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公

董 萍

一九六○年正月初七的凌晨，母亲走进我们房里，逐个拍醒我们姐妹：“快点起来，把衣服围巾都穿好了，我们要去送外公。”

我睡眼惺忪只听得要去送外公。我问：“外公不是在医院吗？要送他去哪里？”母亲头也没回丢下一句：“外公走了，我们要去送他。你们今天不用洗脸刷牙，我们到那边去吃早饭。”

那边是哪里，我来不及问也没问。母亲怀抱一岁半的小妹，带我乘上一辆三轮车，跟着外婆舅舅等亲戚的三轮车队伍，急匆匆朝着很远很远处奔去。

天空黑洞洞的，我被从睡梦中叫起还未完全醒来，虽然围巾帽子包裹严实，可还是冻得瑟瑟发抖。母亲说外公在医院走了，我们要早点去为他送行。那时候我已经懂得，对于亲人的离世，家属都不愿说出那个字，总是以“走了”替代。我明白，母亲拖大的抱小的，是让我能再见外公一面，哪怕外公已经看不见我了，也不枉他喜欢我一场。

棺材是父亲挑选的，他说是价钱最贵的。父亲抱起我，叫我按照大人们的样子，把一朵捂在自己心口的、还留有体温的棉花，丢在红色的锦被上。外婆说，这样的方式，是体现我们仍旧与外公同在。我记住了。

深红色荸荠漆涂饰的棺材，内里的油漆是湛蓝的天空色，外公躺在棺材里，大红的锦缎棉被覆盖着全身。红色和蓝色衬出他的脸尤为白净。眼睛闭着，嘴也闭住了，没有像以往睡觉时那样微微张开，满脸都是踏实安稳。

棺材盖合上了，母亲扶棺哭得不行。我从没见她这样伤心哭过。我拉着母亲的衣角不敢松手，这才真切意识到外公走了，不会回来了，我从此见不到他了。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八，就是我的生日。我明明清楚记得他同我说的话。

年前快放寒假了，我做完作业照例到外公房里找他。他坐在红木靠背椅上，收音机正播着京戏。他顺手抓了把消闲果儿放桌上给我吃，然后拉过我到旁边一张靠背椅坐好，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再过些日子你要十岁了，这是小孩子长大后的第一个大生日，我要给你过生日。”

我见过家里有人过生日的，一定要吃长寿面。希望外公会亲手给我烧碗片儿川，还有个荷包蛋的。但明知外公在家纤手不动，更没见过他下厨做饭，我故意问外公：“你给我烧面吃？”

外公乐呵呵地说：“我大外孙女十岁生日不能马虎，我们到知味观去吃。”

“外公，我就知道你不会烧的，你只会吃现成饭。”

外公笑笑：“我就是一个福人儿嘛。”

他确是一个看起来好福气的人。像杭州知味观的老板，就是外公的好朋友，经常来外公家谈天。外公喜欢吃甜食，他每次都会带些特色点心过来，像糯米素烧鹅、幸福双这些。有个饭馆老板做朋友，还有什么吃不到的呢。我想象着生日那天丰盛的酒菜，巴不得日子过得快些。

我一边吃零食，一边同外公谈天。外公说：“我还要送你一样礼物。”

我迫不及待追问：“外公外公，快点告诉我是什么礼物啊？”

“镶宝石的戒指。你妈十岁时我也送了她一枚。”

我说我一直想戴他那只外国货手表，能否把手表送给我。可他说已经想好了，那要送给小妹十岁生日的。

现在，他却躺在棺材里长睡不醒，而明天就是我十岁的生日啊。我真心实意跟着母亲哭了起来。

我的外公名方观涛，祖籍浙江慈溪，幼年丧母，后父亲续弦，备受继母冷落，早早外出谋生。

外公姨家有个表兄，是上海有名望的老娘舅、人称“阿德哥”的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航运业巨头虞洽卿。上世纪初，时年不到二十岁的外公去上海投靠表哥。他幼小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还拨得一手好算盘，思维特别敏捷，用沪语讲就是“老灵光格”。

外公一出道，就在虞洽卿创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经纪人，代理证券货品交易。交易所很忙，每天开市就有许多领市面的人，互相传递信息，高声讨论行情。外公有张专用的大板桌，设在僻静处，稍微少一些嘈杂声干扰，这是大老板特有的享受，相当于现在期货股票市场的大户室吧。桌上的电话铃声不断，所有的商品行情，价格波动信息，必须第一时间了解并作出判断，从而果断报单买卖。由于他决策机敏，深得表哥赞赏。

