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成书新证及其方法论反思*

刘光胜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至战国中晚期以后，庄子以寓言、故事虚构孔子形象，“子曰”类文献鱼龙混杂，有时难辨真假。而《论语》的特点是“正实而切事”，经过弟子们相互辩驳、共同编纂而成，是考察孔子思想、洞悉儒家真精神最为基础的材料。对于《论语》的成书时间，学者或认为是公元前5 世纪［1］，或主张在西汉景、武之际［2］，前后相差竟接近三个世纪。至于《论语》的作者，学界或强调集体撰作，或凸显曾子、子思领纂，或认为出自汉代博士之手，“看似寻常最奇崛”，更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学术疑案。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简帛文献中与《论语》密切联系的篇目大量涌现。定州汉墓竹简《论语》、肩水金关汉简《论语》、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竹简《论语》，乃《论语》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传本。郭店简、清华简引用采撷《论语》的文句，上博简也有多篇《论语》类文献，安大简《仲尼曰》、王家咀楚墓竹简《孔子曰》部分语句可与今传本《论语》对读①，这些无疑为考察《论语》成书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与契机。出土文献与传世本《论语》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以前学界多强调两者的相合之处②，笔者拟从差异性的视角出发，重新梳理《论语》的成书过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论语》成书时间蠡测

杨伯峻指出，《论语》成书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3］。郭沂主张《论语》的成书，当以子思卒年（公元前402 年）为限［4］。王铁、单承彬强调《论语》的结集在孟子以前［5］，［6］48。赵贞信认为《论语》乃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编纂［7］。从春秋末期至西汉，从子思卒年至孟子卒年（公元前289 年），学者对于《论语》成书的时间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礼记·檀弓上》曰：“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孔子去世，门人向子贡请教如何服丧。子贡提出“若丧父而无服”，众人皆服膺子贡之言，心丧三年而无服。《汉书·艺文志》说“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孔子去世后，弟子追慕不已。在三年“心丧”期间，他们把孔子生前的语录，汇集起来，这便是《论语》之书编纂的雏形。公元前479 年，是《论语》成书的时间上限。清儒廖燕曰：“余谓此书为大圣人经天纬地之文，岂他人可能代笔者耶？”［8］孔子生前亲定《论语》，此说与《汉书·艺文志》明显冲突，恐不足为据。

搜集文献引文，是我们考察《论语》成书时间的主要方法。顾炎武《日知录》卷七载：“《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有八。”［9］在《论语》之外，社会上还流行着大量的孔子语录。而孟子认可的孔子之语29 条，其中21 条没有收录到《论语》之中。如果孟子是《论语》的编纂者，这些话语肯定会收入《论语》之中。正因为没有收录，说明孟子已无缘参与《论语》的编纂。

战国中期以前儒家的传承谱系，是孔子—曾子—子思—（子上）—孟子。孟子生卒时间约为公元前372 年至公元前289 年，《孟子》多有仿效《论语》的意蕴③，可知《论语》成书当在孟子之前。

《孟子》引《论语》，却没有称引《论语》书名，学者或据此认为《论语》成书在孟子之后。而出土文献摘引《论语》，为《论语》成书提供了明确的时间参照。郭店简《语丛三》曰：

《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两相对照，郭店简《语丛三》明显抄撮《论语·述而》之语。郭店简《尊德义》：“民可使，道（导）之；而不可使，智（知）之。”④《论语·泰伯》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文字变动，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所以尽管“道”与“由”不同，我们依然可看出郭店简《尊德义》抄撮、化用的是《泰伯》篇。

《论语·颜渊》中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清华简《治政之道》曰：“上风，下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上之所恶，下亦恶之。”［11］君子为上，为风；小人为下，为草。不难看出，清华简《治政之道》也是简化、摘抄《颜渊》篇而成。

安大简时代为公元前400 年至公元前350年，其中《仲尼曰》篇杂采今本《论语》8 条，证明《论语》成书最晚当在公元前350 年之前。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 世纪初。据AMS 碳14 年代测定，清华简的年代是公元前305 年30 年。根据文献撰作早于下葬时间的规律，郭店简、清华简成书皆当在战国中期以前。郭店简、清华简引用《论语》，原书肯定要早于引用它的书，加之这些文献南传楚地也需要时间，因此综合以上因素，《论语》的成书时间当在战国前期。

