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洪水到广土定居：最初“中国”形成的地理空间及文化考论*

李双芬

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学界特别是考古界关注的热点。回顾既往的探索历程，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大多聚焦于对最早“中国”的界定与阐释。但由于考古学有着独特的学术研究范式，研究者多重点关注物质文化的地域范围、文明的构成元素如王权与国家的形成、代表性文化器物类型的传播等诸多物质与技术的层面，大多并没有将中国文明起源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文化体系加以综合考察。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研究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应该将之放在中国所处的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中，放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文化格局中”［1］。我们需要关注最初“中国”的形成动力与过程，聚焦当时历史发展的空间场景与历史文化因素，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体察最初“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进而阐释最初“中国”的文明精髓和内涵。本文利用多学科资料和理论方法，将最初“中国”的文明与国家演进作为一个多内容多层次的动态文化体系展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试图展示“文化中国”最初的面貌及其演进轨迹。

一、大洪水与文化更迭

有史以来，华夏大地灾害频仍，发生最频繁的是水灾和旱灾。因受季风气候影响，每年降雨时段集中，水资源分布不均且变异性强，水灾占全部自然灾害的50%以上，这种水文气候特征全球罕见。

根据先秦文献记载①，公元前2000 年前后，我国可能经历过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洪水频发期。近年的各类研究资料进一步证实，因全球性异常气候的影响，夏朝建立前夕确实发生过大洪水，而在黄河全流域河道中均发现有当时洪水的沉积证据②。

大范围的气候变冷与干旱以及降雨量的持续增多可能是导致当时洪水灾害的主要诱因③。气候的持续干冷导致植被大量消失，由此引发农业歉收和大范围的饥荒。同时，气候环境的显著变化也会加剧或舒缓当时社会的区域矛盾④。《墨子·非攻下》有“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夏冰……”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也有“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的记载。“夏有冰”提示了气候可能存在的异常突变，而大禹征伐三苗则是部族之间矛盾冲突的反映，其时正值公元前2000 年前后，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晚期。

正是基于此，有研究者曾指出，气候“很可能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决定性因素”［2］。近年的环境考古资料也显示，“嵩山东南麓的新砦遗址第二期文化、洛阳盆地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都发现有异常洪水的迹象”［3］31。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北部的焦作西金城城址以及山西南部的绛县周家庄遗址也都发现有关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洪水事件的地质与考古记录⑤。同时，“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大洪水，从沉积特征来看，是洛阳盆地的一个高水位时期，盆地的中央积水成湖”［3］33。

上述情况说明，公元前2000 年前后，以山地和盆地为主体的豫西、晋南地区的确曾发生过整体性的大洪水。气象、天文与地理学的研究还证实，其时的大洪水还波及了包括现在的黄河、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上游的岷江流域及长江下游浙东平原的广大地区。于是，“龙山文化突变为岳石文化，良渚文化也突变为马桥、湖熟等文化。……4000 多年以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4］。而对这些地区重要遗址的考古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区域内的部族和文化可能因突遭洪水袭击以致短时间内崩溃乃至毁灭。

实际上，与洪水相伴的还有降温。那时大范围的降温和气候异常，曾经恶化了整个中国大陆的生态环境，导致了中原地区以外各史前文明的衰变［5］，中原周边的诸多文化由此发生剧烈变迁。靳桂云等人研究发现，北方红山文化在繁荣期突然衰落，其后的小河沿文化的发展走入低谷，皆因降温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使谷物种植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文化的衰落⑥。同时，内蒙古中部的老虎山文化的突然中断也与降温导致的热量不足而使农业发展受挫有关⑦。在研究甘肃葫芦河流域齐家文化农牧业分布的变化时，有学者注意到牧业区域的东界向东扩展，也可能与气候突然变冷有关⑧。学者也推测，“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变，可能导致了公元前2300 年前后，即龙山时期的肇始阶段，良渚和石家河等长江中下游聚落中心的崩溃”［6］290。总之，因为大洪水和北部较大区域范围内的降温，“公元前2000 年左右，在我国广大范围内，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化更迭”［5］67。

