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克义与美国“庚款兴学”

王参民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510275)

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在辛丑议和时是美国谈判代表，又于1905年担任驻华公使。他在促成退款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且是“庚款兴学”计划得以落实的关键人物。学界对柔克义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其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关系、在辛丑议和中的角色以及藏学研究等，关于其与美国“庚款兴学”计划关系的研究成果则寥寥无几①，仅大致勾勒了柔克义与美国第一次退款兴学关系的框架，对柔克义在美国向中国退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美国“庚款兴学”计划中与中美两国政府相关人物之间的互动等问题未交代清楚。本文依据有关外交文献，尤其是藏于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柔克义文件》(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Papers)，论述柔克义在美国退还部分庚款以及“庚款兴学”计划中扮演的角色，以管窥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

一、柔克义是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的推动者

庚子事变发生后，柔克义作为美国政府专使来到中国。辛丑议和开始后，他协助美国驻华公使埃德温·康格(Edwin Conger)进行谈判，后替代康格，成为美国的全权代表。在有关赔款问题的谈判过程中，柔克义反对各国向中国索取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赔款，多次呼吁各国按比例削减索赔数额，甚至一度质疑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提出的美国索赔金额。柔克义作为美国的谈判代表，深知各国都谎报和多报了己方的损失和支出。最终，列强仍通过《辛丑条约》从中国勒索白银4.5亿两，本息共计9.8亿两，使清政府财政负担骤升，统治愈益不稳。

《辛丑条约》签订后，柔克义返回美国，继续担任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他与国务卿海约翰的关系密切，是海约翰倚重的中国政策专家，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出台的关键性人物。为使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得以实施，提升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柔克义建议美国政府率先退还部分庚款。在柔克义的影响下，海约翰考虑将美国多收的庚款退还给中国。《纽约时报》于1902年初刊文披露了这一消息[1]293。

清政府直到1904年才知悉美方有退还部分庚款的意图。当年12月5日，海约翰向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透露了美国有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的可能性。6日，柔克义为海约翰草拟了一份关于退还中国部分庚款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美国政府在1901年对中国提出的赔款数额大大超出了美国的实际损失和开支总额，建议将美国向中国收取赔款数额的50%予以退还。[2]在柔克义看来，美国公民在庚子事变中遭受损失的赔偿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即使美国向中国退款50%，美国所得到的赔款数额依旧远远超出美国的实际损失和开支。[2]柔克义在1905年7月12日写给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信中表示，在过去两年时间里他一直在与海约翰讨论退还超额庚款的问题[2]。可见，在海约翰向梁诚暗示美国可能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之前，柔克义已经帮海约翰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在得知美方的退款意向后，梁诚向清政府外务部作了汇报，认为应尽快与美方达成协议，以免事久生变。[3]

1905年3月5日，柔克义被正式任命为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在离美赴华前，柔克义多次就退款问题与梁诚进行会谈，希望早日促成此事。鉴于柔克义深受总统及国务卿的器重，且即将赴华担任公使，梁诚对与柔克义的会谈极为重视，表示“欲乘其未离美之前，与之商定大致，俾承钧署询及不至稍有隔阂”。[4]77柔克义到中国任职不久，海约翰便病重离世。海约翰是推动美国向中国退款的重要人物，他的离世延缓了退款谈判进程。海约翰逝世不久，柔克义致函罗斯福，表明退还超额庚款是海约翰过去两年经常谈论并推进的事情，希望罗斯福总统能够以某种方式达成海约翰这一愿望。[2]为引起罗斯福的重视，柔克义将1904年12月6日为海约翰起草的退款备忘录附在致罗斯福的信函之后，进一步指出向中国退还超额庚款的必要性。

然而，当时中美关于粤汉铁路租让权的交涉进入关键时期，且中国发生了抵制美货运动，致使罗斯福认为此时启动向中国退款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故不支持对中国做出退款行为。8月22日，罗斯福在机密信件中告诉柔克义：“我本来非常支持退还中国超额庚款的提议，但由于中国政府在抵制美货运动和粤汉铁路协议等问题上的不作为，导致我现在有点犹豫。”[5]29日，罗斯福再次在私人信件中对柔克义说：“由于中国政府在抵制美货运动以及粤汉铁路问题上的态度，使我非常怀疑在归还中国赔偿问题上还能走多远。”[6]可见，罗斯福并不反对柔克义提出的向中国退还超额庚款的提议，只是想利用退款问题迫使中国在其他问题的交涉上让步。罗斯福曾向柔克义透露：“在包括移民、赔款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我都打算为中国人主持公道，对我的人民采取比以往任何总统都强硬得多的语气。”[5]显然，在是否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问题上，罗斯福总统与柔克义的观点一致的。但在退款时机上，二人存在分歧。罗斯福认为在中国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之时向中国退款是一种示弱表现。

