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植物园中的城市生物多样性设计与保护策略

杨寓棋 （新西兰）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娃 （澳大利亚）安德丽亚·盖诺

0 引言

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对于其国家内部的民族认同及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与生活质量）而言不可或缺[1]。在澳大利亚，超过80%的植物与动物物种为特有种（不仅为澳大利亚本土种，且仅在澳大利亚自然存在）[2]，其中约90%的维管植物为特有种。这些植物不仅是澳大利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占全世界植物种类的10%[3]。被澳大利亚原住民（最早居住在澳大利亚大陆的居民）在日常使用中发现并分类的约16 000种本土植物是居民维持生计（食物和医药）的关键。分布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块根植物、在干旱地区采集到的种子以及热带地区的果实均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主要食物来源[4]。

澳大利亚的植物区系的高丰富度及特有种的高比例，主要归因于澳洲大陆与其他大陆的长期地理隔绝[5]。约5 000万年前，澳大利亚从南半球的超级大陆——冈瓦纳古大陆中分裂出来，南美洲、非洲、印度和南极均为冈瓦纳古大陆的一部分[6]。澳大利亚开花植物的主要科为豆科（金合欢属）、桃金娘科（桉属）、山龙眼科（班克木属和银桦属）、菊科（澳大利亚本土雏菊属）以及禾本科（澳大利亚本土草本）植物[7]。这种植物特有种的高度地方性现象也可以在冈瓦纳古大陆的其他板块中体现，例如南非（69%的维管植物为特有种）[8]和新西兰（约80%的维管植物为特有种）[9]。

不同于本土生物多样性，城市生物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成环境的规划、设计与管理。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综合定义是“在人类住区及其边缘发现的生物多样性及丰富性（包括遗传变异）和栖息地多样性”[10]。城市生物多样性由外来物种和本地物种共同组成。城市生物多样性不仅存在于人为设计的景观（公园、私人花园、植物园和街景）中，还存在于城市区域内受保护的原始残余植被和农业景观中，包含了棕地和其他城市群落中自生植物[11]。

澳大利亚独特的本土生物多样性当今主要受到3个因素的严重影响：持续的土地及植被清理、外来杂草的入侵（自1788年以来已超过3 000种）和气候变化[2]。本土生态系统受到威胁并面临消失这一现状，使得人们注重保育本土植物及将其回归城市环境并形成强烈的愿景，具体措施包括湿地和溪流的植被恢复项目、种植本土植物的街边及绿化带花园以及在私人花园和公园中使用本土植物进行设计。

21世纪初，全球越来越多的植物园开始专注于发掘和应用对生物多样性更加友好的生态设计方法。在全球范围内的本土植物物种和植物群落的破坏迫使许多植物园开展教育计划，强调植物作为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主要生物单位的重要作用。强调与突出保育地球的重要性是大多数植物园中植物展示的首要目标[12]。20世纪后期至今，打造“保育花园”已成为当代植物园设计目标[13]。

当前学术界对澳大利亚植物园保护的研究日渐兴起。Moskwa与Crilley[14]分析了澳大利亚植物园的3个主要功能——娱乐、教育和保育，并将其与园区维护管理的初始目标进行比较。Virtue等[15]对墨尔本、霍巴特和珀斯3座澳大利亚城市中植物园中的100种杂草进行调研，并针对这些植物园中的杂草率与杂草现状进行评估与分析。Hardwick等[16]以澳大利亚植物园为例，展示并描述了植物园在保护过程中的多元方法。例如，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园建立了一个持续更新的本土植物数据库，协助园区的管理、研究和保护。

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从景观的角度对澳大利亚植物园的本土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方案进行全面综述与分析，例如根据不同园林风格，对园内的空间与植物配置进行相应的组织与划分。若要了解澳大利亚植物园生物多样性的设计方案，应当从研究当地的环境历史和澳大利亚植物园的设计与发展历史着手。本研究首先简要概述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植物园的发展，分析其造园风格对植物收藏的布局和组织设计的影响，同时反映了在19世纪时人们对植物园作用的普遍看法。强调为应对21世纪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气候变化，澳大利亚植物园在设计和教育策略方面的变化。进而讨论在澳大利亚植物园中，如何恰当地运用景观设计原则，以达到生物多样性友好的设计目的，例如野生动物友好设计和蜜蜂旅馆。本研究旨在向中国学者提供一个澳大利亚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措施概览。

