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植物名实图考》论清人吴其濬的人文思想*

魏淑民 赵连芳

吴其濬（1789—1847），字瀹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丁丑科一甲一名进士，是有清一代河南科举史上唯一的（文）状元。他自翰林院修撰累官至督抚大员，宦迹半天下①。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1847 年1 月），吴其濬病逝于山西官署，御赐祭文致祭，称誉其“学优守洁、办事认真”并恩荫子孙［1］。吴其濬遗存著述丰富，尤以《植物名实图考》（以下简称《图考》）著称于世。《图考》凡38 卷，收录植物12 类1714 种，精制附图1865 幅，详述每种植物的形色性味、产地功用等，尤重药用价值及品种考订，受到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高度赞誉，被誉为中国传统植物学的巅峰之作，开近代植物学的先河。20 世纪20 年代以来，学界对吴其濬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其在植物学、中医药学以及水利学、矿冶学等多领域的科学成就、科学精神与研究方法，成果很是丰硕②。亦有少数学者聚焦吴其濬的奏议，阐述其包括社会改革思想与实践在内的人文思想与情怀③，然而吴其濬的人文思想尚未得到充分、深入的研究与评价。本文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图考》为中心，结合其奏议等文献，进一步探析吴其濬科学著作背后蕴含的深厚人文思想与情怀，包括养民爱民的仁政思想、托物言志的政治抒发、淡然透彻的生死价值观等。这些思想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传统，又折射了清代嘉道时期由盛转衰、内外交困的时局特点，同时亦具有鲜明的吴其濬个人特色。

一、养民爱民的仁政思想

民以食为天，养民是古今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吴其濬居官主要在清代嘉道时期尤其是道光朝。历经康乾盛世后，此时正是清代的急剧衰落期，内外矛盾交困，百姓穷苦不堪，起义此起彼伏。作为饱受儒家仁政理念濡染的传统士大夫，吴其濬宦游南北，深悉百姓糊口谋生之艰辛，在其代表性著作《图考》中始终贯彻以“养民”为基本要务的原则，把可以供百姓谋生食用的谷类、蔬类置于《图考》篇首重点介绍，扩展了谷蔬范围，丰富了食用方法。同时，他不辞辛劳深入林间地头，深入挖掘每一种植物的多种经济社会用途，并以是否有益民生为标准评价外来作物。质而言之，他将爱民之心寓于种种养民之策中。吴其濬在《图考》中对黎民百姓谋生之艰辛多有描述并痛心疾首：

世有抱痌瘝者，取瘠土之民之生计，讲求访咨，绘为图说，使为民上者，知风雨时节，而无告穷黎，尚有藜藿不糁，茹草啮木而甘如黍稷者，一遇亢暵螟螣，稭叶皆尽，颠连离散，计惟有填沟壑而入盗贼，得不蹙蹙然预计绸缪，为鸠形鹄面者蓄升斗之储，而一切偷安纵欲坐待流民之图，于心忍乎？求牧与刍而不得，立而视其死，距心亦知罪矣。［2］550

指出官员尸位素餐是导致百姓生活艰难的罪魁祸首，并深刻斥责了官员对于底层民众的漠视与不作为，痛心于百姓水深火热的生存状态。作为饱受儒家仁政思想濡染的士大夫、朝廷大员，他直言：“民生疾苦，洞若观火，于以补偏救弊，利用厚生，王道之始，虽圣贤岂能舍此而富民哉？”［2］152而《图考》正是彰显其养民爱民思想的重要载体。