鉴于抵制美货运动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打击以及美国排华导致的中国人的厌美情绪，美国内部出现改善对华关系的反思声音。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Edmund J.James)和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相继向罗斯福总统游说，促使他下定决心向中国退还超额庚款。1907年4月，梁诚在即将任满回国之际获得了罗斯福尽快解决退款问题的承诺。6月15日，经罗斯福授权，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正式致函梁诚，承诺将多收的庚款及利息退还。[7]12月3日，罗斯福在年度咨文中要求国会同意向中国退还多收的庚款。1908年5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正式授权罗斯福以适当的办法安排赔款支付及豁免的批数及方式。[8]25日和27日，罗脱两次致电柔克义，令其就退款事项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了解中国政府有关豁免批数及方式的建议，并将国会决议副本作为附件发送给了柔克义。[9]在得到罗脱的指示后，柔克义即与中国政府磋商，并很快得到中国政府的答复。7月15日，柔克义报告罗脱，称中国政府的答复与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相符，认为退款事宜可以立即开始进行。[10]16日，柔克义将自己与庆亲王弈劻以及清政府外务部的往来照会发给罗脱。[11]17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致电柔克义，对其工作给予肯定和赞赏。[12]8月3日，罗脱向柔克义表示，美国国务院已要求财政部重新计算赔款额度。[13]1909年1月1日，美国正式开始向中国退款。

自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出台之后，美国愈发认识到维护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对美国在华利益的重要性。鉴于此，柔克义于辛丑议和时就反对列强向中国索取超过其自身支付能力的赔款，在美国向中国收取了超额赔款后又建议海约翰将部分庚款退还给中国，并为此做了大量铺垫性工作。退款交涉开始后，柔克义为海约翰起草了退款备忘录，这成为指导美方退款交涉的基础性文件。中美退款交涉断续历时四年之久，几乎与柔克义担任驻华公使的时间重合。他作为美国在华最高外交代表，在美国向中国的退款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柔克义是“庚款兴学”计划的主张者

柔克义不仅在推动美国退款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确定退款的用途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力主将退款用于教育方面，尤其是用作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反对将退款用于其他方面。这与他对中国的局势以及美国在华利益的判断有关。

(一)柔克义是“庚款兴学”计划的首倡者

1904年底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方讨论退款问题时，美方开始关心退款的用途问题，而率先向梁诚询问此事的人正是柔克义。柔克义在与梁诚的会谈中暗示，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将退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4]547在柔克义赴华就任公使前夕，梁诚与柔克义连日磋商。柔克义询问梁诚：退款“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梁诚当即表示：“此事属于中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4]77梁诚虽然拒绝了柔克义对退款用途的窥探，但为早日索回退款，无法忽视柔克义对其表达的美国希望中国将退款用于教育的暗示。与柔克义会谈后，梁诚致电外务部：“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4]77

柔克义提出“庚款兴学”的建议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庚款兴学”计划对于中美两国都有重大利好之处。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而“现代化”教育是完成这项改革任务的重要手段，将促进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商业进步，从而使中国成为美国更健康、更富有的贸易伙伴。同时，接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青年回国后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亲美力量，他们的崛起将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增长。[14]549也就是说，柔克义主张“庚款兴学”，其实质就是用美式教育来改造中国青年，对中国进行“文化投资”。

(二)柔克义反对将退款用于中国币制改革

除“庚款兴学”计划外，美国还存在将退款用于其他方面的声音。例如，国际汇兑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委员、著名财政和货币专家、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精琪(Jeremiah W.Jenks)曾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将退款用于中国币制改革。

