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差异化的实践形态、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许珍珍，赵晓峰

(1.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0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分化不断加深。国家现代农业技术推广项目投放基层面临着分散和分化的农户，由此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一直悬而难解。精准判断农户分化类型及准确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既是理解我国农业转型中技术推广难题的关键，也是落实我国基层农技推广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发现，学界对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已有学者从土地流动、资金流入、劳动力转移这三大生产要素进行分析。关于土地流动，大部分学者[1-5]认为土地规模面积增加能够促使农业新技术被采纳和被使用，然而也有部分学者[6]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土地流转应该和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宜。关于资金流入，学界普遍认为资金流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7]，有利于新技术的传播和使用，因此应当不断健全农村金融信贷服务，促进农户资金流动[8]。关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的行为影响，一部分学者[9-10]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但反对者[11-13]认为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农户兼业化程度的加深，会降低农户的投资意愿，从而降低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另外，大部分学者[14-16]注意到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农户资源禀赋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农户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越丰富，社会关系越发达，那么农户可以利用的资源就越多，技术采纳过程中的采纳意愿和投资能力会随之提高。关于农户资源禀赋差异，学者主要关注农户的社会资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对于技术采纳的影响。

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发现，多数研究侧重于从生产要素和社会关系角度探讨农户技术采纳行为，但是关于农民分化现象影响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尚不充分，以及关于社会经济环境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造成的分层现象的描画不够细致和深入，并且缺乏对案例的深入具体分析，尤其表现在对农户资源禀赋差异的分析上。大部分研究缺乏对现象的长期追溯和详细深入的呈现。据此，本文从实地调研案例出发，考察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接受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过程中，农户的差异行为和表现机制，从而深入分析社会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及其技术采纳行为分层现象的实践逻辑，辨析对我国当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农资市场的影响，从而弥补相关学术研究的薄弱点，拓展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具体而言，在社会意识上，进一步辨析农户如何理性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外部经济环境做出决策，使家庭受益最大化。在理论视角上，引入农户资源禀赋差异和家庭生命周期概念，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维度上深入分析农户类型演变与技术采纳。

本文以陕西省合阳县合村的苹果产业发展为例，分析当地农业技术服务供给情况与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情况，以提炼总结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差异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拓展学界相关理论认识。

1 田野点介绍与农业技术服务供给情况

合村位于陕西省合阳县甘井镇北部，北邻黄龙山脉，处于半山坡地区，东距甘井镇中心约3公里。该村有2个村民小组，共170户，650人，可耕地面积2025亩，其中有1300亩水果园，果园中有700～800亩是老品种果园，其余则是新品种。甘井镇海拔980多米，土层60～80米，海拔高，土层厚，是苹果栽种的最佳地区。

20世纪90年代，村集体为进一步发展苹果产业进行土地调整，为方便苹果收购商进村进行村庄道路修缮，修路资金由农民自筹。村集体意识到苹果种植技术培训的重要性，主要培训剪枝、施肥、拉枝等技术。甘井镇政府时常组织村民去白水苹果试验站学习密植和稀植的行距、品种、修剪、浇水、施肥、打药等技术。2000年合阳县政府提出 “大整形”计划，以解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栽种的老果树不适合机械化和标准化操作的问题，但是由于后续保护工作不完善，大部分果树死亡，挫伤了果农的积极性。直到2006年富士苹果涨价和农林特产税的取消，苹果产业逐渐回暖。2014年，合村成立农民合作社，村支书出任董事长，借助合作社平台每年为村民提供果树技术培训至少10次，组织果农参加技工单位考试，考试合格颁发果树管理技术证书，持此证书者去洛川打工剪苹果一个月会多发30元。

