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转向视阈下的民间传说传承

高艳芳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漫长的农耕文明为民间传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间传说的持续发展又使其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民众休闲娱乐、道德教化、知识传授的组成。改革开放的持续实施、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及互联网技术的全面普及，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认同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生活革命”随之发生，新的民俗文化生态逐渐形成。在此语境下，一方面，民间传说的叙事形态得以丰富，呈现方式多样化；另一方面，民间传说的功能也因此发生了多维转向。学界已形成了影视叙事研究[1]、动漫叙事研究[2]及景观叙事研究[3]等多方面的成果，但从功能转向视角对民间传说展开的研究却寥寥。功能转向与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发展关联紧密，功能转向视阈下的民间传说传承探讨有利于促成民间传说的当代性认知，从而助力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

一、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基础

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发生有其内在的文化基础、外在的历史机遇和社会背景，是多方力量的合力促成。就外部因素而言，“全球化的席卷和民族传统的地方复兴，已成为我国当代两种并存互动的文化趋势。”[4]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跨国文化交流的常态化以及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兴起等，激发了国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就国内情况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观念的持续渗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等对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巨大冲击，激发了保护和利用地方文化的热情。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也加大了对民间文化保护的力度，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新世纪以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名录体系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抢救性、生产性、整体性等诸种保护方法的兴起等，都使“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因之获得了较前更加深入地参与社会进程的机遇，而反过来又促使其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4]。就内部因素而言，民间传说的“四性”特征(集体性、地域性、传奇性、变异性)等使其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为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奠定了基础。

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提出了“共同文化”的概念，并指出，所谓“共同文化”，即“社会成员平等地拥有文化，人们对于文化的建构和社会变迁具有主体性的地位”[5](P112)。民间传说的集体性，意指民间传说由集体创作和集体享用，虽然民间传说往往与特定的地方相关，但这并不影响其他地区成员对之再创作和享用。集体性意味着民间传说的公共文化属性，民众共有共享，也就是说，任何群体和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民间传说的使用权，可以进行开发和利用。这在民间传说的文艺作品转化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显明，如舞台表演、影视作品及娱乐节目中对民间传说的转化等咸系此类，其中有个人对民间传说的运用，也有团体的改造，甚至还有国外个人或团体的改造和利用，如美国迪士尼团队对我国木兰传说的改造和利用。质而言之，民间传说的集体性特征使其成为大家共享的财富，个人或团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进行适度的改造。

与集体性相对应的是民间传说的地域性特征，民间传说的内容总是关于特定地方的风物、人物、事件等，这就形成了民间传说的地域性特征。地域性建立了传说与地方之间的深度关联，促成了景观、人物或事件等与传说之间的互动叙事，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社会，一方面，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更加凸显了民间传说作为地方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特征，各地争相对当地的民间传说进行深度挖掘，试图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遴选等，更加强调民间传说的地方性特征，使得传说与地方发生了特定的归属关系，一如刘三姐传说之于广西壮族，白蛇传传说之于杭州和镇江等。民间传说的地方性特征使其在当代社会备受当地政府、开发商以及民众的重视，成为政府发展当地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甚或成为当地民众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

传奇性是民间传说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民间传说区别于其他民间文学类别的重要判断标准。民间传说基于现实生活逻辑基础，通过夸张、巧合、想象等艺术手法完成了传奇故事的讲述，离奇的幻想、跌宕起伏的情节内容往往能够引人入胜，从而愉悦、放松民众的精神。“传奇性是民间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传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6](P177)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孟姜女哭倒长城、梁山伯祝英台化蝶相伴以及白娘子白日飞升等，都是民间传说传奇性的表征。一方面，传奇性赋予了民间传说打动民众的特质，为民间传说的传播传承赢得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这也正是民间传说功能转向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