为应对国际银价不断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清政府外务部饬令驻美代办沈桐向美国寻求帮助。1903年1月22日，沈桐照会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并向其提交了一份长达7页的备忘录，请求美国发挥影响力，促进国际银价的稳定。[15]美国政府遂派遣精琪到中国进行币制考察，商讨币制改革方案。精琪于1904年初到达中国，经过一段时间调研后劝说清政府按照其方案进行金本位币制改革。清政府认为精琪的改革方案对中国不利，没有采纳其建议。

精琪返回美国后得知美国可能退还部分庚款的消息，于1905年2月10日致信海约翰，建议用退款稳定中国金融、改革中国币制。[1]279对于精琪的币制改革计划，柔克义并不反对，甚至还为之提供了不少支持和帮助。但是，他坚决反对精琪将退还庚款用于中国币制改革的建议。1905年7月12日柔克义致函罗斯福，一方面请其尽快落实向中国退款，另一方面劝其不要听信精琪将退款用于中国币制改革的建议。[2]精琪于1905年10月13日再次向国务卿罗脱提出将庚款用于中国币制改革的建议，没有获得重视，此事便不了了之。

(三)柔克义反对将退款用于成立东三省银行

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威拉德·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严重威胁美国在华利益，主张引进美国资本与日本展开角逐。为此，他筹划了“满洲开发计划”，其中重要一项是利用美资组建一家东三省银行。清政府欲将美国势力引入东北，以平衡日、俄两国在东北的影响。所以，司戴德毫不费力地与奉天巡抚唐绍仪达成了合作开发东北的协议，成立一家美资东三省银行是其中重要的合作项目。为筹集组建东三省银行所需的资金，司戴德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将退还给中国的部分庚款用于东北开发，并寻求在远东进行访问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支持。

为便宜行事，司戴德蓄意将美国驻奉天总领事馆提升到“准公使馆”的地位，在未知会和请示柔克义的情况下在中国东北擅自越权活动。柔克义在得知司戴德利用退还庚款建立东三省银行的企图后，当即表示反对。为扼杀司戴德的东三省银行计划，柔克义通过美国国务院斥令司戴德停止一切与庚款问题相关的谈判。[16]此后，柔克义反复向美国国务院诉说“庚款兴学”计划带来的利益远超东三省银行计划。[17]在柔克义的坚持下，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表示：“在华盛顿，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完全赞同你的观点，即庚子退款应该用于教育，而不是作为贷款担保，这是毫无疑问的。”[18]在柔克义的强烈反对下，司戴德企图使用庚子退款成立东三省银行的计划胎死腹中。

三、柔克义是“庚款兴学”计划的落实者

在反对美国内部有关人士企图将退款另作他用的同时，柔克义也在力促清政府同意将退款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并最终达成协议。

(一)柔克义反对用退款开发东三省

清政府要员中，北洋大臣袁世凯、奉天巡抚唐绍仪等人对“庚款兴学”计划有不同意见。柔克义同样加以反对，坚持用之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

在柔克义暗示美国希望中国将退款用于教育事业后，梁诚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庚款兴学”的提议，同时将此提议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收到梁诚的信函后，袁世凯致函外务部，认为梁诚的“庚款兴学”提议尚中肯要，但中国还有很多急需筹款待办的要政，不如将庚子退款用于整饬路矿，将其利润用于举办学务、振兴学校。[19]清政府赞同袁世凯的观点，但鉴于粤汉路权交涉给中美关系造成的巨大冲击，未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的建议，而是令梁诚在不妨碍退款的情况下相机行事。[20]梁诚担心提出退款用于整顿路矿会导致节外生枝，因此直至交涉结束时也没有向美国表明清政府欲以退款用于整顿路矿的意图。因此，袁世凯的建议只在清政府内部引起讨论，并未影响到中美交涉。

到1907年，国内外形势均出现较大变化。日俄战争结束后，东北地区实际上沦为了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为缓解东北地区的危机，清政府在1907年对东北地区实行改制，改将军制度为行省制。改制后，从东三省督抚到清中央政府大员，均倾向于将美国力量引入东北，以制衡日俄，即所谓“以夷制夷”，“利用外交，令各国相互牵制”。[21]在司戴德的影响下，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推动清政府将庚子退款用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后来担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直言：“与美人合资而谋我，而我尚有保全之望”。[22]可见，在当时的清政府内部，许多官员都认为美国是中国为巩固东北边疆可以利用和依靠的力量。东三省地方官员欲借助美国制衡日俄的想法与司戴德迫切希望美国资本进入东北以扩大美国在东北市场的意图不谋而合。