整体来看，合阳县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由盛转衰。2008年以前，整个合阳县的苹果产业氛围十分浓厚。推广机构有园艺技术推广站—苹果开发服务中心—果业局三级领导服务机构，技术干部都是乡镇技术顾问，对接乡镇范围内的技术需求。从推广人员下乡次数看，2006年之前合阳县果业局的副局长一年能下乡110天，各级干部都要精通苹果栽种技术，然后向农户宣传。从推广力度看，以前推广面积比较大，技术要求也比较多，技术专员需要手把手地教会农民如何种植苹果，对于果树栽种一年四季提供全程指导服务。然而，如今的三级推广机构不复存在，面对全县几十万亩的果园，政府单位里只有20～30名技术人员，技术员每年在县、镇、村讲课次数加起来只有十几次。而且，果业局的技术员下乡只是发放一些技术资料，很少进行专业培训，县果业局并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来源。合阳县乡镇一级的技术专干与果业局没有权责关系，乡镇干部工资由县财政发放，不归果业局负责，果业局对乡镇技术专干缺乏管理权力，于果业局跟乡镇一级的技术交流受阻。另外，聘请大学等研究单位的技术指导员由于实践运用能力不足，难以解决渭北地区苹果发展的实际问题，例如技术指导员倾向于选择的现在高大上的果业技术特质与分散的小农户经营难以匹配。

2 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差异化的表现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农户分化不断加快，小农户、兼业农民、专业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并存。由于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目标的不同，导致其对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技术采纳行为存在明显差别[17]。伯恩斯坦[18]认为农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陈义媛[19-20]认为，应该从农业经营者的身份来阐释农民分化。本文以村为单位，对农业经营主体从伯恩斯坦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4个维度进行类型划分，将从事苹果种植的经营主体划分为4个类型，见表1。在陕西省合阳县合村150户苹果产业经营户中，贫弱小农户占经营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约有45户；兼业农户的数量占比最多，约有102户；种植大户有2户；农业产业园区经营户有1户。多元分化的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存在差异性，本文将着重分析其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形态。

表1 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类型

2.1 贫弱小农户技术采纳行为

合村的年老体弱者是贫弱小农户的主要构成群体。贫弱小农户家庭劳动力供给不足、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扩大，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过低，农业的保障功能大于农业的经济功能。这部分农户对农业生产技术的学习能力滞后，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呈现低水平发展态势。例如，合村一位65岁的农户，自己有10亩果园，由于年纪过大只留1亩果园自己种植，剩余全部转包给其他农户。由于苹果种植的资本和劳动双密集性，该农户家庭劳动力不足是限制他扩大果园种植面积的主要因素。

2.2 兼业农户技术采纳行为

中国存在大量的兼业农户，他们愈来愈需要进城务工所获取的工资收入。兼业农户有向贫弱小农户和种植大户转变的可能性。例如，村庄果品代办人除了3亩的果园种植，家中主业是进行果品代办业务，这类兼业农户大多属于跟风种植、跟风学习，对于果树修剪和管理技术的了解并不深入和系统，因此技术应用过程中存在不精准、不到位的现象；对于良种及其繁育、栽培技术，作物肥料及其施用技术，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掌握的不到位；农业防灾减灾技术使用率不高。兼业农户的技术来源大多以邻里传播和人际传播为主，通过 “干中学”的方式来获得新技术。

2.3 种植大户技术采纳行为

村中种植大户的种植面积在10亩以上，学习能力强，爱钻研善总结，对于新品种和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强，积极外出学习，并且对于果园的投入回报比计算的比较详细，不断改进投资方法，果园收益相较其他果农更高。例如，张某作为当地苹果产业园区聘用的技术员，他自己经营10亩苹果园，效益良好。他本人接受过旱区试验站专家、县农技中心专家和白水苹果试验示范站专家的指导，结合个人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苹果栽培管理技术。

种植大户在良种及其繁育、栽培技术，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等方面需求意愿相比兼业小农户更为强烈。其技术来源主要包括接受政府公益性技术培训，外出交流、向专业化的农技服务机构和技术研发机构学习。

2.4 农业企业技术采纳行为

农业企业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的，他们的技术需求意愿更加强烈，技术采纳成本和风险承担能力明显高于贫弱小农户和兼业农户。

