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角看智能化军事变革中的观念升维

霍亮

任何一场现代军事变革都是发轫于新兴科技，以广大官兵（尤其是军官）观念普遍升维为重要标志并由此带动指挥控制、军事管理、军事教育、军事训练、装备研发、后勤保障等领域全方位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观念升维是关键。但是，观念升维向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在人类历史上历次军事变革中都有深刻体现。本文从历史视角研究智能化军事变革的观念升维问题，以期推动人们为扑面而来的智能化军事变革做好思想准备。

“从人类秩序的角度看，当今正处于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剧烈的变迁会让人们感到困惑、混沌、无所适从，因为这种时代充满不确定性。巨变时代带来不确定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变迁已经把人们不自觉地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但人们却还是用上一个时代的观念看待问题。新的时代不服从上一个时代的逻辑，基于上一个时代的观念所形成的预期在现实中会屡屡落空，不确定性便浮现出来。”这是北大知名教授施展博士在评论“元宇宙”的一篇文章中写的一段话。施展博士讲的是人类社会变迁现象，而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社会变迁现象必然会投射、甚至集中体现在军事领域。这些关键词——“困惑”“无所适从”“不确定性”也反映了高科技迅猛发展刺激下军事领域的状态。在智能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军事领域的人们是不是还在用上一个时代的“逻辑”看待军事问题呢？是否需要观念升维？

有人可能会说，时下研究“智能化”的军事学术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表明人们的思维已经上升到“智能化战争”的维度了。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便会发现，这样的评价未免过于乐观。相比于战争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人类战争思维的成长与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率先开启地理大发现，到达未知大陆，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然而，西、葡两国仍然以传统的陆地观理解大海，他们认为财富的根基在于土地，大航海的目的就是占领远方更多陆地以获取财富。所以，两国竭力去海外占领大片土地，也获得大量财富。两国还曾于1493年对地球进行划分，以所谓的“教皇子午线”为界划分势力范围，该线以东半球归葡萄牙管辖、以西半球归西班牙管辖，不分陆地与海洋。然而，海洋上有着与陆地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西葡两国试图把陆地上的法律逻辑平移到海洋上，注定会失败。后起之秀的英、荷等国不再以海外占有土地为目的，而以占领咽喉航道为据点、以控制全球海上贸易为目标，开启了全新的战略逻辑——海洋是联通全球的大道，而非需要克服的障碍;财富增长基于海洋贸易，而非基于土地。而在纯军事领域，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在梳理总结历史上历次海战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制海权”理論，才标志着人类的战争思维全面升维至海权时代。与高山、大河、沼泽等复杂地形构成巨大战争阻力的陆地不同的是，海洋拥有流质、光滑、无阻碍的表面，因而海战中不会出现势均力敌的僵持局面，一定是一方压倒性地击败另一方。因此，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反复强调，要“集中优势海军兵力，寻找敌国海军主力，并在一场决定性海战中将其一举歼灭”。这时候距离大航海时代已经过去近四百年了。

大航海时代

同样，人类步入机械化战争时期也经历过“穿新鞋走老路”“脑袋跟不上身子”的尴尬或阵痛，而且每个国家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德国军官团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欧洲发达国家最优秀的军官群体。他们以古德里安、曼斯坦因、隆美尔为代表，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便在思想上集体进入机械化时代，并在二战中显示出惊人的战争能量。从可见史料看，英国只有富勒、法国只有戴高乐、意大利只有杜黑在同一时期形成适应机械化战争的较为系统的创新军事理论。然而，他们的先进军事思想在本国并没有市场，本人甚至遭到实权派的打压，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军队在整体思维上严重落后于时代——后来，这些国家军队整体思维升级是在德国法西斯“闪电战”的无情打击、几近灭国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以图哈切夫斯基为代表的早期苏共将领，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便提出“大纵深战役理论”，但是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下，苏军发展建设一度陷入停滞。这导致苏联在二战初期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时付出巨大牺牲。直到以朱可夫将军为代表的新一代高级将领走上历史舞台并重拾“大纵深战役理论”，才逐渐转败为胜。作为二战初期的“隔岸观火者”，美国人是既得利益者。历史给了他们千载难逢的机遇，精明的美军职业军官群体在不断学习、试验及后来的实战中逐渐壮大，并在二战结束时迅速成长为一支世界级强国军队。相比而言，我国在建国初期“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关于机械化战争的实践与经验，在紧接着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才感受到美国人“钢铁的力量”。于是，这场战争甚至还未结束，中央便加紧部署军事现代化建设。但是后来受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的影响，直到1985年集团军改组和“华北大阅兵”，人民军队才算正式跨入机械化时代。