以《乡党》篇为界，《论语》前后十篇存在着称谓、文体的差异［12］。李庆将《论语》形成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孔子去世至战国中期，形成了前十篇的规模；第二阶段从战国中期至秦统一中国，收入后十篇的内容；第三阶段从秦统一中国至汉武帝、昭帝时期，《论语》已成型，同时有各种本子流传，形成不同学派；第四阶段从汉武帝、昭帝时期至东汉末，郑玄写定今传本《论语》［13］。

清华简抄撮、化用的《颜渊》篇，列《论语》第十二，属于后十篇⑤。安大简《仲尼曰》辑录孔子之言论，见于今传本《论语》前十篇的是《里仁》《公冶长》《雍也》三篇，见于《论语》后十篇的有《颜渊》《宪问》《卫灵公》《季氏》四篇。从清华简、安大简看，《论语》前十篇与后十篇成书皆在战国前期。因此，李庆将《论语》后十篇置于战国中期至秦统一中国，明显是不妥当的⑥。《论语》前十篇与后十篇虽有文体、称谓的差异，但与成书早晚没有必然的联系。

简言之，《论语》成书过程复杂，文献征引是判定《论语》成书时间的重要依据。《孟子》引《论语》的篇目，有《里仁》《公冶长》《泰伯》《子罕》《先进》《颜渊》《宪问》《阳货》。出土文献引用《论语》篇目10 个，分别是《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颜渊》《宪问》《卫灵公》《季氏》。除去重复者，《论语》20 篇中有12篇，被战国中晚期以前的文献征引过。尤其是安大简，时代为战国早中期，引用《论语》7 篇8条，成为《论语》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有力佐证。

二、《论语》的作者问题

《论语》成书，大致经历了平时记录、辩难还原、增补润色三个阶段。该书内容来源不一，章句多有重复，思想观点也不尽一致，作者自然非一人。关于《论语》的作者，学界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孔门弟子集体编纂说。《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4］

孔子之语，弟子平时多有记录。孔子去世后，他们整理而成《论语》。班固说孔门弟子共同编纂，并没有说何人领纂，其说上承自刘向、刘歆。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15］汇集夫子之语，以成《论语》，赵岐明确肯定《论语》出自七十子之徒集体编纂。

二是少数弟子领纂说。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16］郑玄主张仲弓、子夏等编纂《论语》，却未说明理由。《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西晋傅玄之说：“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言，谓之《论语》。”［17］1494孔子弟子中，仲弓“可使南面”，他德行出众，擅长政事；子夏精于文学。《论语》多言修德，文辞洗练，所以学者猜测当出自德行、文学两科的弟子。汪中、刘宝楠等学者持类似的说法。

柳宗元《论语辩》曰：

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18］

《论语》书中记载了曾子去世之事。曾子小孔子46 岁，他去世之时，孔子之弟子大都已经离世，仲弓、子夏等不可能将曾子辞世之语，编入《论语》。《论语》曾子、有子称“子”，乃弟子尊称老师之语。与陆德明相比，柳宗元补充了具体证据，其“曾子弟子撰作”说可信度较高，在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李建国认为《论语》初编于子贡，终编于曾子弟子［19］，杨朝明、贾庆超则认为《论语》起于曾子，终于子思［20，21］，皆是柳宗元之说的变型。

三是成书于非儒家人士。清人崔述认为《论语》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后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⑦。崔述强调《论语》成篇于孔门弟子，成书于非孔门弟子。如果编纂者非孔子门人，那会是谁呢？单承彬猜测《论语》出自“邹鲁之士”［6］49-65。先秦古书的成书，是指主体思想、内容的形成，而非后期的制作（汇篇成书）。汉代《论语》有《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等版本，主要在齐鲁地区流传。《论语》的作者是邹鲁之士，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其弊在于过于宽泛。

《论语·卫灵公》曰：“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子张喜闻孔子之言，仓促之间没有简帛，便将孔子之言记录在自己束腰的带子上。《孔子家语·弟子行》子贡“退而记之”，《论礼》子夏“敢不记之”，《五刑解》冉有“退而记之”等，弟子平时对孔子之语多有记录，而这些记录是《论语》最初的材料来源。个人对老师学说的理解可能传闻失真，而《论语》经过不同弟子之间的相互辩难，所以较为真实可信。

《论语》叙事最晚的内容，是公元前436 年曾子去世，此后再无事件补入。《论语·泰伯》曰：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病危之际，把门弟子召集在一起，说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刑戮了。孔子弟子，曾子最少，而且高寿。他去世之时，其他孔子弟子大都已经离世。《论语》中收录曾子去世前的话语，而且配有“启予足！启予手”的手势动作。这种现场感非亲见、亲闻者莫能记录，说明它的最终增补当出自曾子弟子。

