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物流体系现代化建设策略

钱煜昊,王 晨,王金秋

(南京财经大学 粮食和物资学院,南京 210003)

引 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上首次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此后多次强调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的粮食供需在中长期仍将处于紧平衡态势,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粮食安全这根弦时刻不能放松。粮食物流体系是连接粮食生产和消费的重要载体,加快推进其现代化建设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在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后,我国粮食物流产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依据“双循环”新发展理念,保障我国的粮食应以国内市场为主,立足内需潜力和创新驱动,畅通国内粮食市场的大循环,同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进而形成国内国际粮食市场的双循环良性互动[1]。基于此,未来我国的粮食物流产业将至少面临以下两项重大挑战:首先,粮食物流产业的建设重点将从过去的注重供给转变为面向需求。如何更好更快地满足人民对于粮食的各类需求将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议题,这是过去未曾经历过的。其次,国际市场在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由于过去我国一直强调“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策略,在国际粮食物流通道的搭建上有所欠缺,如何安全高效地铺设全球粮食供应链将是又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系统性研究如何构建我国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学术界对我国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但当时还尚未形成“粮食物流”的概念,大部分学者是在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对构建我国粮食物流体系的看法。如丁声俊、吴硕和段应碧差不多在同时期研究了我国的粮食流通战略改革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建设粮食物流体系的设想[2-4]。直至2000年前后,学术界才真正将“粮食物流”概念独立于“粮食流通”进行研究,这也与我国的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在当时初成雏形有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侯立军首先研究了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布局策略,并提出了体制改革时期如何建设我国的粮食物流体系的设想[5];郭成和孙东升分析了21世纪初我国粮食物流业的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克服粮食物流业发展困境的方法[6];王遐见则从制度层面研究了如何完善我国粮食物流管理体制,提出了相关的制度建设建议[7]。而到了近几年,有关我国粮食物流体系的研究则更加呈现多样化,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分支:一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粮食流通问题研究一脉相承,且研究该方向的也主要是深耕粮食流通领域的资深学者,如邹凤羽、蒋和平、曹宝明等[8-10]。二是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的方法论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主要结合经济学或管理学理论的新发展,对如何优化我国的粮食物流体系提出了理论指导。如:吴志华等基于供应链理论,以江苏省常州市粮食现代物流中心为研究样本,提出了完善我国粮食物流供应链的方法[11];王新利等采用系统化方法,构建了一个从省级调控中心到各级国有粮库、从各粮食经销商到农户之间的共同化体系[12];李凤廷等针对轴辐式粮食物流网络的构成及特点,提出我国应建设以驱动因素为动力来源,以竞合演化为协同路径,以高效、顺畅、节约为协同目标的轴辐式粮食物流网络[13]。三是粮食物流组织和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该研究方向可追溯至本世纪初,王遐见最早研究了我国传统粮食流通企业的出路[14],接着侯立军也对粮食物流的组织与粮食行业结构进行了剖析[15]。但随后该研究方向陷入沉寂,直至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研究该方向的学者,如赵霞等[16]和雷启英等[17]。四是粮食应急物流体系的构建和优化研究。这是目前关于粮食物流体系研究方面较新的研究方向。该研究方向较早的研究者为李凤廷等学者，其在储备粮紧急调运决策框架下研究了如何完善粮食物流体系[18]。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应急研究呈现出井喷状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钟钰等研究了在全球疫情蔓延情形下的粮食安全及应对策略[19];钱煜昊等在分析目前我国流通体系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突发公共事件下粮食流通体系的优化路径[2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我国有关粮食物流方面的研究虽然方向各异、百家争鸣,但缺乏从更宏观的国家层面对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发展方向的研究。学者们对该方面的阐述更多包含在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中[21-24],并未对此聚焦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粮食物流体系宏观调研资料和素材的收集存在较大困难。基于此,本文将借助研究团队与国家相关部委共同开展全国性调研的优势,从系统分析我国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和面临的形势入手,进而提出加快推进我国粮食物流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策略和政策建议,以此填补该方面研究的空白。