相较于周边其他地区，位于中原的豫西、晋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却颇有利于防洪。该区域“山前黄土台地分布广泛，台地面宽阔倾斜，河流下切较深。当异常洪水来临时，上涨的洪水一般只能淹没台地的前缘或在台地上形成决口扇和漫洪河道，冲毁部分遗址，给史前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一定威胁。但这里特定的地貌条件给先民们保留了较大的迂回空间，人们可以通过就地后退选择新的栖息地，从而使文化得以延续”［7］。因此，与上述北方红山、南方良渚等文化相继衰落、消亡的情形相反，中原诸多文化遗址却于公元前2000 年前后迎来新的发展局面。中原文明的区域发展地位日渐凸显，最终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发展趋势⑨，并奠定了早期中国向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发展的基础。

这说明，公元前2000 年前后的洪水发生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大地发生巨大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周边部族的衰落与中原文明的勃兴同样令人瞩目，以至于“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崛起，从而打破了原来各区域的文明化各自发展、一些地区齐头并进的均势局面，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以华夏集团为基础建立的夏商周三代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时代’”［5］73。因此，公元前2000 年前后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伴随气候灾变和洪水肆虐，中原文明发挥其地理区位和文化优势，终致凸显出最初“中国”的文明底色。

韩建业曾提出传说时代古史的研究方法，其中之一是变迁法，认为通过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的结合有助于确定历史发展的一些关键点⑩。对于这种结合，目前国内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公元前2000 年前后的气候变化造成了中国大陆的降温和干旱，同时这次全新世大暖期以来的气候向强冷突变，也引发了族群迁徙和文明更迭⑪。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关注历史和文明的长时段变迁时，不能仅仅依靠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来进行演绎，“文明起源和演进的理论探讨是不可能从考古材料的积累和简单的经验归纳中获得的，它决不是单凭考古学家对具体材料的常识性解释就能解决的，它更有赖于社会科学整体理论的抽象思维和假设，并有待于大量考古学实践的检验”［8］。确实如此，考古发掘与诸多自然科学的先期探研为进一步讨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变迁提供了切实的资料，而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应该发挥其应有的研究效用。

二、族群迁徙与中原定居

洪水和海平面的上升使一些先民被迫放弃原来的繁衍地和文化传统，通过迁徙来获得新的生存空间以保存部族。因为突遭洪水袭击的先民，如果没有立竿见影的治水措施，只能离开故土别迁他处。

于是，受降温和洪灾的影响，公元前2000 年前后，中原周边诸多部族的人口迅速向中原区域汇聚，大规模的、以中原腹地为目的地的跨区域族群迁徙广泛发生。在中原区域内，其时以二里头都邑与文化的发展为核心。这里地处嵩山北麓的洛阳盆地，也有学者称之为伊洛地区。考古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面积逾100 万平方米，似乎已经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最大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9］。

这些迁徙而来的移民族群，包括自北而来的先商文化部族以及南方北上的长江流域的部分文化集群。北方的“商人自始祖契至上甲微时，主要活动于太行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地区，而商人起源地域也应该在此范围之内”［10］。此次全球性降温事件使得原本一直生活在太行山东麓走廊地区的商人因原居住地生存环境的恶化而逐步南迁⑫。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其时地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也并未消亡，而是由于气候突变，生存环境的恶化而迁徙去了中原，并积极参与了夏朝的建立⑬。地处河道下游的诸文化向地势较高的中原地区的转移，还包括东夷族群的西迁，他们也在这一时期迁徙汇聚于中原⑭。而且“从聚落时空演变的角度看，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遗址的二里头遗址在伊洛平原的出现也具有突发性，而没有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11］88。

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使得洛阳盆地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到了“公元前1700 年左右，即考古学家所谓的‘二里头二期’时，二里头迎来了她作为都邑的大建设、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遗存开始遍布现存300 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显然，这是人口高速膨胀的证据”［12］126。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12］145-146。

对于二里头文化，目前学界达成的初步共识是：认可二里头遗址的夏都地位，二里头文化作为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其所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地跨晋南、伊洛河谷与淮河流域，结束了“满天星斗”式的龙山晚期各地域集团共存的旧秩序，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原中心的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⑮。

