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 小说对外译介研究
——以葛浩文英译版为例

徐 旭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 200120）

1 介绍

《红高粱》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以20世纪30年代山东高密为生活场景。小说塑造了众多的抗日英雄，他们是正义和邪恶的化身。小说中的男主角于占鳌是一个热血大汉，为人充斥着野蛮与热血，时而正义时而霸道。于占鳌霸占了戴凤莲，后来戴凤莲被土匪非礼，于将这些土匪一网打尽，为妻子报仇雪耻。即使于占鳌在抗日过程中没意识到抗日战争的本质，但是他的人格十分完整，性格鲜活。与此同时，也充满着动物的兽性和莽撞无知。该小说塑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游走的红高粱世界，他们既报效国家也作恶满满。《红高粱》再现了抗日战争年代发生在山东的小村子里的故事，表现的是一种为了生计而反抗的血性，因此《红高粱》是一部经典之作。

本选题以莫言小说的英译为范本，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角度，试图通过具体的措施和途径，对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进行深入探索。其次，本文将通过分析《红高粱》英译本。在文化翻译观影响下的翻译细节，并对莫言小说英译所体现的文化翻译观进行比较分析。

2 翻译研究与文化转向

2.1 翻译学的文化转向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译者在译文中不应流露自己的风格，译者的任务是尽量再现原文。译者的风格，如果在翻译中暴露出来，就会被视为失职，背叛原文。然而，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译者不可能完全再现原文的风格。这只是译者“达不到”的理想境界，却是“为之奋斗的岁月”；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一定会留下自己的风格。“就像拿过茶杯的手，一定要在杯子上留下自己的指纹。”[1]

文化转向涉及翻译标准的历史讨论、翻译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意识形态干预、译者操纵等以前未被认识的重要问题。翻译作为一种重写，实际上是译者与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一种共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翻译研究人员先前狭隘的视野得到了拓宽，权力话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等因素成为焦点。文化之所以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是因为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多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因此，“翻译绝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活动”。[2]2005年翻译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国翻译研究在接受和吸收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正以崭新的面貌向世界展示。经历了“转折”的中国翻译研究已经转向国际翻译界。在当今时代，为全球文明进步做出贡献。西方翻译界对莫言作品的翻译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这一核心问题息息相关。

2.2 译介学的发展和创造性叛逆理论

1999年，谢天振教授指出：“翻译和翻译的研究是基于比较文化的视角。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研究。”[3]谢天振对媒介翻译学的创立和对翻译文学的研究，推动了翻译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引领中国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意识。

在将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和文化层面的翻译研究作为中介翻译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中，谢天振教授着重阐述了“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反叛”的观点。[4]他解释道：“在翻译活动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时，这些跨语言、跨民族、跨界、跨文化的信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同程度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增加或减少。”于是他借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特的说法“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反叛”来表达他的观点，并指出只有人们愿意接受这种说法。谢天振认为，任何负责任的译者，主观上，都希望忠实于原文，在译文中充分体现原文的所有信息。但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就注定有距离。这个距离决定了翻译中必然存在“创造性的叛逆”。谢天振对翻译中“创造性叛逆”这一客观事实的揭示，让翻译研究者意识到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差异，直接将翻译研究者引向了翻译的现实。

创造性反叛的说法不仅确实触及了翻译问题，特别是文学翻译的重点，而且提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话题。以英译版《红高粱》为例，少年于占鳌的叙述和成年于占鳌的倒叙两条叙事线索在小说中交替出现。读者也发现很难跟上节奏。因此，为了让英文读者不费吹灰之力地理解原著中故事的先后顺序，葛豪文采用创造性的、叛逆的翻译方式重新组织叙事，使译文的时空关系和事件更加清晰。出现的顺序更符合逻辑。可见，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原意，对原作的内容进行增减、修改甚至捏造，确实是对原文进行了改动，从而赋予了原作一种全新的感受。但是，这种调整并不只是简单的删除。因此，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但是，这种创意并不是任意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

3 莫言小说英译的文化翻译策略

3.1 译者的出现

译者，是翻译实践的主体，是翻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在传统的翻译观中，译者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理论，将“忠实”和“忠实”作为评判翻译质量的基本标准。从隐身到显身的转变，是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也是译者独特风格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在中国传统翻译观念中“忠实、表达、优雅”的标准和“译者是原作者的仆人”的旧观念下，隐形译者是否应在译文中出现和出现，并以此来提高译者的主体地位，这是当今翻译界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事实上，基于“原创性中心论”或“作者中心论”的翻译原则，严格要求译者遵守“隐形人”或“为原作者服务”的标准，消减了译者作为主动者的角色。

《红高粱》英译作者在英译版中多处采用直译与音译相结合的方式，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的语言特点，又体现了“译者在处理文化专有名词时的主体性”。

例如：当年奶奶的手柄掉到炕上。[5]

The scissors dropped from Grandma's hand onto the kang.

中文“炕”由葛浩文音译为“康”。 “炕”是中国北方寒冷农村人们用来取暖和睡觉的地方。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个词是很陌生的。如果翻译成床，不符合山东高密人的真实生活。有鉴于此，葛浩文在将名词翻译成英文时做了异化翻译方法，直接使用单词的拼音来解决没有英文对等词的问题。葛浩文对“炕”一词的解释性文字是“砖和硬土制成可以睡觉的硬台”。采用的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体现了国人的生活特点，也吸引了英文读者的兴趣。

3.2 译者对原作的改写策略

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一点在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已达成共识。安德烈·勒费弗是倡导“翻译即改写”思想的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勒费弗对此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翻译是改写，即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其次，目标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的操纵等因素必须到位。在翻译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译者产生影响，促使译者改写原文。

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即重写原文，并不是说译者在翻译时态度不严肃，随意篡改。译者所要做的就是打破原文的不可译性，通过重写使其可译。事实上，葛浩文是一位非常认真严谨的翻译家。他在《红高粱》的英译中尽量使用直译来保留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向西方传达东方情调在他的翻译中不胜枚举。

4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要想真正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所理解、认可和接受，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采用不同文化读者都能接受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 只有这样，才能明确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中应该如何进行。葛浩文的小说译本表明，译者在传播人文思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媒介和意识形态作用。

当翻译进入新的语言环境时，接受过程中必然会加入新的因素。同时，译者对原作的理解、译者的个人风格等因素也是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是创造性的。正是这样，翻译的影响才有意义和有价值。

英译小说的出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红高粱》英译在国外的大获成功表明，当代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和表达当前中国经验的能力已经通过翻译得到了世界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