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北学的尝试
——《大清畿辅先哲传》编纂缘起与内在意蕴

王学斌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大清畿辅先哲传》是民初一部由显宦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有关直隶历史人物的大型传记著作，堪称民国问世甚早的清学史作品，价值颇高，且编纂的背景与意蕴值得深入探究，惜以往学界对该著作之研究颇少①据笔者目力所及，仅有秦进才、李洪芬的《〈大清畿辅先哲传〉校证举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李洪芬的《〈大清畿辅先哲传〉标点失误举例》（《邯郸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朱曦林的《从〈大清畿辅先哲传〉到〈清儒学案〉——徐世昌清学史著作编纂之演进》（《理论与史学》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靳伯云的《为贤哲立传 为文脉存根——徐世昌编纂的〈大清畿辅先哲传〉〈大清畿辅书征〉》（《神州》2019年第9期）等少量文章涉及该问题。，关注尚不足。

一、北学情结

《大清畿辅先哲传》得以问世，与徐世昌本人密切相关。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东海，晚号水竹村人、弢斋、石门山人，占籍天津。其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卒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享年85岁。在清季民初，徐之仕宦生涯可谓后来居上。他由翰林院起步，后辅佐袁世凯小站练兵，从此发迹，曾历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巡警部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等。进入民国，徐曾出任国务卿，并在民国七年（1918）十月，由“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履任期间，较之于民国其他政府首脑，徐氏从政风格颇为独特，其提倡文治，阐扬颜李之学，意在重振北学，并推动《四库全书》的影印，在传统典籍整理与研究领域建树甚著。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徐因政局变故被迫下野，从此避居津门，将主要精力放在编纂大型著作上，以一部《清儒学案》了却残年。

《大清畿辅先哲传》的编纂，起因于1914年北京政府出资设馆纂修《清史》一事。徐世昌时任国务卿，且是个中行家，鉴于清初纂修《明史》之遗憾，他强调“编辑诸公多系南人，北方名彦遗漏颇多，万季野曾痛切言之。今值创修清史之时，窃恐二百数十年文献，仅凭官家采访，不无遗漏，因设局搜集”②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以备清史馆采择。当然，徐世昌等人编纂此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往尚无理想的梳理与表彰北学人物的著作。对于清前中期魏一鳌及后来尹会一等人续写的《北学编》，徐世昌等评价其“专取理学一门，规模稍狭，后之再续三续，依形就范，又有语焉不详之憾。学问之道无尽，识大识小皆为圣人所师，不可以一格拘也。是编义在表彰贤者，博采宏搜，苟可信征，不嫌词费”①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因此，系统搜集畿辅文献和极力表彰清代畿辅名宦硕儒便构成了该书之主旨②对于《大清畿辅先哲传》的编纂缘起、人员构成、纂修经过、学术价值等方面，学界目前尚无专文论析。其实若从易代之初的文化动向和清末民初北学复兴的大背景来考察此丛书，则会发现其间隐含着多层意蕴，颇值探讨。由于本选题仅限于考察颜李学在《大清畿辅先哲传》中学术地位的升格过程，故对以上问题暂不具论。。

徐世昌与北学发生关联，可从地缘、政缘及学缘三方面入手考察。从地缘和政缘审视，不难发现徐之地域意识甚强，由之引发其与直隶籍政治人物的关系极为密切。其祖上自明季由浙江鄞县北迁大兴，三世祖再从大兴迁居天津，自此占籍天津。倘若仔细追溯，不难发现，实际自其第六世祖始，徐氏已居河南卫辉，但作为十一世的徐世昌向来将自己看作津门子弟，而非河南籍，故参加科考时他亦占籍天津。光绪六年（1880）春，畿辅先哲祠在京师落成，其本意在于崇祀畿辅历代先哲。该活动之远因，可溯至光绪五年（1879）。该年直隶遭遇旱灾，北清流领袖、显宦李鸿藻正居乡守孝，于是牵头总筹赈捐事务，与直隶籍京官商定用余款筹建畿辅先哲祠。就祠内所祭先哲的考虑和旨趣，李鸿藻有过特意交代：“或危身以捍国艰，或敦行以修人纪，或树经纶之业，或流恺悌之声，以及学海宏通、艺林尔雅、孤行狂狷、蛮遁嘉贞，途虽异而同归，名虽遐而不朽。而艺文志九流之别，各有渊源；如鲁论语四科之分，皆关名教。”③（清）张之洞：《祭畿辅先哲文》，见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43页。曾参与其间运作的张佩纶一语道破建祠之深意：“张北学，隆上都”④《张佩纶致李鸿藻函》（三），光绪五年九月三十日，见上海图书馆编：《张佩纶家藏信札》（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83页。，可知接续北学恐怕是甚为关键的一个隐因。从清季创建畿辅先哲祠到民初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这种较长时段的演进脉络，其实可以从中窥识彼时直隶政治文化递嬗的丰富且驳杂的信息。⑤以笔者目力所及，当前学界甚少关注畿辅先哲祠创建及幕后所蕴含的直隶政治文化变迁，仅见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孙明先生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一期（2018年10月13—14日）中所提交的一篇论文，题为《都祠之祭与礼制之势：以光绪六年畿辅先哲祠之创立为重点》，对畿辅先哲祠的创建因缘与政治文化特色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

