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西入中”的历史纽带

白素 谢庆立

【摘要】针对学界鲜少关注的近代早期来华西人利用报刊进行知识传播这一议题，从媒介与知识传播的视角，以早期来华西人群体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为考察对象，探究19世纪早期来华西人如何利用在华中文外报撬动中国传统知识生产与传播格局，分析西学“有用知识”对晚清知识架构的影响。

【关键词】19世纪早期在华中文外报;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近代西方知识;知识传播

19世纪早期，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马六甲等地创办了中文报刊，对华传播基督教教义。19世纪30年代，近代中文报刊进入中国后，传教士办报的内容定位却发生了明显转变，从传扬宗教教义转向传播西方近代知识。①这样的变化与远在英国的有用知识的一场启蒙运动有关，传教士把传播有用知识的学会“实用知识传播会”援入中国，以报刊为媒介的有用知识随之在华传播。本文从媒介与知识传播的视角，考察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援入的“新媒介”报刊及其他传播有用知识的中文出版物，探究其对晚清知识传播秩序和知识架构的影响。

一、从“宗教”到“知识”：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内容转向

19世纪20年代末，近代报刊引入中国前，英国报刊已达480余种。作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报刊打破“书”垄断的传播格局在英国已有近两百年时间。西方传教士将报刊带进中国，认为报刊传播的“新闻”能在中国社群里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基督教新教传播。最先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发现，印刷（书籍和报刊）“是最有可能促成汉语国家和欧洲之间知识交流的工具”[1]。1831年广州出版的英文月刊《广东杂记》②在发刊词中指出，“在所有印刷品中，没有任何一类能如期刊一般被如此廣泛阅读。社群里的人们因期刊里刊登的本地讯息而对它兴趣大增，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更会出现这种现象”[2]。

伦敦（布道）会③是最早来华传教的基督教团体，也是将近代报刊最早引进中国的传教士团体。1815年，伦敦会传教士米怜在马礼逊的协助下，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创办了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份报刊以中国传统的书册形式出版。主编米怜称，“在传统华语世界里，书作为进步的工具远比其他任何一种现存的传播中介都重要”[3]。为此，《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又改用中国线装书的形式出版，“让它们表面上看不出有任何异域特征，犹如中国人自己出版的图书一样，这样就能在商铺和书店内流通起来”[4]。

新教传教士援入报刊并非为新闻传播，办报刊的首要目的是传教，而知识可以辅助传教。米怜认定文明和知识的传播是带领人参教信教的途径，定期发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意在“将一般知识传播与宗教和道德结合起来”，因为“知识和科学是宗教的附庸，能发挥其附属的特质”[5]。此时的知识依附宗教内容之后，戈公振先生曾评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此报所载，关于宗教之事居大半，余为新闻及新智识”[6]。第一份中文报刊创刊之初，虽以宗教内容占绝大比例，但它将“新智识”提上仅次于“宗教”和“新闻”的位置，为后来报刊传播西方近代知识进行了初步探索。

1833年8月1日，传教士郭士立（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在广州创办中国本土第一份近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将传播西学知识作为办报刊最主要内容。与前期传教士报刊相比，该报刊主编郭士立的编辑思想和报刊内容定位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与发生在英国本土的实用知识传播运动有直接关系。

19世纪20年代，英国伦敦在“教育穷人”的文化运动中，实用知识传播会发起的有用知识传播运动影响力最大。英国实用知识传播会（以下简称“英国总会”）由英国教育改革家、历任英格兰大法官和内阁上议院议长的布鲁厄姆勋爵于1826年在伦敦创办。该会的目的是在社会各阶层间传播有用知识和信息。英国总会出版价格极其便宜的出版物，向社会底层民众介绍自然历史、哲学、地理和生物等有用知识，以推动英国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著名的《便士周报》，因售价一便士而得名，它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19世纪20年代实用知识传播会掀起的工人阶级互助运动风靡英格兰和威尔士”，其创办的报纸《便士周报》‘一经出版，很快便卖了将近30000份’”[7]。