一、粮食物流体系发展的现状

(一)八大粮食通道和八条粮食物流线路运输能力不断提升

随着近年来我国粮食物流总量的快速增加,我国粮食物流运输能力也不断提升。由于粮食生产向主产区进一步集中,我国粮食物流总量持续增长,2019年我国跨省粮食物流量较2015年增长近50%(1)数据来源: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研资料。。

目前我国的粮食物流运输主要依靠八大粮食通道和“两横六纵”八条粮食物流线路完成,具体见表1。我国八大粮食通道的建立具有悠久的历史,有些粮食物流通道的打通可追溯至京杭大运河开凿时期,但绝大部分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物流工作的产物。这8条粮食物流通道犹如我国粮食物流体系的主动脉,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表1 当前我国八大粮食通道运行情况

但我国传统的八大粮食物流通道也存在一大弊端,即物流通道之间基本相互独立,互通性和连接性较差。为克服该问题,打通八大粮食物流通道,我国又进一步建设了“两横六纵”8条重点粮食物流线路,作为连接八大粮食物流通道的重要载体,具体见表2。2016年以来,“两横六纵”重点线路的物流节点逐步完善,我国粮食物流的“四散化”不断推进,初步形成了以“公+铁+水多式联运”为纽带的现代粮食物流网络,粮食跨省运输方式进一步优化。

表2 当前我国“两横六纵”八大粮食物流重点线路运行情况

(二)重要粮食物流线路节点建设促进物流模式多元化发展

我国的粮食物流节点目前已初步完成在全国范围内布点,特别是重点线路上的节点不断完善。2017年起,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重点转向了粮食物流项目,突出大节点和综合物流园区,发挥集聚产业、稳定物流、带动示范的作用。以“北粮南运”通道为例,辽宁锦州港、营口港、大连港、丹东港、葫芦岛港和正在建设中的盘锦港等6大港口已成为“北粮南运”重要的出海口,与南方的浙江、福建、广东的港口码头遥相呼应,承接南来北往的运粮船,北粮南运重要流出港口粮食运量占比见图1。北良港除开展散粮铁海联运外,还重点发展集装箱运输和散粮车直达业务,打通了西部走廊,开通首列小麦散粮入关专列以及日照港大豆关内点对点配送线路。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北粮南运”的不断深化和重要粮食物流线路节点建设进程的加快,也促进了物流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海运、铁运、汽运在粮食物流领域多点开花,散粮车不再是唯一的铁路散粮运输方式,新型替代运力得到大力发展(2)数据来源: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资料。。

图1 北粮南运重要流出港口粮食运量占比

(三)粮食进出口通道不断取得突破

“十三五”以来,我国粮食物流进出口通道进一步拓宽,与国内八大物流通道衔接能力逐步提高,沿海港口粮食物流设施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例如我国以大型粮食企业为载体,利用中欧班列并注重跨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东北、西北、西南粮食陆路进口大通道,粮食进出口渠道逐渐向“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西亚、俄罗斯、乌克兰等世界小麦、玉米和大豆主产地和东盟、南亚诸国等世界主要大米出口区倾斜。

东北方向上,在俄罗斯受西方经济制裁、中美贸易战和国际油价下跌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俄粮食产业合作迎来重大历史机遇,中俄粮食走廊建设得到全面推进。粮食走廊建成后,将打通中俄粮食壁垒,促进粮食优质资源互补,形成连接东北亚及欧洲的粮食进出口通道。沿海方向上,我国依托环渤海、东南沿海等港口物流设施提升和临港产业集聚发展,形成逐步向内陆地区延伸布局的进口粮食江海铁联运中转聚集区,与长江中下游通道和东北通道等加强衔接和转化,粮食进口量进一步增长。西北、西南方向上,我国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与中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建立有效的粮食合作框架关系,加快与所在国当地政府和粮食企业投资合作,逐步建立境外“产销加储运”基地。

