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叙事布局的文学技法

2022-03-02 18:00袁海锋
新作文·中学作文教学研究 2022年2期
关键词:于勒错位意图

◎袁海锋

叙事,讲述(真实)事件或(虚构)故事,以传递信息或情绪。它借助语言、画面、手势等介质,对纵向时间维度与横向空间维度的人与世界之关系予以重构。“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自然,叙事也成了文学最为倚重的表现手段之一。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礼记·大学》),“广义上说,只有时间才是选择(故事)内容的决定因素”,可实际上叙事并“不从时间次序的角度,而是因果关系进行取舍和整理”。以文学技法审视,故事全貌不过是叙事布局策略的外显。

“如何谋划叙事布局,写出好故事”,对写作初学者而言,无疑是繁难却紧要的;“如何给予学生叙事布局的技术支撑”,对写作教学者而言,自然是无法回避的。教材中,成熟作家的经典选文蕴藏丰富的叙事布局技术可能,是不该忽视的教学资源。“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以教材选文表达为范本,可为学生叙事布局的习得指明一条登堂入室之径。

情节出离:弱干强枝逼出叙事转向

生活是故事的范本,但其时间长度、空间宽度都要更辽远。生活时常重复,正如汪国真在《旅行》中所言,“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平常而平淡的生活易使人深陷其中又不自知。故事按照生活的节奏铺展,对叙事启动是必要的,这可以为故事明确一个具体而鲜活的情境,理顺故事前情梗概,交代一组交错的人物关系,酝酿一股原初情绪。生活节奏对叙事深入却有阻碍,故事极易因庸常而陷入无聊,人物与情绪陷入发展死局。写作初学者恰常陷入如此写作困境。

如果说依托生活节奏而启动的叙事,如同植根于大地的苗木根本,为了不使之顺此疯长为庸常故事,则需要适时地以言语利刃斩断生活化的叙事惯性,在情节断开处萌蘖出离于原初叙事的新生情节,出离情节迅速壮大成为叙事的核心力量,由此达到“弱干强枝”的文学成效。情节出离,打破原有常态叙事节奏,叙事语境由此更新,进入孙绍振先生所言的、更新过的“第二环境”;人物关系重新调整,由常态情节培育的人物稳定心理被打破,“暴露第二心态”—关于故事的一切,无不在情节的出离中重建,叙事也由生活节奏转向写作者操控的文学节奏,写作者的叙事布局由此得以铺展完成。

《我的叔叔于勒》中,莫泊桑的叙事就由生活节奏开启。因为“行为不正,糟蹋钱”而被送往美洲的叔叔于勒,不久写信称自己赚了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叔叔于勒摇身变成全家希望,一家人每周日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并期待迎接到衣锦归来的于勒。这样的周日散步持续了十年之久,并形成庸常的生活习惯。按照如此叙事节奏延伸,即便会有公务员决心上门求婚这样的叙事惊喜,但整个故事还是毫无悬念地陷入俗套无聊。在依托生活节奏的常规叙事蓄力充足,关于于勒的故事前情、一家人物关系理清后,莫泊桑适时运用了情节出离的叙事策略—借二姐婚礼之机,全家去哲尔赛岛游玩时的船上情节。船上情节明显出离于每周海边散步、谈论于勒来信、畅想于勒归来生活这些预设的伪叙事主干,并且在莫泊桑的把控下快速发展:叙事语境从漫长空旷的海边散步、家中漫谈的开放时空,聚焦到某一天轮船上的闭合时空,关乎情节、人物的叙事因时空闭合而被迫聚焦;吃牡蛎遇到落魄的于勒、夫妻咒骂于勒、把女儿女婿唤回、若瑟夫给叔叔小费、全家人换船逃离哲尔赛岛,情节以前所未有的叙事节奏迅猛突进;新的人物—于勒叔叔出场,新的人物关系重构——原本承载全家希望的于勒瞬间变成“贼”“讨饭的”“流氓”。哲尔赛岛偶遇于勒这一出离情节,无疑才是莫泊桑匠心营造的主干式情节。借助这一情节,菲利普夫妇、女儿女婿、若瑟夫、“特快号”船长以及那些“人们”的人物形象才变得立体起来;由这些人物承载的、莫泊桑想要写出的金钱之于人情的摧残、人情的脆弱易变、孩子身上点点人性的保留,都由此映照出来。出离情节,在诱发叙事转型的同时,也促成了整个故事的文学达成。