（一）养民“以食”，重视谷蔬作物

道光三年（1823 年），癸未大水遍及南北多省，灾民食不果腹、饿殍遍野④。当时的吴其濬正丁忧在家，目睹了灾害之下的种种人间惨象，故而起复后更加关注养民尤其是粮食问题，在《图考》中专门撰写了“谷类”两卷53 种，并且安排在全书前两卷的关键位置，紧跟着是四卷蔬菜类的植物，从而将养民情怀鲜明地寓于科学著作中。而且，谷类卷所记载的植物并不拘泥于传统的五谷（稻、黍、稷、麦、菽），而是大而化之，将可作为主食饱腹的谷类进行整体考察，从而大大扩展了百姓日常尤其是灾荒时期食物的范围。譬如，《图考》把传统认为是布料原料的麻划入谷类行列，认为“大麻……叶可食”，并对此做出论证：“夫一物之微，而衣人食人如此，何乃屏之粒食之外？”［2］3又如，小众豆类也被纳入粮食的范畴：“白绿小豆……亦可同米为饭，云南呼为饭豆，贫者煮食，不糁米也。”［2］4虽豆类单独食用多胀气，但相比饱腹活命的“大”用，其“小”缺点亦可接受。蔬菜类也扩展了很多，《图考》记述的蔬菜多达四卷177 种，且图文并茂，详细介绍，其中不乏随处可见的野草如水落藜，而且食用方法简单易行，“味微苦涩，性凉。采苗叶煠熟，换水浸淘洗净，油盐调食；晒干煠食尤好”［2］108。此外，在其他卷次词条中，可用作蔬菜的可食用部分亦曾提及，如“地榆……叶可煠食，亦可作茶”［2］175。正是《图考》中谷类及蔬类范围扩大、图例清晰的优点，所以在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以后，《图考》的各种刊版在山西乃至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可见其重要性。

同时，《图考》还专门辨别了不同谷类。中国谷物种植历史悠久，然而由于南北各地植物生长条件不同，加之信息传递不发达，经常出现谷物名实不符、相似植物混淆的情况，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吴其濬洞悉其中弊端，在《图考》中尽可能将世人易于混淆的谷物种类作出区分。譬如形状相似的粱、粟，以其果实的大小作为辨别标准：“粱，别录中品，种有黄、白、青各色……是以粒大者为粱，细者为粟。”［2］9对于大麦与小麦，其辨别标准是叶的不同生长特点：“大、小麦用殊而苗相类，大麦叶肥，小麦叶瘦；大麦芒上束，小麦芒旁散。”［2］8此外，为进一步将常见的谷物加以区分，吴其濬专门作《蜀黍即稷辩》来论证蜀黍、稷、小麦、青稞等多种谷物［2］23，后人可据此仔细辨别不同种类的谷物。

此外，《图考》主张以是否利于养民来判定外来物种的优劣。明清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世界贸易的发展，很多外来作物大量在中国种植，譬如烟草、玉米、番薯、辣椒、南瓜等。对于这些外来物种，吴其濬秉持开放的态度，提出其判定标准应为是否有利于养民。比如南瓜，他认为：“曹县志云：近多种此，宜禁之。瓜何至有禁？番物入中国多矣，有益于民则植之，毋亦白免御史，求旁舍瓜不得而腾言乎？”［2］133又譬如甘薯，他认为：“夫食人、衣人，造物何不自生于中土，必待越鳀壑、探虎穴而后以生、以息，岂从来者艰，而人始知宝贵耶？”［2］132在看到甘薯的作用后更加推崇此类作物。与此不同，吴其濬《图考》对于鸦片则持坚决反对态度，因为它不但不能饱腹养民，而且毒性甚强，吸食量大者立即毙命、小者亦堪比硫磺，蠹民害民无穷。“余疑鸦片膏中必杂以冶葛，故生吞者毒烈立毙，吸其烟则灼薰积于肺腑，毒发稍缓，如服硫黄然。”［2］99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充分彰显了其基于“养民”情怀判定外来物种优劣的标准。