1 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文献综述为主。以学术书籍、政府政策及行动指南、学术论文，以及澳大利亚植物园的官网作为综述的主要资料来源。本研究围绕3个主要研究问题，分别是：1）澳大利亚植物园的设计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发展？植物园设计风格如何影响本地生物多样性及如何理解其在社会中的作用？2）澳大利亚植物园对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的态度如何改变？它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有哪些？3）澳大利亚植物园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措施有哪些？

2 澳大利亚植物园的设计历史与园林风格

2.1 植物园的历史概述

建造植物园的哲学思想之一是重建伊甸园[17]，其任务是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植物，并将它们带回一个花园，以重建地球上的天堂。这种信念不仅影响了16世纪第一批当代植物园的发展，也为维多利亚时代植物园的建立奠定了精神基础。

植物园的发展沿革经历了3个阶段：16—17世纪欧洲的药用植物园，18—19世纪的殖民时期植物园（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等国家为代表），以及20—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以保育为主要功能的植物园[18-19]（表1）。

表1 植物园的作用与功能变化[18-19]Tab. 1 The changing roles of botanic gardens[18-19]

2.2 澳大利亚植物园的分布与设计布局

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植物分类学及以卡尔·林奈的“二项命名法”和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植物地理学论文集》为代表的地理学理论的发展是18—19世纪时期建造植物园的主要驱动力[20]。18世纪时人们对自然和园艺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尤其体现在英国，这种改变也同时影响了澳大利亚早期定居者对于园艺的看法[21]。澳大利亚的植物园尤其受到邱园的影响。早期建立澳大利亚植物园的主要原因是复制欧洲开发公共休闲空间的做法，并测试植物的经济潜力。

澳大利亚的植物园最开始是作为引进观赏植物和培育农业和园艺品种的中心出现。最早的澳大利亚植物园是由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在悉尼（悉尼皇家植物园，1816年）和霍巴特（塔斯马尼亚皇家植物园，1818年）创建的，具备系统的植物收藏与收集体系。到19世纪50年代末，墨尔本、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的植物园均建造完毕，将科学功能与公共休闲空间相结合[22]。至2001年，澳大利亚约有100多个植物园[18]。至2021年，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SCBD）提供的公开文件，澳大利亚约有137个植物园和树木园，分布在南澳大利亚州（14个）、北领地州（3个）、昆士兰州（34个）、新南威尔士州（39个）、西澳大利亚州（10个）、维多利亚州（28个）、澳大利亚首都地区（3个）、塔斯马尼亚州（5个）以及诺福克岛（1个）。记录在案的活体植物数量超过约25万株，植物物种数量约为1.5万种[23]。

植物园中传统的植物种植布局主要基于科学的植物分类学、植物的形态分类（乔木、灌木、草本植物），以及植物所在的地理和气候区域进行配置。例如，墨尔本皇家植物园尝试了根据植物所在的地理区位进行种植设计。悉尼皇家植物园对自然式布局（模仿自然界中的自由形状，而非追求对称布局）和林奈分类学的布局（使用正式的几何花坛）都进行过尝试。除以上的传统布局方法外，还有一种更为生态的方法来发展“栖息地种植”。“栖息地种植”法模仿并依据适合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中土壤与气候条件分区种植。例如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雨林植物种植区、澳大利亚的湿地和干地硬叶植物收藏区，以及卧龙岗植物园的旱地植物收藏[18]。

2.3 澳大利亚植物园的造园风格

澳大利亚的城市景观和植物园设计首先受到18世纪英国“风景如画式”（Picturesque）和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的“花园式”（Gardenesque）风格的深刻影响[24]（表2）。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时期植物园的设计与规划，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驯服和适应荒野的过程[19]。

表2 植物园中风景如画式和花园式风格的园林设计特征[21]Tab. 2 Design features of the Picturesque and the Gardenesque styles[21]