据《韬养斋日记》所载，徐世昌自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起，一直到民国初年，先后在此参与或主持祭祀数十次，并有诸多会课、宴饮和访友等活动，从一个直隶晚辈逐步成长为执牛耳者。徐世昌与畿辅先哲祠，在某种意义上，已化作号召直隶籍政学群体的人物与地理符号。待诸多条件成熟之际，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二十六日，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宣布启动纂修《大清畿辅先哲传》之动议，他自称“前贤事业堪师表，搜辑遗编未敢忘”⑥徐世昌：《畿辅先哲祠春祭毕北学堂宴饮》，见徐世昌：《水竹村人集》卷6，天津徐氏民国戊午年（1918）刊行，第8页。，编书处便着意设在畿辅先哲祠。总体而观，徐世昌于畿辅先哲祠内之频繁交往与在政坛之竭力运作，既昭明其地域特质，也强化着其政治意识。徐极善于利用乡谊结交权贵，他同鹿传霖之间的交往即是一例。鹿传霖（1836—1910），字滋轩，号迂叟，直隶定兴人，清末大臣，曾官至体仁阁和东阁大学士。徐与鹿结识，是通过同科的鹿瀛理（鹿传霖之侄），此后徐世昌便经常赴鹿宅拜访请益，并代鹿传霖拟志书序和信稿，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其日后的升迁大有裨益。1905年6月，徐以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入直中枢，时鹿传霖恰亦在军机处。对于徐世昌，“传霖亦以乡谊，遇之甚亲，机要辄引于共谋，非荣（庆）、铁（良）所能及”①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而徐能于该年年底署理满兵部尚书，并于次年年初补授军机大臣，似与鹿之关照不无关系。多数来自直隶的桐城派、北学学者与徐世昌一样，地域和政治意识也极为浓厚。于是，这批直隶学者得以长久团聚在徐世昌周围而不散，徐世昌则依凭其地域与政治优势从容地领袖群伦，谋划与编辑了数部带有鲜明北学色彩的著述。

从学缘上判断，徐世昌与清季民初北学人物之关系，亦是千丝万缕。徐氏在光绪八年（1882）应顺天乡试，后顺利获隽，同年有天津人严修；其后于光绪十二年（1886）得中进士，此科又增同年直隶武强贺涛、新城王树楠二人。甚为巧合的是，此三人皆醉心于桐城之学。在数十年政学生涯中，徐与三位甚为契合，交情至深。正是在与诸君诗文唱和、如切如磋中，徐世昌逐渐融入直隶莲池文派之中，并跻身领袖之位。

具体而言，严修曾问学于桐城派殿军大师吴汝纶，故他与徐世昌学术旨趣趋同。据《严修年谱》载，自1889—1893年四年间，严修平日拜访论学最多者是徐世昌，有一段时间二人甚至“每隔一二日必会”；与其通函，径称“菊人大哥”。②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7页。光绪十四年（1888），严修外放贵州学政。好友离去，自己仕途却蹇滞不前，徐世昌颇为感喟，叹道：“览镜见鬓已有白发，不禁感慨人生如驹阴过隙，何必日事劳劳。”③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后来，严修创办新式学堂，也得到徐世昌鼎力支持。