变异性是民间文学创作最具有积极意义的特征之一。民间文学的变异既包括民间文学文本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也包括民间文学向非民间文学的演绎。就民间传说而言，其自身的变异一方面指向内容和主题的纵向变迁，主要表现为民间传说讲述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过程，展现了民间传说与时俱进的品格；另一方面指向内容和主题的横向变化，主要表现为民间传说的讲述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讲述而不断调适的过程，展现了民间传说兼容并蓄的品格。民间传说向民间文学的演绎，一方面指向民间传说向其他文艺形式的转化，如作家文学、影视文学、戏剧文学和舞台表演等；另一方面指向民间传说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如与之相关的创意产品、景观生产及旅游开发等。变异性赋予了民间传说跨时空传播传承的能力，在漫长的传播和传承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广域的流传生发出了无数的异文和多样化的呈现形式，不断生产出新的意义，获得新的发展。民间传说的变异性赋予了民间传说转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社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民间传说曾经的娱乐休闲、情感表达和人际交流功能逐渐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身处全球经济文化互联互动的开放型社会中的民众在不断变化，民间传说与民众的生活融合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这当中有民间传说本身的原因，也有外在环境因素的作用，内因和外因的合力作用或许就是促成民间传说功能转变的根本所在。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民众根据自我的需求，结合民间传说自身的特点，不断延续和挖掘民间传说的传统功能和潜在功能，促成了民间传说当代功能的转变，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民众的选择性促成了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发生，而民间传说的发展动力和传承价值则源自其功能转向的发生。

二、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表现

民间传说的传承发展与其功能的发挥有着直接的关联。当代社会，部分民间传说因其功能的消逝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成为历史社会和传统民众生活的见证；部分则因其原有功能与当下社会需求的契合，仍然活跃在民众生活当中，得以维系和传承；部分则由于其潜在功能的激发而被加工改造，以新的形态出现在民众生活当中，助力于传说的演变发展。大致看来，功能转向视阈下的民间传说传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传说的资源化转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资源化转向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将民间传说作为资源的开发应用；二是作为资本的开发应用，且资源和资本通常是一种共生现象。关于民俗、民间文学的价值，学界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钟敬文、乌丙安、江帆等都有过相关论述。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田兆元创新性地提出了“经济民俗学”的概念，并结合我国广泛流传的四大民间传说，指出它们不仅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民间传说作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本身即具备经济性功能，是历史形成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田兆元指出，“民俗经济是指与民俗活动相关的经济，它包括与民俗直接相关联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类的商品生产与消费，也包括民俗演艺及民间文艺转化而来的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与消费。”[7]前者主要针对民俗活动而言，后者主要针对民间文学的文艺作品转化而言。民间文艺作品的转化尤以民间传说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民间传说与文艺作品转换。民间传说因其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故事内容的“超人间”性，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以之为原型的文艺作品转化现象十分常见，以四大民间传说、刘三姐传说、包公传说等为基础的地方戏剧、话剧、歌舞剧以及影视作品等，都是这种转化的代表。民间传说转化为文艺作品，获取经济收益，其实早有先例。以白蛇传传说为例，宋元时期勾栏瓦肆中即流传相关说话、讲唱，明清时期各种地方戏曲白蛇传更是风光无限，民国之后的白蛇传戏剧、话剧表演等也极为常见，可见由传说转化形成的文艺作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量的。当代社会，民间传说的文艺作品转化现象更为普遍，以之为基础生成的舞台表演、歌舞剧、影视作品、实景演出及相关娱乐作品包括流行歌曲、小品、相声等，都创造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其中，对经济价值强调最为显明和直接的当属民间传说的影视化转化。早在1926年，上海天一公司相继上映了以梁祝传说和白蛇传传说为原型的无声黑白电影《梁祝痛史》和《义妖白蛇传》，掀起了民间传说影视改编的帷幕。20世纪末期，香港地区导演徐克继承了民间传说影视转化的传统，相继执导了电影《青蛇》和《梁祝》等多部以民间传说为原型的电影作品，其中《青蛇》上映之后斩获了950多万港币的年度票房，《梁祝》则收获了1800多万港币的年度票房。就白蛇传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之为原型的影视改编作品已不下27种，其中2019年上映的《白蛇传·缘起》票房达4.67亿。(1)白蛇传影视改编的数据源自笔者的追踪统计，票房数据源自电影票房数据库(http://58921.com/)。

