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吕英飒

(大连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礼文化、处事之道、人生哲理等引导人向善向美，这些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教育意义。但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当下，网络成为青年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但网络文化良莠不齐。大量低俗的网络文化腐蚀着广大青年的思想，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却被常常质疑，甚至遗弃。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国人思想价值体系的重要引领，仍需我们共同努力。

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这些阐述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阐明了在新时代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这三个方面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体。思想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骨骼，它架构了中华儿女的心灵空间；道德规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络，维系着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肉，展现了中华民族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

绵延不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千年传承中发挥了令人惊叹的历史作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过时的东西。我们要延续中华文化血脉，从历史传统中获取精神养料，正确的态度就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概括起来就是“客观、科学、礼敬、创新”八个字。“客观”就是要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科学”就是要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坚持不忘根本，辩证取舍；“礼敬”就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敬重和珍视先人创造的优秀精神文化财富；“创新”就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新时代的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只有用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文化基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传统文化，我们都应该突出实践标准，即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和需求，能不能回应时代的课题和挑战，能不能转换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不断融合当今时代特征、我国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一个概念，在不同发展阶段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首次提出“四有五爱”，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少年强则国强”，学校中兴起了一股“五爱运动热”。“五爱”已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公认的指导原则。“五讲四美”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要继承中华民族优良的文明传统，而且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五讲四美”活动的思想性，充分发挥这一活动在思想建设上的作用，需要进行一系列教育，特别是“三热爱”教育。“三热爱”中爱国主义，又是使“五讲四美”活动持续开展下去，达到更高水平的强大动力。爱国主义是世世代代培养和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一面能够最广泛召唤起中国人为祖国的统一、繁荣、强大而献身的旗帜。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一)国家层面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追溯

富强主要指国家富足而强盛。《管子·形势解》：“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史记·李斯列传》：“李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语“demos”，意为人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最早可见《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主邦本，本固邦宁”。我国封建社会中“以民为本”只能是“为民做主”，统治阶级的民本思想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御民”，而不是“由民做主”。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的“文明”表示政治上的明德、明治。“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这里的“文明”则寓意个人的内在修养与文化底蕴。晋末宋初，文明已被用以表述人格境界和道德修养。无论文明的具体概念如何演变，其内涵都与“礼乐教化”始终如一。

“和谐”，最初是一个音乐名词，意为音乐音律的调和。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是以儒家为主，多家学说融合得出的思想，主要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三个层面。虽然各家学派有自己的学说特点，但人与自然的和谐归结到一点，就是“天人合一”；人与人的和谐，指家庭成员之间或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古人用“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指人的身心和谐，“天下归仁”是实现人身心和谐的基础，人以仁爱之心爱人，人人会为之和谐，自然会为之和谐，社会亦会为之和谐。

(二)社会层面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探寻

古人提及的“自由”多指精神自由，譬如儒家提倡“为仁由己”，这里的“由”指的就是精神自由。[1]孔子曾说：“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倡导人作为个体应该随心所欲，顺应自己的内心。随心所欲并非为所欲为，儒家强调人应该达到道德心境的高度，从心理和思想上超尘脱俗，达到真正的精神自由。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平等。孔子招收平民弟子，因材施教，反映了教育平等的思想；孟子认为人性最初都是平等的，只要足够努力，任何人都能成为“圣人”；墨子提出“兼爱”的平等思想，力图从根本上打破血缘亲疏、富贵等级的界定；庄子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可见，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沿袭下来的平等思想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石。

“公正”二字最早见于《荀子·正论》“上公正则下易直矣”。古语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至公大义为之正”，认为针对任何事情都应作出不偏不倚的决策。[2]

法治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共识。在接受“法治”以前，我国的传统社会一直奉行儒家的“德治”思想，以“仁政”为核心，强调“礼教”。最早出现的“法治”萌芽要追溯到春秋时期法家的鼻祖管仲，他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后经商鞅、韩非子等人发扬光大，使得传统社会呈现出“外儒内法”的局面。