洪水之后，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出现广阔平坦的平原以及无人区，流水沉积使得土质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农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农业生产远比采集、狩猎与畜牧的生产方式辛苦，所以如果没有强大的生存压力，人们不会选择这种辛劳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二里头时代的华夏大地，曾经的洪水与灾难图景作为潜意识沉淀入人们的心底，成为开始新生活的文化原型，因而使得当时的华夏先民更加重视谷物种植。毕竟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也可以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而且黄河中游的农作物种植较早具有多样化的特征，粟、黍、大豆、小麦等多有培育，多元发展的农业经济以及因治水而逐渐发展完备起来的管理体系，成为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基础⑯。因此，较之其他区域较为单一的农业种植体系，这里更容易维持族群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上述情况综合起来可以看出，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大洪水过后，大范围的农业定居生活重新在中原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内铺延开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其主体应为“敷土”，禹之功在“敷土”，大禹利用随山、浚川等各种方式排除了水患，得到了土地⑰。而对于豳公铭文中记载的大禹治水史迹，沈长云认为其“敷土”非“布土”，而是通过治水，给下民提供了可以耕作的土地，重新恢复与发展了农业生产⑱。后世《论语》中，孔子所言“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也应该是传说中的大禹在开发低地平原的过程中，为变山地农业为沟洫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所付出的努力。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汇聚与增长，为开垦更多的耕地，人们被迫在远离河湖的地方建造新的家园，而水井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发明和应用。传说伯益是大禹治水时的助手，《吕氏春秋·勿躬》云：“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也载：“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水井的应用使得人们在远离河湖水源的地域进行农业生产与定居成为可能，定居范围也逐步扩大。同时“治理洪水的实践经验被用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沟洫开始大面积出现，灌溉农业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逐渐形成”［13］。《尚书·禹贡》云：“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灌溉农业在更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发展起来。

安定是农业生产与生活的基本特性，而在一个固定而广大的地域内长期进行农耕和养殖的定居生产与生活方式，是人类开启文明并向复杂性转变的重要跨越。

三、最早“国家”与最初“中国”

大洪水之后，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定居文明的发展，特别是二里头文化的快速崛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周边诸多早期文明的普遍衰落。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3000 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系文明呈现出多元并行发展的态势，如东北地区以玉质礼器制造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以玉祭文化为标志的良渚文化等。这些文化在当时皆已产生世俗权力和宗教神权的集中，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并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发展特色。

到了公元前2000 年前后，周边曾经繁盛一时的文化先后走向了衰落或消亡。这些考古学文化衰亡的原因，除了降温与大洪水侵袭之类的外部原因，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大量宗教遗存的存在，构成了这几支考古学文化最富特色的文化内涵”［11］88。这些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资源而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并逐步形成以神权崇拜为运转基础的社会。但统治者对神权的过度崇拜极可能因投入大量非生产性的劳动而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巨大浪费，因此极大地削弱了社会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并引发诸多社会矛盾。而如果整个社会的运作建立在宗教祭祀与信仰的基础上，不仅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无力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此，近年来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皆有探讨与说明⑲。

李伯谦认为早期国家有两类基本的发展模式，一是以神权崇拜为主的神权国家，二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⑳，红山与良渚文化古国应是神权国家的典型代表。史前时期，降温与大洪水的到来，检验并锻造了早期国家文明的韧性与生命力，危机和灾难或者给其政治体制的发展演进带来契机，或者因应对乏力而导致文化的崩塌。良渚之类由宗教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古文化从此走向衰落消亡，同时证明这些古国在制度和文化上存在着固有缺陷。

这种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为后起的中原文明所吸收并借鉴，导致中原文明的发展特质与早期周边的诸多文明截然不同。有学者认为，务实与创新是促进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4］。对于早期中原文明的发展来说，中原地区在嵩山南北部族集团的不断整合重组、外来文化的渗透互动以及族群之间不断的矛盾冲突中，其最早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必然是通过现有的世俗手段，特别是实力的比拼来获得的……而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其社会权力带有较为世俗的或务实的色彩”［15］。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很艰难的组织能力的提高过程。不同的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决定着不同人群的生存方式与竞争能力。大洪水以及因洪水治理而发展完善的国家权力，应该是中国黄河中游较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关键因素㉑。在生存危机关头组织起来的人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群体因而获得了个体难以超越的能力，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正是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中原文明强化了管理权威，跨入了历史时代”［16］。

