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贵州区域影视制作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张欣麒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伊始，中国“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建构方式及内容一直顺应着时代的发展趋势而发生着变化，并力求最恰当的表达与呈现。当前，新媒体所构建的舆论空间逐步分流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效力，新媒体虽然可以满足社会大众的多种精神文化需求，但也为包含情绪宣泄、反叛意识的流行话语潮提供了扩散基础。“在传播语境下，过于直白和功利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1]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中国地方特色文化作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构的突破口。基于此，本文选取贵州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影视制作作为切入点，探索贵州区域影视制作话语体系的建构，以此推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构的完善，并探索贵州区域影视制作传播的新方向。

1 贵州区域影视作品话语体系建构存在的问题

纵观贵州影视制作市场，大部分贵州影视行业从业者对其地域文化的输出都是富有巧思的。例如，在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中，其通过长达40分钟的长镜头展现了自己对贵州凯里的“故园情结”；在饶晓志导演的《无名之辈》中，极具特色的黔地方言非常接地气，为影片增色不少；而在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中，镜头对准贵州农村，以一对夫妻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刻画贵州乡村人物群像，“输出”的概念较为明晰。从艺术价值上看，贵州区域影视作品虽得到了同行的认同，但从社会大众对于影视市场的需求而言，两者是远远不对等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贵州丰富的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贵州区域的闭塞性，导致其文化的传播渠道受限，相关的影视作品难以满足当下影视市场的需求。因此，加强贵州影视作品话语体系的构建，将其地域文化与影视传播进行更好的融合是目前贵州影视作品创作研究的重点。此外，笔者通过分析中国知网上与贵州影视作品相关的研究内容发现，有关贵州的影视作品自2009年起才算得上正式进入大众的视野，对贵州区域影视作品的研究也才正式被行业所重视。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对贵州区域影视制作的影响颇深，也为贵州影视制作提供了发展空间。然而“三线建设”时大量外来者进入贵州区域，贵州影视作品始终被“闯入者”的目光所凝视，使得受众群体对贵州影视作品的观感不佳。与此同时，贵州影像文化给人的刻板印象，使得外省受众难以将注意力放在贵州区域影视作品上，因此作品中所构建的话语体系难以实现有效的传播，也难以被大众所熟知。

新媒体凭借互联网和相关技术，能对信息进行优化加工和处理，并促使其产生新的媒体模式[2]。新型媒体模式的出现，对影视制作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给贵州区域影视制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1.1 零窗口期的现实危机

窗口期，即电影在不同播放平台上停留时间的切分[3]，各个国家对电影发行窗口期都有一定要求。2019年，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全体会员共同制定签署的《关于影片进入点播影院、点播院线发行窗口期的公约》中提及：“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的影片窗口期应为影片在电影院线首轮上映档期的两倍。”[4]随着互联网及移动观影渠道的发展与完善，影院窗口期逐步缩短，甚至出现零窗口期的现象，对此，很多制片方采取“院转网”“院网同步”“负窗口期”等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对于本身受众群体狭小的贵州影视作品而言没有优势相较于院线上映和网络发行的市场，贵州区域的影视作品想要吸引大众的注意力非常难。

1.2 双向传播的瓶颈期

首先，从传播范围来看，贵州因地域相对闭塞，文化输出是较为艰难的，但随着国家的扶持与自身稳步的发展，这一状况逐步得到改善，贵州也诞生了毕赣、饶晓志等优秀的导演，以及《滚拉拉的枪》《四个春天》等展现贵州民俗风情的影视作品。虽然贵州影视制作行业在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贵州影视作品在国内的影视市场中仍占比极少，对该类影片有观看需求的受众群体也寥寥无几，因此要想拓展贵州影视作品的传播范围，首先就要让贵州被“看见”。其次，从传播效果来看，只有大众喜闻乐见的且能产生情感共鸣的影片，才能让大众产生认同感，并接受影片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以贵州籍导演毕赣为例，他所执导的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国际电影节上收获美誉，但国人对其却是褒贬不一。莫比乌斯环状的叙事、碎片化的镜头、瑰丽奇幻的意象符号成就了毕赣影片的艺术价值，也让一部分观众感到晦涩难懂。在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中，镜头对准贵州凯里，影片极具生活化的质感，电影镜头摆脱了传统的拍摄方式，以一个42分钟的超长镜头展现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小镇。然而，在追求艺术性的“陌生化”表达过程中，导演毕赣的电影作品无形之中将观看者和影片拉开了一种审美距离。这种距离是基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程度、社会经验等方面与其观看影片时期望被满足的一种心理上的不对等关系，让观看者在欣赏影片的过程中无法与创作者在情感上达成共鸣，也让这样的影片不能得到更多观看者的喜爱与支持。因此，在被“看见”的前提下，创作者要找到艺术价值与商业属性的平衡点，构建影视作品与观看者之间的认同心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话语体系的建构。

