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安商会与地方社会治理

撰文/向乾坤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会史研究兴起，到目前为止已硕果累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商会史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突破，表现出两个方面的趋势：从对沿海大城市的研究转向内陆城市研究，突破了空间限制。开始对商会领导权与商会选举、商会与各界的关系、商会的社会功能等进行研究，在内容上取得较大突破。席萍安的《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指出，四川商会组织对于近代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初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李柏槐的《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就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的历史演变、制度构建、组织功能及其与地方政府、商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又在《民国商会与同业公会关系探析——以1929—1949年的成都市为例》一文中指出，商会与同业公会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关系，但在组织管理上是上下级隶属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似乎矛盾的关系。

目前四川商会研究以成都及周边地区为主，在内容上主要研究商会与各方关系，对整个四川省商会宏观上的研究著述甚少。清末广安商会全称为“广安州商务分会”，民国时期改州为县，称为“广安县商会”。

巴山石头城

清末广安州商务分会创立背景

渠江图

商会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清末广安州地处西南，毗邻重庆，自古水陆通衢，有通向四方的驿道，为“水陆交错之区，商货销埸”。频繁的商贸往来，十分利于商会组织的发展。清末广安州商务分会的创建“是在政治政策的引导、经济发展的推动及原始组织的基础上设立而成”。

世界浪潮与清政府中央的推动。“商会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合作的必然产物。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到18世纪后期，行会被近代商会所取代。”鸦片战争后，国内有识之士格外关注西方的政治、教育、工商业等制度，以商务求富、学习西方商会制度、在中国设立商会，成为了他们的迫切要求。组织商会是维新变法的经济措施之一，但维新变法失败，使得各地设立商会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地实践。到清末新政时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并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要求各地地方官员劝设商会，其中明确规定：“商务较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属于商务总会”。1905年成都商务总会正式开办，此后四川地区各地商会皆开始筹备。

“清末商会的成立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商会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清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清末新政前，各地皆有类似商会的组织，但是并没有大规模的商会成立，直到清政府成立商部倡导商业发展，才大规模地出现商会组织。

广安州地方商帮与地方官府的支持。在商会组织出现以前，广安州各行业以商帮的形式存在，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广安州传统的地方商帮组织弊端不断凸显，他们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需要新的商业组织形式来适应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广安州商务分会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十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共“集发二十余商帮、商号”试办广安州商务分会。清末广安州有大量的地方商帮，他们是广安州商务分会成立的主力军，包括丝烟帮、京果帮、陈衣帮、泽纱帮、炭帮、杂货帮等。广安州地方商帮积极地响应绅商蒲金万试办广安州商务分会的决定，积极参与广安州商务分会的试办事宜。广安州商务分会的“创设商务分会自俟为联络商情，讲求实业起见”，这对于各商帮都是有利的，自然得到了众多地方商帮的支持。

此外，地方官府希望借广安州商务分会与洋人争利，所以大力倡导、支持商会的成立。广安州正堂在广安州商务分会成立会上训诫，希望广安州商务分会成立后，“不但与外国竞争，还要胜过他们”。清末时期，大量外国商品通过重庆进入四川，冲击了地方商业市场，而恢复经济秩序，是地方商帮和官府共同的目标，广安州商务分会的成立离不开地方商帮和广安州官府的支持。

清末广安州商务分会创立细节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举人蒲金万禀请”广安州正堂，请求试办“商务分会”，并由责任人“金崇岡酌拟章程”，创办广安州商务分会一事“揆之各处设立分会之例，尚无不合，惟所拟章程是否妥协，应俟由局转详至日，再行核明”。广安州商务分会的创办是符合程序的，唯有章程有所欠缺，需要整改。

为修订广安州商务分会的章程，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十日广安州候补正堂王銓要求成都商务总会对广安州成立商务分会一事“批示在案并准予参观会议研究一切，及发商部颁行《奏定商会简明章程》《钦定大清商律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注册章程》《成都总商会章程》”，广安州商务分会也禀请成都商务总会“备文移知州堂以一份注册存照，一份转交绅，分会衹领以凭遵循”。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都商务总会“催开会试办，以免稽延时日”，以广安州商务分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立案，“至今年余，尚未开会”为由，下令广安州商务分会尽快开会。