（二）爱民“以物”，深入挖掘植物的多种用途

一方面，《图考》深入挖掘常见植物的医用价值。中国古代由于医疗条件较差，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底层民众更是直接受害者，他们或因缺乏医疗知识而被小病所害，或因生活拮据而延误医治时机。对此不少官员听之任之，但深入了解民间疾苦的吴其濬却感同身受，尤其珍爱百姓的身家性命，因此编纂《图考》时参考了多部医书，在许多常见谷类、蔬类的词条中特意添加了其医疗价值和具体用法，譬如遇有产妇难产的紧急情况，可用谷物雀麦来治疗：“《唐本草》仅以催乳录之……医者取其易生易落，以治难产。”［2］16再如治疗吐血以及温养身体则可用到韭菜：“腌韭汁治吐血极效。北地冬时，培作韭黄味美，即汉时温养之类。”［2］75这些救命良药在民众生活中较为常见或方便低价购买，对于家庭的负担较轻。除此之外，《图考》对于常见的树木也一并记录了其药用价值，如梧桐叶可催乳、薰治白带［2］825；楤木可治水癊、虫牙［2］817等。

另一方面，《图考》积极拓展植物的其他社会价值，譬如充当家具、玩具等。家具是百姓家庭的一大支出，吴其濬心细入微，在《图考·木类》中对可作木材的树木特征进行详细描述，如“椵木质白而少文，微似杨木，风雨燥湿，不易其性，北方以作门扇板壁”［2］802。此外，他还从部分植物中开发出可作为稚童戏耍的玩具，如北方常见的蜀黍秆“析之为笯，则棂疏而皙，稚子所戏以笼也”［2］22，简单易得而不失童趣。

以上，吴其濬重视谷物蔬菜，并致力挖掘植物的医药和其他经济社会价值，皆围绕养民爱民的“仁”者之心展开，正如《图考》开篇所言：“先王物土之宜，务封殖以宏民用，岂徒入药而已哉！衣则麻桑，食则麦菽，茹则蔬果，材则竹木，安身利用之资，咸取给焉。”［2］1其中，“宏民用”三个字最切中主旨，治国安民重在体察民情，以百姓心为心。透过《图考》字里行间，吴其濬关切百姓安危大计、居家日用，躬身践行了“以民为本”的儒家政治理念。

二、托物言志的政治抒发

托物言志是古往今来文人士大夫赋诗作文的普遍特征，作为传统士大夫和朝廷大员，吴其濬在科学考证、辨析1714 种植物的同时，更时常托物言志，依托植物的鲜明特点含蓄抒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厕身官场旋涡的出离。

（一）忧心晚清时局，积极建言谋求变革之策

鸦片战争前，举国上下对于世界的认识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境”当中；战后，清王朝割地赔款，但并没有从惨痛的失败中汲取教训，道光帝仍称：“朕缵膺大宝，统御寰区，中外乂安。”［3］在自欺欺人的朝堂风气当中，吴其濬清醒认识到清帝国已不复往昔的荣光，于《芜菁》篇中写道：“忆昔武侯，时逢逐鹿，居南阳而就顾者三，表北征而未解者六。方其志燮中原，先以威戡南服；地入不毛，士持半菽……中兴不再，旧阵空遗；浮云变古，野蔌如斯。”［2］74-75由于痛心于朝廷的乱象，尤其是目睹官员仍旧保持战前的状态，贪污腐败、勾心斗角，吴其濬不禁发出忧虑与感叹：“然而醉生梦死，与圈豕槛羊同其肥腯，冥然罔觉，以暴殄集其殃，其亦不幸也已。”［2］37即使如此，其对时局仍抱有希望，在《黄芪》篇中写道：“夫使宋神宗仅为安静守成之主，不汲汲于拓边聚财，变乱旧法，宋虽弱，人心不去，或历数传而不至南徙。”［2］166他认为虽外敌虎视眈眈且双方实力悬殊，但只要朝廷和官员不汲汲于剥削民众而致力于保卫国家社稷，关切民众生计，收拢民心，外敌来犯时举国上下一致抵御外侮，定不会重蹈北宋覆亡、南宋偏安之覆辙。同时，他也积极上书，针对地方官吏的选用大胆陈词：“军功甄叙应升州县人员，本系就一时劳绩加以鼓励，遇有缺出，仍须查看能否胜任，方可升补，未便因有应升之案，不问才具优绌，概行升用，致误地方。”［4］希望清廷将因功擢升官员与考察其实际才能两相结合，从而选用真正的人才治理国家，而不是用宵小之辈贻误地方。