二、现行粮食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粮食物流系统化水平不高

粮食物流是粮食从产地收购经储存、中转、加工、配送到消费环环相扣的物流链。当前我国以粮食生产为导向的传统仓储物流体系已远不能适应以粮食销售为导向的要求,粮食物流的仓储、运输、供应等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和整合。我国的粮食物流系统化水平不高,最主要反映在粮食物流嵌入产业链的程度较低。参与粮食物流运行的企业,很少从全产业链视角考虑粮食物流优化问题,粮食加工企业难以统一协同行动,粮食流量流向分散无序,达不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的目的。此外,粮食物流设施建设项目方面也存在新建节点与原有节点之间难以衔接的问题,上下游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物流衔接不畅,供应链尚未形成,物流运营管理模式落后,粮食物流系统化、一体化水平亟待提升。

(二)跨区域资源尚未有机整合

当前我国地区间粮食的相互流通主要依赖于铁水联运和铁路运输两种方式,但不同区域的粮食物流设施发展不平衡,跨区域资源尚未有机整合,正面临资源浪费和机械化程度不高同时存在的矛盾,粮食物流效率偏低制约着我国粮食跨区域间的有序流动。我国的八大粮食通道的物流设施现代化发展也较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一是东北流出通道水路外运能力局部过剩,铁路运输能力的利用率偏低;二是西南与西北通道关键节点少,散粮接卸能力不足;三是华东华南沿海流入通道粮食分拨能力不足,中转设施有待完善;四是粮食进口通道设施过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及西南地区,面向东北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的粮食物流通道建设明显滞后。此外,我国公共服务型码头少,业主型码头多,粮食专用码头专业化水平低、作业条件差,散粮接卸设施参差不齐等问题也较为突出,尚未实现粮食货源与物流资源供需匹配,导致粮食运输整体效率低下,信息化资源整合能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粮食物流标准化建设相对滞后

我国粮食物流标准体系不健全,导致各环节的设施设备、运输工具标准不匹配、不衔接。此外,粮食物流体系在重要节点接卸及分拨集散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关键节点统筹协调物流资源不够,集约化、规模化程度偏低。上述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现行的粮食物流标准专业覆盖面较小,有些标准的贯彻落实不够,以致有些不符合标准的设施设备仍在使用,影响作业效率;二是公路、铁路、海运等领域粮食物流各环节的设施、设备、运输工具标准不匹配、不衔接,通用运输装备设备等在粮食物流领域应用范围不广,阻碍了铁路装备(如敞顶箱等)与公路、水运标准化无缝衔接;三是缺乏高效的粮食物流设施,快速中转仓容占比偏小,特别是占总仓容80%以上的进出仓设施尚未实现自动化,快速中转衔接能力不足;四是物流信息格式内容不统一,信息技术标准化与兼容水平较低,制约了粮食物流效率提升。由此可见,我国粮食物流标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多元主体、多式联运的仓储物流设施无缝化衔接能力较差,难以实现粮食物流整体协同。

(四)新技术新装备研发能力不强

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我国粮食物流新技术、新装备研发能力和支持力度需进一步加强。一是粮食收储环节逐步从包粮运输向散粮收购、运输社会化服务转变,但适用于农户和小型粮食经济人的散粮设施尚未满足市场需求,快速中转仓型及其他新技术还需扩大应用范围;二是与集装箱运输高速发展相适应的运输工艺与装卸设备尚不完善,粮食自卸残余率高,大型智能化集装箱装卸设施和铁路敞车散粮集装化运输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三是成品粮大宗供应和应急供应效率较低,适于常规包装成品粮自动码盘、自动货位堆垛及发放的自动控制系统和无线粮情检测系统有待进一步开发应用;四是信息化手段在粮食物流活动中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大部分粮库和粮食流通企业尚未应用大数据和智能决策等信息技术来优化物流业务流程,难以实现多模式、各环节的无缝联接,信息技术对粮食物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三、粮食物流现代化面临的形势