当地的FY苹果产业园区种植规模在千亩以上，属于典型的高投资、高效益的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园区的技术需求更偏向于良种及其繁育、栽培技术，高精尖的农业机械化、农业信息技术，农业防灾减灾技术等方面，对雇工的管理更严格、要求更精准。而且，对于农产品收获、加工、运输技术，农村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对农田水利技术的需求很高，农业产业园区技术需求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多个环节，特别是在市场化经营目标的主导下，对涉及产品质量安全、品种创新、加工包装等领域的技术需求更强烈。

按照伯恩斯坦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4个关键问题，本文将合村农业经营主体抽象为4类，即贫弱小农户、兼业农户、种植大户、农业企业。调研发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学习意愿、农业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方面，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明显高于贫弱小农户和兼业农户，而对于农业生产中的不同种类技术，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也多有差异。

3 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差异化的形成原因

上文总结了不同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差异化的表现，通过进一步调研和分析，本文发现农户家庭生计策略、资源禀赋差异与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深刻影响农户对农业技术服务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新技术的采纳程度。

3.1 “马太效应”：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

“马太效应”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常用的术语，反映了社会现象呈现两极分化，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本文通过对不同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差异分析，认为在合村的苹果种植技术推广和采纳过程中也存在由于农户资源禀赋的影响，出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的现象。农户资本禀赋可以被视作是农户个人或者家庭先天或者后天拥有的可以方便生产生活的各类资源、技术和能力储存量的集合，包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等内容[21]。本文从农户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3个方面来衡量农户的资源禀赋差异。经济资本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家庭土地经营规模，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农户的社会地位、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智力水平、身体素质、家庭劳动力总量。

(1)社会资本的影响。在市场诱导型技术采纳阶段，社会资本表现为社会的信任程度和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赵晓峰[22]认为农民具有 “自己人认同”的观念，相比于地方政府等外来群体，农民更认同村两委或宗族领袖。农业技术推广实践中，普通小农户更愿意与村庄技术带头人、村支书进行技术交流、学习，获取新种植技术。对于普通小农户 (包含贫弱小农户和兼业农户)而言，本家亲戚的信任和村庄内部长期交往合作形成的信任关系对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具有强烈影响。通过村庄内部的熟人关系，那些技术带头人和种植能手主动向亲属、朋友传播农业技术，而其他小农户可以通过 “干中学”方式学习技术。但是，苹果种植技术的合理实践应用需要一整套的技物配套，有些技术看似简单易学，但实际操作中有很多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有些种植大户会将技术教给跟自己关系较近的亲属、朋友或者熟人，但并不一定每个农户学到的技术都完全一致。农户之间的社会信任程度和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影响种植大户向普通农户的农业技术传播，导致小规模兼业农户和普通小农户在技术学习和采纳应用方面出现一定的差异。因此，农户自身拥有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影响合村苹果产业技术扩散的过程。

(2)经济资本的影响。布迪厄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视为场域竞争中的目标和手段。特纳[23]发展了布迪厄对3种资本的解释，认为经济资本是一种可以拿来得到服务和商品的物质性财富，文化资本是个体的生活习惯、人际交往、文化素质、教育背景等，社会资本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在此地位上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本文将经济资本视为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以下用案例对这一阶段经济资本的影响进行解释说明。

案例1：FY园区老板。XF村人WJL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种苹果，而且也是村里的苹果代办，有20多年苹果种植经验，任10多年果品代办，2021年成立陕西省JL果品有限公司，在县城有一家酒店。后来与陕西S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陕西FY现代农业园区。

经济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对于农户的农业技术投资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农业自然灾害严重、投资风险相对较大，普通小农户自身经济资本积累薄弱，又缺乏一定的资本实力来承受失败的代价，因此对于信息化、机械化、科技化水平高的现代农业技术的投入和采纳意愿普遍不高。FY园区老板由于之前是苹果代办，也是一家酒店老板，相对普通农户而言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承担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费用和运营费用，因此他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纳程度和接受意愿均比较强烈。随着国家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的快速推进，地方政府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园区老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到机遇和商机，然后开始投资建设现代苹果产业园区。

