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基层干部生活记忆呈现与行为逻辑建构
——基于安徽省基层干部口述史分析

陈劲竹，陈炫宇，金文龙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达成了将全党工作重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共识，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实践任务。中国的对内改革从农村工作调整开始，事实上，在决定达成之前已有农村在默许条件下开展了改革试验。1978年9月，肥西县山南区山南公社安佳庄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举措，成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发源地；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论是改革前的先验性尝试，还是日后改革开放等国家大政策的实践，基层干部都是具体操作的直接参与者与负责人，是落实中央任务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地方工作创新的活力来源与基础。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庞大工程的推进，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基层干部的实践当中。故了解改革开放后基层干部在具体工作中的感受与记忆，分析基层干部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行为习惯及逻辑，对我们清晰认识基层干部的角色特性及思维模式，从而通过一系列办法使其在治理体系中发挥出更好的结构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旨在通过口述史调查的方式，对曾在改革开放初期任基层工作人员的退休干部进行面对面访谈。基层干部是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与实践者，他们的口述分享是个人微观视角对国家宏大叙事的补充。透过干部的口述内容，笔者有机会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后农村治理的变迁，理解基层干部在时代格局中的行为趋向。在改革开放的动态环境之下，基层干部的行为模式更能反映基层干部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其角色的功能特性在其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以社会学视角的“第一视角”研究基层干部治理的微观案例，对认识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阐释基层治理的工作实际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为基层的现代化治理提供新的思考。

一、文献与理论

(一)文献综述

1.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治理状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因此，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减少。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后，城乡关系格局由资源汲取转向资源输送，中国城市化也由此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村庄第一次被称为“(农村)社区”，第一次被纳入国家城乡发展规划[1]。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伴随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实践风起云涌，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地位得到重大提升，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民主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发展。其中，基层干部在组织和引导农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和保障[2]。但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和民主管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与群众愿望仍然有不小距离。以行政权力和资源垄断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命令来开展活动的传统基层治理方式必须变革，由此为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

2.农村基层干部的重要作用

国内对基层干部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农村基层干部在基层建设方面的重要性显著提高。有学者认为农村组织振兴是新时代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大命题，选择好“当家人”非常重要。村支部书记要满足当前“三农”工作需求，完善选拔和培养等机制。[3]农村基层干部在农村具有特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基层干部发挥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而扎根于乡土社会的基层干部是最重要的基层治理主体和农村领导力量[4-5]。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建设陷入一定困境。有学者指出，基层干部的选用方式单一，考核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致使不少基层干部文化和道德水平不高，能力素质不强；一些农村党组织带头人对国家政策领悟不透，对本村发展规划把握不准，对发展优势和短板不熟；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解决新形势下新问题的能力不足[6-8]。部分研究提出了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对策。朱明刚认为有效的考核机制能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9]。宗成峰认为要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优良作风的养成；要贯彻群众路线，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10]。

上述学者对我国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研究，为当前我国对农村基层干部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学者们对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取得的成果、对农村基层干部做出的贡献持肯定态度，但现有研究成果对农村基层干部本身的关注度不高，对基层老干部缺乏深入研究。基层干部是我国干部队伍的主体，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基础性依靠力量，从其口述生活记忆中更能看出基层治理历史的变迁。近年来由于缺失对基层干部的行为逻辑分析，基层干部被不同程度地误解甚至污名化[11]。目前国内对农村基层老干部现状调查较少，对农村基层干部认识不足。因此，本研究将对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深入调查，对老干部口述史进行分析，以求得到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客观认知，透视农村基层治理变迁。

(二)帕森斯“AGIL”功能模式

结构功能主义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指侧重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进行功能分析的社会学理论。其原型来源于19世纪孔德和斯宾塞在生物学基础上提出的功能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类似于生物有机体，拥有生物体般的身体机能。20世纪中叶，美国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将功能主义引入社会学分析，认为一个社会体系只有满足被称为功能性必需的四个基本需求，才能达成结构性稳定。四个基本需求分别为：(1)对环境条件的适应(A-adaptation)。能够确保从环境获得系统所需要的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2)从环境中获取目标的取向(G-goal attainment)。能够制定该系统的目标，确立各种目标间的主次关系，并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实现目标。(3)整合(I-integration)。能够使系统各部分协调为一个起作用的整体。(4)系统模式维系(L-latency)。能够维持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使之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并处理行动者的内部紧张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其被习惯称为“AGIL”功能模式。

帕森斯将社会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在社会整体作为一个总系统的情况下，根据功能在其中分化出各子系统。为维持社会总系统的稳定，在子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与总系统之间进行相互交流的动态维护，即各部分之间存在“输入—输出”的转换与调节关系，形成系统内部的自适应与平衡。