民间传说与文化旅游开发。文化旅游的核心在于文化，文化的融入可以丰富旅游的内涵，提升地方文化知名度，促进地方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民间传说是“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8](P153)。民间传说的地方性特征与文化旅游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成为地方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抓手。对于民间传说与旅游的结合，有学者指出，“民间神话传说转化为景观，用于旅游观光，也是现代民俗经济的一大特点。民俗文艺正成为民俗经济的核心元素，是诸多的经济类型发展的基本立足点”[7]。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旅游的不断融合，民间传说愈发成为地方开发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2004年全球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开始公演，该演出以壮族民间传说刘三姐为基础，围绕歌仙刘三姐展开，融广西民俗风情、民族歌舞和民族服饰等因素于表演中，开创了我国山水实景演出的先例，成为桂林旅游的最大亮点。《印象·刘三姐》于2004年3月20日上演，截至2017年12月30日，累计演出7000余场，门票销售162万张，总收入达2.1亿元，净利润达1亿元。[9]再如，白蛇传传说广泛流传于江浙一带，杭州雷峰塔和镇江金山寺与该传说关联最为紧密。1999年12月，杭州市开启了雷峰塔的重建工作，2002年10月完成重建，2002年11月1日耗资1.5亿的雷峰塔正式开放，截至2005年底，短短3年的时间，景区已收回全部投资。[10]镇江方面则围绕白蛇传传说开发了白蛇传水景秀及以白蛇传为主题的文化节等，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游客的注意，带动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民间传说的媒介化转向

“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晚上疲惫不堪回来的时候，娱乐他，恢复他的精神，使他忘掉沉重的劳动，把他那贫瘠沙砾的田地变为芬芳的花园。”[11](P401)休闲娱乐是民间文学的重要功能，也是民间文学深受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传统社会民间文学的实践活动多发生在闲暇时分，树荫下、火炉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使人得以休闲娱乐。当代社会，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便捷的欣赏方式逐渐普及，人们的审美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娱乐休闲成为首要的审美需求，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的增加，使得休闲娱乐需求随之增加。相应的，无论是民间传说的文艺作品转化，还是民间传说与文化旅游发展的融合，都充分保留和强化了民间传说的休闲娱乐功能。媒介化的转向造成了传说主题的变动，并对民间传说的传承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

主题保留，即在文艺作品转化、文旅结合、文创开发等过程中，民间传说主题保持不变的现象。通常情况下，主题保留下的民间传说转化往往有益于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文艺作品转化方面，如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推出的由夏祖辉导演的50集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该剧延续了白蛇传的爱情主题，保留了报恩、游湖、借伞、盗库银等经典情节，充分展现了许白之至死不渝的爱情。再如，2012年路奇导演的38集电视连续剧《妈祖》也充分保留了妈祖传说的主题，该剧以广泛流传的30多个民间传说为素材，围绕妈祖的生平、经历展开，对传说中的妈祖形象进行了还原，演绎出了博大精深的妈祖文化。文旅结合方面，鉴于民间传说与地方景观以及风物的关联性，与之相关的景观叙事、景观生产等基本上都延续了民间传说的传统主题，如杭州、镇江景观叙事对白蛇传主题的延续，广西壮族地区对刘三姐传说主题的保留等。

在娱乐业极度发达的当下，传说的娱乐休闲功能备受重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存在主题转化的现象。传说主题的转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主题的转变和颠覆。前者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伴随时代发展、审美观念的转变而发生的主题转变，如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该片无论是在人物造型、情节设计，还是主题设计方面，都与传统的哪吒传说存在较大差异。就造型而言，影片中的哪吒已不是脚蹬风火轮的可爱少年，而是化着烟熏妆，露着大门牙的萌丑式存在；就故事情节而言，传统的析骨还父情节已被温情脉脉的父子关系代替；就主题而言，传统的为民造福已转变为与命运的抗争。二是外来文化对我国民间传说的借用带来的主题转变，如美国迪士尼拍摄的电影《木兰》主要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展现个人英雄主义和婚恋自由的主题诉求，这与我国传统木兰传说展现的忠孝主题已相去甚远，不仅造成传说主题的转变，还影响了传说的当代传承。