先秦古书的成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后增补材料并不能等同于作者。曾子弟子补充的内容极为有限，他们只能增补曾子的言行。《论语》中子张、子夏等言行，曾子弟子增补不了。《论语》的主体内容、体例规模，是由孔门第一代弟子奠定的。他们之间的相互辩难，铸就了《论语》“正实而切事”的学术品格。不能因为曾子弟子的最后增补，而忽视第一代孔门弟子的学术贡献⑧。因此，《论语》作者为孔门第一、第二代弟子集体编纂的说法，最为允当。

子思为曾子弟子，学识出众，于是学者提出“子思领纂《论语》”说，但其中存在不少疑点。《孔丛子·公仪》：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子思乃孔子之嫡孙，与孔子关系极为密切，自然非他人所能比。子思说“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他坚信自己所得为孔子本意。但从他者的角度讲，别人敢质疑子思的话有违夫子之“意”，“非其正辞”，他们必然有充分的证据。否则，对鲁穆公信口妄言，那是“欺君之罪”。在子思生活的时代，孔子弟子都已离世。别人如何知道子思之言与孔子之语不同，很可能是将《论语》与子思所引夫子之言对照。

相比较而言，《论语》属于孔子之“正辞”，没有受到战国时人的怀疑。而子思“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他亲自听闻孔子之语，或者是听别人所言。子思之所以受到怀疑，是因为他所言没有经过孔子弟子之间的互相质辩。如果说子思是《论语》的领纂人，为何他领纂的《论语》没有受到怀疑，他亲自听闻的（像《礼记·缁衣》《礼记·坊记》），反而受到怀疑？子思是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整理孔子遗说，多是借“子曰”的形式来阐发自己学派的思想。这种“润色”，与《论语》还原、保真孔子思想的编纂方式有所不同。

《礼记·檀弓上》：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曾子听闻童子之语，为维护礼制规定，他强烈主张更换床席。然而更换床席未毕，曾子就去世了。从《礼记·檀弓上》看，曾子病重弥留之际，乐正子春、曾元、曾申在场服侍，而子思并未在现场。这里或许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从侧面说明乐正子春与曾子的亲密程度要胜于子思。《论语·泰伯》曾子遗言出自乐正子春、曾元、曾申的可能性，要比子思大。

学界多关注郭店简与今传本《论语》的相同之处，但两者多有差异。

一是语序不同。《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郭店简《语丛三》：“亡（毋）意，亡（毋）古（固），亡（毋）义（我），亡（毋）必。”⑨《论语》的顺序，是意—必—固—我，而郭店简《语丛三》的顺序，是意—固—我—必。

二是文字差异。“亡”与“毋”，“智”与“知”，属于音近通假，而其他字则不好用通假来解释。郭店简《语丛三》“”，古“甲”字，读为“狎”，与《论语·述而》“据于德”之“据”形体近似而实不同［22］。上博简《君子为礼》：“夫子曰：‘回，君子为礼，以依于仁。’”［23］“依”字作“”。而郭店简《语丛三》“于仁”之“”，与楚简习见“依”字形体有明显的距离⑩。

三是虚词增省。郭店简《尊德义》引《论语》“而不可使，智（知）之”，和《泰伯》篇相比，增加虚词“而”字。

郭店简是子思学派的著作，郭店简《语丛三》《尊德义》引用《论语》，学者或据此认为《论语》是由子思领纂完成的。这种说法的不足之处有二。其一，郭店简属于子思学派，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其二，如果郭店简与《论语》皆出自子思学派，那么它们所用的《论语》版本应该是一样的。为何郭店简引用的《论语》，与今传本《论语》语序、文字、虚词多有不同？郭店简《语丛三》《尊德义》引用《论语》的语句，只能说明《论语》成书较早，并没有证据显示子思是《论语》的领纂人。

综上，《论语》编纂的重要原则，是弟子各自增补其师之事。孔子去世，门徒担心自己老师的学说泯灭，于是将平时记录的材料汇聚成一书。《论语》中子夏、子张、曾子等人的嘉言懿行，是由其弟子陆续增补的。曾子弟子只能增补曾子之事，增补的内容非常有限。不能因为他们增补时间在最后，便忽视第一代孔门弟子的学术贡献。《论语》作者当以第一、第二代孔门弟子集体为宜。郭店简《语丛三》《尊德义》引用《论语》，与今传本《论语》文字、语序、虚词多有不同，“子思领纂《论语》”仍是尚未坐实之说。