徐世昌曾言：“贺松坡，余从之学文”④贺葆真撰，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92页。，彼此“相交最笃以久”⑤徐世昌：《贺先生文集叙》，见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据徐回忆，二人任职京师时，他“时时访其论文，日移晷不能去。又时有文酒之会，纵论古今事不相下。忽忽岁月，皆少年气盛时事也。其后失明，亦时来主余舍，仍朝夕论学不稍辍”⑥徐世昌：《跋贺松坡遗象》，见徐世昌：《退耕堂题跋》卷4，天津徐氏民国己巳年（1929）刊行，第8页。。他称誉贺涛“蔚起桐城后，斯人去不留。奇文追史汉，大业继韩欧”⑦徐世昌：《题贺松坡文集》，见徐世昌：《水竹村人集》卷2，天津徐氏民国戊午年（1918）刊行，第8页。，并对贺涛之子贺葆真坦言：“读书以声调为主，此桐城家法。汝父亦每论读书之宜酣畅。但曰:‘余体弱，不能大声读书。然知所以读之。’”⑧贺葆真撰，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528页。贺涛离世后，徐世昌不惜出资将其文集、尺牍进行整理刊布，并请其子贺葆真入幕。贺涛之孙贺培新亦颇受徐世昌奖掖。徐氏在《跋贺孔才印谱》中云：“贺孔才博学善文，能绍其祖业，是少年英俊之士。读书之暇，喜刊印。习此艺者须熟于小学，游艺于秦汉之上，故述次以发其意。”⑨徐世昌：《跋贺孔才印谱》，见徐世昌：《退耕堂题跋》卷4，天津徐氏民国己巳年（1929）刊行，第2页。贺培新后来编撰徐世昌年谱，留存了许多宝贵史迹。贺家三代与徐世昌关系紧密，共同的学术旨趣与重振北学的追求，恐怕是重要因素。

王树楠作为清季民初莲池文系中承上启下的枢纽人物，与徐世昌的关系也非同寻常。早在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年纪尚轻的王树楠便已鹤立鸡群，曾氏对其“指示读书作文之法”⑩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页。。王树楠出道早，学养高，影响大，地位崇，故徐世昌对其十分敬重，曾写诗云：“君才何止八斗量，君文光焰万丈长。”⑪徐世昌：《王晋卿出关过此赋诗赠行》，见徐世昌：《海西草堂集》卷1，天津徐氏民国壬申年（1932）刊行，第12—13页。民国三年（1914），徐世昌特意请其主撰《大清畿辅先哲传》，主持大局。

故徐世昌与直隶一地的北学学者和桐城派文士的关系实不一般，其在民国近三十载的清学史编写事业，多亏他们鼎力支持。其间著名学人大致有王树楠、赵衡、贺葆真、王在棠、严修、刘若曾、华世奎、孟锡珏、吴桐林、柯劭忞、徐树铮、林纾、高步瀛、夏孙桐、傅增湘、吴笈孙、周志辅、柯昌泗、王瑚、吴闿生、齐树楷、王荫南、吴锡珏、贾廷琳等。可见，徐氏手下的编写班子乃至智囊成员，大半壁江山为北学学者与莲池文士。

此外，徐世昌与北方桐城派主要人物吴汝纶亦多有往还，有着跨越代际的学术交谊。民国之后，他还特意延聘吴氏之子吴闿生在幕府为之谋划奔走。徐氏对莲池诸子的延请使用，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或纯粹出于功利目的，而是深蕴着浓厚的地域学术情结。