对于官民关系、农商关系，吴其濬也有深入的思考。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渊源有自，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求为官者以国家、百姓为重，但治民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吴其濬认为“治民及治病，务求其通，而不可稍迫，其理一也”［2］290，对待民众只能疏通而不能强迫，且人心相异，如五行相生相克。官民关系也是如此，只有双方都达到平衡点才能百病不生，国家才能欣欣向荣⑤。例如官府对待商业，重在解决农民与商人的矛盾关系，保护农民的利益和地位，而不是用重税打压商业，限制经济的发展，如其所言：“其懋迁者不过山人足鱼，水人足木而已；虽有大贾驵侩，不敢以奇异剥民衣食之资。先王重本抑末，其制如此，非待重租税以困之也。”［2］263-264

以上，吴其濬忧心时局、积极建言献策并撰写《图考》的举动，也是时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西学东渐潮流而涌现的晚清经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西交流的互动过程中，国人虽多被动接受，也不乏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主动作为，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畲、张穆、何秋涛、吴其濬、邹伯奇、郑复光等。其中，与吴其濬家族多有往来的朝廷重臣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针对晚清危局曾上书陈词：“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⑥魏源则在林则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5］。同时，还有丁拱辰、龚振麟等出色的军事技术专家。郑复光撰写的《镜镜冷痴》，集当时中西光学知识之大成。这些探索与《图考》一样，既深入总结了中国古代高超的科技成就，又积极回应了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显示了传统士人主动寻求中国近代科技进步的努力［6］。

（二）厕身官场旋涡，沉潜植物世界

吴其濬出仕居官多在道光朝。时值晚清，内外矛盾交织，派系斗争严重。鸦片战争前，朝堂大体分为三大派系：以穆彰阿为首的满官派系、以潘世恩为首的汉官派系和以载铨为首的皇族派系［7］。而鸦片战争后穆彰阿一家独大，载铨是当时仅有的能够与穆派相抗衡的力量。派系斗争左右国家命运，身为朝廷大员的吴其濬需要在官场派系纷争旋涡中周旋、保全自己，同时也心生疑虑，在《薤》中巧借魏晋士族名人的趣闻轶事反问：“是时（陶）侃方虑朝廷猜疑，见元规举止琐屑，以为易与，故相称叹，岂真服其有为政之实耶？韩滉盛帐延宾，晚间诘责所费，为人所轻。举大事者，安得猥碎？薤本相连，拔薤喻抑强宗。”［2］63吴氏政治上较为保守，又多有雄心壮志，难免陷入矛盾纠结之中：成大事者怎能畏首畏尾、左右于他人言论！想要将那些扰乱朝堂的奸佞小人连根拔起，却又心余力绌，只能在《图考》中借物宣发心志，纾解内心愤懑之气。例如他对于权臣把持朝政倒悬黑白的乱象讽刺道：“且马之贵者似鹿，有以鹿为马者，马果即鹿耶？雉之文者似凤，有以雉为凤者，雉果即凤耶？”［2］78并认为这种朝廷乱象与统治者的作为关系甚大。而道光帝生性谨慎缺乏魄力，在政事上趋于保守，不能灵活运用帝王之术和律令来应对朝廷困局：“然三代而后，果能废弃科条以无为治天下乎？引律不当，何以断罪？轻比重比，虽为狱吏舞法之具，而究不能妄援他条，肆其刀笔者，律为之也。”［2］169朝堂政治变幻无常，沿袭祖宗之法而不作为是行不通的，加之律例形同虚设导致朝政晦黯，就算是看透问题症结的吴其濬，也只能在道光帝的守成之举下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