(3)人力资本的影响。在行政主导型技术采纳阶段，积极进取型农户普遍勤学好思，善于动脑动手，身体素质良好，学习能力强，业缘和趣缘关系较其他农户更丰富。以下用案例来说明积极进取型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及其影响。

案例2：LCG是H村现任支书，爱钻研、善思考、有公心。他作为香菇、苹果种植能手，有时间就会和村民交流技术，逐渐成为当地土专家。他对苹果种植技术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特别是在施肥和追肥的时间上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方法，得到村里人的效仿。据他讲，这个苹果种植技术村里只有70%的人懂，剩下30%的人都在跟风。他在自家院子里做实验，得到的成功经验传授给村民，现在已经带动村里30%的人做农家肥。他会给雇来的工人讲技术，自己干活的时候会在田间地头给邻里讲技术，也会把自己实验种出的果子拿给村民们看，村民都认可他的技术。

H村的技术带头人通过自己的学习探索，掌握苹果种植技术的新方法，并且积极向农户传播。

在市场诱导型技术采纳阶段，伴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农村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城乡流动加快，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农户建业化等问题大规模凸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科学化、机械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成为社会热点。2000年以来，H村中45岁以下年龄的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村庄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苹果园一年四季都需要有人专门管理，苹果剪枝、修整、施肥、套袋、收果等环节需要比平时更多的劳动力，一个10亩的苹果园在农忙时节至少需要3～4人不间断作业才能保证果园正常运作。但是，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难以确保果树种植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那些留守在家的老年人不得不缩减果园种植面积，或者出让苹果果园。在苹果种植技术方面，其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不足，因此对新技术的采纳效果并不理想，单凭这些小农户单打独斗，难以和科学化、机械化、专业化水平高的现代农业技术相对接。

2008年以来，整个渭北高原的苹果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地大规模苹果产业园区或者其他类型的苹果园基地对于用工需求不断增长，劳动力资源除了向城市的非农部门转移外，同时出现大量的农业产业内部转移现象。大量兼业农户出现，这部分农户群体即使自己家里拥有果园，也依然会在农忙时节先去帮别人干活，再来管理自己的苹果园。波普金认为，小农是一个理性计算的行动者，提出 “理性小农”的观点[24]。据此，本文认为小农户会根据自身情况理性计算农业投入和产出，决定其农业技术采纳的行为特质。对于兼业小农户而言，被别人雇佣管理果园可以得到固定工资，而管理自己的果园不但需要一定的前期投入，而且后期果园收益受到自然因素和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收益不稳定，因此这部分农户群体的投资意愿普遍较低，对于新技术的采纳和接受程度不足。

由于非农收入或者农业雇工收入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一般高于小规模的农业收入，因此兼业农户的主要面向仍然是那些收入高、稳定性高的工作。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工业部门流动，这部分劳动力主要以农民家庭的年轻人组成，而年老的服务大多留守农村照顾农田和孩子，通过务农和务工两份收入共同满足家庭再生产的物质需要[25]。因此，对于留守村庄的兼业农户家庭，土地并不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而是作为家庭务工收入之外的一项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生计来源，是父母为其子代能够顺利进城，完成渐进的城镇化的一种保障机制。那么，对于兼业农户和老年人而言，农业投资作为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农户会选择尽可能少投入，收入水平基本足以满足自身日常生活即可。用他们老师教过的口诀进行果树修剪。对于技术的传播，村里的种植大户因为血缘和地缘关系也会向普通农户传播技术，普通农户会跟着学，但大部分农户仍然认为种果树的关键不在树上的修剪技术，关键在于投资。