(一)粮食产业发展给粮食物流体系现代化带来新挑战

1.粮食产销区合作加深给物流体系建设带来压力。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统筹力度加大，产销衔接成为保障粮食供需平衡、确保流通高效顺畅的关键一环。“十三五”以来，我国粮食产区和销区都充分认识到深化产销对接是保证销区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的重要途径，也是产区“去库存”的有效手段，因此产销合作的进程正在进一步加快。如广东省根据区域粮食不耐储存的特点，积极开展异地储备工作，利用粮食主产区土地、粮食仓储和物流设施等资源落实省储备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既缓解了季节性运输紧张局面，又实现了产销区双方共赢。省际间的产销衔接将向战略合作发展，初步形成产区为主的全产业链产销合作模式和销区为主的供应链产销合作模式以及以企业为主的粮食企业跨省重组模式。随着“北粮南运”物流通道的进一步畅通，销区将粮库向主产区前移，建设省外战略性粮源基地也成为一种选择。预计“十四五”时期，随着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更加集中，该发展趋势将更加明显，粮食物流体系的压力将进一步扩大。

2.粮油工业迅猛发展给粮食物流运载能力带来考验。虽然2020年受非洲猪瘟等影响导致我国饲料用粮有所下降，但随着人口增加、粮食产业升级以及粮食深加工产能继续扩张，预计我国工业用粮将进一步大幅增加。消费者对肉蛋奶消费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带动大豆、玉米等饲料消费增长，其中玉米工业消费增长最为明显。由于玉米是我国“北粮南运”的核心品种，粮食的跨省流通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将会对跨省粮食物流带来压力。从我国饲料行业的布局来看，我国的玉米生产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2018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玉米总产量达11 145万吨，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比重达43%；而玉米加工的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则主要集中在中南、华南和西南地区，每年的玉米消费量大约占全国玉米消费总量的60%(3)数据来源：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黑龙江省粮食局统计资料。。我国玉米产业在生产和加工环节存在的天然地理不匹配，导致玉米跨省流通量不断扩大。仅2018年，我国从东北地区流向内地的玉米就达10 170万吨，具体运输途径如表3所示。

表3 2018年东北地区玉米跨省流通路径

由表3可看出,我国东北地区玉米跨省流通采取以陆水联运为主、铁路和公路直达为辅的模式。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人口分布重心向我国东南部移动、国内居民饮食结构升级、东北地区玉米生产能力持续提高等大背景驱动下,东北地区玉米供大于求和南方销区玉米供不应求的区域性、不平衡性矛盾将长期存在,这持续考验我国的粮食物流体系的运载能力。

(二)宏观环境变化对粮食物流体系现代化提出新要求

1.交通模式变革对粮食物流提出跨越发展需求。我国交通运输模式变革已进入从“适应发展”迈向“引领发展”的新时代。港口整合已然成风,沿海11省份中,浙江、福建、广西等省区已经或基本完成整合,辽宁、广东、山东、江苏、天津、河北、海南等省市持续推进,下一步跨区域性的港口整合将逐渐增多,港口间的协同合作将超越省界范畴。港口整合后,运输体系将不断完善,内部改革和运营机制重构亦将赋予港口发展新的动能。2018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铁路运能提升、水运系统升级、公路货运治理、多式联运提速、信息资源整合、城市绿色配送”等六大行动,以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交通模式的创新和变革是我国粮食物流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粮食物流体系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我国在建设现代粮食物流体系的进程中应充分应用好各相关政策,在多式联运、园区开发方面挖掘潜力,为粮食运输提供可靠的运力保障。

