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性分析

左乾涛，程静霞，彭维雪，祝龙玲，蒋晓莲

四川大学华西护理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 610041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Web 2.0 时代的到来，人们多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相关信息。电子健康素养是随着新技术的引入以及个人、社会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技能[1]，即个体从电子资源中搜索、查找、理解、评价健康信息，并将所获取的信息加以处理、运用，从而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2]。有研究指出，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居民通过网络获取健康相关信息的能力[3]。研究显示，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流行期间，社区居民主要通过即时通信、新闻APP、政府部门网站、广播、电视新闻等渠道获取疾病相关知识[4-5]，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在疫情真假信息辨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既往关于电子健康素养的研究，主要针对学生群体、老年人群体和病人群体[7-11]，关于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研究较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居民通过网络对健康信息的获取、使用以及做出相关的健康抉择[3]。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并探索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性，为城乡居民电子健康素养针对性干预方案的构建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 年12 月—2021 年3 月通过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成都市农村社区居民452 人，城市社区居民464 人。纳入标准：①在调查社区居住1 年以上的常住人口；②年龄18 岁及以上；③自愿参与调查；④无精神疾病及认知障碍。排除标准：①文盲，缺乏基本文字阅读能力；②有视力障碍者。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号：2020 年审（1331）号，问卷发放前征得研究对象同意。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是否有慢性疾病、家庭经济状况等条目。

1.2.2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eHEALS） 该量表由加拿大学者Norman等[12]于2006年编制，2013 年郭帅军等[13]汉化。包括3 个维度，共8 个条目，采用Likert 5 级计分法，1 分代表“非常不相符”，5 分代表“非常相符”，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感知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Cronbach's α 系数为0.966,因子分析载荷系数为0.754～0.856,具有良好的信效度。eHEALS 得分＞32 分为电子健康素养合格[14]。

1.3 样本量计算 在给定置信区间、置信水平，但不知道标准差的情况下，根据现况调查无限总体样本量估算公式[15]：n=Zα/22×p(1－p)/δ2，Zα/2取1.96（α=0.05,双侧），δ取5%（容许绝对误差），但p的取值无法确定，用p（1－p）的最大可能值代替实际的p（1－p），当p=0.5 时，p（1－p）取 最 大 值，样 本 量n=385。应 考 虑10%样本流失率，最终确定样本量n=424。

1.4 调查方法 采取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同步进行的方式开展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创建一般资料调查表、电子健康素养量表，生成调查二维码并通过微信和QQ 网络平台发送给调查对象，在阅读指导语基础上，根据提示自行填写并提交。对于不能自行填写和没有使用微信的老年人群等，由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现场指导、一问一答的方式指导填写纸质问卷，当场回收核对，及时双人核实录入Epidata 数据库。

1.5 质量控制 为了防止调查对象产生疲劳感，合理设计问卷长度，采用滚动式翻页以减少答题中断；在问卷发放过程中采用电子红包等奖励方式以提高应答率；平台设置每个IP 地址只可提交1 次数据以保证资料收集的不重复性，将问卷设置为所有问题回答完毕方能提交，以保证问卷的完整性。在数据整理阶段，根据问卷的外部和内部特征甄别问卷数据质量，对有逻辑错误和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数据给予删除[16]。

1.6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定性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进行描述，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或中位数及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经正态性检验，居民的eHEALS 得分不服从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对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农村社区居民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对eHEALS得分的影响 农村社区共回收问卷465 份，有效问卷452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97.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农村社区居民eHEALS 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表1 农村社区居民一般人口学资料及eHEALS 得分的单因素分析结果[M（P25,P75）,n=452] 单位：分

（续表）

2.2 城市社区居民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对eHEALS得分的影响 城市社区共回收问卷480 份，回收有效问卷464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96.7%。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是否患慢性病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城市社区居民eHEALS 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城市社区居民一般人口学资料及eHEALS 得分的单因素分析结果[M（P25,P75），n=464] 单位：分

2.3 农村及城市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情况农村社区参与调查人群中，居民eHEALS 得分为32（24,40）分，212 人（46.9%）合格；城市社区参与调查人群中，居民eHEALS 得分为28（21,34）分，142 人（30.6%）合格；各维度得分及总分见表3。

表3 农村及城市社区居民eHEALS 得分比较 单位：分

2.4 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得分的影响因素分析因社区居民eHEALS 得分不满足线性回归条件，因此作二分类变量处理，以电子健康素养是否为因变量，分别纳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是否患慢性病、家庭经济状况等构建多因素Logistic 回归方程，各变量赋值情况见表4，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村社区居民eHEALS 得分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城市社区居民eHEALS 得分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表6。

表4 变量赋值

表5 农村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6 城市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3 讨论

研究表明，提高电子健康素养有利于个体有目的地获取健康知识从而改善和提升个体健康行为[17]。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WEB 2.0 时代的到来，网络知识的更新获取快，网民的快速增加[18]，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增宽，面对自我感知的电子健康素养与实际搜索能力存在差距的现状[19]，有必要提高居民的电子健康素养，以提高他们利用互联网解决自身健康相关问题的能力。