外号“赤脚财神”的虞洽卿头脑灵活，一九一三年他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公司在汉口与上海都设有写字间，两地来往办公。没过几年，外公被表哥聘为“三北轮船公司”总经理。彼时的“三北轮船公司”，已经从三艘小轮船发展到拥有三十余艘、居于当时民营轮船公司首位的大公司。外公掌管期间，航运业务发展迅速，公司利润不断上升，生意人表哥很开心。所以，那一段也是外公最风光的时光。当时外公常驻汉口，家也安顿在那里。一幢三层楼房，住了一家三口，还有几个娘姨、厨子和杂役。

在我母亲的记忆里，外公身着绸缎长衫马褂，手提锃亮的公文包，每天风风光光去轮船公司，朝九晚五按部就班，有一辆黄包车负责接送。母亲说，那时候她还小，但能记事了，只要差不多下班时间，她就由娘姨陪着到楼下等外公。外公的黄包车装潢很考究，座位比别的车宽，脚边装有一只铃铛，坐客随时可以踏铃示意行人让路。另外还有一把鸡毛掸帚始终插在靠手边，迎风走起时，鸡毛飘飘，威风凛凛像是插了一面旗。座位上的折叠遮篷，不像一般黄包车脏兮兮的，架子是用不锈钢做成，每根都被车夫擦得锃亮。篷面用的是上过色的漆布，撑起棚架冬挡寒风夏可遮阴，前面装有厚实的门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合。

外公知道母亲每天都会迎他下班，会故意在离家还有段路的时候，就把脚下的铃铛踩得叮当响。一到家，就把公文包丢给车夫，抱起等在门口的母亲跨进家门。职业固然不可或缺，天伦之乐也是一桩大事，仿佛生活的场景对于外公来讲，总是更重一些的东西。

这样的住宅环境，这样的生活状态，难怪母亲年届九旬至今念念不忘。

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上海几近沦陷。国军在江面沿线阻击日军，几乎没有胜算。为了阻挡日军，沉船断流成了唯一的选择。民营航运业巨子虞洽卿在这一时刻拯救了国家。抗战初期，三北公司的船队中有约三万吨位的轮船被征用在江阴附近炸沉封江，以阻滞日军沿江而上。

是年，外公的继母在杭州病逝，作为家中长子，外公携家奔丧。月余，处理完继母后事，就举家从杭州城站乘火车去上海。不料正遇日寇轰炸火车站，一颗颗炸弹如苍蝇撒籽般从天而降，炸毁了火车头。断了铁路线，外公他们只好打消去上海的念头。

过惯了富足日子的外公，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无奈想做点营生养家糊口。就选择在杭州湖墅里(如今的拱墅区)开了一爿茶食水果店。店面开阔气派，所有装饰都同上海的吃食店一样。店堂的一边卖糖果，一边卖水果，一色通透明亮的玻璃柜台，方正的玻璃盛器，看看就勾起顾客的购买欲。他脾性好，朋友多，上海杭州都兜得转，他的糖果就是杭州华欧糖果厂老板专供的。

那个年代，一家杭州很少见到的茶食果品店，又开在湖墅里——当时杭州比较流俗的地方，格外显眼。

白天，日本人随意进来白吃白拿，外公不敢得罪，赔了笑脸接待，有吃了赖着不肯走的，还要备菜备饭备酒招待，临了还要塞个红包，才能送走瘟神。晚上，社会上的空手白相人常常光顾，一样备足好菜请喝夜老酒，酒足饭饱后，红包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久，外公被绑票了。

绑匪与往常一样，照例来喝夜老酒，只是这次多了几个生面孔。没有很大的动静，其中一个为首的还很客气：“方老板，我们请你去商量个事情。”外公隐约有所觉察：“各位有啥事情在这里谈好了，有为难之处尽管开口。”可是几个人二话没说，突如其来就夹着外公往门外走。外公被强行推上候在店门口的黄包车，飞快地朝黑暗里奔去。

那些绑匪，是本地的地痞流氓，是自乡下逃难为养家糊口的穷苦人，还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或是背后有更大的来头，都不得而知。

外公被架进一处茅草屋，里面只有一张木桌，两根条凳。外公没有被五花大绑，但他知道自己被绑票了，已经吓个半死，腿脚发软，站立不稳。绑匪吩咐外公坐下。稍歇，聪明的外公缓过神来，看着绑匪也不是凶神恶煞的样子，也没有刀枪啥的，于是用他与人打交道的一贯语气，壮着胆子和气地说：“大家好说好商量嘛，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绑匪说：“我们不会要你性命的，你家里只要把钱准备好。”