厕身复杂朝廷政治尤其是派系纷争之中的吴其濬无法彻底出离，倍感倦怠甚或无奈，非常神往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淡然心境，对普通人含饴弄孙的老年生活心向往之，但这也仅仅是他个人的美好愿望。因此，沉潜植物世界或许很大程度上也是吴其濬意欲摆脱官场纷争未果、转而另求身心寄托的一种表现。射干、扁豆、王不留行、诸葛菜等植物条目后的长篇评论，也成为他含蓄表达为政思绪的典型代表，既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托物言志”的历史传承，又是与西方近代植物学的最大区别。

三、淡然透彻的生死价值观

“生与死”是经典哲学命题，晚清吴其濬通过《图考》传递其生死价值观：敬畏生命又无惧死亡，自勉求实且苦中作乐。

（一）敬畏天地万物，淡然看待祸福生死

道光年间，宫中的仙人掌开花，道光帝与一众大臣将此事视为祥瑞之兆，在京都掀起一阵风波。吴其濬却大胆质疑，在《图考》中写道：“向阳花木，雨露曲承，舒葩献媚，物理常然，固不足言异征也。”［2］391这种认知源于长期观察植物的经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化为朴素的辩证法，如他在《款冬花》中强调“阳以阴育，阴以阳全”。一阴一阳谓之道，吴其濬进一步认识到世界是阴阳相互融合转化的，且在洞悉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于生命有了更深层次的体悟：“万物回薄，振荡相转；忽然为人，何足控抟？百卉囷蠢，鸟知其然；顺四时而各有宜，毋辄惑其所偏。”［2］273-274他认为世间万物不分贵贱厚薄，人虽是万物之灵却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死，而植物、动物却了然这个道理，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就会出现偏差。他的认知已经超越人类自身的有限范畴，而是站在“道”的角度来看待天地万物。正是对生命真谛的感悟，造就了其看淡生死、生性洒脱的性格，形成了独特的生死观。他在《葳蕤》篇中写道：“后世贵极富溢，乃思神仙，秦皇、汉武姑不具论，李赞皇、高骈，皆惑于方士；宋之朝臣，多服丹石，又希黄白，藏腑薰灼，毒发致危……圣人云：‘未知生，焉知死’，若是知生，便是不死。”［2］156世人为谋求长生不老而修道拜佛，他却不以为然：只有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才会“不死”。颇有“世人皆醉我独醒”之兴味。

（二）自勉求实，苦中作乐

吴其濬为官三十余载，历经多重磨难而始终如一，靠的是对为官初心和儒家“中”道的持守，他在《龙胆》篇中明志自勉：“士君子安不忘危，富而能贫，功业盛大，守之以约，身名俱泰，刚柔中也。”［2］176告诫自己即使处于官场相对安全的境地仍要保持警惕，即使生活裕如亦须安贫乐道，身居高位仍当时刻临深履薄，这也是对后来人的勉励。同时他还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于名望，要处厚求实：“执实求名，则名斯在；执名求实，则名斯浮。名者实之宾，天下岂有一定之宾耶？故君子不为名。”［2］160这与老子《道德经》的主张异曲同工⑦。名利似浮云，所作所为应当求实，而求实亦可成名。但求实过程漫长而枯燥，他却能在植物荣枯中匠心独运找寻乐趣：“山谷有一夕风雨，花药都尽，惟有狶莶一丛，濯濯得意戏题，殆种之以备煮药掘根也。”［2］262

先贤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吴其濬在历经人生起伏、沉潜研究植物世界后对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了解生命的意义就是了解死亡。世间万物不外乎生与死，顺其自然就是尊重生命，于是对待生死他淡然处之。不同于庄周“逍遥”物外的超脱，他认为遇困境、破逆境、自强自立即是对生命的尊重。在漫长而艰辛的人生路上不忘初心、找寻乐趣，也是对生与死的最好诠释。