(三)民间传说的娱乐化转向

民间传说中蕴含着民众的世界观、道德判断、情感认同等，“在传播中以‘可信’的讲述方式和传奇的情节对一代代的民众起着观念培育和道德教化的作用”[12](P126)。不少传说都传达着民众对善良、正直、勤劳、廉明等优秀品格的肯定，对自私、贪婪、懒惰等不良品格的贬斥，在文化、经济、科技不发达的农耕文明时期，民间传说担负了知识传授、解释说明和道德教化的功能。知识传授方面，如广西大瑶山地区的瑶族一度通过传说的讲述传承部族祖先的迁徙、部族行为规范等。解释说明方面，如《含羞草》[13](P20)对含羞草名称来源的解释，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想象性解释。当代社会，学校教育、网络媒介成为青少年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主要途径，传说的知识传授和解释说明功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漫长的岁月淘洗中，民间传说经受了不同时代的挑选磨砺，逐渐演变成广大民众普遍认可的讲述，其中包含着广大民众的道德情感和价值判断，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时至当代，一些民间传说所蕴含的道德教化功能仍被广泛认可，如岳飞传说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包公传说传达的清廉爱民品格及四大民间传说传达的忠贞爱情观念等，仍深受民众喜爱，活跃在民众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当然，也有一些传说因不能适应时代需求和不符合时代审美而逐渐淡出了现代生活，其中所蕴含的相关道德教化功能也随之被舍弃，如“郭巨孝母埋儿”类传说曾被认为是孝文化的典范，然而，在今人看来却十分荒谬和不近人情。

三、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审视

民间传说实践是一种生活现象，也是一种人际交流方式，其功能的转变与自身的发展演变离不开承载它的民众和日常生活，其转变和传承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有利于民众的生产生活，能够使人们的生活更和谐、更幸福。民间传说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与民众生活的融合程度上，功能已成为民间传说传承发展的重要指征，任何一则民间传说的产生、发展和传承，都在于它有利于民众的生产生活，能够满足民众生活的现实需求。

(一)功能转向的影响

从传说主位的视角来看，功能转向的发生增强了传说的生命力，赋予了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一，功能转向紧随时代发展而发生，为民间传说注入了时代性品格和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传说内容和呈现方式两方面。就内容而言，当代审美判断、情感认同的介入促成了民间传说内容和主题的演变，如《白蛇传·情劫》在传统的爱情主题下，对男女双方进行了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改编，剧中许仙更加积极主动，白蛇则相对含蓄内敛。就形式而言，为适应民众的多种功能需求，民间传说采用了多元化的呈现方式(影视、舞台、实景演出)，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说的叙事形态。其二，功能的转变从不同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拓展了传说的传播范围，实现了民间的广域传播，巩固了传说的群众基础，有利于传说的当代保护和传承。

从客位的视角来看，功能转向的发生促使民间传说与外界发生了更多的联系，激发了其惠及民众的功能。首先，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播，提升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力，有利于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其次，增强地方民众的文化自信，有利于地方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认同的培养；最后，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地方就业压力。如《印象·刘三姐》项目的运营，一方面，通过生产、流通及销售的方式，使得刘三姐传说为人们所了解和认同，强化延续了壮族山歌文化的族群记忆，推动了刘三姐传说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相关项目的开发和跟进增加了当地民众的经济收入，有利于当地民众民生的改善。