从上述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红山与良渚之类文化作为早期国家看待，但不应视为最早的中国。因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形成标准，二是追寻历史时期和现代多民族统一中国的雏形”［17］。早期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是自然与历史共同选择与作用的结果，公元前2000 年前后的大洪水及其治理展示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14］33的文明演进路径，我们在关注诸项文明标准的同时也应考虑到中国文明的演进特色。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文明与现今中国，在内涵和外延上虽均存有较大差异，但它是导向今日中国的源头。正是基于此，对于更早的红山和良渚等诸多文化古国，我们“虽然不难认可它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但一时还难以将其同‘最早中国’联系起来”［18］。

中国早期文明的分布，在古代也被称作“禹域”。李零讲其范围包括北方黄河流域的“三条线”和“三大块”，三条线分别为农牧分界线、农牧争夺线和三代王都线，三大块分别为“周板块”“夏板块”和“商板块”［19］191-192，这个地理空间范围在文献中也被称为“有夏之居”，并被人们视为“九州”的中心㉒，而“中国早期居民，从夏朝开始，无论住在哪一块，都自称‘有夏’，住在‘禹迹’，这是‘中国’概念的前身”［19］192，也是对最初“中国”的地域认同。

伴随着中原人口规模和密度的持续增长，以及以二里头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地域扩张，也自然生发出“居中而治”的政治地理观念。而在地理空间上，二里头也正处于华夏文化共同体的中心位置。《尚书·召诰》中，召公言：“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地上的小世界模拟的是天上的大世界。杜金鹏曾指出，二里头夏都也体现了“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政治理想㉓。以黄河中游为活动中心，定居文明的空间不断向四周拓展，《尚书·禹贡》言：“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这是定居文明向外地域性扩张的反映，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明吸收融合周边其他文化的历史进程。

定居文明也是产生“天下”观念的基础。“中国古代天下观，最初的表述就是《禹贡》九州。《禹贡》九州，自古相传，是大禹治水，用脚丫子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禹的足迹，古人叫‘禹迹’。……夏、商、周三代都以夏人自居，认为自己住在‘禹迹’的范围之内。”［20］古代先民正是在中心四方的固定地理格局中才日渐产生了“天下”观念。“中心”相对于“四方”而存在，“中心”与“四方”的结合即是“天下”。在甲骨文中，有“四方”“四土”与“中商”等称呼，商族自认位于“中土”，“四方”与“中心”的观念已经较为普遍。到了西周早期，“天下”一词大量出现，将中原腹地洛阳所在地作为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也逐渐清晰起来。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含义也非常明确，是指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周公营洛所建造的成周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有学者把“天下性定居文明”看作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本质特征㉔，这和称二里头为“广域王权国家”的论述正相吻合。也正是从“天下性定居文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说最初的“中国”是从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中原地区的特定历史与地理条件下孕育出来的。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九州”与“禹迹”的关联，仍然是对公元前2000 年前后大洪水泛滥与治理的追溯，而从《山海经·海内经》“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到《左传·哀公七年》中“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则升华为更深一层的文本叙事，其述禹拥有因治水而获得的权威，把广大地域上的诸多族群凝聚在一起，从而推动了华夏族群在大激荡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巨变。

四、“和合共融”与“文化中国”