3.2 “新旧继替”：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

从共时性上看，即从静态和横向上观察，农户自身资源禀赋差异会使普通农户上升为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或使小农户坠落为粗放经营的兼业农民。从历时性上看，即从动态和纵向上观察，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决定了农户会沿着一定的轨迹规律性变动。当户主比较年轻，家庭属于扩大型直系家庭时，农户往往倾向于积极采纳新的农业技术；而当户主年迈，随着体力不足以及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整个家庭也处于萎缩时期，家庭中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此时农户往往对农业技术的采纳比较消极。同时农户家庭生命周期与生产技术采纳可能会呈现出倒U形的关系，因为家庭生命周期直接决定农户本身的资本积累和经验积累，因此当农户家庭刚建立时，缺乏资本积累和种植经验，因而可能对技术的采纳采取怀疑和消极态度。而当农户处于中年时，往往家庭劳动力比较充沛，而且家庭的资本积累以及农户个体的经验积累都到了一定的程度，因而对技术的采用会比较积极。而当农户处于老年时，家庭开始萎缩，劳动力较少，因而对技术采纳可能持消极态度。

首先，资源禀赋的差异可能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小农户受制于自身资源禀赋，可能向两个维度转换，一是拥有较大土地经营面积的中农、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小农户只能达到这个水平，除非在外力促发、资本投入之后才可能向产业园区转换，或者前期积累较多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二是小农户可能也会向下坠落，变为兼业农民，退出生产竞争，采取粗放式经营方式。

同一个农户家庭中，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兼业农户可能向下坠落，成为贫弱小农户。

也有可能向上生长，成为种植大户。因为生命周期对规模生产有显著影响。与此同时，随着不同生命周期中农户生产规模不同，当农户由小农转变为兼业农户或种植大户时，兼业农户或者种植大户获得一定的资金技术也有可能变为农业企业。以下用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3：园区老板之前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也是苹果代办，赚钱后在城里开酒店，然后人脉资源越来越广，2021年与别人合伙投资办苹果产业园区。随着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由于经验不断积累以及对农业生产的熟悉度不断增加，使得处于中年的农户更加可能实现规模经营以及积极采用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调查中发现园区李经理今年39岁，以前在西杨村做代办，家里有12余亩苹果园，也种植香菇，自己有两个孩子，大的上高二，小的上小学。李经理高中未毕业就去广东打工，6年后回到村里开始种苹果，还做代办，给人开车跑货。李经理的果树技术都是 “看都看会了”，觉得果子长的好不好关键看农药和化肥的配置、投资。正因为其在先前积累了丰富经验，拥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以及对农业技术有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会积极引进先进技术。

4 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差异化的影响

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分化与技术分层深刻影响着农户的技术供给空间、农民兼业化程度以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技术有机衔接的国家政策实施。合村果业产业园区对基层公共农业技术服务获取过多，不利于小农户顺利参与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产业体系以及经营体系中。产业园区通过流转附近村中的土地，推动劳动者与劳动资料 (主要指土地)相分离，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成为农业产业雇工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农户或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选择放弃农地到园区打工，抑或迫于村庄熟人社会压力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耕地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由此加深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同时也不利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具体来看，存在以下几种影响。

4.1 挤压小农户的技术供给空间

以FY园区为代表的农业企业吸纳政府基层惠农资源和公共农业技术服务项目，使小农户技术需求得不到满足，挤压小农户的技术供给空间。

2008年以来，农业规模化生产和土地流转政策不断推进，FY农业园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我国惠农资金主要以项目形式向下流动[26]，农技推广领域中地方政府拥有对农技推广项目投放的审批权，决定惠农资源的分配方式。

在项目资金方面，首先是政府对贫困户的扶持资金。FY园区同时也成立了FY合作社，政府将每个贫困户的扶持资金以入股形式投资合作社，年底由合作社向贫困户发放精准扶贫收益分红资金。因此，FY园区通过合作社的运作获得政府的精准扶贫资金投入。其次是对规模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的项目资金，包括果业局给园区防雹网、钢丝、钢管、地布、竹竿等防灾设施和现代农业需要的水肥一体化设施。防灾工具市场价格约每亩地3000元，千亩园区这部分费用合计300万元，水肥一体化设备150万元，而园区实际只需要购买35万元的管道即可。