同时间，家里乱成了一锅粥，连夜托关系找人。第二天早晨，靠了黑道上的关系才把外公赎回家。

最会做生意的外公，第一次发现这桩生意越做越蚀本。

思来想去，杭州不是久留之地。时局动荡，时势造人，既然都是异乡人，不如重回上海滩，外公作下了打算。毕竟上海有自己的表兄帮衬，有宁波同乡会的团结互助，可能只有在更大的舞台，他觉得自己的拿手本行才有用武之地。这一次，他担任了表哥虞洽卿大儿子虞顺恩的经租账房，全权管理虞顺恩在上海的一处房产——重华新邨。

外公一家就住三十号，重华新邨最外边的一幢外墙红色的四层小楼。重华新邨是英租界，各阶层租客鱼龙混杂，有做律师的，有当牙医的，有做小生意的，有掮客有梨园名角，只要有钱，就可以租住。外国人造的房子设备比较完善，水电壁炉电话一应俱全，底层特别高，母亲说她住在阁楼也很满意，站起来不会碰头。哈，她忘记了那时候她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童呢。

自此，外公又恢复了长衫马褂的生活。对于他的性格与追求来说，这一段上海沦陷的时期，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倒可能是他余生里最安稳、也意同“孤岛”般的一段时光了。

外公生性胆小，但聪慧过人，为人豪爽大方，喜欢结交朋友，深谙处世之道，家里每日高朋满座，喝茶聊天蹭饭人络绎不绝。因此，他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中也有相当口碑，凝聚力不低。

一九三八年，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士，找到外公意欲租房开店。开店总要响亮体面，门面必须朝向外面，她同外公商量最好能租用他住的前间。外公见她彬彬有礼，好说好商量，没二话就答应了，自己退居后间。就连女士提了要把后间唯一采光的窗户用窗帘遮住，以免破坏店面形象的要求，外公都爽快答应了。

由于沟通顺利，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梅龙镇酒家”，就在重华新邨开张了。我母亲当时还是个小女孩，在她眼里，这个叫吴湄的女老板，打扮奔放，旗袍开叉到大腿根部，走起路来高跟鞋笃笃响。她精明干练，待人接物倒很客气热情，一点不像她的打扮风格。经常光顾酒家的食客都是大亨名流，女老板又善于应酬周旋，生意一直很兴隆。吴湄从闲谈中得知外公是吃客，每天都会派人送两道名菜过去，糟溜鱼片、生爆鳝背、酱烧排骨等，天天不重样。

外公家里经常来往的多是上海有头面的人。其中就有时任上海警察局长的毛森。当时毛森受命于戴笠，主帅上海行动总队，填补军统机构被破坏后的空白，除汉奸，炸毁日伪铁路仓库，专搞破坏。“梅龙镇酒家”女老板为人八面玲珑，这些外公的座上宾，吴湄常有见到。毛森一到，她就会特意烧几只好菜，亲自送去与他们一起喝酒谈天，久而久之，她与他们也关系融洽，外公的朋友自然也成了她的朋友。

外公的脾性以及他的处世之道，决定了他必会主动结交有背景有实力的朋友，也是在经济生存的背景上靠得住的人。或许是他一路走过来，身处时代变乱，知晓凭一己之力，无法达到安居乐业的目的。而从生存到生活的要求，及对生活本身乐趣的追寻，是外公毕生为之付出努力的东西。如果说商人的本质是“在商言商”，那这种特质赋予了他生存能力的同时，也反而让他的一生时刻处于波动中。外公如此，女老板吴湄或许同样如此，或许也不止如此。

重华新邨和“梅龙镇”的故事，听母亲说了多次。

第二天再见小熊，忽然觉得这小子高大了许多，竟有些打闹不起来。后来忽然想到一个话题，就向小熊细问那天老夫人究竟说了些什么。

那一扇用布帘遮住的窗，是当年母亲与几个同龄小姑娘追星的窗口。她最要好的闺蜜，是电影明星姜明的女儿姜曼丽，也是住在重华新邨，两人同岁，每天在一起玩，形影不离。“梅龙镇”出没着戏剧名角、电影明星、越剧十姐妹……“金嗓子”周璇来吃饭聚会，都被她俩“逮到”过。一次，外公下班回来对母亲说：“快去叫你们小朋友来，晚上电影明星白光要来‘梅龙镇’吃饭。”母亲叫来姜曼丽早早候在窗前，准备讨要签名。当白光走过窗前，母亲赶忙伸手窗外递过纸笔：“白光阿姨，请给我签个名。”不想拿的是支红笔。白光签完字后，和蔼地告诉母亲：“小姑娘，下次不可以用红笔签名咯，红笔写字代表绝交的意思哦。”