综上可见：思维落后于物质技术发展是历史常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的强大思维惯性造成的;群体思维的升级才会产生实际意义，个别人的超前思维只具有象征性的学术意义。回到当前的智能化浪潮，我们不应高估现阶段对智能化战争的认识，或者说现阶段对智能化战争形态的认识一定是肤浅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前科技发展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且这种“弱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运用尚处于浅表、散发状态，智能化战争形态这个“本体”尚未完全浮现出来，客观上给人们认识智能化战争形态带来困难。

朱可夫被称为“百战百胜将军”

本质上讲，未来战争形态是一个军事理论问题。而军事理论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于先进科技在军事/战争领域最大化运用的合理化想象。其中，“最大化运用”与“合理化想象”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前者指军事理论必须放飞思维，给科技进步以最大想象空间，以便为军队建设与战备实践提供理论指南;后者指军事理论必须结合实际，切不可泛泛而谈、漫无边际。打个形象的比喻，“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就像鞋子与脚的关系：有多大脚穿多大鞋，才能健步如飞;鞋大鞋小都不行，再昂贵、再漂亮的鞋子也没用。”例如，二战期间，西方列强是靠制空权、制海权、闪电战、大纵深战役等机械化战争理论取胜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机械化战争的物质条件（如飞机、坦克、大炮），自然也就产生不了机械化战争理论，但是毛主席和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模式，创造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伟大的人民战争理论，最终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上面所讲事实与观点是充分证明并为世人所公认的结论，这样的非对称作战思想在建国后不久的朝鲜战争中再次得到成功验证。但是，我们需要认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尽管西方国家（或者受西方国家支持的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明显强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这种技术装备优势是很有限的，这就为人民军队更好地施展谋略留出很大空间。然而，随着国防科技的迅猛发展，先进科技与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影响因子极大提高，对传统谋略的施展空间造成极大挤压。断断续续的巴以军事冲突明确地向人们传递出这种发展趋势。就在2021年5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军事冲突中，以色列显示出强大的地下设施精确定位与毁瘫战力。这表明传统的依托地下工事的非对称作战方式正在失效。换言之，现代战争的“非对称性”急剧增大，强者愈强、弱者恒弱将成为常态。

没有机械化的物质条件，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还是找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战争理论

综上可推知：军事理论必须基于一定物质技术与武器装备条件，可以适度前瞻以起到牵引发展的作用，但绝不能漫无边际、天马行空地想象;未来大国战争将是各方军事实力的激烈对抗，必然会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因而必须坚定“以强制强”的信心和信念（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而不能以传统非对称作战思想教条化地指导现代军事转型发展。只有搞清楚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能力边界和未来若干年内较为准确的发展预期，产生的智能化军事理论才是有价值的。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保证智能化军事变革观念升维的正确方向和路径。

观念升维和军事理论、作战概念，从哲学层面讲，都属于认识论问题。论及认识论，就不得不提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世界观，不得不提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认识论是从属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而《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一生仅有的两本纯哲学著作——透过这两本哲学著作，人们得以窥见毛泽东思想的底色，得以看到认识论应有的姿态，并由此纠正当下智能化浪潮汹涌而来背景下的认识乱象。

朝鲜战争再一次验证了非对称作战思想

2021年5月19日，以色列-加沙边境，巴以冲突持续，以色列部队袭击加沙

《实践论》开篇便深刻指出实践之于认识的极端重要性：“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一切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后面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科学的认识过程。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受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矛盾论》对认识论作了进一步精彩论述：“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毛主席将这种认识过程总结为“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

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中的认识论，对于时下人们认识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及智能化军事变革仍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对照检视，我们不禁要问：当前我们是感觉到“智能化战争”了，还是真正理解它了？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便是“实践”。这种实践又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实践，另一种是间接实践——直接实践给人以直接的经验知识，间接实践给人以间接的经验知识。很显然，只有通过刻苦学习与实践打磨，只有深入理解人工智能技术机理、能力边界和现代化军事各领域发展现状、矛盾问题，才能够从思想认识层面真正洞悉智能化军事变革的目标、方向与可行路径，才能给出科学而精准的理论指导，对于智能化军事变革才是有意义的。无论是不熟悉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还是不熟悉军事领域，都很难给出恰当的理论指引。

总之，实现智能化军事变革观念升维，必须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持续的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智能化战争形态、制胜机理与变革方式方法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此外，我们不仅需要方向性的理论指引，更需要贴近实际、适度超前的理论指南。唯有这样，才能实现理论和现实的深度啮合，不断推动智能化军事变革向纵深发展。

责任编辑：王宇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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