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文学”观念的一个侧影
——《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读解

陈 腾

一、《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建构之关系

郭绍虞先生《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一文刊发于 1927 年《东方》杂志第25卷第1期，后编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作为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范作之一，该文见收于多本由当代学者编选的具有“学术文存”性质的论文选集中。

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学术史研究热潮中，郭绍虞先生是无法回避的一位重要学者，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构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首次将传统的材料系统地梳理出史的脉络，给予中国学术史上附在“集部”的尾巴——“诗文评”一个独立的地位。[1]

《中国文学批评史》之所以成为学术史的关注焦点缘由有二：第一，这是一种尝试性的拓荒式写作，无论在材料或是体系建构方面皆是如此；第二，有意识地运用现代意味的学术研究方法。以上两点均可印证于同时代学人朱自清为该书撰写的书评。

1925—1930 年间，郭先生前后发表了近十篇论述文学批评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学术文章。将这些文章合而观之，可以看到它们已在整体上呈现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 的写作架构，代表了郭先生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大部分时段的宏观认识。《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即是这一系列文章中极为重要的一篇，基本可将它视作郭绍虞先生“批评史”写作的一篇纲领性文字，它是郭先生对宋代以前文学批评的基本性问题取得深入认识之后的概括凝练与系统升华。

二、中西学术交会背景下的“文学”观念

讨论“文学”的基本概念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热门话题，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显然是这个话题的刺激源。新文化学人因其关注“白话文学”，兴趣点在小说戏剧，学术理路自然容易与西方文学的理念契合。旧学人士向来关注传统诗文，对于他们而言，如何应对“新学” 的喧哗声音才是他们思考的重点。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采取化繁为简的策略将文学定义普泛化，“竹帛”“法式”的提法背后隐藏着保存旧学的良苦用心。另一种关于“文学”的看法来自阮元、刘师培一脉的“文选派”，他们更看重传统中国文学里“声律”“对偶”的美学特征。与“文选派”对立的“桐城”一派则昌明“文章”一词更能体现中国文学的本源色彩。尽管他们之间的定义有不少扞格之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章门师徒，还是“桐城”后学，他们在“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是以语言文字学为本根”[2]这样的认识上达成了统一。旧派学者更看重“中学”的传统，自然难以与传统“文学观念”作彻底切割，如此一来，关于“文学”观念的讨论仍旧成为一笔糊涂账。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的写作就是针对这种状况所做出的回应。

与章、黄一派同时代的学者，视野方法大体未能走出传统“小学—经学”的范围，对中国学术的理解持有他们坚守的文化立场。在他们眼里，很多问题无法用西进的理论系统说清楚。关于文学的问题，最好就是让它在史书的《艺文志》《文苑传》里呈现它的历史状态。

与之不同，郭绍虞先生这一辈学人则受到时代潮流更多的感召。他的成长经历与传统型学者比较已经呈不同之处，中学上的是具有现代色彩的苏州中等工业学校，那时起就热衷创办刊物，这样的趣味与那个时代的标准“新青年”形象何等贴切！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将这样的趣味保持到以后的社会活动中去，成为 “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郭绍虞身上兼具旧学与新学的知识背景，带有新文化运动后学者的成长轨迹特点，即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传统学问。两相比较，郭绍虞一辈学人的旧学功底当然不如章太炎来得精深，但是其知识背景与学术底色还是与中国传统学问息息相关，对这些知识自然也熔铸了自己的情感认同。与此同时，他们又接触过西方学术的知识方法，看待中国旧学的视野自然也会有国学大师们所不及之处。

三、郭绍虞“文学”观念史探讨及其学术理路

虽然《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一文 (以下简称“郭文”) 没有对“文学”一词做出非常明晰的界定，但是这篇文章已经显示出作者的一个总体思路与判断。首先，他承认以往对“文学”的传统看法存在辨析不清之处，原因即是考察问题的时候没有将这个问题放置到具体的时代流变当中去；其次，他认为历史形态当中的文学观念存在过“正确”的时候，言下之意即同时存在“模糊不清”的时候。

为解决上面的问题，郭文在前两章整理了一遍周秦到南北朝时期载于书面文献的关于 “文学”的表达，这部分内容正是文章的价值所在。“文学”一词的表达发端于《论语·先进篇》，由此入手，借由邢昺对 “文章博学”的解释开始引申，基本以《论语》作为内证来考察孔门一派的“文学”观念，最后得出“孔子论‘文’，本兼学义。用单字则称‘文’，用连语则称‘文学’”的结论。

郭文之所以要把文学观念的发源锁定在孔子这里，大概是与郭先生运用概念知识考古的方法有关，在这一点上，郭先生的方法与“乾嘉学派”的路数有接续之处，表现在同样强调从源流上解决问题，只不过前者更关注“概念源”，后者则看重字源考证。当然，这样的选择也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整体判断分不开。在此后的批评史书写当中， 郭先生将儒家“文学观”视为主流并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对文学观念的变迁展开相关论述。

紧承上文，郭先生将两汉描述为“学”与“文”的概念分流时期。这部分论述的材料着力引用了《史记》《汉书》里“儒林传”的文字，他拈出“儒林传”中“文章”“文辞”与“文学”同举的现象，认为这是司马氏有意为之的结果，以此提醒读者“文学”一词中表达文艺性质的意义已多半转移到“文章”“文辞”身上。 进一步而言，“文学”一词的内部结构也出现分化， 即“文”与“学”可以对举， 前者偏重“文章”的意思，后者则倾向“学术”之意。对此，郭氏唯恐力道不足，还从《史记》《汉书》《后汉书》条列了12条能证明“学”作为单字表意时是指向“学术”意思的材料。这部分史料的引释与裁剪颇见郭氏良苦的用心，例如论述“学术”义时，他较多地引用董仲舒、赵绾、王臧等当时的儒学家作为例证，而论述“文章”义时，则有意突出屈原、扬雄等被后世追认为文辞大家的例子。

