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小组的延安之行

□ 毕醒世

原版书里的三十余幅高清照片中，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丁玲等人物，还有延安的府衙门、抗大校本部、南城门等景观，当然也有前来延安访问的托马斯·阿瑟·毕森、菲利普·贾菲、欧文·拉铁摩尔、艾格尼斯·贾菲等客人，以及他们开进延安城的道奇车。

鲜为人知的旅行

从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至1947年春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外国人来延安的人数是多少？他们都做了什么？有什么著述？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一直都有人在研究与探索。有一份“史丹利名单”列举了1937 年至1947 年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名录，毕森他们也在其中。

在西安草滩渭河渡口候船。左起依次为托马斯·阿瑟·毕森、欧文·拉铁摩尔、艾格尼斯·贾菲、埃菲·西尔

长期以来，“三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被当作报道延安时期的外国作家和记者的标杆来宣传，对于众多其他研究延安、报道延安、服务延安的外国人以及他们的著述大众则知之甚少。这四位美国人的延安之行便是如此，他们所拍摄的照片也当属罕见之物。

1937 年6 月21 日傍晚，一辆破旧的道奇车开进延安城。车内有五个人，他们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的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和妻子艾格尼斯·贾菲，以及为他们开车的汽车技师瑞典人埃菲·西尔。在延安的四天时间里，他们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参观了抗大、中央党校、汽修学校等单位，并在一个集会上发表了演讲。

毕森一行在山边休息

延安城南门，红军列队训练

这次延安之行，对于毕森他们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他们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延安的文章，对远东问题的发展作出了分析和判断，并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提出了许多批评与建议。

不谋而合的行动

被“史丹利名单”称作“《美亚》小组”的延安之行，与其他赴延安访问的外国人的动因有所不同，他们有各自的研究与考察方向，在一个恰当的契机来临时，走到一起来了，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抱团组合式的访问团队。

1924 年，托马斯·阿瑟·毕森作为教育传教士来到中国，先后到安徽的一个教会中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教书，并在北平的一所学校学中文；之后他回到美国，担任了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研究员。1937 年，毕森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助，用一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中日关系问题。他去了日本、朝鲜、中国东北进行考察，会见了国民党要员陈立夫等人。

延安之行的最初建议是欧文·拉铁摩尔提出的，他是美国著名的东方问题专家，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曾担任《京津泰晤士报》的编辑，专门考察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在西方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37 年春，居住在北平的拉铁摩尔从斯诺采访陕北引起的轰动中得到启发，并向正在进行中日关系学术考察的毕森提议，共同完成一次冒险的红色之旅。

菲利普·贾菲出生于俄国犹太人家庭，十一岁随家人移居美国。贾菲是《美亚》杂志的主编，并吸收毕森、拉铁摩尔担任该杂志的编委。当毕森与拉铁摩尔正在为延安之行做准备时，刚好就在北平的贾菲和夫人听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次的冒险行动。正在潜心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给登门拜访的毕森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还给他们提出了与延安方面联系的方法。

6 月7 日，他们乘火车离开北平，经过四天的行程到达西安。赴延安的介绍信是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搞到的，但是他们不能确定这封介绍信的可靠性。接下来，他们需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恰巧，拉铁摩尔遇上了能够说一口中国西北土话的埃菲·西尔，一个在内蒙古出生的瑞典籍传教士的后代。他拥有一辆老道奇车，在西安经营的汽油商店也刚好关闭。在个人情感和酬金的促动下，埃菲·西尔同意用他的“老爷车”载这四位冒险者前往与西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块天地……

6 月18 日，他们绕开驻地宾馆人员的监视，躲过军警的盘查，终于上路了。一路上历经车辆多次抛锚，渡过一道道河流，翻过一座座山冈，用了四天时间才到达延安城。

油然而生的吸引力

抗大校门

抗大的一间教室里，横幅标语写着“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下方则是镰刀锤头的党徽

埃菲的老道奇总是出毛病，在接近延安城时，发动机又熄火了，埃菲足足修理了三个小时才上路。到达甘泉城，埃菲居然在此找到了一个新的火花塞，他立刻将这个宝贝换上，放心地开车上路。果然，小车一路顺风，用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延安城下。

看来，原来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美亚》小组要来访问的消息已经传到这里了，他们顺利地通过哨兵的检查。更巧的是，他们在大街上遇到了正在这里采访的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