在技术培训方面，FY园区吸纳地方政府的农技干部和科研院校的研究人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土肥专家、园艺学院的王立存院长，以及果业局的技术专员是该园区的主要指导人员。园区建立初期，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因此向果业局寻求帮助，果业局的副局长来实地指导，除此之外也邀请白水县的苗木技术员进行实地指导，这些都是果业局的免费支持。园区后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做技术指导，与果业局副局长沟通协商过具体技术之后正式上任。

综上，政府部门在惠农资源上存在一定的倾向性，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规模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优惠、项目支持和人员技术的支持，而对小农户倾斜不多，甚至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产业园区对农技推广部门政策资金的依赖和农技推广部门对规模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推广需求形成联结，不断增强双方的相互依赖性，这意味着其他小农户难以得到足够的资源扶持。农技推广需要注重全体农户的需求，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在农业转型的背景下,出现 “公益悬浮与商业下沉”的双向变化，并未能有效满足农民真正的农技需求[27]。此外，基层农技推广存在 “垒大户”现象，基层农技推广资源容易被规模经营主体俘获[28]。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产品的供给和小农户的农业技术服务设施需求不相适应。而对于FY农业园区，政府在防灾方面给予一系列健全的防灾设施和现代农业高科技机械设备等。这些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产品只针对规模农业经营主体，不针对小农户。这种做法无疑挤压小农户的技术供给空间。

4.2 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广泛推广

农户的兼业化程度越深，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意愿和技术采纳意愿就越低。园区企业加深农户兼业化程度的同时，使小农户对现代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纳成本增高，降低小农户的技术采纳意愿，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推广。另一方面，产业园区通过对基层政府惠农资源和农技服务的吸纳，阻碍现代农业技术向下服务的渠道，致使小农户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之间背离程度深化，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向广大小农户进行推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户分化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产生，出现兼业农户和专业农户，其中，农兼业农户伴随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而不断加深，“农民工”随之出现[29]。与此同时，农村空心化、土地非农化用途日益严重，甚至有些地方出现大面积的土地抛荒现象。城市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下乡，虽然有利于重新调整土地面积，规整土地用途，合理利用农村闲置耕地，但是也造成农业生产的资本化倾向和农民的 “无产化”倾向[30]。在农地规模经营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过程中，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使农户放弃对部分耕地的经营权，而只保留其承包权。同时，大规模的农业园区需要大量的农业雇工，促使农户从家庭经营的形式中脱离，农业劳动力向农业产业转移，成为农业产业工人。FY园区建设以后，由于流转了大部分农户土地，村庄中50岁以上劳动力由于在附近无法找到其他工作，因此大部分耕地被流转的农民来园区打工。

4.3 影响苹果种植结构调整升级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其种植意愿与行为选择是实现种植结构调整与农业结构变动的微观基础[31]。对于合村而言，兼业农户的大量增加会降低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降低农户的投资意愿。不同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的差异化使苹果种植结构优化升级新技术的采纳率不一，难以实现标准化种植和管理，难以有效推广新的种植技术，实现苹果种植结构的优化升级。大量兼业小农户无法有效对接现代农业发展中苹果种植技术的高标准、规范化操作和管理要求，影响陕西省合阳县苹果种植结构与市场化需求的匹配程度，阻碍种植结构调整升级。

4.4 加剧基层农资市场的混乱程度

由于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农资经销商和农资购买者之间存在多种博弈状况，假冒伪劣农资行为层出不穷。在农资销售末梢，乡村农资市场中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占据着比正品更为广阔的市场份额，这些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或是全盘作假，或是以高仿真品的形式鱼目混珠，与正品保持大致一致的市场销售价格，但又低于正品的价格来误导消费群体。由于种种原因，农资市场甚至会出现类似于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合村村民也认为 “假货太多，难以分辨，在一堆假货之中的稀有真货并不能让农民相信，所以真的也就被认为是假的了”。本文认为，甘井镇合村的农资市场假冒伪劣产品能够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农资市场的混乱与其购买群体，即大规模分散的兼业小农户的心理和行为特质有密切关系。