二、编纂始末

据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所载，编纂一事，起于1914年岁末。是年12月26日，“晚宴同乡纪香聪、王晋卿诸人，商办畿辅文献纂辑各事”①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三年十一月初十日。。不久成立畿辅文献局，组织学者搜集资料，编写书稿，“所有经费，公独任之”②贺培新编：《徐世昌年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近代史资料》总7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细检徐所延请学者名单，其中不少乃莲池旧人。③参与《大清畿辅先哲传》编纂的人员名单如下：编辑：新城王晋卿树楠、冀州赵湘帆衡、临桂黄则甫间、沔阳李平存心地、武强贺性存葆真校勘：容城曹云程海鹏、屏山吴蛰卿桐林、新城王法生孟戌、涞水赵石尘庆墉、故城王荫南在棠、清苑许清卓育璠、开封朱铁林宝仁、束鹿牛伯鲁增奎采访：天津李嗣香士鉁、天津严范孙修、高阳李符曾焜瀛、盐山刘仲鲁若曾、天津华弼臣世奎、乐亭史康侯履晋、天津徐友梅世光、玉田蒋星甫式惺、大兴孟玉双锡珏、大兴冯公度恕、安肃袁霁云廷彦、献县纪泊居钜维、定州王合之延纶、清苑贺昆凡嗣盛、大城刘友石林立、东安马著羲钟琇书记：新城王叔仁辅之、屏山吴问秋鋆、岳杨李绍甫观杜、高阳李子寿鹤楼、霸州韩泽南书城、宛平荣厚丞深、冀州赵子平锡刚、新城王茂萱树森、新城王馥园维茳、束鹿钱化南兴棠、宛平白与九恩锡、新城王季茂世忠、定兴张铭阁炤麟、冀州刘重光贵斌限于篇幅，笔者仅以实际主持相关事宜的五位编辑为例。除去广西籍的黄甫间和湖北籍的李心地之外，其余三人皆是直隶人，都与莲池书院渊源甚深，且同徐世昌之关系亦不一般。王树楠与徐世昌有同年之谊④详见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39页。，私交甚笃。赵衡“乃吴先生（吴汝纶）暨松坡（贺涛）课冀州所得士，而并及余（徐世昌）门从松坡游尤久，受教亦最深”⑤徐世昌：《序》，见赵衡：《序异斋文集》，民国二十一年天津徐氏刻本。。因此赵属于徐世昌的后辈，不过徐对其古文功底颇为看重，“晚至京师，与余过从甚密，文酒之宴盖无役不从，为余撰述文字亦最多，一若吴贺逝后，惟余为可质疑问业者，余甚愧之”⑥徐世昌：《序》，见赵衡：《序异斋文集》，民国二十一年天津徐氏刻本。。《大清畿辅先哲传》中有关颜李部分，实由赵衡执笔⑦据贺葆真《收愚斋日记》载：“阅晋卿先生改订湘帆所撰颜元及王源传。《颜元传》改订尤多。湘帆在编书局撰颜李派诸儒一年而未毕，故未尝一出示晋卿。晋卿促之急，乃将撰就者录出，晋卿未审订，湘帆先自呈阅相国也。”（贺葆真撰，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页。）可知《师儒传》中有关颜李及其门人之文字，多出自赵衡之手。。至于贺葆真，则是徐好友贺涛之子。贺涛去世后，贺葆真在吴闿生的引荐下，拜访徐世昌，请徐资助其父贺涛文集的整理与刊刻。后贺怀感恩之心，进入徐之幕府，为其处理日常事务⑧有关贺葆真于徐世昌幕府中所做具体事务，详见拙作《〈徐世昌年谱〉补正——兼论〈韬养斋日记〉的价值》，《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可知，编辑诸人多为徐之友人或幕僚，相近的学缘纽带使他们对北学有着独特的认同感。

因由众多宿儒名士坐镇，《大清畿辅先哲传》的编纂标准甚高，要求甚严。以《孙奇逢传》为例，该传是《大清畿辅先哲传》中分量很重且较早编辑的列传，在撰写初稿时，王树楠极为重视，具体经手人贺葆真曾记道:

访晋卿年丈，……言及孙奇逢传，余曰:“传已甚完备，可无改动。”晋卿曰:“前所为传，乃修《畿辅通志》时所为，今拟少变其体。”余曰：“搜求事实为传所未载，贴签其上，以备先生自编入不可乎?”曰：“善。即将全文附夹其中亦可。不特事迹，即他人说论亦可采也。”晋卿又云：“子可搜集事迹，而即编辑也。”①贺葆真撰，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284页。

不难看出王树楠编辑的《孙奇逢传》初稿是以《畿辅通志·孙奇逢传》为蓝本，因而贺葆真认为“传已甚完备，可无改动”。但王树楠仍觉不够满意，遂提出“今拟少变其体”。而其所采取变更路数，除补入未载的事迹外，更多调整则是在原撰传文中择取他人可资借鉴的论说。不难见其要求颇高，并非单单随通志之文亦步亦趋，而是欲每篇皆有所增益创新。