2.国际形势变化对粮食物流提出国际化发展需求。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和逆全球化趋势凸显,各国保护主义抬头也导致国际粮食供给渠道、国际粮食物流通道的不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粮食产业全球分工。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该现象也促成了我国粮食进口格局由相对稳定的渠道向多元化渠道发展,区域粮食合作逐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结合点之一。打通陆路亚欧粮食物流大通道,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势选择,也是为实现我国进口粮食渠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发展依托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大背景下,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必须整合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平衡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从而进一步为我国的粮食物流国际化打开出口。

(三)重大政策调整为粮食物流体系现代化创造新机遇

1.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助推粮食物流现代化。近年来,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内的国家战略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加快我国粮食物流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支持东北地区深化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就提出,要支持东北地区建设现代粮食物流体系,打通物流节点,发展多式联运,研究依托沿海港口新建、改造一批粮食物流设施,在此基础上开展对俄粮食合作,在俄远东地区等建立大豆等优质粮食生产基地等。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粮食物流现代化的概念,其未能得到有效实施的原因一是缺乏宏观顶层设计,二是粮食部门本身能够动用的资源有限。如今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成为我国粮食物流现代化最有力的保障。

2.收储制度改革深化进一步促进粮食物流现代化发展。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深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的资产整合,转变传统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将成为做大做强粮食产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粮食流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有粮食企业在未来将面对国际国内更复杂的市场环境,如何提高应对市场的能力,如何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进行设施调整和布局,如何将体系布局与未来城镇化发展、土地流转等趋势有效衔接,都将成为粮食产业发展的重大挑战。以“物流园区+批发市场+储备库+收储库+加工”模式进行兼并重组的粮食企业集团将陆续出现,必然会促进仓储物流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兴起和粮食收储方式的变革将会不断引导散粮收购、运输社会化服务的成熟,粮食的流通中间环节也会进一步减少,这将是促进粮食物流现代化的有力助推剂。

四、推进粮食物流现代化的策略和建议

粮食物流体系作为我国总体物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虽然由于国家管控等特点使其不同于其他子系统,但基于其从属于物流业的本质属性来看,可以判断粮食物流体系的发展规律和优化方法与其他物流系统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可将物流研究中广泛运用的物流网络理论作为基础,着手制定推进粮食物流现代化的策略和建议。

物流网络理论首先界定了物流网络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物流组织网络、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物流信息网络等三个子网的内涵、结构、运作管理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的规模确定、物流信息网络的支撑体系等典型问题进行探讨[25]。简而言之,物流网络理论的基础研究对象就是物流体系中的组织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和信息网络,分析如何通过三个子网的共同运作提高物流服务效率的规律。因此,如将该理论引入到粮食物流体系的研究中,那么优化我国粮食物流体系的关键,就可总结为如何实现各地粮食流通部门有效协同、如何增强各地粮食流通设施衔接程度以及如何提高各地粮食流通部门沟通效率这三大问题。基于此,为克服上述三大问题,以及进一步衔接党中央“双循环”新发展理念,本文提出以下六条推进我国粮食物流现代化的策略和建议。

(一)提升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系统化水平,增强粮食流通能力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粮食物流体系现代化,中央应统筹多方物流资源,促进上下游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物流畅通衔接,建设能够提供系统化组织运输、系统性物流优化解决方案的公共平台。一是要协调粮食物流运作多元化市场主体,发展多式联运,促进仓储物流设施无缝化衔接,实现粮食物流整体协同效能提升;二是加快模式、业态和技术创新,优化物流节点结构布局,重点完善高效粮食物流通道与枢纽节点,加快构建高效粮食物流多式联运系统;三是按照粮食现代产业供应链组织的内生要求,从运行模式、结构布局、要素协同等方面互相联动,主动融入粮食现代产业体系;四是积极促进跨区域协作经营,深化产销对接形式,搭建产销合作平台,将种植、收购、仓储、物流、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结合,培育产、加、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流通主体,实现原料、收储、加工、运输、监管等环节无缝衔接。