随着英国的海外扩张，传教士和商人在所到之处成立了众多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分支机构，包含中国广州等。[8]英国总会的出版物也跟随东印度公司传到了世界各地。据学者统计，《便士周报》是各国东印度公司图书馆最常被借阅的书目。[9]通过英国总会的分支，西方的科学和文明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发散传播，成为英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东西洋考》的宗旨、内容也深受英国总会和《便士周报》的影响。该刊宗教色彩较淡化，近代知识的内容占比较大，主要刊登科学文化知识，包括历史、地理、天文、工艺技术等，宗教内容次之。内容重点放在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实用知识和技术上。

二、西方近代知识的输出管道——《东西洋考》

《东西洋考》作为报刊，遵循英国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宗旨，将近代知识而不是日常消息的新闻放在公布内容之首，可以说，中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既是英国实用知识传播会传播西方近代知识的媒介，又是其输出蕴含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中国丛报》曾评价《东西洋考》，“以定期出版的刊物传播有用知识，在天朝帝国是从未有过的”[10]。《东西洋考》因其新闻媒介特征，建立了与晚清社会大众有效的互动关系，它“拥有不少中国读者，且该刊的内容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1]。

对于彼时的中国读者而言，《东西洋考》所刊载的“新知”“新识”，具有一定的新闻性。例如，地理新知识意在向大清朝明正世界的运转秩序和地理分布，试图动摇其“闭关锁国”的根基——愚昧无知的天朝观。然而，撼动以“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意识的根基谈何容易，需以更强大的传播媒介穿破无数“有形”和“无形”的障碍，方能使新知识抵达公众视野。新教传教士把近代报刊引进中国，其定期性和公告性（即消息公开传达之方法）赋予了西方近代知识传入大众视野、进而成为大清社会之“新闻”的更多可能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只有当信息定期公开发送，也就是说能为大众所知晓的前提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可言”[12]。在近代西方对华知识传播史上，《东西洋考》以“新媒介”的传播特征率先打响了对华知识传播的第一枪，而紧随其后的是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

三、援西入中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

《东西洋考》创刊后，关于成立英国总会中国分支——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华西人在广州的英文外报上发表文章或读者来信阐述成立传播会的必要性。1834年3月，传教士麦都思在《中国丛报》发表《在中国传播知识》一文，肯定了英国总会的影响力，“在英格兰，致力传播有用知识的英国实用知识传播会在成立时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甚至政府议员们都不遗余力来协助它。广州也该成立这样的传播会，这将会影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13]。

1834年11月29日，在华西人群体公共大会在广州召开，传教士郭士立在大会上提议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与会人员一致通过并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

在华西人对在中国传播有用知识充满信心，郭士立称，中文是一种理想的文字媒介，因此“对科学的传播非常有利，中国人的教育是较普遍的，有数以百计的读者可以接受我们传递的有用知识”[14]。他进而指出，传播会的首要目的是“出版能启发中国人心灵的出版物，传播西方的艺术和科学”，此前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已做了初步尝试”。郭士立曾向委员会提交询问意见，询问现阶段是否可以出版世界历史和地理出版物，他同时请求委员会明确指出符合出版目的的书籍，而他自己将不惜余力推进刊物的出版。[15]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章程》强调将出版价格便宜、通俗易懂、适合中华帝国当前国情的中文出版物。[16]鸦片战争前，传播会出版的近代知识的“刊”和“书”包含：（1）中文刊物《東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刊在律劳卑事件④后停办，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成立后将它作为首份出版的刊物重新发行，并将1833年和1834年的期刊重新汇编成集册出版;（2）1838年前后已出版或计划出版的中文书刊有《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广东方言撮要》《意拾秘传》（《伊索寓言》）《古时如氏亚国历代列传》（《犹太历史》）《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贸易通志》《万国地图全集》《大英国统志》《环天圆说》《四书经文》《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平安通书》《全体新论》《东园杂记》《西园杂记》等。[17]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成员编著的中文书与近代报刊形成传播近代知识的共同体，为西方知识搭建起了公共传播的空间。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西方进入中国的大门后，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然而，该组织作为“援西入中”的组织机构与中介角色，在1835年至1839年出版的中文报刊和大量的中文读物，对后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世界并开眼看世界。