三、《论语》命名的过程

《论语》书名是何时出现的？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战国时期。《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傅子》说：“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言，谓之《论语》。”［17］1494《论语》乃编纂者仲弓等人命名，时间自然在战国之时。此说最主要的证据，是《礼记·坊记》中出现了“《论语》”书名。二是西汉时期。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24］据王充之言，《论语》之称乃西汉孔安国、扶卿所补题。

战国时人引用孔子之语，常用“子曰”“孔子曰”“仲尼曰”“子言之”“子云”等形式。上博简《从政》辑录孔子之言，用的方式是“闻之曰”。郭店简《语丛三》《尊德义》、清华简《治政之道》，它们引用《论语》，从来都不称引《论语》的书名，有时甚至不称“子曰”。《孟子》《荀子》《韩非子》称引《论语》的语句，皆不用《论语》书名，这些证据说明战国时期未有《论语》之名。

《韩诗外传》卷五：“《论语》曰：‘必也正名乎。’”［27］韩婴乃汉文帝时博士，时代早于孔安国。《韩诗外传》出现了“《论语》”，则说明王充之言有误，拟定《论语》之名的未必是孔安国。《史记·封禅书》：“《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传》之文见于《论语·阳货》篇，可知司马迁称《论语》为“《传》”。《后汉书·赵咨传》：“《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记》之文见于《八佾》。汉代《论语》有《论》《传》《记》《语》等多种称谓。

定州汉墓竹简出土于中山怀王刘修墓中，中山怀王刘修卒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定州汉简《论语》没有书名，各个篇目亦无篇题。海昏侯刘贺卒年是公元前59 年，海昏侯墓竹简《论语》背面有篇题，如“雍也”“子路”“尧（尧曰）”“智道”等，但全文没有书名，《论语》之称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拟定的［28］。定州汉简《论语》与海昏侯墓竹简《论语》互证，可知至西汉中期《论语》书名虽已出现，但未被广泛接纳、采用。战国时期没有书名，汉代多种称谓并存，《汉书·艺文志》择取《论语》，最终《论语》之称胜出，成为定名。此乃《论语》得名的大致过程。

《礼记·坊记》曰：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礼记·坊记》作为战国时期子思学派的文献，它引用《论语》中的语句，称“《论语》曰”，与当时人们称引的方式不同。结合《论语》书名出现的时间，《礼记·坊记》中“《论语》曰”可能是旁记字入正文⑫，是后儒增补以解释孔子之语的文字，而非战国时期文本的原貌。余嘉锡、杨伯峻以《礼记·坊记》来证明《论语》书名早出⑬，林存光、郭沂用《礼记·坊记》推定《论语》结集下限在公元前402 年［29］，皆是不足取的。

四、方法论之反思

《论语》所记孟敬子，乃仲孙捷之谥号。人死之后才有谥号，而周考王十二年（公元前429年）孟敬子健在，所以王铁、俞志慧据此推定《论语》成书的时间上限是公元前429 年⑭。清华简《系年》第二章：“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30］“平王”是谥号，宜臼生下来便称“平王”，被周幽王废除太子之位后，《系年》作者依然称他“平王”⑮。古书是流动的文本，某人去世之后，后儒会将他的谥号增补进来，所以不能用谥号“孟敬子”来界定《论语》成书的时间上限。

定州汉简《论语·先进》篇：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孔子曰：“材不材……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无郭。吾不徒行以为之郭……从大夫之后也，吾不可……”［31］

简本“孔子曰”，对应的今本作“子曰”。梁涛先生注意到今传本《论语》与定州汉简《论语》人物称谓每每不同。今本《论语》后十章称“孔子”的地方，而简本多称“子”［32］。今本《论语》多称孔子为“子”，而安大简《仲尼曰》在摘录《论语》时，一律改称“孔子”为“仲尼”。在《论语》文本流传过程中，人物称谓难免会有变化。因此，“孔子”“夫子”“仲尼”等人物称谓的变化，都不能作为判定《论语》何时成书、成书于何人的依据。

程颐说：“《论语》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33］《论语》之中，曾子、有子称“子”，其他人称名，所以程颐怀疑《论语》出自有子、曾子之门人。实际上，《论语》中称“子”的，不仅有曾子、有子，还有冉求、闵子骞。且曾子弟子在传习过程中，会将“曾参”改为“曾子”。因此，称“子”不是判定《论语》作者归属的缘由。上文柳宗元以此定《论语》作者为曾子弟子，恐非。