外公喜欢热闹不怕烦，特别宠我母亲，凡是她的小朋友来家玩耍，留吃留喝，非让她们玩尽兴不可。小朋友在一起玩，没有大人的约束是最开心不过了。

母亲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重华新邨房客的女儿，外公不仅不干涉她们的任何游戏玩法，有时候还参与其中。最有趣的是，有一回几个小姑娘预先谋划好要寻外公开心，出主意的是最调皮的姜曼丽。外公有每天午睡的习惯，一睡熟就张着嘴巴打呼噜。这天，母亲她们把水彩颜料挤到调色盘里，有黑的有红的，没有加水调色，趁外公熟睡打呼后，用毛笔蘸颜料在他脸上画猪头模样，鼻子涂黑色，耳朵涂红色，轻轻地，外公居然没惊醒。小姑娘们看着外公这副模样，捂着嘴巴，不敢笑出声来。等外公醒了，她们不让他洗脸，故意围着叫他唱梅兰芳的《苏三起解》。

外公的梅派女声还是唱得有点样子的。他“咿咿呀呀”唱起来，姑娘们疯笑声就止不住，惊动了隔壁搓麻将的外婆，过来一看也笑得直不起腰，拿过镜子让他照照。外公照后更是开怀大笑，非但不责怪，反而称赞出主意的姜曼丽太聪明，想法好画得像，还自嘲自己的头扮猪头正合适。

时至今日，母亲说起那段重华新邨的往事，仍是精神抖擞，滔滔不绝，仿佛就在眼前。

母亲记得最清楚是上海解放的时候，她说，响了一夜的炮轰声停歇了，一早起来见到，“梅龙镇”女老板吴湄等人挂起了“欢迎解放军进城”、“拥护共产党”的横幅，在重华新邨前摆起茶水摊，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解放军一律新衣新鞋，军容整洁，连布鞋底都雪白，他们不喝群众一口水，整齐地坐在租界前的马路边唱着胜利的歌。更让母亲吃惊的是：“女老板原来是地下党！‘梅龙镇’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怪不得人那么和气，讲道理，那么兜得转！”

前几年我和小妹陪着八旬老母回上海故居重游，就是在梅龙镇酒家吃的午饭。母亲就点名要了糟溜鱼片。当时还惊动了现任经理出来敬了酒。

如若外公还在世，重回老宅，望着眼前的红楼依然挂着“梅龙镇酒家”的招牌，不知他作何感想。是与红楼共处的十年里，一个个鲜活的影像重现吗？

“方老伯，侬回来了呀！”是在店门口迎客的吴湄又糯又嗲的声音。

走过窗前，“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是我母亲期盼了一天的脸庞，贴在撩起一角的窗帘后面……

是家里新添的座上宾吗？从杭州来的连襟王炳生，害怕与大汉奸王伍权共同做生意而受牵连逃到上海来投奔自己了……而晚间客人们聊的话题，也由某人的生意经，渐渐变成了某人去了香港某人已去了台湾……脆弱的欢愉里，那些言语中转瞬即逝的恐忧，是这幢楼里的人，心底最难以抹除的记忆了吧。

不变的红楼，不变的“梅龙镇”，默默看着旧友归来，眼中是无尽的思念。

外公一家在重华新邨居住的年数最长，有十年，也是生活最稳定的十年。

一九四九年临近解放，国民党电台里经常播放煽动人心的言论，说起共产党要共产共妻之类的话，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从“梅龙镇酒家”里传出来。外公的表哥虞洽卿与蒋介石过从甚密，自己又为他工作，伪警察局长毛森曾是他的座上宾，自己的内弟也在警察局当差，还有不少宁波帮的商人朋友……这些裙带关系让他终日惶惶。

外公从不愿意过问政治，树叶落下都怕打破头。可以想见，一个旧时的小商人，经历过风光，经受过恐慌，人生可谓大起大落，而自己只想追求的安逸，在他看来却是如此艰难。他再聪明，也凭空想不出一个在“将来的时局”里的“自己的将来”。上海滩此时对他来说不再是个大舞台，反而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他必须再次逃离，他又作下了打算。

最终，外公还是回到了杭州。他在艮山门外买了块地，自己设计，在河垾上造了一个独门独户带大场院的墙门房子，开出一家酱酒店。所谓在一个城市的郊区，过一种他认为可进可退的隐居生活。