以上的结论基本把阮元六朝的“文笔”之分的论断整整往前提了两个朝代，这不得不归功于郭先生搜罗、排比史料的功夫。郭绍虞先生的批评史研究向来十分讲求还原历史的客观主义态度，这不由得让人想到 1923 年《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昌明的几条信念，即“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当然，这种讲求历史证据的所谓“科学主义”方法是否能贯彻得不走样，或者从根本上能否行得通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郭氏这种对待真理问题时的“学问家”态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正因为秉持这样的态度，郭文在论说完两汉时期的文学观念时，不忘将前贤阮元的研究委婉地批评了一番：

阮元知六朝有“文”“笔”之分，诚是一大发现，惜不知汉初已有“文学”“文章”之分，已有“学”与“文”之分。若明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则知六朝“文”“笔”之分，即从汉时所谓“文”或“文章”一语，再加以区分耳。若以前不经此分途，则“文”“笔”之分，亦断不会突然产生的。[3]

引述这段文字，目的在于说明新旧学人之间眼光和方法的差异，前者显然更讲求逻辑严密与否的问题，给予“系统”和“历史脉络化”一种特别的关注。无论是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是以后的文学批评史研究，都贯彻着类似的学术理念。其晚年回忆自己的这段学术经历时，曾特别提到“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4]新时代学者掌握理论方法之后，追求运用系统化的结构去统摄过去的知识、经验和历史认知，这样的普遍追求成为那一代学者所拥有的一种特殊气质。

当然，郭文所要做的并非简单地对阮元的“文笔”论做一点修补工作，他更想完成的是将“文笔”论放置到其历史发展脉络中，通过细致的描述，从文学批评史发展的角度追认“魏晋南北朝”的意义。为此他把关于“文笔”见解的形成过程分为前、中、后三期，至梁元帝 《金楼子 ·立言篇》的出现，始算作真正确立了关于文学的“正确”见解。按照郭氏的思路，首先，南朝时期，“文学”终于独立，“不复带学术的意义了”，理由是范晔《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别立“文苑”，乃是为了给那些“毕力文章”的文人一个准确的归类；其次，南朝以后的目录开始专载集部，以致章学诚感慨“古学源流至此为之一变”。郭氏则从文学的角度立说，认为“此变正是演进的变，决不至如章氏这样有‘江河日下’之叹”。

同样是“辨章学术”，可是郭氏与章氏立足互异，观念有别，态度和结论的相左程度自然也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至此，郭文所要做的工作已经大部分完成，通过历史材料的梳理，文章确认了“近于今人所称之义”的文学观在南朝正式形成，这样的观点也延续到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中。

郭氏此文不仅重新检视了中国传统关于“文学”的观念，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揭示了一种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即准确把握问题切口，用历时性的观点来梳理材料。黄念然在《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 ·文论卷》中提出在20世纪的文论研究中存在一种“历史考辨型”的研究范式， 这种研究范式建立在对清代“朴学”的吸收转换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自己的品格。《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一文大概也透露出作者力图给予研究对象以一种阐释、分析，而非评判性的价值判断的努力倾向。

四、结论

上文提到，《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一文并未对“文学”一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通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通过自己梳理出来的线索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文章中频繁出现“纯文学”“美感”“重情”这样的字眼，显然是作者在整理历史脉络时有意强调的。尽管作者尽量克制，兑现自己“是叙述而不是表彰”的承诺，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让历史与现实完成对接的意愿。

对此，朱自清颇有微词：“书中明说各时代文学观念不同，最好各还原其本来面目，才能得着亲切的了解；以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介乎其间，反多一番纠葛。又书中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念 与我们的相同，称为‘离开传统思想而趋于正确’。这里前半截没有什么问题，后半截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1]钱锺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后不久也撰文批评郭氏推崇进化论、主张“‘纯文学’才是‘正确’的文学观念”是“依照自己的好恶”“不能算是历史观”[5]。钱氏的指摘可谓一针见血，“纯文学”迷思和“进化论”偏好恰是郭绍虞先生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缺陷所在，前者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不自觉地要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出符合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来。这几乎是“五四”学人无法避免的弊病——尽管标榜自己追求客观科学的治学理念， 但是一落实到具体的论述中就容易落入“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的陷阱；[6]后者则是那一代“新潮”人所形成的时代共识，用这样的思维来结构研究对象，很容易收到“系统”化的成效，但是论述越清晰系统，同时意味着许多复杂的历史细节被系统化所吞噬。正如他批评阮元没能看到“没有两汉，何来六朝”那样，既然新生的见解不可能横空出世，那么事实上旧有的观念也不可能突变式的消亡。

郭绍虞先生对历史化进程进行客观描述的愿望和努力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学术研究取向直至今天仍旧是学术研究者追求达到的境界，只是在郭先生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他的论述中存在着另一条从现代化立场和“进化”结果出发的学术理路。

郭先生曾为前述的指责做过辩解道：“曰复古，曰完成，都是不甚恰当的名词，亦强为之名耳。”[7]这种无奈的表态，这种龃龉的矛盾状态恰好可以说明学术研究当中贯彻“史”的眼光之难，恐怕时至今日的学术界也未必能完全解决好郭绍虞先生那一辈学人遇到的难题。这或许就是我们整理学术史，重读学术研究经典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