基层干部是指相应层面下的对上级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具体实施与执行的领导干部，它与群众的联系最直接，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从事社会管理、关乎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农村治理实践中，基层干部是具有统领性作用的组成部分，基层社会系统中的四个功能性必需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基层干部有直接而必然的联系。在如今“村治一肩挑”趋势愈发明确的情况下，基层干部作为治理实体的关键意义不言而喻。

二、生活记忆呈现

(一)适应——外部刺激下的能动创造

当基层环境发生变动或面临新的挑战，对基层社会的平衡形成威胁时，对外部环境的重新适配便是基层干部工作的首要任务。外部环境是社会系统获取资源的直接途径，当环境出现变动之时，便需要对资源提取路径是否受到影响进行审视和再思考。当原有的资源提取路径受到阻碍时，使系统重归平衡的方式便是创造新的资源提取模式。

1978年前，农村实行集体生产，农民生产热情低，生产效率低下，加之1978年遭遇百年未有之大旱，农民收成不好，群众生活难以维持。人称“汤大胆”的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提议让农民实行单干，发挥农民自己的智慧，这就是“包产到户”的雏形。安佳庄农民在分到土地后，通过发挥智慧和辛勤劳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民在缴纳国税、留足口粮后，还能有些剩余粮食。这引起了其他生产队的不满，认为他们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有人向上级政府告状。1979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两次前来安佳庄考察，鼓励安佳庄人民不要怕，放心大胆地干，只要能让人民吃饱。在这之后，包产到户逐渐向全国推广开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确立了下来。(HDF口述，2021)

1978年安佳庄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旱”属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粮食歉收已然直接威胁到村民的生存。在环境面临巨大挑战时，基层干部的引导功能在此便显得尤为关键。区委书记“汤大胆”提议“包产到户”，即将土地分配给个体农户，基层干部在地区治理方面的积极创新激发了基层生产的活力，充分调动了农民个体的智慧与积极性，不仅顺利解决了环境变化带来的口粮问题，还带动了全村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省委书记在收到举报后的实用主义态度让当地的制度创新果实得以留存，并为优秀创新成果的宣传、推广与进一步改良提供了契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成熟。由此可见，基层干部在基层社会体系当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基层干部对环境变化的敏锐度和推动系统适配环境的能力与决心直接影响着转型期基层社会发展的走向。

兴业乡以农业为主，在洪水前种植的东西比较单一，多为水稻、油菜。1988年有村民引进葡萄试种，从刚开始的三亩葡萄田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一万亩葡萄田，品种也由单一品种(巨峰)到现在的30多种，还有草莓、火龙果等经济作物，提高了收益。不仅带领村民兴业致富，还带动周边地区共同致富。(CZZ口述，2021)

(二)目标获取——政策计划的微观执行

任何系统都有其目标导向。在确立目标方向与目标的主次顺序后，便需要调动系统内部资源和力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基层的具体政策和目标的制订很大程度上由上级部门决定，而政策计划的执行、输出与反馈便是基层干部的主要任务。

在计划生育政策下，计生局基层干部主要是做思想工作，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以非强制措施使人们自愿去做计划生育。计生局干部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跑遍了乡镇的每一寸土地。(FQ口述，2021)

计划生育，不准多生，多生了还有惩罚措施，很让人头疼。(CZZ口述，2021)

为适应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1982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编入新出台的《宪法》。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宏观规模的大型政策，自中央向地方逐层推行，任务分配到执政体系的最后一环，即由基层干部具体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在理念上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中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观相抵触，政府公权力的政策目标与社会传统的行为惯性间的矛盾在执行层面由基层干部承担。落实上级布置的计划生育任务，宣传政策的良好目的与初衷，调和与村民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转变村民的思想观念，奖惩遵法或违规的村民，这些繁琐而又具体的工作对基层干部的执行力与变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如何在依法的条件下以非强制的办法让村民自愿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不仅需要基层干部的努力奔波，更考验干部们的智慧与能力。

兴业镇地势低洼，呈椭圆形，交通闭塞，真的是穷乡僻壤，有“有女不嫁兴业郎，嫁去姑娘愁断肠”的说法。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民生工程，修筑防洪大坝，大坝从合肥延申到巢湖，让兴业不再受洪水侵袭，是兴业镇人民的“放心坝”“平安坝”！修了好多柏油路，让兴业出行不再是难题。(MFS口述，2021)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农民致富进行了技水、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帮扶。交通更加使捷，从1条砂石路变成了27条柏油路，旅游业也搞得好兴旺，农家乐一大堆。(CZZ口述，2021)