作为英国风景园林风格的一部分，“风景如画式”指“如画般”。它由绘画理论演变而来，展示对自然的崇拜，将艺术和自然风光（和植被）结合在一起。不规则的布局、弯曲的小路、粗糙的岩石和丛生的树木是“风景如画式”风格的核心元素。如诗如画的先决条件并不取决于它是经过改造的还是自然的，而是其是否具备成为风景画的能力。“殖民时期的风景如画”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澳大利亚的风景足够如画，而不需要任何人工的改进[19]。因此，尽管许多“风景如画式”的园林由人为设计，而非自然之作，但不可否认，这种风格直接促进了人们对荒野与自然不可替代的欣赏态度[4]。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的“自然”特指英国的“自然”。在澳大利亚，“风景如画式”的设计原则适用于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中。Jacky Bowring以新西兰为例，将这种类型的“风景如画”定义为“皮钦-风景如画式”（Pidgin Picturesque）。她以语言为隐喻，把“母语”比作“英国的自然环境”，把“本土语言”比作殖民地的“自然环境”。“皮钦-风景如画式”是英国“风景如画式”风格和殖民地的本土环境的结合。这种语言的变化源于当地的建筑、地形和植被[25]。与新西兰极为相似，澳大利亚的“风景如画式”风格同时具有“进口的风景如画式语言”及“基于自然环境的本土语言”的特质[25]。这种“舶来品”与“本土环境”之间的交流是“风景如画式”风格的核心，其最突出影响体现于墨尔本皇家植物园部分区域的设计（图1）。

1 墨尔本皇家植物园中的“风景如画式”风格Picturesque in the Melbourne Botanic Gardens

“花园式”风格于1832年由苏格兰园丁John Claudius Loudon提出[26]。“花园式”的核心是运用博物馆展览的方式和折衷主义的原则来展示外来植物，以热带及亚热带物种为主。“花园式”风格认为群植使植物争夺光线和空间，从而限制它们的生长。因此，与“风景如画式”的植物群植偏好不同，“花园式”的特点是单株种植而非大规模种植[27]，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植物园展示新外来物种的流行形式[28]（图2）。1857年，查尔斯·摩尔在悉尼皇家植物园减少了植物种植面积，以实现种植更有规律地长期发展[4]。“花园式”风格植物园的愿景是基于几何路径，将游客引向散落在草坪上的异国情调的乔木和灌木或通向花毯和池塘。尽管在澳大利亚仍然存在极少量的建于19世纪的完整的“花园式”园林，在澳大利亚植物园中依旧可窥“花园式”风格的影响。

2 墨尔本皇家植物园中的“花园式”风格Gardenesque in Melbourne Botanic Gardens

植物园设计的要求主要集中在植物的分类展示和植物收藏上。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花园式”对外来植物、几何和对称布局的特殊偏好，以及尝试多种观赏物种的愿望。例如，悉尼皇家植物园和阿德莱德植物园就是“花园式”布局的典范[4]。

澳大利亚的植物园和公园受到人们对观赏性园艺的偏爱和对自然特征的追求的影响，融合并推进了“风景如画式”和“花园式”2种风格，这种融合也是对艺术和自然热爱的结合[29]。装饰特征（不寻常的颜色、形式和质地）与植物群落的“自由”（非几何）配置相结合。阿德莱德植物园使用了“花园式”的元素，配有花坛和花圃。其布局既非几何也非自然，被称为“不规则对称”布局[21]，也就是说轴线的两侧无须具备相同的大小或形状的植物组团，两侧植物组团的比例根据功能和实际设计需要而变化。

在澳大利亚的众多殖民时期的植物园中，可以看到很多热带和亚热带植物自然群植的例子，它们作为一般近景，并与以水体（例如湖泊）为视线焦点的远景相结合。由于澳大利亚部分地区位于亚热带地区，随着19世纪中叶亚热带植物的流行，澳大利亚的植物园逐渐开始注重对亚热带植物的栽培。悉尼皇家植物园的Charles Moore提出了使用“自然式群植”的方法种植棕榈树和蕨类植物[19]（图3），这种自然式群植方法同样表现为植物在同质化的草坪上进行的自由排列（图4）。

