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迷失的荒野
——论苏童《米》中的复仇书写

王 琦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7）

复仇作为中国文学中重大写作题材之一，从古至今得到了诸多作家的青睐，苏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对该题材表现出一定的偏好甚至迷恋，这一点在其《红粉》《米》《黄雀记》等作品中均有所表现。但是，在苏童的一系列有关复仇书写的作品中，长篇小说《米》以大鸿米店三代人之间人性恶的代代相承以及戛然中断为切入口，对人性中的险恶因子进行透析，对复仇因子的代际延续进行关照，旨在探究人性的多重向度，从而向读者诠释了一种别样的极具力道的复仇，使作品呈现出“新文景”的特点。

作品中，苏童透过以五龙为代表的诸多复仇者形象的塑造以及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复仇故事的讲述，表现出作者对文化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揣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以往复仇模式的突破。苏童在长篇小说《米》中以复仇意识的代际延续作为切入点，揭示了人性迷失的荒野，探究了人性的多重向度，分析了复仇之火产生的根源、复仇行为的非法性和非人化、复仇书写的意义和价值，正视现代人的异化问题，进而引导世人以一种正确的姿态去直面精神困境。以复仇揭示人性迷失的荒野，进而引起人们的震撼与思考，呼唤人性的美好，这正是苏童以“米”进行复仇书写的价值所在。

一、复仇之源：人性的被压抑

拉法格说：“报复是人类精神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是扎在自卫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和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反击。”[1]这种“受到打击”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被概括为“压抑”（repression），即由于“被压抑”而产生了复仇心理[2]。

行为源于欲望，人性受到压抑而产生的欲望是复仇心理产生的根源。小说《米》以五龙为代表的复仇者们，在受到压抑、遏制的情况下滋生出复仇心理。而复仇心理的形成其实是人不断受压抑的过程，这里包括身体上的“被压抑”以及精神上的“被切割”。五龙的右脚和左脚相继残缺、左右眼又先后被刺，米店姐妹织云和绮云先后被施加性暴力，米生从双腿健全之人变成一个拐子，以及阿保被割下人鞭等，这些人物都在肉体上遭受压抑、伤害。肉体被迫残缺，促使五龙产生了怨恨、织云产生了“女人玩男人”的心思、绮云之后的几十年来言行充满怨气等。他们或恨具体的复仇对象，或仇恨城市，或怨恨世道，然他们都在“被压抑”的过程中一步步被肢解，最终为复仇所驱使。另外，五龙对女性的侮辱与支配，织云在吕家的卑微和对未来的痴想，绮云在五龙的支配下不死不活、怨气冲天，织云、绮云姐妹二人相互侮辱，抱玉的阴险毒辣、亲情淡薄，柴生由惧父到审父到几近弑父，以及雪巧与乃芳这对妯娌之间充满浓烈火药味的挤兑与谩骂等，这些人物行为都彰显出他们在精神上被切割了。由于他们的精神被蚕食，五龙成为了城市的对峙者，织云从周旋于男人之间到成为男权的附属品、男权至上世道的牺牲品，绮云、雪巧与乃芳都无一例外地褪去鲜活的生命力……他们在与尊严进行博弈时，都缺乏他尊，同时也拒绝尊他。肉体上的“被压抑”与灵魂上的被敲碎、倾轧，不断消磨着他们仅存的人性的善，并由此构成了恶性循环，当压抑达到一定程度，他们所受的伤从量变向质变飞跃，于是他们选择采取复仇行动。

另外，《米》中人性的“被压抑”更多地表现为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小说《米》中，以五龙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在诸如生理需求这类基本需求上得不到满足，更不必说满足更高层次的成长需求。五龙从农村进入城市，进米店当免费劳动力，其目的是为了得到“米”，即希望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事实上，随着五龙在城市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种生理需求也确实是得到了满足；之后，五龙加入码头兄弟会，私藏枪支等，其目的是为了反客为主、称霸一方，以摆脱威胁与恐惧，即追求满足个人安全需要的目标。但是，在复仇过程中，这一需要的数值变化开始呈现为抛物线。随着五龙的报复欲不断膨胀，其安全感在实施报复的初期确实得以增长，但是随着其仇家的数量不断增多，他慢慢变得多疑又慌乱，此时的安全感再次被拉低。在五龙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正当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人物极易转而采取非正当的手段以满足自我需求。因此，《米》中人物的复仇心理极具病态性，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人物在面临“被吃”的境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规避妥协，选择“吃人”，选择带有功利性地展开复仇。