1991年洪水过后，农村产业化调整。1992年，农民开始种植杂交水稻种植，为期六年。国家帮扶下，农民经济效益大幅增加。这段时间我们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上传下达，做通农民的思想工作。最开始是小面积引进，我们村干部带头种，起示范作用，鼓励村民们一起种。(CZZ口述，2021)

1991年大洪水，农业停产，第二年才恢复生产。上级政府十分重视。政策帮扶、物资帮助、人员派遣，短时间内就把问题解决了。(CZZ口述，2021)

1991年的大洪水对兴业镇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农业一度停产。上级政府对灾情非常重视，并决定以此为契机进行农业产业化改革，推广杂交水稻的种植。如口述所见，基层干部在此项工作中的核心任务即“上传下达”和“带头示范”，首要任务就是向村民传达上级政府的意愿，做通农民的思想工作，让农民自愿使用上级政府引进的杂交水稻。为使村民信服，村干部带头在自家地里种植新稻，鼓励村民一起种。在面临大型灾情时，治理主体向上迁移，以上级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定向帮扶为主。基层干部作为助手协助上级政府，确保具体的物资扶助得以落地落实。

(三)整合——村规习俗的法理化

任何组织系统都由一个个具体的部分组成，正如一个村庄由一个个村民家庭、村民社群构成。为使村庄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将各个村民群体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自古以来基层便有较大的自理空间，乡村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行为模式。乡规民约作为农民根据生活经验及传统文化积累而成的行为习惯，是粘合乡村各部分的润滑剂。但在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宪法及法律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乡规民约须与当代法治相结合。推进法治下乡，促进二者的合理融合，是基层干部的重要任务。

村中还挂有“严厉打击宗族势力影响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横幅。据了解，以前村委会干部常由村中农民担任，宗族势力对换届选举影响颇大，基层很容易产生腐败现象，更甚者会出现“姓个人不姓党”的现象。如今基层更多由大学生村官担任村干部，这就极大地遏制住了宗族势力干扰，使基层更加纯洁，杜绝腐败。(工作人员XX口述，2021)

在传统的乡村治理逻辑中，本地的乡贤士绅有重要地位，他们在当地村民支持下管理村中事务，有极大的治理自主权，甚至可以生杀予夺。但在如今的法治化时代，法律是公序良俗的表现，是评判一切行为的准则。乡贤治理的部分内容与法治目标存在差异，而宗族作为传统型乡贤的背后力量，按照旧有的行为惯性，仍存在干预基层选举、干预基层政治的动机。“严厉打击宗族势力影响村委会换届选举”即为村委会干部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对干部而言，维护选举的正当程序，杜绝腐败现象，确保相关法律规章得到遵守，是他们在选举进行时的重点任务。在平时的治理周期中，剔除村规民约中不合理的过时内容，将法治精神及观念融入乡村传统，使之走向法理化，是整合乡村各部分的必要工作。在基层选调大学生担任村干部，将现代教育的法理化思维通过大学生村官传入乡村，这种自上而下重新整合乡村结构的办法极大地遏制了宗族势力的干扰，促进了“送法下乡”工作的展开。

(四)维系——村民内聚力的再塑造

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在一个集体内保证传统文化留存的同时输入现代文明的特征，教育与文化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其质量与内容直接决定一个集体的文化趋向。基层干部作为基层社会的骨干力量，有责任引领基层文化走向，支持文教事业的发展。

兴业原来的学校租用地主家的泥巴房，学生要自带桌椅板凳，改革开放后，大力改善学校学习环境，建筑翻新，到现在的多媒体教学。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进步，教育发达起来了。(MFS口述，2021)

过去人们抠、穷、闭塞，消息不灵通，与外界隔绝，娱乐活动少。如今娱乐活动丰富，镇里头合肥庐剧搞起来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素质提高了。到现在政府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业，4A级风景区建设起来了。(MFS口述,2021)

教育硬件设施的改善、文娱活动的丰富都让当地人民受益匪浅。在采访村干部们的时候，笔者可以发现他们言语间的幸福感与满足感。在提起如今生活条件的变化之时，他们无不喜笑颜开、赞叹有加。从这些满意程度的外在表象能看出教育质量的提升与文娱活动的丰富对村民的积极影响，生活的满足感与精神世界的充实让基层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提高。这对基层社会基本价值与稳定的维系发挥着积极的调适作用，越轨行为的出现频率相较于以往得到了降低。