3.1 农村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社区居民eHEALS 得分为32（24,40）分，主要受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文化程度高和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居民自我感知电子健康素养水平高。与国内使用相同评估工具（eHEALS）的研究相比，本研究eHEALS 各维度得分与赵烨等[20]对成年网络用户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高于彭文亮等[21]对中青年高血压病人的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相比，本研究结果优于Alhuwail 及其同伴[22]对科威特成年人的研究结果，得分高于Kim 等[23]对18～39 岁居住在韩国的成年人的研究。作为当下农村的主要群体，低学历、老年人群的电子健康素养缺乏是一个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应给予重点关注[24-27]。有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有重要影响[28]，可能跟调查对象家庭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社区居民的eHEALS 得分虽然偏高，但应该充分考虑到居民自我感知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与实际的电子健康技能之间存在差距的客观事实[19,29]。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是农村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男性相对于女性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与Alhuwail 等[22]研究的女性的eHEALS 平均水平高于男性不同，可能受农村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影响，男性有更多与外界接触联络有关；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好。Amo 等[30]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高学历的人更有可能在生活中采取健康相关行为。本研究中大多数居民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这势必会影响他们对电子健康产品的理解、接触和使用。调查对象中，已婚相对于未婚/离异/丧偶者自觉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较好，与Juvalta 等[31]的研究结果相同，这可能与已婚者有配偶一起生活、具有更明显的健康优势和更多家庭责任感有关。家庭经济状况是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另一影响因素，与Kirigia 等[32]的研究结果相似，提示健康卫生服务机构应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电子健康产业的发展；健康管理人员应该加大电子卫生知识的普及，增强居民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全面提升电子健康知识的应用能力、评判能力和决策能力，提高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3.2 城市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社区居民eHEALS 得分为28（21,34）分，低于本研究农村社区居民eHEALS 得分及Alhuwail 等[22,33]研究结果。这可能与本研究中城市社区居民对于电子健康产品的接触和使用较少、对电子健康知识可信度的分辨能力不足，更趋向于有健康问题直接就医等有关。提示健康相关从业人员应该加大电子健康产品的推广使用，努力从传统媒体转向在线健康信息传播，并确保电子健康相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可及性和准确性。文化程度也是城市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P＜0.05），与本研究农村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相同，与刘珍等[34]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显示，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采取健康行为，eHEALS 得分越高，自我感知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好[30,35-36]。沈霏飞[37]对高校学生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对健康知识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越高，接触和理解电子健康产品和知识的能力越强，更愿意通过互联网寻求电子健康知识，解决自身健康问题[38-39]。提示卫生专业人员在电子健康知识普及中应该具有针对性，方式、方法做到因人而异。本研究发现，城市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的另一个影响因素为家庭经济状况（P＜0.05），这与本研究中农村社区居民的电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一致，也与Guo 等[40]对香港居民的研究结果一致。家庭经济状况较好者自我感知电子健康素养水平高，这可能与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居民在生活中更多使用电子健康产品（如平板、智能手机等）获取健康信息，更关心自身健康有关。

3.3 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城乡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存在差异性，农村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主要与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有关，城市居民电子健康素养受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文化程度高和家庭经济状况好的研究对象自我感知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较高，这可能与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电子产品和更多精力关注自身健康有关。城市居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接触使用电子产品，他们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理应优于农村地区[11]，但本研究发现，城市社区居民自我报告的eHEALS 得分低于农村社区居民，分析原因可能是：随着乡村振兴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拥有了更多地接触和使用电子健康产品机会，使得他们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提高。有研究发现，自我感知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代表实际电子健康技能[19,29]，为了有效提高居民电子健康技能，应该在电子健康组成维度上下功夫，尽管现在缺乏专门为电子健康素养干预设计的概念模型，但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在提高电子健康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1-42]。

3.4 对居民电子健康素养培养的建议 在网络社会化的背景下，社区应发挥模范引领作用，把提高和改善居民的电子健康素养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来抓。一是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作用，以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为前提，采用社区广播、墙报展示、发放宣传单页等形式开展知识宣传活动，让居民掌握更多的电子健康相关知识；二是有效利用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依托家庭医生签约等项目，根据不同人群的电子健康素养需求，因人而异，使电子健康素养教育措施具有针对性；三是居民应充分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网络媒体、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途径参与学习，不断提高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4 小结

社区居民自我感知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存在城乡差异性，农村社区受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城市社区受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因此，应该根据居民的电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加强对社区居民电子健康相关信息应用的培训，特别是低学历、低收入和非婚生活群体，以便帮助他们通过网络渠道有效获取电子健康相关知识并采取健康行为。本研究为现况调查，研究因素与结论的关系是探索性的，其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通过前瞻性研究予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