走出疑古时代，旨在纠正“疑古过勇”的弊端，而非彻底抛弃疑古的精神。所谓的“层累”说，笔者的新解读是指古书并非作伪于一时一人，而是有着漫长的成书过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古书难免发生文本的变形，如文字增删、音近通假、同义互换、句序调整、章节有无、称谓改变等。要以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眼光看待古书的生成［34］。

过去学者强调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以抗衡顾颉刚的“层累”说。在对“疑古过勇”弊端已经充分认识的今天，笔者主张将二重证据法与“层累”说结合起来：以二重证据法考察古书生成的真实面貌，以“层累”说揭示文本前后的演变规律、特征。

郭店简、清华简称引、化用《论语》，安大简《仲尼曰》摘录《论语》，都意味着“《论语》战国中期以后成书”说的终结。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同之处，证明《论语》的早出，为古书成书时间提供关键性的证据，此乃二重证据法的应用。

汉代《论语》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等不同版本，其差别主要体现在：一是篇目不同。《古论语》21 篇，有两篇《子张》。《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 篇，比《鲁论语》多《问王》《知道》两篇。二是文字差异。《古论语》与《齐论语》《鲁论语》640 余字不同⑯。西汉传《论语》有昌邑中尉王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等十二家。但《论语》学的分化不可能从汉代才肇始。郭店简称引《论语》与今传本相比，文字、语序、虚词差异较多。安大简、郭店简摘引《论语》，与今传本亦多有不同。这些说明《论语》版本之分化，似乎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显现。

汉初《论语》主要在齐鲁地区传播，而由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可知，早在战国中期《论语》已经流布到南方楚地。赵贞信认为“论语”一名成立于景帝末或武帝初⑰。东汉时人仍称《论语》为“记”，《论语》之名出现之后，没有立刻得到普遍认可，而是存在较长时间的接受期。古书并非一成不变的，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差异之处，发掘古书被遮蔽的演变、生成的真实面貌，此乃“层累”说之展开。

综上所述，关于《论语》的成书时间，“战国前期”说、“战国后期”说、“汉代”说诸家激烈争鸣。郭店简、清华简引用、抄撮《论语》，尤其是安大简摘抄《论语》7 篇8 条，为《论语》成书于战国前期，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学证据。不能因最终增补出自曾子弟子，便忽视孔门第一代弟子的贡献，《论语》的编纂者当归为孔门第一、二代弟子集体，即七十子之徒。定州汉简、海昏侯墓竹简《论语》皆无书名，说明在西汉中期以前《论语》书名未被广泛接受。《礼记·坊记》称“《论语》曰”并非战国时期的原貌。郭店简引《论语》与今传本文字、虚词、语序的差异，说明《论语》文本的分化可能在战国中期已经出现。古书问题研究，包含着证真还原、层累生成的双重向度。以出土文献考察《论语》，须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将二重证据法与“层累”说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我们将古书成书问题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注释

①本文所用安大简释文及研究成果，参见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 期；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22 年版。②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3-225 页；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 年第3 期；梁涛：《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管子学刊》2005年第1 期。③武内义雄之说，参见（日）内藤虎次郎等著，江晓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第10 页。④⑨句读有改动，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4，212 页。⑤《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部分内容见于上博简《君子为礼》，说明《颜渊》篇成书不会晚至战国中期以后。⑥李庆所言第三阶段至武帝、昭帝时，也需修正。定州汉简的下限已至汉宣帝时，可知直到汉宣帝时，《论语》依然处于异本并存的状态。⑦转引自邓瑞全、王冠英：《中国伪书综考》，黄山书社1998 年版，第208 页。⑧《论语》语句多有重复，体例不一。所谓“曾子及其弟子对《论语》全书做统一编纂、润色”，并没有文献学上的证据。⑩郭店简《尊德义》“依”字写作“”，《语丛三》与之亦不同。⑪安大简《曹沫之阵》“苟见短兵”中“（短）”字的写法，与《仲尼曰》简相同。⑫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已指出此点，转引自赵贞信：《“论语”一名之来历与其解释》，《史学集刊》1936 年第2 期。⑬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168 页；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5 页。⑭王铁：《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孔子研究》1989 年第3 期；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263 页。⑮类似的例证颇多，魏文侯是谥号，斯是人名，清华简《系年》作者在“魏斯”生前，已经称他“魏文侯”。⑯桓谭《新论》云：“《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⑰赵贞信：《“论语”一名之来历与其解释》，《史学集刊》1936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