冯老板为五龙安排的刺杀，五龙对米店姐妹的强行占有，织云在六爷、阿保、五龙之间的周旋，绮云婚后对夫、子、媳的冷漠态度，米生仅因一次告密就闷死妹妹甚至明知闯下大祸却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以及抱玉多年之后寻回米店对五龙施虐等，这些人物行为都是缘于病态、自私的复仇心理在肆虐作祟。因此，人物无论是采取直接了当的方式进行复仇、寻求即时即报的刺激，还是等待时机、进行一番精心的筹谋规划，他的行为都是有悖于正常情理与法理的，而这正是人性被压抑、被畸变而导致的结果。正如培根所说：“复仇是一种野生的裁判。人类的天性越是向着它，法律就越应当耘除它。因为头一个罪恶不过是触犯了法律；可是报复这件罪恶的举动却把法律的位子夺了。”[3]《米》中人物非正义、非理性的复仇心理乃至复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理法构成了挑战。

《米》中的压抑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或是夫对妻，或是主对仆，或是父对子乃至反其道而行的子对父。因为尊严被践踏，所以要争取尊严；因为缺失需要，所以燃起欲火。综合嫉妒、欲望等诸种心理因素，人物内心的存在感由此遭到更加严峻的威胁，这更迫使人物不得不采取疯狂的复仇行动。

二、疯狂的复仇：人性的迷失

（一）五龙：人性恶的极度膨胀

长期“被压抑”极易产生嫉妒、仇视等复仇心理，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转化为了强烈的复仇冲动，受复仇冲动的刺激，人物以一种非理性的宣泄方式获得生理上、心理上的满足，由此引发种种攻击行为，复仇之火也从星星之状发展为燎原之势，这是《米》中人物疯狂复仇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小说中，人物并非出场即表现为恶，人性的迷失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性的恶也逐渐呈现增长趋势。大鸿米店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充当了人欲滋长、人性迷失的重要场所，“米”则多次充当扼杀人性的利器，而复仇成为人物的重要生存方式。

五龙由乡入城之时，并未一开始就怀揣邪恶，事实上他是以一位神志清醒的城市边缘人、流浪者的形象展开复仇的，其灵魂始终带有一定的乡村因子，只是在复仇意识的驱动之下，其本有的善良品性才渐渐蝉蜕。从无人在意的米店伙计五龙到令人闻风丧胆的龙爷，为其助力的是不息的仇恨。他在复仇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4]147。他在“吃人”的过程中从未忘记过自己曾经的“被吃”经历。因此，五龙的复仇从来都是经过一番非比寻常的谋划，阿保之死、吕公馆被炸，以及八名妓女溺毙护城河，都体现出其缜密的复仇谋略。五龙极其擅长借刀杀人，尤其是在接管米店之后，“各种压抑的天性、本能、欲望与仇恨纷纷涌出，就像挣断了镣铐的囚徒、罪犯，瓶中释放出的魔鬼、精灵”[5]，将其原本的忠厚品性挤压至真空环境。他在米堆上对米店姐妹的施暴，做爱时将米塞进妓女下体的怪癖，以及强行将生米塞进妓女口中后的快意，都表明“‘米’作为粮食而代表的生存之义渐渐被消解，转而成为五龙罪恶延伸的道具”[6]。他从农村来到城市，再到占领城市，最后客死逃离，整个经历呈现出其人性恶的增长过程，也意味着其走向野蛮与虚妄的过程。

（二）“五龙”之后：人性恶的延续

在五龙的几个儿女中，米生最先表现出强烈的、病态的报复意识，他思路清晰且付诸行动，无所顾忌地向外界宣告其复仇的对象与复仇的决心。在父亲的棍棒之下，他不断地重复着“小碗我杀了你”[4]128，在母亲的劝诫下，他虽流着泪但更添杀心。以至于妹妹小碗自己已经忘记了告密一事，米生仍不露声色地巧设计谋，将小碗闷死在米垛之下。可见，米生的暴戾与父亲五龙是一脉相承的，他如一位极有耐心的猎手，时时等待着复仇时机的到来。

