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捐款”清单

□ 胡成业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

胡适相信，“做人的成本是仁善，是不断地去帮助别人”。他乐于解囊相助朋友、同乡、学生和那些向他求救的人，可他从不以慈善家自居，他对攫取权力和积累钱财没有丝毫兴趣。胡适的讲学和稿费收入在同行中自然是很高的，但也架不住他千金散尽的文人豪气。他的夫人江冬秀曾埋怨他说：“你今天资助张三，明天资助李四，再这样帮助下去，我们也要人家资助了。”胡适不以为然，他的信条是“因为我知道我借出去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这就是他创定的“胡氏高红利”模式。江冬秀不愧贤内助，经胡适的一番解释，她也想开了，夫妻之间达成不成文的协议，只要胡适要资助别人，大管家江冬秀都二话不说给钱。

1920 年4 月，方豪、贾寿椿等五位学生组成“游日学生团”，去日本考察社会情况，介绍中国青年的思想和活动情况。胡适热情支持这项活动，为他们垫付旅费。

1925 年，胡适借给中国公学的同学张奚若1000 元，作为自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路费。张奚若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执教，主要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

1927 年1 月7 日，“五四”著名学生领袖许德珩致信，收到胡适的信和寄款表示感谢。告14日自马赛启程，所借之款拟归国后一年半内归还。

1930 年3 月，湖南女子李欣叔给胡适写信讲述她离家出走的经历：“一来我的父母亲强迫我从人，二来我自从看了五卷《新青年》杂志，就不满意我的环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经过黎锦晖介绍，这名女子见到了胡适，胡适给她一笔钱，让她先治目疾。

1937 年10 月9 日，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提到：“在香港遇见陈受颐夫妇，穷得不得了，我借了钱给他们做路费，介绍他们到檀香山大学去教一年书。”20世纪30 年代初期，陈受颐曾任北大史学系主任。

陈寅恪自幼患有眼疾，抗战期间右眼失明，左眼也有视网膜脱落的危险，在伦敦治疗未果，1946 年，陈寅恪乘船回国，途经美国。胡适当时正在纽约紧急打点行装，准备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知道陈寅恪的病情后，他找了许多眼科专家为陈寅恪治疗，都没有结果。于是胡适“百忙之中请人去银行办汇票1000 美金，请汉升带给寅恪”。

1947 年冬，全国经济崩溃，在清华任教的陈寅恪无煤生炉火，胡适想要资助“一笔颇大数目的美元”，陈寅恪坚决不要。胡适诚心要帮忙，陈寅恪让步说，愿以藏书交换。胡适让季羡林“带胡的汽车，去清华陈先生家中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愿收2000 美元。

1961 年，大学毕业不久的李敖非常穷困，把裤子都送进当铺。胡适听说后，写信给他并附1000元支票。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访谈中说：“那时候1000 元相当于现在4 万块钱的新台币，就是相当于1 万块钱的人民币。他帮了我很大的一个忙，我把他的支票兑现以前，还特别照了张照片。”

1959 年，在担任中研院院长期间，胡适与一位热心学习、关心民主政治的卖烧饼小贩袁瓞成为朋友，数次通信和在家中接待他。得知袁瓞患鼻癌，胡适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责。”1961 年，在胡适的葬礼上，人们看到一位衣着普通、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孤独地站在人群中，与满堂文人和官僚气质不同，他就是袁瓞。相比于许多自称与胡适有交情的江湖显贵，这个卖烧饼的小贩更有资格说：我来看望的是“我的朋友胡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