(三)个人层面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起源

爱国主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源于人民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和与国家共进退的存亡意识。这种存亡意识很早就体现在众多文人墨客的笔下，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最重要的是有民族魂作为支撑，而爱国主义是民族魂的本质核心。

什么是敬业？根源在“敬”，重点在“业”。“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居处恭，执事敬”。“敬”无论在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事物之间都隐含着一种肃然的态度。[3]“业”指事业，《周易》中最初对事业进行定义：“化而载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因此它又提出“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对“进德”与“修业”的道德认识后来演变成人们所说的“敬业”。

诚信即为诚实、守信，这是传统文化中闪闪发光的重中之重。关于诚信，各家学派千人千言，千言千话。无论是儒家的“诚”还是道家的“真”，都表明诚信在人的一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国家发展以人为主，那么诚信就是立人之本。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于沟通，沟通的核心要素是友善。“友”代表联系、关系，“善”则上升到精神思想层面，所以友善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古人云“仁者爱人”，要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要常怀仁爱之心，待人接物要施以宽厚之情。

四、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之处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既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高深的神圣信仰以接地气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深深扎根在中华文明土壤中，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

(一)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情怀的要求是一致的。比如北宋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了匡扶社稷，就是要以忘我的情怀报效朝廷；文天祥在个人利益与家国利益交织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选择舍身取义，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的岳飞在抗击金军收复旧山河的征途中鞠躬尽瘁，即便明知腐败的朝廷“催发十三道金牌”就是要结束他的性命，他却依然为了大义、大局而舍弃生命，使得“精忠报国”的故事历经千年而不朽。这些胸怀定国安邦之志的英雄人物，或命运多舛，或颠沛流离，或不容于世，但是在家国大义面前，他们能够舍弃小家而顾全大家，将个人荣辱排在国家、民族荣辱之后，“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诚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由乱到治的时间是短暂的，在混乱时代“抛头颅，洒热血”者众，爱国思想与行为则弥足珍贵；而由治到乱的时间是长久的，治世时代“遵纪守法、先锋模范”就是楷模，爱国之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行为准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处于治世时代的人们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如上述英雄人物一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只需要烙印一颗爱国之心。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绝非简单地熟记经典、掌握一些传统礼仪这么简单，而是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基因培养出具有大智慧、大格局、大气魄的新时代“君子”，使其以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为己任，以民不聊生、国家衰微为己责，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努力加以锻炼和改造。

(二)构建推己及人的仁爱社会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与儒家奉行的“仁爱观”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古代中国人十分重视言传身教，以“吾日三省吾身”的要求来端正自己的心态，以内在的体验来推断他人的感受，以“推己及人”的思想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践行自身的“仁爱观”。[4]以“仁爱观”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数千年来不断地培育改善、丰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衍生文化流派。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仁义思想”，这种思想同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在逻辑上高度统一。《孟子》中有一句经典表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中国人传统仁爱观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人尊敬老人、爱护儿童，是中国社会在漫长历史长河中能够始终保持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尽管达到大同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先贤圣人依然一代代坚守“初心和使命”，在“正和博弈”之中和衷共济，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仁爱”思想体系。比如，墨子提出“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董仲舒提出“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朱熹主张“以博爱为仁”。基于“仁爱”思想的社会伦理道德为整个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架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社会观就是调节社会各方面矛盾和差异的重要精神载体。仁爱思想在要求人尽到责任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仁和”思想的由来。

(三)培养充满浩然正气的精神品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尊崇的“正气”品格在内在要求上是一致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强调正身、正己、笃志、崇德，追求在思想上保持与自然和天道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之境。《易经》中关于《乾》卦的论述非常符合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万物的发展皆要顺应天道的变化而有序发展，各就其位、各正其命，这样可以保证和谐亨通、吉祥平安。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是君子节制欲望、培养浩然正气的不二法门。人有了主动培养浩然正气之心，就有了正心笃志的品格，无论其身在何处，其一言一行皆受人敬仰，成为他人的学习楷模。可以预见，一人如此，人人如此，整个社会将充满“正能量”。

五、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代代相传的主流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意识流层次的“深加工”，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只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才能握住可控的社会效应，积极弘扬当代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