与米生相比，柴生一出场就显得怯懦、随性。他畏惧父亲，喜欢吃喝赌玩，只要事不关己，就宁愿高高挂起，颇有浪荡公子哥的样子。但是，他人性迷失的过程又与父亲五龙相似，他在走向荒野时同样经历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蜕变过程。从惧怕强势的父亲、欺负弱势的妻子、只对蟋蟀上心，到将妻儿之死归结到父亲身上、打骂父亲、敲掉亡父的金牙，柴生完成了从惧父到审父再到弑父的转变，其人性的恶也被推向了新的高度。

至于抱玉，他是继米生之后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承袭父亲五龙暴虐性格的米店后代，且他对五龙的复仇意识、复仇行为的接续超越了直系血缘关系。他的复仇心理更显阴毒，复仇方式也更为残忍，英俊的皮囊与温润的气质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掩饰恶行的工具。他利用倜傥的仪表诱惑雪巧，以瓦解雪巧与米生之间勉强维持的夫妻关系。他对父亲五龙施加各式酷刑，似乎极具正义、肩负使命般地刺瞎了五龙的右眼。然而，他与米生一样都是极有耐心地等待猎物的复仇者，只是他总能如金蝉一般毫发无伤地脱壳。虽然抱玉与五龙之间并无直接的仇恨关系，但是五龙身上的复仇因子在他身上还是得到了延续甚至放大，复仇的功利性更为凸显。复仇之火伴随着血缘代代传递，代际延续中的地位阶级关系与复仇行为又反映出人性的恶化。

（三）早夭的“大鸿米店”后代

更值得深究的是米店第二十五代中的小碗以及乃芳肚中尚未出生就胎死腹中的米店第二十六代。在大鸿米店这样一个人性恶滋生蔓延的场所，强者取胜、弱者被汰，生命的纯真与善意一点点被复仇之火焚毁。

小碗是《米》中唯一一位在“被吃”情状之下不予反抗的人物，她的“不反抗”并非因为选择妥协，更多的是因为缺乏反抗的需要以及反抗的能力，所以她常常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视野之中，而在这样一个充满怨气的家庭之中，身处弱肉强食的背景之下，她这类性格的人必然是无法存活的。她告发米生的原因更多的是出于对父亲的畏惧以及想撇清自己嫌疑的考虑，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复仇目的，况且她也是偷窃行动的参与者之一，哥哥米生并不足以构成她的复仇对象。她告发后对此事的健忘与其本身的天真心性不无关系，然更多的是因为她缺乏防御意识与自我认知的能力，因此，在罪恶滋生的大鸿米店，她遭到了无情且必然的淘汰。碗本为盛米的容器，最终她却窒息于米中，不可不谓之吊诡。

至于米店第二十六代的结局是胎死腹中，则预示着冯家香火断尽的悲剧，也为世代延续的复仇蒙上了因果报应的色彩。虽说乃芳母子被刺与五龙的荒谬提议、柴生夫妻二人的大意、日本兵的凶残暴虐都脱不开关系，但作为恶的衍生物，这个孩子也必然是无法存活在阳光之下的，他的夭折对文本中充斥的复仇因子作出了相当程度的消解。一方面，婴儿早夭象征着恶的戛然而止、复仇的蓦然中断，另一方面，在强者胜、弱者汰的家庭之中，童真与弱小显然是无法得到足够的生存空间的，婴儿的未生而亡更是一个对人性善荡然无存的真实写照。强者生、弱者死甚至无法出生，这是米店后代代代相承、延续中所彰显的生存命题——仇恨是他们生存的根本支撑。

杀人者终被人杀、钓鱼者终被鱼钓。复仇看似求生，实则求死，是一种让他人痛我所痛的行为。人物在复仇的过程中挤压他者，迷失人性，同时也在复仇的过程中遭到报应。疯狂复仇的必然结果是人际关系的恶化、冲突的渐次升级，以及人性在极度的放纵、极致的流放下走向荒诞。但是，我们不可以大而化之地将五龙等人看作是魔鬼或者罪人，更准确地来说，他们是人性恶、时代恶的见证者、牺牲品、迷失者。通过对他们的疯狂复仇行为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对人性的幽暗面作出更深层次的探寻。