3 悉尼皇家植物园对棕榈树和蕨类植物的“自然式群植”The cultivation of groves of palms and tree ferns with“naturalistic grouping” in Royal Botanic Gardens, Sydney

4 阿德莱德植物园中的“花园式”风格Gardenesque in Adelaide Botanic Gardens

2.4 植物园设计风格对本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深受人类文化审美表达方式变化的影响，园林设计风格对植物园的园林布局、设计元素和植物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植物园生物多样性以及向公众展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

植物园设计的核心是向公众展示植物。19世纪，澳大利亚的植物园同时使用“风景如画式”和“花园式”风格的元素。他们对植物收藏的方式并非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而是取决于这2种风格如何在视觉上更好地展示植物。在墨尔本皇家植物园中，“风景如画式”风格通过远景创造视觉效果，“花园式”用于展示植物群落。在澳大利亚的植物园中，2种风格的运用对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均有选择，故在当时植物园中的植物多样性由外来和本土植物组成。从20世纪中叶至今，新的“本土风格”的设计方法更加强调本土生物多样性。植物园往往利用现有的原生残留丛林来作为植物收藏的一部分，将其保留并未做任何进一步的设计或修改。例如在国王公园，大面积的残余原生植被构成了植物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在保护本土生物多样性方面，“本土风格”设计方法比“风景如画式”和“花园式”风格更适用于澳大利亚植物园。

关于设计风格对本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种类的选择上。大多数物种依赖植物群落的特定特征来满足它们的栖息地条件，不仅限于觅食，还包括构筑筑巢和庇护所[30]。动物的物种丰富度主要依赖于植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11]。在植物园中，植被的复杂性包括乔木、灌木（林下）、草本（地被）植物、藤本（攀缘）植物和水生植物。原则上，大面积的植物群落可能包含更多样的植物物种，从而促进群落生境的多样化[31]。也有学者认为，城市植被结构中的本土和外来植物物种都可以为本土野生动物的生存及保育增加价值，因为一些外来植物可吸引高度多样化的动物群（包括鸟类和无脊椎动物）[32]。以蜜蜂为例，在植物园种植一定数量的外来植物，对于那些只对一种或几种本土开花植物觅食的本土蜜蜂物种来说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外来的开花植物既可吸引欧洲蜜蜂（Apis mellifara），又可吸引一部分澳大利亚本土蜜蜂物种。从而减少欧洲蜜蜂与那些觅食结构较单一的本土蜂种在本土蜜源植物上的竞争。因此，在澳大利亚，尽管本土动物更适应它们的本土栖息地，但将外来植物纳入植物园，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有益的。

3 澳大利亚植物园的生态设计

生态设计原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成为澳大利亚风景园林设计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风景园林师伊恩·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的影响[21]。当今的生态设计原则强调本土性及其与当地环境的紧密联系，创造“地方感”以及植被的动态特征[33]。这些原则主要包括保护地方性植被和当地植物群落以及恢复退化的本地生态系统。

3.1 澳大利亚植物园对本土和外来植物侧重点的变化

除农业外，园艺栽培的植物选择也主要侧重于外来物种，其因有二：1）当时欧洲移民对澳大利亚本土植物群知之甚少；2）“花园式”风格对外来植物的偏爱影响了澳大利亚植物园的植物选择。但墨尔本皇家植物园是一个例外，出于科研目的，为了收集植物标本和种子并将其送至欧洲，需要首先在澳大利亚种植并培育本土植物，因此在墨尔本皇家植物园中种植了2 000多个澳大利亚物种[19]。

由于外来植物的兴趣及当时对澳洲植物难以种植的固有认知，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植物园中，本土植物仍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34]。直到1950年，澳大利亚才开始在堪培拉的一个新植物园（现为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园）中集中种植澳大利亚本土植物（图5）。

5 20—21世纪澳大利亚植物园中对本土植物重视的时间线Time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ppreciation of native plants used in botanic gardens in Australia, in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y

珀斯国王公园和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园的设计和植物选择均受到生态设计的启发，极大地促进了对澳洲及当地本土植物的认识、欣赏和保护[19]。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园拥有最大、最全面的澳大利亚本土植物群的活体收藏。国王公园专注于西澳大利亚植物群的种植和展示，园中的原生植物群已具备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的主要植物园开始相继开设用于种植本土植物的卫星植物园。例如于1988年正式开放的悉尼皇家植物园的安南山植物园，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植物园，植物收藏均为本土植物。园内的主题分区以展示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植物属为特色[18]。