情节出离是叙事布局最为常规的写作策略,名家巨著常见,学生作品常用。都德《最后一课》“小弗郎士最后一节法语课迟到”、《水浒传》中“高衙内调戏林娘子”、鲁迅《阿长与〈山海经〉》中“阿长送《山海经》”,等等,都是情节出离的经典范例。借这些经典范例,可以清晰出离这一“弱枝强干”叙事策略运用的关键:在时间把控上,出离情节必须有依托生活节奏的常规叙事充分铺垫,营造故事启动的原初语境,交代故事发展所依托的前情人物、事件、环境要素;在叙事节奏上,出离情节须实现对生活节奏的破坏,情节进入新的叙事语境,新故事要素出现前所未有的重构与发展,如新的故事环境、人物关系、情节高潮等;在写作意图上,核心的文学目的要内置于出离情节,出离情节亦往往是故事高潮(短篇尤甚),随着出离情节的展开,写作者欲借其实现的文学愿景、写作旨意亦应随之绽放。这些,在情节写作教学中需要向学生予以明确重申、内化达成,方有“讲出好故事”的可能。

场景嵌入:故事僵局处的绝处逢生

场景是写作者为情节铺展、人物行动提供现实支撑的叙事力量。故事,或构成故事的情节片段,唯有置身具体而鲜活的场景情境,其存在与发展才能获得必需的文学合理性。但场景描写是一种静态的叙事力量,它缺乏独立的文学行动力,不能在故事中自持自在,唯有通过向情节、人物提供情境支持,或以自身质素隐约暗示主题,来获得自身的叙事意义。场景描写虽有静态属性,却不失叙事的消极力量。相反,它会积极介入叙事,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叙事布局。

叙事布局中,情节设计无疑是最根本的写作策略。但在具体故事中,由于人物关系的牵制,情节的叙事动力消耗殆尽,而失去增生、出离的叙事能力。此时,新的场景情境嵌入叙事进程,是解决情节发展乏力的又一种布局策略。不过,嵌入情节的场景情境并不单一,至少存在背景性与功能性场景差异:背景性场景依附于当前情节叙事,叙事力量指向故事当下,其只为当下情节展开、当前人物行动布置舞台;功能性场景与当前情节内容、人物关系割离,其叙事力量指向故事未来,旨在为情节衍进、人物重构提供现实依托。只有功能性场景的嵌入,才能展示出影响情节进程的叙事能力。之所以启用场景嵌入,往往因为情节发展陷入死局,人物关系被锁死。新的功能性场景嵌入后,人物行动的物理空间突然被放大、拉开,人物关系随之延伸甚至重构,原本运作乏力的情节及时补充发展动力,实现拓进或转向的叙事可能,故事的叙事僵局被打破。情节重新活跃,人物互动升级,故事进程也因场景情境嵌入得以推进。

蒲松龄《狼》是场景嵌入影响叙事及布局的经典范例。《狼》的情节起始于屠户晚归,途遇两狼缀行。虽有屠户职业身份,但一人两狼的局势还是让屠户惧怕,还好担中尚有剩骨,可有投骨以退两狼。不过,情节“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已将狼的真实意图暴露:它们既在意剩骨,更在意屠户之人。至骨尽,屠户仅有的依托已经消耗完毕。“两狼之并驱如故”,狼强屠弱的局面未曾改观,两狼的野心没有改变。至此,借助叙事惯性,情节依然可以滑行一段,却再无逆转人狼局势的情节力量与人物可能。此时,蒲松龄妙笔一挥,适时抛出“麦场积薪”这一功能性场景情境,嵌入叙事之中。相对于“途中”这一动态隐场景,“麦场积薪”则是静态的具体显场景。有了麦场积薪,除投骨自保外,情节有了新的推进—“屠乃奔倚其下”;人物性格发生新的改变,由退让转变为“弛担持刀”的勇敢对峙;人物关系予以调整,从完全倾斜于狼,松弛到狼、屠关系均衡:弛担持刀/不敢前。正因为这处场景情境嵌入,新的叙事变化发生,情节才有了由倾斜(狼)到均势(狼屠对峙),再到倾斜(屠)的可能。当然,在运用场景嵌入策略之后,蒲松龄重拾“弱干强枝”情节出离之法,让枝节情节“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再次破局,情节由此才再获“屠暴起”而怒杀两狼的故事高潮。统观《狼》的故事风貌,“麦场积薪”的场景嵌入无疑是使叙事绝处逢生,进而布局情节高潮的关键笔墨。