三、复仇书写之审视

与以往的复仇书写相较，苏童对复仇所采取的消解方式比较特殊，即以恶抗恶。作家赋予人物以恶抗恶的复仇方式，使得人物在动物性与人性的边缘反复试探，死亡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了轻松与解脱的意义，亲情、爱情等宝贵情感在病态的环境之下也都黯然失色，这使得小说一定程度上带有“不如早登极乐”的消极意义、虚无色彩与极端的破坏欲。复仇过程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与赢家，更多的是敌对力量的此消彼长。所谓的复仇者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也充当着施暴者，在扮演屠夫角色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被他者屠宰，更大的恶势力吞并了较小的恶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性善仿佛荡然无存。更特别之处在于，《米》中的复仇者并不存在高大上的为国、为家、为友、为妻等复仇动机，而是清一色的为己复仇，由此使得复仇笼上了一层非正义的色彩，救赎意识显得较弱。无论是五龙报复阿保、吕六爷、城南一带妓女时的故弄玄虚、借刀杀人，还是米生杀小碗、抱玉折磨五龙时的亲力亲为，都属于私仇得报。这种新的复仇动因与以恶抗恶的复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救赎的无力感。

虽然苏童的长篇小说《米》执着于刻画人性恶的一面，但人性的恶被终结的结局设置又体现出他对救赎人性的深思。《米》中人物的复仇心理、复仇行为都是非理性的、非正义的，但是苏童选择让仇恨的链条突然中断，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救赎人性的效果，具有肯定意义。由此，披露恶性与救赎人性被理所当然地串联起来，对国民的鞭挞也达到了形而向上的层次。五龙从农村到城市，被笼罩在由食欲、色欲、权利欲等交织成的罗网之中，他进入米店当免费劳动力，答应迎娶有孕的织云，加入码头兄弟会，以及对冯老板、阿保、六爷等人施加报复行为，这些都是他得不到尊重的体现。对此，他所采取的不当复仇方式与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复仇行为，使其身上的动物性陷入更加野蛮的境地，他本有的人性的善被一步步地蚕食、吞噬。令人觉得吊诡的是，五龙的死亡在构成对自身的报应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解脱。曾经暴虐的五龙在临死之时再也狠不起来了，一向软弱的儿子柴生却变得嗜血，一父一子，在力量上此消彼长，令小说更添了几分荒诞意味。

苏童在长篇小说《米》中的复仇书写，体现出对救赎人性的考虑。虽然“《米》中人性形态具有某种单一性，小说执着刻画和追究的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恶性”[7]，“复仇”与“人性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聚焦，但是苏童紧扣“米”这一重要线索，选取“大鸿米店”作为集中体现的场景，撷取“五龙”作为典型人物，恰如其分地呈现出人性迷失的一片荒野。揭露人性迷失的荒野，引起人们的思考与震撼，以期人性之真、善、美，这正是苏童《米》中复仇书写的价值所在。

四、结语

苏童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在进行复仇书写时，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思考空间，更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复仇题材类创作，这值得研究者们去深入挖掘。他的长篇小说《米》借助叙述人性恶的代际延续以及戛然而止，给读者呈现了一种别样的极具力道的复仇。同时，让读者能从中捕捉到人物个体的二重性，即动物性与人性，进而学会以一种乐观、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万事万物，懂得控制、转移与理性地宣泄消极情绪。

就苏童《米》中的复仇书写而言，对人性丑恶欲望的书写压过了对善性的呈现，因此“破”远远压过了“立”，虽然作家看似在写恶与溢恶之间并未掌握适当的火候，文本也更添消极情绪，但是通过恶性呼唤善性，剖析人性之异化，以复仇披露人性迷失的荒野，引向人性美好一面，或许恰恰是苏童进行复仇书写的意义所在。综上，文学即人学，以一颗敬畏之心去关注人的复杂性，正是一位人道主义作家所应当具备的创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