如今，基于对本土植物的日益重视，本土植物与外来植物的结合在澳大利亚的植物园中得到较好的平衡与广泛的接受[35]。例如，本土的地被植物开始与草坪结合，共同承担地被植物的功能。花型与叶型的多样性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公共植物园设计与管理中体现的生态保护意识，使公众逐渐了解到保护本土植物群的重要性。

3.2“Bush”在澳大利亚的特殊含义

提到保护澳大利亚本土植物群，就必然要提到在澳大利亚具有独特含义的“Bush”，它被视为国家身份的象征[36]（图6），是早在欧洲殖民者定居前，存在于澳洲大陆上千年的景观[4]。在澳大利亚，它包含2种含义：1）“自然”[37]指未受干扰的植被，如森林、林地和灌木丛；2）不同于城市文化的“荒野”[38]。在欧洲人定居后，由于深灰绿色的叶子缺乏季节性变化，本土植物物种不受欢迎，没有被广泛用于私人花园和公共公园[19]。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Bush”才被视为园林的一部分。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一些“Bush”中的本土物种才开始在城市园林中种植。在农村地区，由于具备相似的自然环境，“Bush”逐渐成为园林的一部分。

6 澳大利亚“Bush”——珀斯典型的班克木林地Australian Bush: A typical Banksia woodland in Perth

“丛林花园”（Bush Garden）的概念由Betty Maloney和Jean Walker在1966年提出，是鼓励完全使用本土植物的设计理念[39]。模仿丛林（自然）的“丛林花园”是对自然的诠释，而非直接复制。“丛林花园”的特征是使用本土植物，采用自然和不规则的布局，不使用草坪，外来植物或花坛。“丛林花园”的设计与“植被复原”的概念相似，二者都强调种植当地本土植物与当地环境中濒危特有植物。

1.2.1 产后出血评估 胎儿娩出后24 h内产妇失血量高于500 ml即可确定为产后出血，出血量计算采用称重法及容积法测定，术前称重手术敷料，成功麻醉后，产妇臀下垫会阴垫，破膜后将羊水尽量吸净，胎儿娩出后采用干纱布将血吸取出，剖宫产结束后称重所有蘸血纱布，测量负压吸引器中的出血量。按压子宫后，称重会阴垫，将称重的纱布以及会阴垫相加，再将敷料本身重量去除，后加上负压吸引器中的出血量即得术中出血量，回病房后，在产妇臀下放置干净会阴垫，及时更换会阴垫并称重，将所有用过的会阴垫重量减去会阴垫本身的重量，差值即为术后出血量值 (除以1.05，即得出血量数)；依据产后是否出血分为出血组和未出血组。

3.3 植物园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

植物园与树木园是集濒危物种的活体收藏，植物保护、种质资源的长期存档，植物展示、公众教育和科学研究为一体的科学机构[40]。在澳大利亚已知的植物物种中，目前有7%是濒危物种，占世界濒危植物物种的15%[3]。植物园也是外来植物物种保护的重要场所，因为它们为外来植物提供了适合其自然生长的栖息地，达到了迁地保护的效果。

