以大先生为偶像，心怀“国之大者”，养成对国家民族的大格局、大情怀，思考当代教育的问题和自身的责任，从而勤奋向学，锤炼自我，超越自我，成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知识渊博、具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教师，并逐渐走向大先生，成为大先生。

新时代的教师，应继大先生“为师”之道，弘道育才，力行先生教书育人之法。习近平指出，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14]。作为立教之本的教师，崇道好学、学为人师之外，应以大先生为典范，为国家富强而教，为民族复兴育才，引导学生跳出个人小我，而以国家、人民为念，奋发向上；要以大先生为楷模，注意课堂内外的熏陶濡染，在亲密无间的师生交往中，通过言传身教将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施教，使学生亲师信道，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二）践“为事为人”之方：于家为国，立己达人

一师早期的大先生，既怀抱为国育才之心，深知师者身正为范之理，故极为注重于家为国、为人处世，以求立己达人。他们通过嘉言善行去感化教育青年学生“求真”“爱美”“行善”，尤其注重养成“知识以外的责任”。一师大先生为人为事之身体力行，成为一师学子行为处事的良好示范。

新时代的教师，应继大先生“为事”之方，心怀先生之志，于家为国。当代中国正在崛起，但外处于国家竞争之林，内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故新时代的教师，应以大先生为表率，在积极发展自我的基础上，树立担当精神，自塑国家观念，于家为国，成为学生“为事”之典范。善于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培育其服务意识，为实现新时代的伟大目标，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时代的教师，应承大先生“为人”之方，做到先立己，后达人。当代教师肩负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新人才的重任，应以大先生为楷模，通过自强、自律、自省，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从立身、处世等方面垂范，从求真、向善、尚美等方面力行，从立志、崇德、勤俭等方面身先士卒，从国家、民族、信仰等大处着眼，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为人示范的言行举止成为学生“为人”的榜样。新时代的教师，要向大先生学习，立己之后更要达人。青少年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期”，教师要通过言传身教和亲身示范，才能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才能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信仰、铸造高尚的灵魂、养成良好的品格；才能以传承创新文化、振兴民族国家、改造社会为己任，使之真正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湖南一师早期的大先生，以其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为国育才的教育信念、学博德高的专业素养，致力教育救国和为国培才。他们对一师学子谆谆教诲、明智启思，他们身体力行，行为世范，一生致力于为学、为师，着力于为人、为事，引导一师学子成长为国之栋梁，行业精英。一师早期的先生之教，教泽绵长，对新时代大先生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释：

①根据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编《湖南省第一师范校友录》（1903—1993）第2—4 页的学生名单及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学生名单整理

②教师学源出自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览（1923）》，湖南省档案馆档案之教育厅全宗（M0059-005-4）

③毛泽东曾撰写《湖南教育界之派系及其现状》一文，转引自唐振南《谁主沉浮：五四时期至秋收起义时期的毛泽东》一书第216 页

④此数据来自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1917）》，湖南省档案馆档案之教育厅全宗（M0059-005-38）

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宁乡县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乡文史资料：第五辑[G].宁乡：内部资料，1988：68.

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湘潭县文史：第8 辑[G].湘潭：内部资料，1994：140-141.

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Z].长沙：内部资料，1918：43.

⑧引自《民国日报》1921 年1 月24 日《半年来的湖南一师》一文

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小学教育研究会之经过[J].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旬刊，192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