唐绍仪与司戴德达成合作协议后，为成立东三省银行，主张以东三省收入和美国将要退还的庚款做担保。[23]为此，唐绍仪进京活动，并赢得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朝中大臣的支持。4月18日，唐绍仪拜访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其解释东三省银行计划，声称该银行每年带来的巨大利润足以覆盖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所需费用，并不会妨碍“庚款兴学”计划的实施。柔克义当即表示拒绝，并提醒唐绍仪过去三年内中国政府已经数次表示要将全部退款用于教育，认为将退款用于教育外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不成熟和欠考虑的。[24]

唐绍仪与柔克义交涉失败后，通过袁世凯向外务部建议派特使赴美，直接游说美国国务院。1908年7月18日，清政府任命唐绍仪为专使大臣前往美国，名义上是为退款致谢美国政府，实则是为东三省银行计划筹款。唐绍仪赴美的真实目的很快被柔克义察觉。30日，柔克义将唐绍仪赴美的真实目的告知国务卿罗脱，继而对唐绍仪本人及其东三省银行计划百般诋毁，认为唐绍仪跟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财政金融问题一窍不通，甚至可能连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都不知道。即使唐绍仪英语水平很好，对西方社会有一定的了解，但从中美两国任何一方的角度来看，他都算不上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此他的观点和计划需要谨慎对待。[25]

为使唐绍仪的美国之行彻底失败，柔克义还请求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菲利普斯在华盛顿予以协助。8月1日，柔克义致函菲利普斯，说明了唐绍仪美国之行的真正目的，并重申“从长远来看，将庚子退款用于教育要比‘满洲银行’这种野猫计划有价值得多”。[17]菲利普斯赞同并支持柔克义的观点，于9月9日在给代理国务卿阿尔维·艾迪(Alvey A.Adee)的信中表示，在唐绍仪到达美国之前，应该将柔克义与清政府之间关于将庚子退款用于教育的照会在美国广泛公布，从而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会将庚子退款运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打消唐绍仪对退款的惦记。菲利普斯表示助理国务卿威尔逊(Huntington Wilson)已经同意了他的想法，并希望艾迪授予他向公众公布庚子退款用途的权力。[26]9月30日，菲利普斯在给代理国务卿培根的信中表示，美国驻华公使馆在处理庚子退款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27]，对柔克义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柔克义和菲利普斯的游说下，将庚子退款用于教育的观点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变得坚不可摧，没有为唐绍仪留下任何活动空间。

(二)柔克义胁迫清政府同意“庚款兴学”计划

在阻止唐绍仪有关计划的同时，柔克义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明确保证将退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清政府虽然多次表示要将退款用于教育方面，但并没有作出正式承诺。1908年春，柔克义开始要求清政府对“庚款兴学”计划作出正式声明。在4月18日与唐绍仪的会谈中，柔克义称“过去三年，中国政府曾多次向我保证，一旦我们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中国打算将全部退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如果中国方面表现出有任何忽视迄今为止对我们所作的保证的举动，那么美国将很有可能无限期地推迟向中国进行退款的最后行动。”[24]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退款决议。当日，罗脱致电柔克义，令其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并与中国政府就此事项进行正式磋商，征求中国政府关于退还批数及方式的意见。[28]