三、行为逻辑建构

(一)上传：地方创新的先行者

基层干部作为与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接触的政府机构人员，是最了解辖区内民情诉求的行政官员。在地方遭遇困难、需要提出解决方案时，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譬如安佳庄“包产到户”的方案，就是当地区委书记为解决当地粮食危机而提出的实用主义创新，明确的产权与余粮分配策略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其后省委书记在接到举报后，对地方创新客观的观察倾向与保全态度让正确的创新成果得以保全，乃至成为在全国推广的农村改革方略。

兴业镇的葡萄种植产业亦是同理。由村民引进后，基层干部发现葡萄适宜于此，看到了其良好的经济效益潜力，遂鼓励村民种植推广。2003年，兴业第一次举办“葡萄文化旅游节”，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5届。2007年，村民在村干部的指导下成立“兴业葡萄种植合作社”。如今兴业葡萄品牌形象已经成型，葡萄为兴业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基层干部首创功能的重大意义：其一，可以解决地方的现实问题，满足辖区内群众的迫切需要。其二，可以向上级政府传达真实的民情民意，并以创新成果的方式向上级政府提供可资借鉴的策略建议。其三，为当地发展的创新性想法在政府层面提供支持，助力地方发展。

(二)下达：顶层设计的执行者

基层干部处于行政体系的末节，政府各级的决策和方案最终均需由基层干部履行落实，特别是国家宏观政策在全国的铺盖式推行更需要无数基层干部的正确理解与全面执行。譬如计划生育政策在兴业镇的微观执行，首先需要计生专干正确地理解政策要求与初衷，并依法贯彻执行。他们在各家奔波教育，宣传计划生育的要求。正如口述中所言，“计生局干部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跑遍了乡镇的每一寸土地。”这不仅需要基层干部的辛苦付出，更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与政治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合理对待部分村民的抵触情绪，如何依法依规落实政策细则，真正做到奖惩分明，对基层干部是相当大的考验。

在地方遇到自然灾害时，基层干部更要站在第一线，配合上级政府的救灾策略。1992年的兴业镇大洪水整治中，修建大坝需要基层干部的默默付出。在地区发展方面亦是如此，修路架桥、文旅事业的发展、杂交水稻的推广都需要基层干部积极参与，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在许多杂务上处理好村民间的纠葛。

基层干部的执行功能是其职能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一，在于宏观政策的具体落实与宣传。其二，在于对地方政策的配合与协助。

(三)法治：现代秩序的灌输者

现代化的一大标志即为法治化。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有许多耦合之处，但当两者出现矛盾时，便需要基层干部做好调和工作，让法治化建设深入基层社会，使两者以正确的方式嵌套一体。安佳庄村口的横幅“严厉打击宗族势力影响村委会换届选举”即是对传统文化中乡贤治村背后宗族家族势力负面影响的抨击。依法选举村两委成员，保证其不受宗族势力的干扰，不仅需要基层干部在换届选举过程中的严格规范与公开透明，更需要平日里的宣传教育。

(四)凝聚：基层结构的粘合者

基层干部作为基层社会的引领者，有必要充分发挥当地文化在社会中的粘合剂作用，引领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并规范其走向。比如兴业镇的教育事业发展以及村民生活幸福感、满意度的提升，都离不开村干部在文化事业方面所做的努力。

四、结语及反思

改革开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作用于全国内外，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归根结底需由基层干部具体落实，因此基层干部对政策理解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政策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结果。故基层干部作为下达政策的执行者，对政府治理而言尤为重要。此外，基层干部在基层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深刻影响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直接决定基层干部的行为对基层社会的作用能力。

通过前文的描述，笔者发现除了单纯的执行者之外，基层干部在社会中承担着多元化功能。首先是创造者。基层干部要在了解地方群众真实需求后向上传递民情讯息，供决策层进行资料参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与规则的适当创新，以满足群众的迫切需要。在法治已成为现代化标志的今天，“送法下乡”的第一步是依法规范基层政治生活秩序，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一肩挑”特性，起到上行下效的示范引领作用。作为基层社会“领头羊”的基层干部，在社会结构中自然处于勾连左右的中心位置。振兴当地文艺品牌，支持当地教育发展，为当地群众的生活满意度而服务奔波，是基层干部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职能。

通过收集退休基层干部的口述历史，搜寻他们的治理经验与切身感受，笔者了解了基层干部的真实生活，整理了他们的治理经验，并最终将关注点放在了基层干部本身。在其身份定位与行为习惯中挖掘有迹可循的逻辑架构，有助于重新认识基层干部的职能划分及其对社会的作用能力和影响方式，并为其履行工作职能的逻辑提供一个解释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