植物园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采取3种主要方法，即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基因库（或种子库）[41]。就地保护是指在自然环境中保护物种，包括维护其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或异地保护）是指在其自然栖息地之外的场所保护物种[42]。基因库是指储存种质资源（如种子、器官、组织、花粉或基因组）以保护遗传多样性的一种保护方法，也通常被当作原地保护的一种形式。澳大利亚的植物园已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主要体现为4个方面的优势。它们分别是：1）季节性研究是植物园的专长。植物开花时间的变化是气候变化的生物指标[43]。开花时间的限制影响授粉，从而进一步影响生物多样性[44]。在澳大利亚已经建立了一个城市和地区植物园网络及保护机构，通过制定计划，获得植物开花时间的长期数据，监测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这些数据对南半球至关重要。2）澳大利亚的植物园拥有丰富的种子库、基因库和植物活体收藏。活植物收集利于保护濒危种群，对植被修复至关重要。3）澳大利亚重视通过建立多网络和植物园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全国和区域范围内）方面的合作。例如，澳大利亚植物保护网络（ANPC）、澳大利亚植物园理事会（CHABG）、澳大利亚植物标本馆理事会（CHAH）及植物园和公园管理局（BGPA）是重要的合作网络。他们共享资源以保护植物园和植物标本馆的生物多样性。4）澳大利亚的植物园制定了志愿者计划，让公众和社区参与植物园的活动。志愿者被称为“植物园之友”，这些志愿者团体对于激发公众的兴趣和意识、启动项目以及支持澳大利亚植物园的保护和研究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就地保护通过恢复计划在物种层面进行，旨在恢复本土物种的栖息地，并将栖息地中的目标种群恢复到无须人工干预即可维持的状态[2]。这是澳大利亚植物园常用的针对栖息地丧失和物种减少的有效解决方案。迁地保护的范围包括濒危物种（不限于本土物种）、特有物种、作物野生近缘种和旗舰物种。迁地保护所提供的关于植物生理耐受性和本土植物适应性的研究资源，为就地保护的开展提供优先级和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植物园又被认为是潜在入侵植物物种的主要来源地之一[45]。首先，有观点认为迁地保护是起因之一[2]。其次，植物园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的分布与大多数环境杂草的入侵之间也存在联系[46]。

植物保育与公众教育如今已经成为植物园的首要任务。园内的互动展示、导游、故事讲解和教育计划帮助植物园宣传植物保护的重要性[47]。由于植物园中的维护频率较高，对杂草的控制也因此较为有效[48]。因此，将外来植物引入植物园，其公众教育和保有种质资源的优势大于外来植物入侵的劣势。植物园在此的教育作用并非向公众推广入侵物种，而是可以帮助公众识别他们，以防止其在私家花园内种植。

4 澳大利亚植物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解决方案

从殖民时期至今，澳大利亚植物园的主要功能和侧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植物园的设计和植物配置由基于造园风格的公共设施转变为基于保育功能和科研的机构，其设计主要为满足其保育需求。

本节总结了澳大利亚植物园的主要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其范围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国性战略行动计划，扩大到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的景观演替策略，再到植物园的野生动物友好型设计和教育项目。

4.1 全国性的行动计划

为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澳大利亚已经提出了5个全国性的行动计划和指南[49-53]（表3），受威胁的植物物种的数量仍在增加。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栖息地损失、生物入侵，以及缺乏对特有植被的生态价值的认识[2]。

表3 全澳范围内促进植物园生物多样性的主要行动计划和指南[49-53]Tab. 3 Major nationwide action plans and guides in promoting biodiversity for botanic gardens[49-53]

4.2《墨尔本皇家植物园景观演替策略2016—2036年》

气候变化正在威胁着生物多样性的各个层面——基因、物种、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墨尔本皇家植物园景观演替策略2016—2036年》为植物园顺利过渡到适应2090年气候和环境条件提供指导[54]，同时“保留花园的遗产特征、景观品质和物种多样性。也是澳大利亚植物园的第一个为其他植物园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的蓝图的决策”[55]。该策略从5个主要维度提出，分别是：1）“积极管理墨尔本花园的景观和植物收藏”；2）“建立由多种分类群组成的混合年龄植物选择”；3）“最大限度地提高可持续水资源的可用性和使用效率”；4）“通过景观设计最大限度地发挥绿地和建筑环境的效益”；5）“增强气候变化对植物景观影响的理解”[54]。该计划的愿景是保证景观质量和维持植物收藏多样性，并进一步发挥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的文化和科学价值[55]。

4.3 澳大利亚植物园的野生动物友好设计和项目

植物园是野生动物（包括本地和受威胁的鸟类、哺乳动物和无脊椎动物）重要的栖息地。例如，位于克兰伯恩的维多利亚皇家植物园为袋熊、袋狸、鸭子和针鼹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56]（表4）。建造防捕食者围栏，以保护本地动物群南棕袋狸免受猫和狐狸的伤害。此外，为改善野生动物的可达性，围栏上装有特殊设计过的门洞，并在公路下方建造隧道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安全通道[56]。

