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的教育会好吗

朱永新

第一次见程介明先生，应该是1994年11月1日。

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应邀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做了一场“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的学术讲演。在那里，见到了老朋友张民选兄，他正在香港大学跟随程介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由此我结缘了程介明教授。那时我正在苏州大学担任教务处长。程教授告诉我，他的母亲也是苏州人。我感到很亲切，于是开始叫他程老师。

名师出高徒。民选兄学成归来，先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等重要职务，成为在国际教育舞台上非常活跃的教育家。

2014年，我在发起“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人选之一，就有程老师。在论坛的工作中，我们有了较多的交往，深度的交流和密切的合作。由他担任主席的世界教育前沿峰会，每次都会选择国际教育界关注的重大问题，邀请世界各国的名家讨论交流;每次都邀请我做主旨演讲。躬逢其盛，我不仅仅能够学习国外教育家的成果，也领略了程老师在国际教育界的号召力、影响力和领导力。

程老师学问很大，为人很低调谦和。他是我见到的少有的既熟悉世界教育动向、又了解中国国情的教育家。他曾经应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多个机构邀请，从事教育的专题研究或咨询，也深入过我国贵州等多个贫困地区做田野调查，还担任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他的许多教育观点既有前瞻性又很接地气。如他对于高考制度的分析：“高考，是一个选拔过程，它承担着社会功能。这个功能，不是我和你可以朝夕改变的，也不是通过教育可以解决的。但是这样的考试，往往对于学生个人的学习与成长很不利。人生下来就是不一样的，偏偏要逼着他们按照统一的步伐、统一的内容、统一的要求，进行筛选，那其实是极为残忍的。”这既指出了高考的弊端，又分析了高考改革的难度。

程老师不仅学问好，对国家前途命运也非常关注，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我曾经说过：“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看到这段文字，他第一时间反馈说：“对极了，这才是正能量。怒目金刚，太普遍了，也太容易了。”可能也正因如此，他对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格外关注，给予诸多支持。

2020年疫情期间，他也非常关注关心内地和香港地区的公共卫生政策。他一直和我讨论疫情下的教育对策，分享世界各地的网络教育情况。他对我说，我们对这种疫症、对疫情的严重性，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我们不可能预见到疫症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也没有任何意图要让疫症散播。相反，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想尽办法，阻止、减慢疫情的传播。我们与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疫症的受害者。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共同应对疫情，而不是节外生枝，分散抗疫的注意力。”他主持的以疫情下的教育為主题的世界教育前沿峰会，专门邀请了包括新教育团队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与教师，讲述抗击疫情的经验和对策。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程老师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的讲演，非常震撼。他在那次演讲中谈道：“社会变了，教育也应该变化。学习是人类的天性，教育却不是。受了教育，也就是进了学校，并不一定就会有学习。”

不久前，我读到程老师的新书《明天的教育会好吗？》。这本书是他近20年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50多篇文章的合集，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内容非常丰富，也自成体系。书中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下和未来的教育，有着特别的意义。

1918年11月7日，即将过60岁生日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明天的教育会好吗？程老师的这本书以“教育的明天”为题，正是在探讨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应该与100多年前梁漱溟先生的回答是一致的。

当然，明天的美好不会自然而来，教育的明天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责任编辑：苏少伟）

3967500589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