延安为他们举行了气氛热烈而愉快的欢迎晚会，前来参加晚会的许多人都会讲英语，相互问候并不会有什么障碍。毛泽东来得很早，他在人群中谈笑风生。欢迎会的重头戏在后头，在即兴表演中，年轻的军人唱的是红军歌曲，埃菲唱了蒙古族歌曲，而触景生情的毕森唱了《我的肯塔基故乡》和《跨过一条大河》。晚会轻松愉快，几乎是一场狂欢。毕森深深地被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延安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且，这种感觉将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进一步增长。”

紧张而愉快的访问

6 月22 日上午，《美亚》小组成员观摩抗大学员上课，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支队的学员们在演练，接下来看到朱德正在给一个班的学员讲课。中午时分，他们与学员和教员进行了交谈。访问毛泽东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毛泽东谈了统一战线的问题，他的思想清晰，思路敏锐。

6 月23 日上午，他们会见了朱德；下午会见了博古，并又一次会见了毛泽东；晚上与周恩来交谈，周说自己很少练习英语，但这次谈话使用了英语。

6 月24 日上午，他们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发表演讲。据笔者考察，这个大型集会的地点在延安府衙门的大院广场。数百名着装一致的红军官兵坐在长条木板凳上，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朱德主持了会议，菲利普·贾菲第一个讲话，接下来是毕森，然后是拉铁摩尔。他们的讲话都有翻译不停地翻译成中文。下午，拉铁摩尔与少数民族人士谈话，其余人由朱德带领参观了中央党校，党校校长罗迈作陪。之后，他们又参观了汽修学校。

《美亚》小组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都来为他们送行。

赢得荣誉与遭受磨难

毕森给抗大学员讲课

张星星说，毕森等人和他们之前进入红色区域的美国人不同，在毕森等人之前，基本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新闻性的采访；而毕森、拉铁摩尔、贾菲等人则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他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品德、性格、爱好和丰富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他们所关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看法和对这些问题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观察问题、制定政策时的立场和方法。

丁玲

小红军战士

为此，张星星列举了一些事实。

1937 年10 月，毕森在《美亚》杂志上以“毛泽东对南京政府的分析”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同月12 日，贾菲在《新群众》杂志第22期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告诉我：一个远东事务专家在红色中国区域内同他们的领导人的会见》。这些文章在国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拉铁摩尔也为英国伦敦的《时报》撰写了有关文章，但未能发表。

1938 年，毕森根据在日本和中国的实地考察，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专著《日本在中国》。

在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毕森、拉铁摩尔和贾菲等人始终密切地关注着远东形势的变幻。他们在《美亚》《太平洋事务》和《远东观察》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不断对远东问题的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和判断，并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批评和建议。

延安城里的红军官兵。墙上的标语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对日抗战！”

1943 年，毕森的一篇重要论文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就是7 月13 日发表在《远东观察》杂志上的《中国在同盟国战争中的地位》。这是毕森加入美国经济委员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后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了中国在远东战场上的重要地位，赞扬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呼吁各同盟国向中国提供更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毕森对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统治区进行了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是“民主的国家”，而国民党的中国是“封建的国家”。毕森认为要提高中国在同盟国战争中的地位，一方面，西方国家必须尽快地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国民党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充分调动和发挥其战争潜力。这篇文章受到美国的一些国民党同情者的指责，认为毕森竭力散布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为共产党在战后夺取中国政权开辟道路。

在原延安府衙门大院，红军官兵听取外国访问者的讲演

毕森、拉铁摩尔和贾菲等人在1937 年以后对中国问题的客观分析与公正判断，为他们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同时也使他们卷入美国国内一场激烈争论，并使他们受到严重的人身迫害。最先受到迫害的是菲利浦·贾菲，这就是在美中两国都造成重大影响的《美亚》杂志事件。

1945 年6 月6 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密谋违反间谍法”的罪名，突然逮捕了贾菲和刚刚从中国回国的约翰·谢伟思等六人。理由是他们从《美亚》杂志的办公室里查出一百余份关于远东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的政府文件。1950 年，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美亚事件”再次成为右翼势力的攻击目标。

1950 年，毕森和拉铁摩尔也受到麦卡锡主义的指控。毕森被指控与共产党有关系，他的《中国在同盟国战争中的地位》一文被麦卡锡说成是“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发动进攻的第一炮”。拉铁摩尔也被指控为共产党人和“最高级的苏联间谍”。贾菲主编的《美亚》杂志在发行十一年之后，于1947 年7 月被迫停刊。贾菲本人也长期背着莫须有罪名，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张星星指出，毕森、拉铁摩尔和贾菲等人为他们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为他们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问题的客观分析，蒙受了长期的痛苦和磨难，而在大洋彼岸，他们曾经长期关注的中国，却对他们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