目前所见《大清畿辅先哲传》刻本，共40卷，分为八部分：《名臣传》7卷、《名将传》2卷、《师儒传》9卷、《文学传》8卷、《高士传》1卷、《贤能传》8卷、《忠义传》3卷、《孝友传》2卷，共收录有清一代直隶籍人物一千八百多位（包括附传）。编排原则以科分年代为先后，无科分者以入仕先后为准，两者若俱无，则按朝代叙次。

具体到讨论北学及代表人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大清畿辅先哲传》中《师儒传》《文学传》以及部分《名臣传》《高士传》内，按照编者的原则，“分门别类，视乎其人，不仅在名位高下也”②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是故“如纪文达公，名臣也，然其文字鸿博昌明，卓越千古，故从其所重，列之文学传中。张盖、赵湛、刘逢源等，皆文学也，然其亢志高节，自居逸民，故列之高士传中。孙夏峰、刁蒙吉、杜紫峰等，皆高士也，然其倡明道学，继往开来，其所重尤在此，不在彼，故列之师儒传中”③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再比如，“魏贞庵、魏环极、朱石君、郝中山等，皆师儒也；梁玉立、黄昆圃、王振声、张文襄等，皆文学也，而伟绩，功在国家，故列之名臣传中”④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总而言之，“凡如此类，皆慎为编次，非有心轩轾也”⑤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应当说，《大清畿辅先哲传》对直隶学人的分类，有其独到乃至创新之处，编纂者对其中的考虑有过明确交代：

儒林、文苑，创自史、汉。林、苑者，取会萃之义，但明类杜撰，义嫌蛇足，惟唐书作儒学、文艺，金史亦作文艺，差强人意。又史、汉儒林多纪经术，不尽醇才，文苑专尚词华，无关实学，至宋史乃特立道学传以别于儒林，有清又特为经学传以别于文苑。区分愈密，名目滋繁，均未得其领要也。案《周礼》曰联师儒，又曰师以道得民，儒以艺得民。郑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贾疏所谓致仕之贤也。文学居四科之一，子游长于礼，子夏长于诗，不仅以词章见也。今易儒林为师儒传，则古之所谓道学者皆统之矣。取南梁、隋书、辽史，易文苑为文学传，则词章考据诸学皆统之矣。⑥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遍考历代史传体例与立意，编纂者将相关道学者归类于师儒之列，将其余词章、考据等学人归类于文学，相当于《师儒传》记载“义理”型学者，《文学传》记载“词章”“考据”型学者，该分法已体现出他们对有清一代学术格局的判断。

为表彰清代北地所谓传承圣学之道的学者，《大清畿辅先哲传》特意专辟《师儒传》一栏详加绍述。徐世昌诸人将彼时学术流派大致分为三类：

学问派别，暗区门类，孙夏峰一派，为陆王之学者属之；刁蒙吉一派，为程朱之学者属之；颜李一派，为蠡吾博野之学者属之。学虽殊途，其揆则一，依次编录，以示景行。①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以孙奇逢为魁首的宗陆王一派，以刁包为代表的程朱学者，以及产自于直隶本地的颜李学派，依照徐世昌等人的表述，清代直隶的学术格局当呈现陆王、程朱、颜李三足鼎立之势。

对于夏峰学派，诸人认为其“为学笃实切近，本乎伦常日用，而以体认天理为归。言心即在事见，言己即在人见，言高远即在卑迩见，而归于慎独而已”②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师儒传一·孙奇逢》，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同时部分学者常言孙氏“学宗陆、王，及晚年乃和通朱子之说”，编者则断定孙奇逢并不纠缠于所谓的“朱陆之辩”，其宗旨“盖穷理为孔子之穷理，致知为孔子之致知也。苟不同脉，何以调停？若果异端，谁为两可？但当问其是孔非孔，不当问其谁朱谁王。则考亭、姚江之辨，后人正未易以左袒虚见争也”③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师儒传一·孙奇逢》，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故徐世昌等概括：“先生一生学问，总之以孔子印诸儒。考亭、姚江之说各有定论，其书具在，可考而知也。”④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师儒传一·孙奇逢》，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至于学宗程朱理学的刁包，编者认定，“包之学，以程、朱为宗旨，谨言慎行，一本诸敬。而于陆、王之学，多有微词”，“窃谓象山、白沙、阳明三先生者，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入室者，其为濂、洛、关、闽乎！其笃守先儒门户类此”。⑤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三《师儒传四·刁包》，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403页。其立场如此之坚，难怪孙奇逢评价其“孤标猛力，大河南北一人而已”⑥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三《师儒传四·刁包》，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作为明末清初崛起于北方的颜李学派，编纂者颇为看重，指出其为学异于前人者有三：