大洪水之后，迁徙聚拢到中原地区的人们在新的定居空间中重新勾画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创造新的文化边界。他们在地域空间和文化特性上将自己重新定位，并形塑历史感与构建文化上的“他者”。于是，新的文化共识在地理环境和多样化的文化交融激荡中得以产生。“人们通常所说的东夷族、华夏族，在颍、伊、洛地区进行了一次长达数百年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21］，中原文化和周边诸文化以自觉或不自觉的形式在个体、集团、族群的生活、思想与言语中相互冲突与交融。在不同族群杂居融合的过程中，一个具有新的文化认知，包括新的定居空间所带来的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统一文化共同体被重新塑造，而其塑造的基础即是在治理洪水与防治灾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经验与生存智慧，并由此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中原文明的勃兴建立在广泛兼收并蓄周边文化先进因素的基础上。正如有学者所说，“二里头都邑的出现与完备是区域文化自然发展、区域内外居民汇集和文化整合的结果”［22］。洛阳盆地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文化，首先来源于嵩山东南麓煤山类型文化的“新砦期”文化遗存㉕。嵩山周边一带海拔相对较高，新砦期文化遗存以嵩山为中心，一般认为晚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有学者认为是夏代的早期文化㉖。也有学者认为，新砦二期文化可能与大禹治水有关，而规模空前的大洪水是二里头文化形成的直接原因［3］36。伴随着降温和洪灾，周边各文化族群陆续向地势较高的黄河中游迁徙。二里头文化吸收、选择并整合了周边不同部族文化的精髓㉗，于公元前2000 年之后，崛起于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

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机制乃是文化的整合”［23］415。换言之，二里头文化是在包容、同化乃至改造周边不同部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吸纳、学习和交流，诸多部族历经磨难、浴火重生，在文化和制度上进行了重新建构和选择。在大洪水之后的中原区域内，“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业已形成一种内部凝聚的、金字塔式的聚落分布格局。龙山时代晚期那种众多聚落群分庭抗礼的局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二里头聚落成为至高无上的中心，它所在的洛阳盆地也成为整个文化区之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3］419。于是，在新的地域和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定居生活成为早期中原文明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

大洪水之后的二里头都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集团迅速扩展，聚落规模和人口密度也逐渐增加，这是促使群体进化的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密集的人口会加速信息的传播交流，也使得一定范围内传播媒介的产生成为可能。文化的交流互动使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普遍增强，整个社会的群体进化加速。通过密切交流而形成的新型文化共同体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显现。

这是由多个迁徙而来的族群于此定居所锻造成的新的文化共同体，他们通过杂处和交流，凭借现实的记忆对过往历史进行重组。因为他们拥有与洪水斗争的共同历史记忆而达到文化心理上的共识，形成了大量的文化共性，又因为语言和情感上的现实交流，而创造出新的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认同”［6］287。历史和现实的交融互动构筑新的文化记忆，由此塑造了集体经验和群体共识，而共识性的文化又进一步促进了共识性制度的出现。于是，在各部族不断的互动、博弈和融合中，最初的“文化中国”出现并成长起来。

伴随着农业定居生活的发展，一个或一些人群的生活方式与固定的空间发生关联，一块固定的土地成为“家园”与“故土”，地缘意识成为支撑人们思想与情感的重要基点。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即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特征，就是这个文明是世世代代生于兹、长于兹的族群所创造的，这是长期定居生活所带来的经验。血缘也在此固定空间中发生代际传递，而这种代际的空间关联，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因血缘而衍生的权力与义务体系，后世子孙的一切多仰赖于祖先的遗赠，有学者称之为“祖赋人权”，即“因为祖宗而赋予同一血缘关系的人的存在与行为的合理性和依据”［24］114。权力的传承建立在血缘延续的基础之上，来自每一寸土地上祖先的骨血。因而“原初的血缘关系、国家产生后的地缘关系与物质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三位一体是中国文明的基本底色，也是血缘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基础”［24］118。祖先生前是身边亲近的人，去世后则成为鬼神，这使得人和鬼神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在此人神同质的基础上，也较易产生人本主义。

空间的固定还意味着人们世代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而在固定的空间之中，固定而有序的生活也催生固定的行为准则与习俗文化。大范围众多集团的人口迁徙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人们通过对意义或身份的重新建构，形成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于是，进一步确立了基于广土定居的文明特点。