柔克义收到国务卿的指令后，并未立即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而是非正式地告知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在他向庆亲王正式发出退款照会之前，想知道中国政府是否打算履行过去三年中多次向他保证的将退款用于学生赴美留学的承诺。梁敦彦致函柔克义，称受袁世凯委托，他和唐绍仪将登门拜访，并表示中国政府保证履行之前的承诺。6月10日，双方举行会谈。会谈结束之际，柔克义提供了一份中国政府致美国政府的照会草案以及他本人致庆亲王的照会草案。6月30日，梁敦彦再次会见柔克义，称中方同意以柔克义的草案为蓝本发出正式照会，并向柔克义提供了中方的照会草案。然而，柔克义在审查后发现，梁敦彦向他提供给中方的照会草案作了一处改动，修改后的草案删去了“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以其可以支配的手段，提议成立教育使团”的表述。在柔克义看来，这一内容的缺失意味着中国可能随时停止或减少向美国派遣学生。柔克义当即表示反对，声称如果庆亲王坚持将这样一个照会发送给美国政府，恐怕美国总统会毫无迟疑地暂时中止向中国退款；如果中国希望美国放弃这种无容置疑的权利，就必须明确且正式地表达出中国将在一个确定的年限内向美国派遣大规模教育使团的决心。7月9日，柔克义向唐绍仪强调，如果他希望退款问题得到早日解决，中国政府就绝对有必要更加明确地表明其坚定决心，即在与退款期相同的期限内中国向美国派遣大批留学生，并保证在美最低学生人数。唐绍仪最终同意了柔克义的意见，表示中国政府将会派遣14岁左右的男生去美国学习8年。中方建议，在退款开始后头四年，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学生，此后每年向美国派遣50名学生，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至少保持400名学生在美国。柔克义对此表示满意，但提出应该将该计划的具体年限加以说明。唐绍仪表示，为了表明派遣学生是中国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更倾向于将具体的方案细节以附件的形式随同照会发送，以免外界误以为派遣学生赴美留学是归还赔款的一个先决条件。11日，梁敦彦将外务部提议的附件草案送给柔克义审查。柔克义发现附件草案遗漏了他上次提出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年限问题，遂拒绝接受，并让梁敦彦拿回去添加“在赔款支付期间”这句话，将之作为“庚款兴学”实施年限。7月14日，清政府在致美国的正式照会里加进了这句话。[11]至此，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权下，柔克义与清政府外务部正式达成“庚款兴学”协议。

四、柔克义力推“庚款兴学”计划的原因

柔克义是美国退还部分庚款并将其用于中国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关键角色。《辛丑条约》谈判之时，柔克义作为美国全权代表，就反对列强对中国的过度勒索。在列强向清政府发出索赔4.5亿海关两的照会后，柔克义仍为削减赔款总额而做最后的努力。美国最后与其他列强一样，向中国索取了超出自身损失和支出总和的战争赔款。然而，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削减中国赔款的意图，为日后美国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埋下了伏笔。

从美国有意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到正式分批向中国进行退款，中美之间历经了四年之久的退款谈判。在谈判开始之前，柔克义以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身份为筹备退款事宜做了铺垫工作。在梁诚向海约翰提出希望美国率先退还部分赔款之后，柔克义与梁诚进行了数次会谈。在柔克义赴华就任驻华公使之前，中美双方基本上就美国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达成共识。在中美关系氛围不佳的1905年，柔克义多次与罗斯福进行沟通，提醒罗斯福向中国退款可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升美国在华影响力。之后中美退款谈判陷入停滞状态，但柔克义为推动退款做了很多努力。1908年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柔克义便快速与清政府外务部达成退款协议。

罗斯福总统的好友、美国作家劳伦斯·艾伯特(Lawrence F.Abbott)曾称美国主动退还中国半数赔款是出于道义。[29]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柔克义主张向中国退款，并非出于对中国的怜悯或者公平正义，而是完全基于美国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有助于缓解中国的财政压力，对稳定清政府的统治具有积极意义，而维护中国的行政完整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有助于加强中美关系，提高美国在华影响力。为充分发挥退款的作用，美国在退款交涉之初就非常关注退款的用途问题。柔克义是最早提出将退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美国政客，是“庚款兴学”计划的积极推动者。在美国正式向中国退款之前，柔克义挫败了其他美国政客对退款用途的干预，获得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对“庚款兴学”计划的支持。在发现清政府有意将退款移作他用之后，柔克义强力胁迫清政府按照他本人的意图互换照会，确保“庚款兴学”计划被清政府正式认可。

柔克义作为“门户开放”照会的起草者，是美国这一时期远东政策的重要谋划者和执行者，被罗斯福总统称为美国远东政策的“教父和起草人”。[30]但“门户开放”政策开局不顺，在国际上受到俄国和日本的挑战。在中美双边关系方面，美国奉行排华政策，导致中国民众自发抵制美货，使美国在华利益受损，使两国民众情感疏离，让柔克义非常忧心。在他看来，美国必须立足长远，从教育上影响中国年轻人，为美国在华利益的推展提供保障。诚如柔克义所料，“庚款兴学”计划的实施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注 释]

①朱卫斌：《试论美国“庚款兴学”——以西奥多·罗斯福与柔克义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5期；崔志海：《柔克义与美国第一次庚款兴学》，《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