场景嵌入的叙事策略亦极多见,比如《驿路梨花》中哀牢山密林之中的梨花林、茅草屋景物;《皇帝的新装》中骗子架空织布、凭空做衣、悬空换装的场景都扮演着类似催生情节、布局叙事的文学职责。理解这些经典范例,学习场景嵌入的叙事技法,对于尚处于空白阶段的叙事写作教学、学生写作训练,无疑是有益的。

意图错位:事与愿违叙事,出其不意布局

情节由人物主导,是人物行动的故事化呈现;人物在情节中存身,是情节延展的动力因素。人有趋利避害天性,其行动起于某种动机,保有某种意图,预置某种预期。但个人毕竟只是物性世界的一点,深受外界人与物的制衡。而情节的延展,除了主导人物的参与,其他人与物的力量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主导人物的叙事意图与情节发展方向就产生了离合,继而导致意图错位,预期落空。文学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天然以人的生活为依托与旨归。文学对生活的依托,不止于将琐碎的生活现象转化为写作素材,还在于对生活规律的发现,并将之叙事化。将人物预期与情节发展构成意图错位,是情节叙事与布局的再一种策略可能。

落实在情节叙事的个案,意图错位有不同的呈现可能。以意图性质考量,错位有两种表现:保有某种善意的意图动机,但苦于“人心隔肚皮”,情节却向着反方向疾驰,继而形成一种悲剧性的情感落差;承接这种错位意图的往往是作品主导人物,以承继文学“真善美”的内在审美追求。《老王》一文中,老王与杨绛一家,虽身处困境,但彼此照抚,相互尊重。也正因如此,老王才会把代表着自己临终“遗产”的香油鸡蛋送与杨绛;面对如此“贵重”的馈赠,慌乱的杨绛只能善意地以自己匮乏的金钱回赠。两种善良的意图,不期然地完美“错位”。而老王的离世,让杨绛再也没有了调正“错位”的可能,这也给她余生留下难以挥去的“愧怍”。人物的行动意图有可能并非良善,但由于环境、其他人物等叙事因素的干预,情节反而出其不意地导向“真善美”的叙事结局,继而形成一种喜剧性的文本风貌;文学往往以这样的叙事布局,实现艺术对现实生活“恶”的处决与“善”的救赎。余华《活着》中,皮影戏班主龙二在赌局中暗施诡计,让地主少爷富贵输尽家产,贫困落魄;但随着解放战争结束、“土改”开始,地主龙二却因这些家产而被枪决,富贵反因生活赤贫而躲过一劫。龙二的“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不仅演绎了意图错位的叙事布局可能,而且喜剧化地落实“恶有恶报”的道德处决。

以意图错位所处位置考察,错位形式亦有两种。

一种是意图预期与情节达成的错位。如前述善与恶的意图,最后达成事与愿违的好恶结果,这种布局明确了起点与终局,写作重心聚焦在情节反转的流畅设计、人物形象妥帖塑造,并借如此布局,实现文学情绪的宣泄与升华。在杨绛的“愧怍”与龙二的“恶报”外,欧·亨利《麦琪的礼物》是又一典范:妻子黛拉为了给丈夫的祖传金表配上条表链,卖掉了一头美丽的秀发;丈夫吉姆为了给妻子的秀发配一套相称的梳形发卡,忍痛卖掉祖传金表。黛拉与吉姆都怀有予爱人以美的意图预期,最后却要面对表链、发卡无一有用的结果。由欧·亨利的这种叙事布局,二人美好愿望与困窘生活的错位完美呈现于读者眼前。虽然表链、发卡无一用处,但他们的爱情不仅不因之打折,反而在更浓密的人情味中升华。

再一种是意图预期与情节过程的错位。人物怀有某种意图预期,他在自己主导的情节中,却以一种违逆意图预期的行为推动情节发展,以达成结果与预期的契合。在这种错位叙事中,写作有意强调人物意识与行动的矛盾,以凸显一种戏剧性的讽刺,或悲剧性的赞颂。《范进中举》中,得知中举后的范进发疯,众人提议岳父胡屠户施以巴掌,打醒举人老爷。胡屠户有救醒女婿的良善预期,却需逼迫自己采取殴打举人的行动。虽然范进被一掌打醒,胡屠户的预期与结果一致,但预期与过程、想法与行动却是错位的,这种错位夹杂了范进女婿与举人身份的离合,也融入了吴敬梓对科举制下扭曲的人情关系的无尽嘲讽,实在辛辣。

情节出离、场景嵌入、意图错位三种叙事策略,从情节、环境、人物的角度展示情节布局的可能,既给学生指明思维方向,又展示了操作可能;既举出名家范例,又点名练习原则。相信这样的写作指导,对于叙事布局的落实,应该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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