兼业小规模农户作为消费者对农资市场的倒逼作用的原因及其机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分散性和弱质性小农户难以有效应对大农资市场，助长了农资市场的混乱。张蒙萌等[32]认为，农户对于农资零售商并不是一个主动信任的过程，一般农户认为农资零售商的美誉度并不高，但仍会选择 “信任”农资零售商并购买其所推荐的农资产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农资零售商和农户在乡村农资社会网络中所处地位不同。农资零售商处于这一网络的中心地位，相比处于乡村农资社会网络边缘区域的农户而言，获取农资相关信息和资源的能力更强，速度更快，导致二者市场信息不对称，资源获取能力不对称。在弱质和分散的小农面前，和农业部门、供销社体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农资企业就会以一种强势群体的姿态展现，通过嵌入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渗透到小农户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市场行为中，在信息不对称、能力不相等的境遇下，农资造假、鱼目混珠，损害小农户的正当权益。

其次，兼业小农农业投资不足使高价正品难以拥有广泛市场。农户风险规避 (偏好)程度会影响其农业生产和投入行为，小规模农户的风险规避程度有助于解释一些农户出现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生产经营行为[33]。合村村民大多是50岁以上的劳动力，40岁以下在村从业人员只有6人。小规模农户的年龄多在45岁或者50岁以上，对于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规避偏好，农业投资积极性普遍不高。相比真化肥，假化肥以其较低的价格更符合兼业农户的投资需求，更有基层市场。兼业农户和小农户投资程度不高、风险规避程度强，体现在农资购买行为中就是多少有一定的 “贪便宜”心理倾向。综上可知，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差异化造成农资商品无法制定统一标准，带来农资市场混乱的不利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农技推广过程中，小农户并不是外界所认为的愚昧、落后，不懂得计算投入产出比，或者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差，学不会新技术的运用。相反，市场化背景下的小农户是一种 “理性小农”，会依据家庭生计策略而对农业技术进行有选择的采纳。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和农户的资源禀赋差异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纳分层和农民分化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农业技术采纳差异化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农户兼业化、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导致兼业小农户和老龄、高龄农户等农户对土地的劳动力、资金投入意愿不高，风险承担能力较弱；另一方面，由于受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那些前期经济资本积累丰厚、对于苹果产业的信息资源较多的农户，通过获得一定的社会网络支持可以有效实现自身的转型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者提高自己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纳程度和接受程度，形成加大土地收益与加大投资能力的良性循环的实践样态。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是影响合村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户面对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不同，其技术采纳意愿和行为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使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呈现新旧继替的差异形态。通过分析FY产业园区的土地流转、失地农民和农业雇工的情况，本文认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加剧了当地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另外，农业企业通过对基层公共农业技术服务的俘获，挤压小农户的技术供给空间，不利于小农户分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难以使小农户真正被纳入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产业体系以及经营体系之中。产业园区通过流转附件村中的土地，推动劳动者与劳动资料 (主要指土地)相分离，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成为农业产业雇工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农户或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选择放弃农地选择到园区打工，抑或迫于村庄熟人社会压力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耕地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由此加剧了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同时也不利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基于以上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差异化的影响，本文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1)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促进农业服务的规模化。当前小农户经营农业面临着生产成本增加，尤其是农技应用困难、农资市场混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为小农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和农资、农机服务，培育规模化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可以充分发挥小农户生产优势的同时，促进农业技术服务的应用，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解放农村劳动力。在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背景下，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难度和劳动强度，因此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有利于在不损害农业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增加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2)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不仅局限于土地的规模经营，还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的规模供给、农业生产技术的统一服务、农产品的统一销售等多种农业规模化经营形式。在地方实践中，政府应积极支持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创新，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创新制度，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创新激励机制，营造创新氛围。

(3)实行农业技术的分类施策和精准投放。应该明确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和技术采纳意愿，对于不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支持。对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应当重点培育，以促进现代农业技术的有效实施。对于贫弱小农户和兼业农户，应该重点进行社会化服务，提高产前、产后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