1.3 没能更好地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

拉比塔尔斯基曾说：“面对新媒体时代，一切都在被异化着，所有原生态的文化都被新技术方式赋予新的解释。”[5]新媒体时代赋予了大众无时空限制和发布信息的权利，拓展了社会大众发表意见的平台与渠道。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社会大众的自主意识迅速觉醒，主流话语权被削弱，使话语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此外，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当下社会所提供的精神文化内容已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社会大众开始追求娱乐化的内容，区域性的话语体系更难以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

2 突破贵州影视作品话语体系建构难点的策略

贵州影视作品可以基于贵州风土人情、民族文化，形成一种独特的影视风格，如形成独特的叙事方式，或是利用贵州方言，少数民族的语言、音乐等进行表达，记录本地人的生产生活，从不同的视角讲述本土故事，形成独特的“贵州语境”。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突破目前贵州区域影视制作话语体系建构难点，推动话语体系建构迫在眉睫。

2.1 加强创作者与受众间的良好互动与合作

“在新媒体语境下，大众的民主意识开始觉醒，他们解构中心和权威，排斥来自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布道和说教，期望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6]新媒体时代，大众被赋予了更大的选择权与话语权，大众的主体意识越发强烈，社会大众是否成为话语体系建构的一分子则成为贵州区域影视作品能否赢得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创作者与受众之间形成“输出—反馈—再创”的良性循环，对推动话语体系建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中，影视剧《甄嬛传》的经典桥段被许多视频创作者进行二度创作，该话题屡次登上抖音热榜，成功实现对该电视剧的二次引流。从中不难发现，大众对参与影视剧制作有一定的兴趣，由此影视作品创作者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和各类软件了解市场，优化影视作品制作的呈现方式、叙事方式等，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目前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贵州区域影视创作者则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贵州的独特文化风情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进行融合，增强受众与影片之间的交互性，打造出既不失艺术价值与主流思想，又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影视作品。

2.2 营造文化传播氛围，深化媒体融合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促进传播效果最重要的途径莫过于通过共同的体验产生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通感’（Sense of Commonality），在面对共同体验的时候，人类会忽略不同的语言、风俗，甚至搁置各自的民族、国籍和身份认同。”[1]在快节奏的新媒体时代，氛围感成为当下的热词，面对影院“第一窗口”地位被挑战、电影播放市场话语权转移的现实危机，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引发大众的心理共鸣成为影视作品制作人员需要重点关注和思考的。以贵州籍导演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为例，影片采用魔幻现实的手法，为贵州凯里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一种梦幻而又奇妙的氛围被渲染得淋漓尽致，这得益于贵州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贵州呈现出一幅“原生态”的景象，许多村寨的景观独一无二，这是建构话语体系最吸引人的“原材料”。《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静谧的绿色让观者印象深刻，导演利用镜头语言最大限度还原凯里小镇的“原生态”，在视觉设计上构建出一种“异质空间”，区别于现代化的科技感、城市化的快节奏，在这种“异托邦”特质的空间下渲染一种天然的美来建构“诗意”，营造新鲜感，以此吸引受众。然而，该影片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导致很多观众对其无法产生共鸣，但如果利用新媒体平台发起“沉浸式体验地球最后的夜晚”等类似话题，同时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进行推广和引流，使受众在不同传播媒介与渠道中以多重角度来理解影片，让观众在不同氛围中感受影片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观众对于影片的认同，突破双向传播的瓶颈。

2.3 寻求“娱乐至死”与“反娱乐化”间的平衡

新媒体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具有狂欢化特征，建构的内容被“唯乐原则”所支配，呈现出 “娱乐至死”的景象。为了满足话语体系建构需求，平衡大众文化中存在的娱乐成分，应利用话语引导策略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话语引导策略是一种通过对场域内语言环境的塑造而逐步改善其文化生态的策略。在各类新媒体平台上，传统主流媒体输出的信息较为严肃单一，而部分自媒体则为了盈利疯狂输出低俗化的内容。对此，传统主流媒体应当优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模式，抓住新媒体公共话语空间的话语权，树立公信力和权威性。而贵州区域自媒体也应当积极响应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的号召，规范内容输出，协助主流媒体进行宣发，以此共建健康的公共话语传播空间，对大众文化进行积极的、正向的引导。

饶晓志导演执导的《无名之辈》则为影视制作话语建构提供了良好的范式。该影片拍摄于贵州都匀市，讲述了两个荒谬劫匪、一个落魄保安、一个性格彪悍的残疾女人以及一系列小人物的故事，影片中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场面与贵州方言巧妙融合，打造出了一种“贵州风味”，引起了贵州人的高度共鸣。这其实就是一种贵州文化在影视制作中的话语建构，接地气的方言不仅会让贵州人倍感亲切，还会让除贵州省以外的观看者感受到贵州方言的独特魅力，无意间就将贵州的特色风情进行传播，建构主流媒体引导下平民化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该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了艺术电影的高语境和商业电影的低语境，在“所看即所得”的基础上，引起了观众对于社会上普通人物生活状况的关注，缩短了影片与观看者之间的审美距离，让观看者在解码影片传播内容的同时，引发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3 结语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影视制作行业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阶段，而区域性的多彩文化仍等待着被挖掘与传播。因此，我国影视制作行业应不断探索新媒体语境下的区域性话语体系建构，探索影视作品的多元化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有特色的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