过往，我们认为中国近代知识的诞生多归功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枏，他们著作中的近代知识多来源于当时传教士的出版物。探究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首先想到林则徐。林则徐1839年到达广州之后，为“探访夷情”组建翻译人员收集和编译西人报刊、书籍。之后，中国文化界出现了研究西方政治、历史、地理等近代知识的新趋势。[18]最有影响的有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和梁廷枏《海国四说》，他们延续林则徐的思路，广纳关于西方知识的西人著作，其中很大比例来自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出版物。

据研究考证，1852年汇编后的《海国图志》中引录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出版物包括：郭士立《万国地理全图集》57处，郭士立《贸易通志》14处，郭士立出版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26处（又有考证“14卷19段”“13期24篇”），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初刊本全书被分开引录，《海国图志》中《地球天文合论》之五的内容全部出自麦嘉缔（Davie Bethune McCartee）《平安通书》。[19]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合省国说》也大量采纳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和《东西洋考》的内容。徐继畲在撰写《瀛寰志略》前阅读了雅裨理赠送给他的《东西洋考》，他通过阅读西人刊物和与在华传教士的访谈和著作写成该书。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通过中文出版物对华传播有用知识的实践，被后来的传教士采纳并一直延续至19世纪末，如丁韪良《万国公法》（1864年）、傅兰雅创办的报刊《格致汇编》（1876年—1892年）等。其中所生产的世界知识是中国人了解世界最早的窗口，勾勒出中国近代知识的另一基调，为清末中国“师夷长技”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

传教士将西方“刊”引进中国，广州西人群体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利用近代报刊引发了西方近代知识在华的第一次集中传播，打破了以“书”为根基的中国传统知识传播秩序。“刊”促发了读者与西人之间知识信息的交流与互动，加速了由西向中的知识传播，大众读者也从中国传统的知识视野中走出，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逐渐随之改变。作为“援西入中”的历史纽带，英国实用知识传播会广州分支主导的这场与近代报刊紧密相连的西方知识的传播，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形成了近代知识与“新”媒介报刊合力的跨文化交流。受限于19世纪30年代末清朝局势，这场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力延后了20多年，近代大众媒介出版物不断撞击和突破晚清中国的知识传统和原有的知识传播格局，西学知识逐渐融入中国近代文化，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近代观念的变革和文化的转型。

注 释：

①本文使用的“近代知识”概念专指19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近代化前后，西方生产并由新教传教士传播到中国的知识。

②《广东杂记》（The Canton Miscellany）是东印度公司1831年5月出版的英文月刊，撰文者是当时在华的英方社会名流及学者，包括德庇时。该刊文章为匿名编辑，面向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文章内容为以文化为主题，不含时事报道。该刊仅出版了5期于1831年年末停刊。

③“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伦敦（布道）会是对华传教最重要的主力”，在从事华人教育和印刷方面，远胜其他传教会团体。

④律劳卑是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澳门的指挥官，为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和英国利益，他率领三艘战舰抵达虎门，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炮战，企图借此打开中国大门。这次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第一次与列强产生军事冲突。

参考文献：

[1]Robert Morrison.The Chinese Miscellany[M].London：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25：52.

[2]“Introduction”，The Canton Miscellany，No.1.，1834.

[3]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Malacca：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263—264.

[4]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Malacca：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263—264.

[5]Literary Notices，The Chinese Repository，September，1833.

[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66.

[7]John Feather.A History of British Publishing[M].London：Routledge，1988：111—112.

[8]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EB/OL].https：//histecon.fas.harvard.edu/visualizing/sduk/.

[9]Sharon Murphy.Imperial Reading：The East India Company's Lending Libraries for Soldiers，c.1819—1834[J].Book History，2009（12）.

[10]Literary Notices，The Chinese Repository，November，1833.

[11]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M].尹文涓，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4.

[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6.

[13]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March，1834.

[14]Objects of the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December，1834.

[15]Objects of the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December，1834.

[16]Regulations of the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December，1834.

[17]Songchuan Chen.An information war waged by merchants and missionaries at canton：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1834—1839[J].Modern Asian Studies，46（6）.

[18]熊月之.西學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

[1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60—262.

（白素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谢庆立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王志昭

3637501908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