城市也是社会复杂化的产物。中原广土定居文明的发展，使城市的组织形式也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而日趋成熟。早期的城邑营建多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修筑。但是，城市的布局与建设力求规矩方正的建筑特点在中原黄河流域首先出现［12］71，这不仅体现着日益发展的建筑水平，更有文化观念的渗透与浸润，因为不断发展的城市平面规划，开始体现出建筑者对于理性秩序的追求。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人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25］。二里头都邑城市规划缜密，功能分区明确，其中“方正的城圈，当然首先与平展的地势和直线版筑的工艺有关，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御的使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12］72。二里头遗址极强的规划性，是其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中轴性规划，也是王权至上的政治性城市“建中立极”思想的体现，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此一脉相承。

各族群向中原地区的聚拢，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族群迁徙融合、文化交流碰撞以及资源集中、人口增加和社会事务的繁杂，也为社会行政组织的复杂化以及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带来了契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最后汇聚于中原，中原文明将其吸收、改造并融合在一起。正是在不断的文化交流融合与借鉴中，为了维持更大规模社会的正常运转，更加符合政治生活实际的组织能力在实践中日益发展成长，国家制度从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二元政治”逐渐转向了以王权政治为主导的“一元政治”。中原地区的国家制度得以成长发展。

国家是文明发展的标志，也是文明的载体。生存危机是国家制度的最底层逻辑，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天下性定居文明”的形成，正是先民们出于存续的需要，对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作出的制度响应。大洪水之后，中国早期文化逐步形成了一种聚合性的文化，这成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此，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是走向聚合，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特色。徐义华认为促使中国大一统观念产生的原因有四：“一是大范围内相似的农业经济；二是祖先神化的宗教；三是夯土技术的成熟；四是和合思想的产生与传播。”［26］这个论断也契合于早期中国中原文明的发展实际。

同时，统一政治秩序的建立，不同部族集团的整合，均需要一定的外在强制性权力。在这个有机整合的制度中，还需要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核心，这就是权威。为了增强领导力抵御风险，这个权威还需要被明示出来，使其成为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枢纽。《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有“五功”，除了治水，还有定都阳城、分九州、征三苗、会诸侯于涂山四大功。《韩非子·饰邪》记载：“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昭示出禹的权威之盛。

先民们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感到恐惧和无能为力，个人、家庭、村庄乃至部落的力量都无法对抗，希望联合组成利益共同体，打破各自分立的部落体系，进行更大范围的动员，来应对灾害。携泥带沙、滚滚而下的黄河水冲破堤防后，在洪水的威胁下，共同治水成为各部落生存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大禹由此才得以顺利地打破原来各自为政的部落体系，建立了中央权威。而在紧急的治水任务面前，禹处决参加会议迟到的防风氏也变得可以接受。

因为对于任何一种文明而言，生存是第一要务，其他任何目标都要服从于文明存续的最基本的需要。于是，中央权威与治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治水的成功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权威，而各部落在水患治理后，都能松一口气，也愿意服从中央权威的领导，所以治水与权威的建立之间具有必然的关系，这是特定地理与自然环境对于社会政治发展所起的作用。

最后，最初“文化中国”的发展还表现为中原礼乐文化的产生与辐射四方，也即礼器与礼制的应用与发展。尽管“在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的中原腹地，整个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12］104，但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大型的玉礼器。许宏进一步认为，最早的以青铜礼容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也于这个时期得以确立㉘，而多族群杂居的现实、复杂的等级差别、频繁的战争冲突以及规范现实秩序的需求应是礼乐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

作为宗法制度和社会等级的物质表征和外在化身，礼器昭示特权等级，规范社会身份秩序，并与血缘宗法联系在一起反映着世俗权力；同时它还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往昔的记忆，成为沟通今昔的桥梁。于是，“从重世俗功利的祖先崇拜观念及其所强调的宗法等级秩序出发，中原文明逐渐形成了以宫庙和礼器为物化形式的礼乐制度，祖先崇拜及由其衍生出的礼乐制度，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征”［11］89。系统的礼乐制度也是对中原地区在早期文明形成关键时期的社会政治现实的认可和固化。