(二)功能转向的优化

民间传说生存的关键在于其所具有的功能能够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对于这种“唯功能”论现象，我们必须既看到它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也看到其所带来的弊端。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发生绝非都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推动传说的传承和发展。民间传说功能的转变实质上是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的关系，对此，黄永林曾指出，两者“实质上就是传承保护的文化关系与开发利用的经济关系”[14]。对部分功能尤其是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的过分追求，往往会造成文化的同质化和庸俗化以及资源的浪费。以白蛇传传说与文化旅游的结合为例，浙江杭州、江苏镇江以及河南鹤壁都以传说发源地自居，三座文化风格迥异的城市都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与该传说紧密关联的爱情之都，相同的故事情节，相似的景观生产，文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其中，河南鹤壁作为后发的白蛇传景观生产地，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但鉴于其在知名度和运营策略方面与杭州和镇江存在较大差距，不仅未能促进当地传说的传承和发展，获取预期的经济收益，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此外，由对娱乐功能过度追求而引发的对民间传说内容和人物形象进行大肆解构甚至恶搞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一些娱乐节目对木兰传说主题和木兰形象的解构，将木兰替父出征的原因归结为“木兰无长胸”，完全颠覆了民间传说的忠孝、亲情主题，使得传说主题变得庸俗，严重削减了民间传说的精神文化功能。

民间传说具有鲜明的生活属性，其功能转变的动因在于，“丰富与满足了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让当代中国人民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方面获得更强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与认同感”[15]。民间传说功能的转变随社会的发展而自行调适，然而，当代社会的跳跃式发展造成了传统社会与当代社会的断裂，甚至打造了当代社会全新的生活模式、文化表达及其行为逻辑。[16]这就要求我们要格外关注功能转变的过程，处理好功能转变与传承发展之间的关系。于此，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适度性。民间传说功能的转向是广大民众基于当代社会生产体系和日常生活对民俗传说的阐释与再造，在阐释和再造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相应的度。2010年颁布的《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指出：“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11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则开宗明义地提出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无论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强调，还是对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强调，都凸显了适度性原则，即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必须兼顾保护和传承。文化的维系和发展在于其具有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的功能，民间传说功能的转变适应了当下社会民众的需求，使得民间传说再度融入了民众生活，于实践应用中维系了民间传说的保护和传承，但对民间传说某一功能的过度强调，往往会诱发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的产生，不利于甚至有碍于传说的良性发展和传承。因此，要“逐步找到一个兼顾文化、经济、民生各个层面的结合点”[14]，一方面，关注传说的实用功能，将之融入到广大民众现代生活当中，将民间传说资源转化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和资本，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激发广大民众对民间传说保护和传说功能转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关注传说的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根据娱乐休闲和道德教化等方面的需求，对传说进行“渐进性真实”的转化[17]——适应时代发展的适度转化。民间传说功能的发挥需要通过产品化和服务化来维系，唯有融入民众生产生活当中，才能实现活态的保护与传承。民间传说功能转变过程中，结合点的寻找和继承与创新的平衡，涉及到政府、当地民众和文化精英、专家学者及开发商等多方力量，只有相互协调、通力合作，实现“群体合作优化”，才能促进民间传说功能的适度转变。

其次，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继承与创新。继承与创新互为表里，民间传说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当代生活的反映。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需有利于民间传说的“积极传承”——“即促使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传播、流通”[18]，这就要求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须把握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民间传说功能的转变，一方面要尽量满足社会的需求，实现民间传说的“积极传承”；另一方面，必须以传统为根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升华。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一个核心原则”，即保持民间传说的基本情节和文类特征不变。“一个核心”意味着民间传说功能的转化过程必须尊重民间传说的传统性和整体性，坚持民间传说的核心母题和经典情节，不胡编滥造；同时也尊重民间传说的活态性特征，“不完全照搬过去，而要结合时代改进民间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确保民间文学仍然鲜活地存在于民众生活当中”[19]。

综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合力促成了民间传说文化生态的改变，由此引发了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发生。功能转向视阈下的民间传说考察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楚地了解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表征与动因，达成更具当代性的民间传说理解，正视功能转向的发生，回应“生活革命”语境下的民间传说转变，回应民众的现实需求，从而引导民间传说走向良性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