表 4 澳大利亚植物园的主要野生动物友好解决方案[56-59]Tab. 4 Major wildlife-friendly solutions in Australia’s botanic gardens[56-59]

在澳大利亚，本土蜜蜂和欧洲蜜蜂对农业和生态环境都至关重要。欧洲蜜蜂于19世纪被引入澳大利亚，主要以本土植物为食，是蜂蜜的主要来源[60]。目前，澳大利亚由养蜂人管理的蜂箱约有57万个，野生蜂群数以万计，本土蜜蜂超过1 700 种[61]。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天然芳香（产蜂蜜）植物群，外来植物和本土植物都为这些传粉媒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觅食资源。例如，农村工业研究与发展公司（RIRDC）出版的《蜜蜂友好：欧洲蜜蜂和澳大利亚本土授粉者的种植指南》提供了家庭花园和街景植物物种选择。蜜蜂旅馆已成为最常见的蜜蜂友好设计特征（建筑结构和周围开花植物的组合），不仅存在于植物园中，而且存在于公园和私人花园中。它们为本地蜜蜂和其他昆虫传粉者提供筑巢空间。空心树干组成单独的房间为本土蜜蜂创造了合适的栖息地。蜜蜂旅馆提升公众对本地蜜蜂在健康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的认识，具有保护和教育双重作用（表5）。

表5 澳大利亚植物园的主要蜜蜂友好解决方案[62-64]Tab. 5 Major bee-friendly solutions in Australia’s botanic gardens[62-64]

5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从3个主要角度讨论澳大利亚植物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澳大利亚植物园设计历史和风格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澳大利亚植物园原生生物多样性的观点；保护本地生物多样性的解决方案。为了解当地生物多样性和制定植物园示范保护策略的设计策略提供了一个框架。该框架包括对当地环境历史和景观设计历史的理解，接纳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生物多样性看法的变化，并整合当前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条件。保护植物园生物多样性的解决方案应包括不同维度，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植物园层面的开发和管理规划到园内详细设计原则。

植物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需要植物知识，还包括尊重当地环境（地方感），适应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寻找保护物种和栖息地的策略，以及结合景观设计寻求最大的生态效益。保护城市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为其居民带来重大利益。植物园不仅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而且其首先是为人类设计的。生态设计方法需满足人类在创造美观环境方面的需求。

此外，植物园与植物选择密切相关。尽管在当下，本土物种在植被组成中更受青睐（更适应当地土壤，通常对害虫的抵抗力更强），但重要的是选择符合条件的物种进行保护。在澳大利亚，植物园是其他类型城市绿地的实验室，在设计城市植物群落（适当的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植物调色板）时为植物选择提供研究结果。植物园本土开花植物收藏的大多数植物物种广泛用于私人花园、街道边缘和环形交叉路口（交通岛），部分植物无法从市场上获取。

植物园的规划和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反映功能的变化、科学和文化的变化。保护、研究、教育和娱乐都是现代澳大利亚植物园的积极追求。一方面，澳大利亚植物园反映了与其他英国殖民植物园相似的风格，例如邱园是澳大利亚植物园的主要灵感。另一方面，由于对澳大利亚独特的本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注日益增加，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澳大利亚植物园的设计重点已转移到保护本土和当地生物多样性上。未来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应为研究如何根据不同的原生栖息地要求，制定对原生野生动物友好的植物园原则。笔者的下一项研究将侧重于为西澳大利亚的蜜蜂友好植物园制定设计指南。

致谢：

我们感恩我们工作的这片土地的原住居民，Noongar民族的Whadjuk人民。我们向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原住民长者致以谢意。我们尊重他们的渊源的文化以及他们对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区的生活所做的贡献。我们感谢蜜蜂产品合作研究中心和西澳大利亚大学设计学院对本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感谢胡远东博士和《风景园林》杂志社邀请我们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专题贡献我们的研究，感谢编辑和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

图表来源：

图1～4由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娃和安德丽亚·盖诺提供；图5、6由杨寓棋绘制或拍摄；表1～5由杨寓棋根据相关参考文献绘制。

（编辑/刘昱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