上述在大洪水之后基于中原广土定居而发展起来的文明特点，即祖先崇拜的发生、城市组织的发展、国家制度与权威的强化、大一统的聚合观念以及以青铜礼器为标志的礼乐文化，都告诉了我们最初“中国”的出现与发展状况。而只有在面对这些文明发展的证据时，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这就是中国，就是我们最初的“文化中国”。

总之，公元前2000 年前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气候突变、大洪水以及随之而来的族群迁徙、大禹治水等历史事件，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别是中原文明的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来讲，大洪水之后，中原定居文明的勃兴与周边文明的衰落和消亡形成鲜明的对比，大规模的族群迁徙与文化共融，决定了之后中国文明发展的特色与路径，并奠定了最初“中国”的发展模式。

注释

①关于大洪水以及与之关联的大禹治水，从《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到《左传》《楚辞》《山海经》等，相关记载甚多。②施雅风、孔昭宸、唐领余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中国科学》（B 辑）1992年第12 期；张华松：《大禹治水与夏族东迁》，《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 期；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2005 年第6 期；张俊娜、夏正楷：《中原地区4 ka BP 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沉积证据》，《地理学报》2011 年第5 期。③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 年第3 期；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 年第1 期；夏正楷、杨晓燕：《我国北方4 ka 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2003 年第6 期；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2005 年第6 期。④陈莎等：《气候环境驱动下的中国北方早期社会历史时空演进及其机制》，《地理学报》2017 年第9 期。⑤张俊娜、夏正楷：《中原地区4 ka BP 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沉积证据》，《地理学报》2011 年第5 期。⑥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 年第20 期。⑦方修琦、孙宁：《降温事件：4.3kaBP岱海老虎山文化中断的可能原因》，《人文地理》1998 年第1 期。⑧莫多闻、李非、李水城等：《甘肃葫芦河流域中全新世环境演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 年第1 期。⑨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 年第1 期；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 年第8 期。⑩韩建业：《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遗产》（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⑪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 年第20 期；吴文祥、刘东生：《4000 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2001 年第5 期；吴文祥、刘东生：《4000 aB.P.前后东亚季风变迁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衰落》，《第四纪研究》2004 年第3 期；王绍武：《2200—2000BC的气候突变与古文明的衰落》，《自然科学进展》2005 年第9 期。⑫张渭莲：《气候变迁与商人南下》，《中原文物》2006 年第1 期。⑬陈民镇：《良渚文化：虞代的考古学文化——兼论良渚文化的去向》，《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4 期。⑭李玲玲：《论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演变》，《中州学刊》2018 年第10 期。⑮相关论述可参见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许宏：《二里头：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关键点》，《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第4期；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中国文化研究》2018 年第3 期；赵海涛、许宏：《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里头文化的历史位置》，《南方文物》2019 年第2 期；许宏：《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东方考古》第9 集，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86-201 页。⑯徐昭峰：《夏国家兴起于中原地区的地理因素探析》，《古代文明》2010 年第3 期。⑰杨栋：《禹平水土传说新解——从“敷土”到“治水”传说的演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 年第1期。⑱沈长云：《豳公铭与禹治洪水问题再讨论》，《国学学刊》2014 年第1 期。⑲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陈淳：《资源、神权与文明的兴衰》，《东南文化》2000 年第5 期；何驽：《良渚文化原始民主制度崩溃原因蠡测》，《中原文化研究》2020 年第3 期；袁靖等：《良渚文化的生业经济与社会兴衰》，《考古》2020 年第2 期。⑳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物》2009 年第3 期。㉑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诸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第3 期；王巍：《自然环境变迁与史前文明演进》，《光明日报》2003 年2 月11 日；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5期；缪雅娟：《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思考》，《中原文物》2004 年第1 期；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3 期。㉒周书灿：《“大禹与九州”诸问题辨析》，《南都学坛》2015 年第5 期。㉓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29 页。㉔文扬：《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2 页。㉕张东：《试论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背景》，《中原文物》2013 年第3 期。㉖方酉生：《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兼评〈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东南文化》2002 年第9 期。㉗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 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版，第117-118 页；王立新：《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刊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㉘许宏：《二里头都邑的两次礼制大变革》，《南方文物》2020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