余 论

晚清状元、官员吴其濬编纂卷帙浩繁的《图考》一书，科学成就独树一帜，并饮誉海内外。《图考》问世一个半世纪以来，对我国近现代植物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清科学家李善兰在翻译中国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植物学》时使用的术语对《图考》多有继承发展。我国前后几代植物学家如钟观光、夏纬英、吴韫珍、陈封怀、黄胜白、裴鉴、吴征镒、陈重明等皆奉《图考》为圭臬［8］。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更是认为，《图考》是近代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际的一部“奇书”［9］。在国际学界，《图考》首版1848 年刊刻后不久即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德国汉学家贝勒（Emil Brentschneider）称之为中国植物学著述的巨擘［10］22，并指出书中图画“其精确者往往可资以鉴定科或目”［10］69。

对于集清代状元、督抚大员、科学家于一身的重要历史人物，吴其濬研究起步并发达于自然科学领域，历经百年，却不能止步于此。透过《图考》的字里行间，可以照见吴其濬科学成就背后的深厚人文底蕴，即中国传统士大夫深受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濡染而一以贯之、长期传承的人文思想与情怀，既有养民爱民的仁政思想，又有托物言志的政治抒发，还形成了淡然透彻的生死价值观。以上，正如吴其濬继任者、《图考》首版刊刻者、太原知府陆应谷⑧在序言中对吴其濬的由衷赞誉：

读者由此以窥先生之学之全、与政之善，将所谓医国苏民者，莫不咸在；仅目为炎黄之功臣，则犹浅矣。若夫登草木、削昆虫，仿贞白、《千金翼方》之作，为微生请命，则尤其发乎至仁，而以天地之心为心也。［2］1

在陆应谷看来，《图考》作为吴其濬宦游南北的呕心沥血之作，其价值绝不仅仅是单纯植物学或本草著述，更是其多年潜心治学、治国安民的集大成之作，文字背后深刻折射出其“为微生请命”“发乎至仁”“以天地之心为心”的人文关怀，彰显出“医国苏民”的政治家风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吴其濬“医国苏民”的深厚人文思想与情怀，不仅突出见于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研究，还体现在水利学、矿冶学等领域。其撰写《治淮上游论》的直接动因是找出淮河多次泛滥、百姓不堪其苦的根源与治理方略，最终写就了我国第一篇专门深入论述淮河治理的文论，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淮河治理理念与实践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1］。其绘就《云南矿厂图略》的深层背景，更是为应对鸦片战争前后白银大量外流造成的“银贵钱贱”严重经济社会危机［12］。若以现代学科体系、学术标准衡量，一个“文科生”同时精通植物学、水利学、矿冶学，的确非常难能可贵。然而，放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理解却是极其自然之事，无论是读书应考、摄职从政还是以兴趣爱好为主的研究活动，前后一以贯之的都是儒家仁政理念与实践，恰如先贤孔子特别强调的“吾道一以贯之”。状元吴其濬作为深受儒家思想长期熏陶濡染的佼佼者、士大夫，其“医国苏民”的仁政思想同时宣发于植物学、水利学、矿冶学等不同领域，与其说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殊分，不如说是儒家“君子不器”的生动写照。

总而言之，科学与人文正是成就吴其濬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人文成就科学，科学彰显人文，彼此交融，两相互益，绝不是毫无关联甚或相互对立的关系。就其代表作《图考》而言，并不是以纯粹的学科言说方式来孤立地讲述植物知识，而是在天人合一的生命观照中，尽可能地将植物考证与天地万物、人类生活联系起来。一草一木、一石一矿无不与天下生民、国是民瘼息息相关，从而使全书建立在一种广阔的人类学的视野之上。就此而论，《图考》正是一部人文色彩浓厚的“抒情植物学”著作，堪称中国历史上“学者散文”的典范之作［13］。