成都商务总会还对广安州商务分会的会费、会董、代议三项提出过建议。广安州商务分会“集发二十余商帮、商号提出前议”，决定了会费、会董、代议三项问题——“其一，经费照会章第八条，每年在各神会间款项下开支；其二，会董概不领薪，奖费亦不定给，应照章每年一举，使无偏劳；其三，代议由各帮公推到会，无事专司调查，有事与议，协赞视为当然义务，至于商务由何项振兴，何项改良，会务以何件执行，何件维持，庸俟开办亦由条理”，其所“呈章程、职业各文件均蒙审察认可，各董事遵依所任各职”。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广安州商务分会邀“地方长官暨各官佐到会证明训词，以为纪念举行开会礼”，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十日，广安州商务分会开始试办，并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十九正式成立开办。

清末广安州商务分会与地方社会治理

商会是群众性组织，但与其同类的农会、工会、教育会等比较起来，商会与官府的联系更显得深厚。广安州商务分会在地方官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成立，地方官府的身影在商会的日常事务中也随处可见。此外，广安州商务分会在维护好自身利益的同时，通过协助官府治理地方从而参与地方社会的治理，使商会组织的影响力渗透到整个区域。

广安州城图——广安州商务分会会址

清代广安州商会档案

宣统元年（1909）正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提到“即日议董、议员交来（公断处）草章一册，附清算手续一纸，请研究员研究”，这是商事公断处筹办的开始。商事公断处成立之后，便开始处理地方的商业纠纷，同时规定对商业纠纷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请求官府重判。广安州商务分会协助官府处理商事纠纷，减少了广安州官府的政务负担。到宣统二年(1910)三月，官府要求广安州商务分会将“现有公断处明目及选有主断、评议各员者，即一并取消”，但这也并未改变地方商事由商会处理的旧例。

商人的社会职能虽大多与商事有关，但不仅仅局限于商事。商人取费以办巡警教练所，保地方治安。宣统元年(1909)，“州堂倪提议巡警教练所拟在城区商市人户名下取费办理，具办法拟将现练团丁百二十名，裁汰四十名，拣选八十名定额，于三月底撤去团练事，至四月初一日，设立教练所，以团练费移作教练费”。由商人出资，办理巡警教练所，在保护商人的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地方的治安。此外，商会为地方劝业所提供经费的同时，还协助劝业所等官方组织调查地方事宜。宣统元年(1909)三月二十日会议决议，“劝业所等费事件……筹款维艰，招股不易，惟查铁路租股去有由该各地机关之殷实商人承认存款字样，本会决定暂将此提议以便覆州”。又规定如劝业所业员到达广安州，广安州商务分会将“随派调查员协同该员赴乡考察……该员应缴纳之款”，暂由商会揆垫。

关于官府的通知，广安州商务分会也积极响应并广而告知，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调查广安州丝业的情况，要求广安州商务分会“按照本部所定表式，分别填报到部，以凭核办……商务分会遵照速即查明境内丝业情形，照表填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十九日“上谕近来纱布日益增多，实漏卮之第一大宗……查美洲等处棉花种类精良……各省间有数处所产较胜而培植多卤莽，是必博求外国嘉种采取培养良法”，是故广征种子，广安州正堂即令“商会遵照速即查明境内所种棉花种子优劣，情形如何，照表填注并采购种子若干，一并禀送本州，以便申送汇报”。在宣统元年（1909）广安州商务分会又接到“通省劝业道札饬权衡度量公文”，并通告从“即日决定南洋第一次赛会奥京赛会，并部办陈列所征收货品。”广安州商务分会还积极地参与广安州地方的劝业分所、农会、商业补习所、蚕桑传习所、戒烟所、地方自治研究所等组织机构的建立，并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如宣统元年(1909)三月初七日，为处理“顺郡自治研究所报送学绅事件”，广安州商务分会通过会议决定“保送学绅，推选屈洪琳、甘少盘、徐思与，自愿备费赴郡研究，克日备文保送，经众决定许可”。

广安州商务分会自成立之初，就与地方官府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广安州商务分会的会议地方官可随时出席，“地方官能随时临会，随时出席，随时发案，然无决议权”，商会受其监督，但又有相应的独立权。地方官府在通过商会完成各项事务的同时，商会也通过协助地方官府的方式参与到对地方社会的治理中。

广安州商务分会的建立离不开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支持，地方商帮也为其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对《清末广安州商务分会档案》的整理，厘清了广安州商务分会建立的过程。广安州商务分会有处理商业纠纷的职责，并较早建立了商事裁判机构——商事公断处，为解决地方商业纠纷做出了不少贡献。广安州商务分会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通过协助地方官府，积极参与了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