其一谓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而六艺不外一礼，犹四德之该乎仁，礼必习行而后见，非专恃书册诵读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删订，著书立说乃圣贤之大不得已事，奈何举圣人参赞化育，经纶天地之实事，一归于章句，而徒以读书纂注为功乎？……其一谓气质之性无恶，恶也者蔽也习也，纤微之恶皆自玷其体，神圣之极皆自践其形也。孟子明言为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尔殊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其一谓圣门弟子不可议，诸贤一月皆至于仁，一日皆至于仁，每学之而愧未能，后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则犹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则但时至、刻至矣。……不知圣门弟子以竞业为本，惟在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也。⑦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六《师儒传七·颜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508页。

就颜李学派在清初直隶学界乃至全国的影响，编者评价甚高，“吾国学问之道博矣，三代以前，教人之法，内而治己，外而治人，下至百工技艺之末，无一不自学出。下与上以学问相交，作君、作师，政与教合，故其治蒸蒸日上。至孔子以圣人之德，不得所藉手见诸行事，然将圣多能及门，某也治赋，某也足民，某也礼乐，其分科与帝王之分官，初无异也。孟子亦谓幼而学，壮而欲行之，言不见诸行事，则所学终归无用也”⑧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六《师儒传七·李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513。。于是到了明末清初，“颜元乃从二千年后，抉其晦蔽，直揭尧、舜、禹、汤、文、周、孔、孟数大圣人相传之正道，明以示人，人即甚愚不肖，亦不能倒上为下，易黑为白也。然颜元凿空，塨益一一实求其可据。颜元初辟蚕丛，塨益疏通治平之若大路然，俾人人可行”⑨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六《师儒传七·李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师徒二人齐心合力，“于程、朱、陆、王之外，别树一宗曰颜李。其学以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为主，自元开其端，而成之者塨也”①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六《师儒传七·李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

总体而言，《大清畿辅先哲传》对于清初北学大貌之概括，还是符合彼时实情的。

三、独尊颜李

既是倡扬北学之作，《大清畿辅先哲传》自然难脱编纂者之主观学术倾向。仍以《师儒传》为例，细细阅读，就会发现，编纂者实就所书写对象有着明显迥异的篇幅安排与学术判断。编纂者用两卷篇幅叙述孙奇逢学派，一卷为孙及其师友，一卷为夏峰弟子。不过对夏峰弟子，编纂者并未详加陈述，唯云：“窃观夏峰年谱所述，及他载籍所称道，可谓盛矣。乃不数世，而征文考献，传之者甚稀。李塨论士尝言南北华朴之异，北方好学之士，往往闭户暗修，不希声于时，而时亦无称述之者，斯亦朴者之弊也。”②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一《师儒传二·夏峰弟子》，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并以之为理由，只言片语寥寥带过。较之孙奇逢，刁包篇幅更少，仅以一节叙其学行。反观颜李学派，不仅独拥三卷篇幅，且每卷文字甚多。一卷用以论述颜元、李塨、王源三人学行，一卷对颜李师友多加评析，一卷则将颜李所收的直隶籍门人详细考证。众所周知，孙、刁、颜、李皆是清初直隶著名学人，编纂者却予以不同待遇，其中必有隐衷。

编纂者缘何对颜李学派如此看重？或可从徐世昌之学术旨趣窥识一二。自1916年初，因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之故，徐开始系统研读颜李著作，“日读《颜李遗书》而圈识其精辟者”③贺葆真撰，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页。，并在日记中不时摘抄颜元、李塨二人观点，这在其此后两年里多有体现。随着阅读的深入，徐对颜李学愈加叹服，认为：“自宋、元、明以迄我朝，理学家多轻视仕宦，所以治国少人才，与大学所言‘修齐平治’亦尚欠缺。习斋、恕谷论学，体用贯彻，上接周孔，尤于今日之世为切要。”④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毫无疑问，徐之兴趣自然会投射到《大清畿辅先哲传》编纂理念中。与诸同仁商议编纂事宜时，徐每每言及颜李之学。这在贺葆真的《收愚斋日记》中颇有体现：