然而，自从1926 年植物学家周建人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开始，近百年来，《图考》及吴其濬研究往往聚焦其自然科学属性，绝大多数论著在科技史的范畴内阐述其在植物学史上的地位、科学精神与方法。1956 年整理出版的《植物名实图考》更在出版说明中将吴其濬思想的人文光辉全然抹杀，甚至贴上其他标签。对此，我们自然不能苛求前人，然而当代学者更有责任充分发现并积极评价吴其濬科学著作背后蕴含的深厚人文思想与情怀。新时代我们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图考》研究注重在“科学”领域丰硕成果基础上逐渐转向“人文”视角，并积极评价其“医国苏民”的政治家风范，正是百年大时代变迁在吴其濬学术研究上的映射。

注释

①状元吴其濬的大致仕宦经历：初授翰林院修撰，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道光元年（1821年）充实录馆纂修，其后因父、母等至亲相继去世，退居家乡固始丁忧多年。道光九年（1829 年）服阕，充日讲起居注官。道光十一年（1831 年）入值南书房，次年提督湖北学政。道光十四年（1834 年）回京后仍入值南书房并升洗马。道光十五年（1835 年）擢鸿胪寺卿、通政使司副使。道光十六年（1836 年）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道光十七年（1837 年）先后充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兵部左侍郎、江西学政、户部右侍郎。自道光二十年（1840 年）起外放地方大员，历任湖南巡抚、署湖广总督、浙江巡抚、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兼提督盐政。道光二十六年病逝。以上，详参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三八，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2992 页；吴承恩等编校：《吴宫保公奏议》第一册，《国史馆列传》，光绪七年（1881 年）江苏节署刊本。②相关论著很是丰富，现择其要者简要说明。植物学方面，如周建人的《〈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位置》，黄胜白、陈重明的《谈谈〈植物名实图考〉》，黄胜白、陈重明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本草纲目〉中的药物异同的探讨》，刘昌芝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科学思想》，仲秋融的《吴其濬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贡献考论》。中医药学方面，如侯士良的《略述吴其濬及其在药学上的贡献》，罗文华的《〈植物名实图考〉收载的民族医药》。水利学方面，如涂相乾的《异军突起的治淮方略》，王星光、杜心从的《略论吴其濬的治淮方略》。矿冶学方面，如李仲均的《吴其浚与〈滇南矿厂图略〉——纪念吴其浚诞生200 周年》，刘增强的《〈滇南矿厂图略〉舆图来源考辨》。科学精神与方法方面，如王星光的《吴其濬的科学方法与精神》，李思孟的《吴其濬科学思想初探》，张灵的《吴其濬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以〈植物名实图考〉为中心的考察》。③参见李淑毅：《流芳百代靠精神——漫说吴其濬的人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 年第1 期；李朝军：《吴其濬经世思想探析》，《兰州学刊》2006 年第1 期；张灵：《吴其濬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以〈植物名实图考〉为中心的考察》，《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 年第4 期。④道光癸未年（1823 年），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水灾，对当时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史称“癸未大水”，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是直隶、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江西、湖南等九省。参见倪玉平、高晓燕：《清朝道光“癸未大水”的财政损失》，《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4 期。⑤正如其所言：“水火得其宜，则性情和平，百病不生，而天机活泼，曰恭、曰从、曰明、曰聪、曰睿，无乖戾之拂其本性矣。”参见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湿草类·艾》，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291 页。⑥《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885 页。另参萧忠生：《林则徐研究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26-27 页。⑦《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有载：“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参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206 页。⑧陆应谷（1804—1857），字树嘉，云南蒙自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壬辰科进士，因文学优良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山西朔平知府、太原知府、顺天府尹，累官至江西、河南巡抚，后因防堵太平军不力，被降调为直隶按察使。咸丰七年（1857 年），病卒于任所，著有《抱真书屋诗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