按照他的想法，以后的生活既要舒适，又不能太显眼。所以房子造得很考究，但看起来并不考究。房顶天花板统统用灰模，四壁墙也用灰墙，隔音吸湿效果很好，又极为朴素，不显铺张。四周的灰墙齐腰高，上面的窗有三层，内里玻璃窗中间纱窗最外层木头挑窗，外公认为这样起码外面看起来只看到木头窗，看不出有三层窗户，不至于太招摇。这，算不算是人存于世最无奈的智慧了呢？

于是，外公有了“德盛酱园”，有了新家。

解放后两年，我出生了。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在外公开的店里玩耍了。

外公坐在账桌前，左手拨算盘，右手提毛笔记账。账簿上的蝇头小楷规整秀丽，我时常站在边上看得出神。那时候我才读幼儿园，外公就教我写毛笔字，就在他的账桌前学。先写笔画，点、横、竖、撇、捺，外公教得很耐心，我写得很认真。后来父亲给我柳公权的字帖，说女孩子写柳体很合适。当时就有个想法，我一定要认真临帖，长大后像外公一样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记得店里有一个伙计，大家叫他吴先生，他以前是外公宁波祖上一家“杨德茂酱酒工场”的老伙计。吴先生的老婆有严重的气管炎，天一冷就发作不能起床。每天吃饭时，外公总叫他盛足两人的饭菜带回家与老婆一起吃。在他老婆身体好的时候，外公会嘱咐我母亲把家里一些被服交由她洗涮，让她挣点小钱。外公也时不时在工资外补贴吴先生一些钱。主仆关系相处很不错。

吴先生很早就会起来打开排门迎客。然后，陆陆续续的小贩，就会挑着新鲜的蔬菜到店门口卖，有的趁便就在店堂里喝酒了。我最喜欢看这些人喝酒，特别是在冬天，吴先生总会把酒盛在一个串筒里，再把串筒放进与之配套的装有热水的外壳里，小心地捧到酒客们面前。那些酒客，条件好些的，会在街上用三分钱买包椒盐花生米、用五分钱买包五香牛杂碎下酒，而那些卖不掉菜的小贩，数数口袋里的硬币，挣到的除了养家也只够喝二两黄酒，这时外公会大方地请他们在柜台的青瓷盆里随便抓酱菜下酒。闲时还会走出柜台与小贩说说话，听他们吹吹牛。后来看鲁迅写“咸亨酒店”，写“孔乙己”，场景大抵也便如此了吧。

有时，我趁母亲不注意，偷偷从后园逃到店堂里，在这些人中间穿来穿去，看他们喝酒，听他们高声谈笑。有时，那些酒客中，也有几个喝到兴头上的，会向吴先生要一副象棋对弈。这时旁边的酒客就会围拢来观看，七嘴八舌的，甚至会借着酒劲打起架来。每次都是吴先生出来劝架，他会煞有介事地指给我看，哪个脸通红的人在发酒疯，以后不要到他旁边去。

一九五六年，政府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要公私合营了。那时店门前时常有举着标语的人群游行，这些都是各个同业工会的工人，走到私营店门前，高呼口号：“打倒资本主义！老板出来！”

外公只好战战兢兢地走到店门口，不住低头弯腰赔笑脸：“我是不法资本家，我剥削工人，我认罪。”

过不了多久，“德盛酱园”就关门了，外公成了城门头吊桥旁的一家国营酱酒店的职工。

一生没做过体力劳动的外公，用他自己的话叫做“从此干起了苦力”。快六十的老人，扛油桶，搬酒甏，挑酱菜，刷柜台，样样都要做在前，以实际行动表示自愿接受劳动改造。一次店里的酒卖完了，经理叫外公去里间搬一甏出去卖。外公搬了几次都没搬动。同在干活的吴先生看不过去，就赶紧进去帮忙搬了出来。结果，连吴先生这个无产阶级都挨了工会同仁的批斗。

自此，外公累垮病倒了。没过多久就走了。

外公个子不高，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脸，脸色白里透红，无论何时，总是挂满笑容。我喜欢坐沙发上请求他，“外公，说说你的‘方’的谜语，我来写。”

“一点一画长，一撇到东洋，驼背老儿背洋枪。”

依着他的说话，我就在他摊开的手掌心，一笔一画写下“方”字。听他拍拍我的脑门称赞：“额骨头生得高就是聪明！”

我们在一起时，他靠在沙发上，把我抱上膝，看外公高兴的样子，我说：“外公，你像哈拉菩萨一样，总是笑哈哈的。”我在他剃得很短的平顶头上摩挲，一边摩一边说：“你的头圆圆像颗洋番薯。”每到这时候，外公会笑得前俯后仰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