（徐）又言及新编《畿辅传》曰：颜李为吾畿辅自有之学派，吾于程朱陆王诸儒学派之取诸他省者，尚为之分别立传。夫程朱陆王各派吾皆重之，然究不若颜李为吾畿辅自有之学派，尤宜特著之也。颜李之传，无论其及门及同时讲学诸君，或传其学行，或列举其名，以附见可也。⑤贺葆真撰，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34—335页。

相国因大论颜李之学。又曰：李、王不可共为一传。盖二人虽学术同而李之学尤大，且颜为李所推大，撰著尤多，非特立传不足以显其学。又曰：颜李门徒属直隶者既皆录以为传矣。其在他省者亦可搜集之，以备他日作渊源录另成一书也。⑥贺葆真撰，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

细品徐之言论，不难发现，在他心中，程朱陆王之学虽在畿辅地区名家辈出，但毕竟非“畿辅自有之学派”，而颜李之学当属原汁原味的“学术特产”。申言之，徐世昌认为，若重振北学，必须推崇最具北学特质的学术流派，方有足够的资格来争夺民初学术话语权，几番比较，惟颜李之学堪当大任。因此，他们于《大清畿辅先哲传》中特意拿出如许篇幅来推阐颜李学就在情理之中。

那么，徐世昌究竟看中了颜李学的哪种特质？徐之意图其实于《师儒传》中已有所展现。按照《例言》所述，“是编意在网络往哲，阐发幽潜，间有论断，皆本前人成说，以守述而不作之旨”⑦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例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故编纂者撰文时本该严守述而不作的宗旨，即使偶有论断，亦当综合前人成说，不带主观色彩。但事实上，在谈及颜李学时，编纂者却罕见地大发议论：

塨以颜元崛起闾巷，学初不显，塨为传其说于京师，与四方知名士正言婉喻，转相传布，声斐风流，不数年遂被天下。然其时，学者狃于二千年之锢习，相率诋为立异，其与者亦疑信参半。至于今西学东渐，凡其国之政治艺能，一切皆出自学，而其为学之次第科目，亦与我古昔教人之法，大概相同。贫富强弱，国与国既已相形见绌，学士大夫乃易视移听，革其心志，痛我学之不足以立事，不惜尽舍弃之，而一变于夷。而不知我古昔之学，固一一可施诸实事，数百年前早有人见及此，且其为学之次第科目，固至详备。至于今门弟子私相传授者固不绝，其书固具在也，他书且不论，元年谱记躬行实践，塨年谱详经济作用。后有兴者，践迹而入，由元、塨以上，寻孔孟之教，尧舜禹汤文周之治时，会既至用以康济民艰，廑求上理，育万物，位天地，二帝三王，古昔郅治之隆，庶几其不远人，而西人所谓乌托邦，亦庶几其于吾国见之也。①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十六《师儒传七·李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519页。

依照其意，颜李学之研习方式和学科内容皆与今日之西学相通，若清初学人虚心接受颜李之学，则中国之学术定当同西人并驾齐驱，难分轩轾。故今日要振兴学术，其正途并非一味西化，而应从重新发现颜李学入手。这反映出徐世昌诸人一种较为保守的文化立场，亦为后来的一系列政学活动定下了思想基调。

要之，借助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这一浩繁巨制，徐世昌诸人对有清一代北学整体轮廓与内在脉络进行了梳理与构建，此可视作清季数十载莲池学术群体绵延积淀、前后接续的展现与总结。同时，编纂者特意将颜李学升格为“北学之魁首”，个中意味殊堪深入体察。不过倘使“一地学”跃升为“天下学”，获取更多更重的“学术霸权”，其背后须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为依托。待1918年徐世昌当选民国大总统，学术与政治的紧密交融愈发水到渠成，更为复杂且宏大的推崇北学风潮由之兴起。②参见拙作《学术与政治的复杂交织：1919年“颜李从祀事件”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由此反观清季民初从畿辅先哲祠的创建至《大清畿辅先哲传》的编纂，其间政学群体的互动、地域理念的承继、学术群体的扶植等问题，值得再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