(二)加快粮食流通立法和标准化建设工作,打破要素流通制约

大多数发达国家有关粮食物流的法律法规都比较完善,监督和管理都有法可依[26]。因此,在中央施行一系列重大战略为粮食物流一体化发展扫除制度障碍以及修改施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为加快我国粮食物流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的前提下,粮食部门也应进一步细化粮食流通立法工作,在操作层面为我国的粮食流通确立标杆。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粮食物流标准体系,增加粮食物流标准专业覆盖面。一是要加大推广物流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增加粮食物流领域通用运输装备设备的应用范围,大力促进铁路、公路、水运标准化无缝衔接;二是要加强物流信息标准化建设,统一物流信息格式内容,建立信息交换机制;三是粮食物流设施建设、运营管理、信息技术标准化与兼容水平要逐渐提高,并进一步建立粮食物流标准体系,提升粮食物流标准化水平。

(三)提高粮食物流设施建设专业化水平,提升物流体系效能

散运工具和散粮装卸配套设施的重点推广在世界范围内已是大势所趋,美、日、法等发达国家在粮食流通领域都已基本实现了装、卸、储、运的“四散化”,粮食的散装化流通已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体系。发达国家的粮库作业多采用智能化管理,粮食中转库和港口库都配备完善的散粮流通信息化系统,储运配套设施及装卸设备自动化程度也较高。因此,我国也应进一步加强粮食物流园区、关键节点的散粮专业接发设施建设,提升接发能力,发展快速中转仓型,推广应用集装单元化新技术、专用运输工具和先进散粮接发设施等物流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此外,应大力推广仓储设施的绿色储粮技术,调整部分仓型结构,切实在收储、加工企业中推行分品种、分类、分仓储存,有效提升物流对接能力及效率,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四)积极开展粮食物流体系信息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在中央政府层面,要建立起对全社会公开资料齐全的粮食统计信息网络,随时采集、汇总各类有关粮食物流信息并定期发布,实现指导各类涉粮经营主体从事粮食生产和贸易活动。在地方政府层面,要进一步完善当地基层企业的粮食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增强各载体信息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应用大数据和智能决策等信息技术来优化物流业务流程。在粮食物流企业层面,政府则要引导其做好以下三点:一是引导粮食物流企业建立自成体系的管理信息平台,提高粮食物流效率,控制经营风险;二是鼓励粮食物流企业持续推进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预警和处置效率;三是加大对示范性企业物流信息管理系统的支持力度,形成粮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五)引导统筹各地用好相关资金,推进项目整体布局

中央应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通过中央财政性资金的引导,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积极稳妥推动各类专项工程建设,构建粮食流通体系的全国性网络。一是从国家层面加大对重要粮食物流通道建设的支持力度,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支持重点继续向粮食物流项目倾斜,特别是带动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综合性物流产业园区项目;二是分类施策、突出重点,在一级粮食物流节点上依托全国性和跨区域的枢纽节点,实现“北粮南运”、跨省大宗粮食的集散、中转,在二级节点上重点建设区域内有影响力的集并、分拨中心等;三是指导企业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工作,用好各类财政资金,促进各类专项融合发展,实现协同联动,以粮食物流现代化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六)构建粮食流通“双循环”格局,培育国际化大粮商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正顺应大时代加快形成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在粮食流通领域也应打造有所侧重的“双循环”,加大对“走出去”粮食流通企业的政策支持、金融支持、税收优惠、保险支持和信息支持力度。同时,应充分发挥国有涉粮企业的主导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利用国家政策优势,积极在海外开展投资。通过打造覆盖粮食生产、收购、仓储、运输到贸易加工各环节的高水平优质全产业链体系,鼓励我国跨国粮商提升企业经营的集约化程度和规模效益,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贸易体系重塑,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涉粮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