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意象视域下“大泥坑”与“臭水沟”比较研究

卜文哲，杨四平

（1.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一、大泥坑

1938年七月杂志社座谈会上萧红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全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8在创作《呼兰河传》之前，萧红就树立了超阶级的写作立场，生发了批判落后劣根性的创作理念。在这样的创作宣言指导下，萧红能创作出《呼兰河传》这样的作品也就顺理成章了。

萧红的《呼兰河传》以平静的笔触勾勒了呼兰河人的生存世相：或挣扎不休的活着，或做不自知的看客，或是身为被欺辱后的弱者抽刀向更弱者……这部小说在看客群像刻画的基础上，更侧重于对“软刀子杀人”的流言描摹。正如钱理群教授说，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父”与“女”的两代人，“有着最亲密的文学的血缘关系”。[2]230-237在精神实质上，萧红的创作路径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继承和发展。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在小说的第一章颇具匠心地描写了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这一情节，显性地铺设了一个封闭而反乌托邦的第一维度世界。呼兰河的“大泥坑”，有五六尺深。这个“大泥坑”又黑又黏，苍蝇和燕子常常见大泥坑生畏。在萧红的笔下，也不乏有冷漠的看客描写。一次，马儿身陷其中难以自拔。观者分两类，一类是上前帮忙的普通民众，一类是喝倒彩的乡绅显贵。乡绅显贵麻木的态度与自身的身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讽意味浓郁。

尽管“大泥坑”始终对于生存下去的人们是一个悖论和阻碍，但当地居民却念着“大泥坑”的好，甚至还赋予其威严，使它得以合理化地存在下去。这“大泥坑”，在带给当地人巨大的生存隐患同时，也给当地人带来了一定的福利：

“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3]15

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里写到:“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4]14在对待显性的大泥坑态度上，显然是调和折中这一思想观念的延续。雨一来，不消多时大泥坑就成了河，“大泥坑”便涨了起来，行人便无法通行。再几日，大泥坑又落下，两道旁的行人畅通无阻。“大泥坑”这个蕴藉着死亡和冰冷的意象，好似在希望的对立面，时隐时现，循环往复式地涨起又落下，毫无起色。对于“大泥坑”的消隐，呼兰河人是不愿意的，甚至是难以接受的。有说拆墙拓路的，有说种树攀倚的，这两种解决方案是享受泥坑福利的辩白和自我的麻醉，况且并未付诸实践。而填土埋坑的治本之策则暗示着对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的颠覆与反叛，从而走向新境界或者新生活。诚然，在没有思考力的封闭环境下，更是难以实施下去的。

显性的大泥坑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呼兰城人麻木愚昧的思维定势，这也影响了隐性的“大泥坑”的嬗变。通过大泥坑之镜，折射了呼兰城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向度。由此衍生了扎彩铺，追求对现实世界的超脱与遁逃。人们对大泥坑世界里的一团糟而不觉，在他们的认知里，故去之人的生活境况反而比活着的人好。往生世界的虚妄多了一层表演和攀比的性质。对比鲜明的同时，小说的叙述看似反常规反逻辑，但却在注入了迷信愚昧因子的大幕下显得合情合理。肉眼可见的大泥坑人们在通过的时候尚且可留有戒备之心，而肉眼不可见且植根于思想深处的大泥坑却刀刀见血，触目惊心。虽然在后面的六个章节没有直接提及大泥坑，但通过小团圆媳妇的悲剧、有二伯的悲剧以及王大姑娘的悲剧，可以明显感受到深植人们内心的隐性大泥坑。隐性的大泥坑作为第二维度世界，在显性存在的物象之外，直抵思想观念的一极且深入骨髓。

实际年龄只有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厄运频仍，最开始仅仅因为她不害羞，坐得笔直，走起路来风快。在迷信愚昧的环境下，小团圆媳妇先后经历了偏方，野药，大神，赶鬼，看香，扶乩的折磨，渐渐从正常人走向了不正常。比这些更甚的是，听从跳大神的主意，将小团圆媳妇放到大缸里煮，看热闹的人生怕错过什么或白看一场，精神振奋。在这样僵死的氛围威逼下，小团圆媳妇的生命之花渐渐虚弱以至凋谢，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陨落了。

有二伯因为偷过铜酒壶，自此以后，不管什么东西丢了，都觉得是有二伯偷的。没有人想过这样做是否对于有二伯公正。一个人也没有。就这样贴标签下去，有色的眼镜一经戴上，刻板印象已经固化，挥之不去，又何谈对一个人的公正评价。其实，老厨子也偷东西，但他没有自省，反而不断地耍笑有二伯。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三十多岁的父亲打快六十多岁的有二伯。有二伯站起来被打倒，被打倒了再站起来，如此反复，直到再也站不起来。看客们远远地看着，害怕有所牵连。厨子就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一样，冷眼观之。在这之后，看客们更想看着有二伯跳井和上吊，只不过没有如愿。

对于王大姑娘，看客们冷言相向。因为王大姑娘和磨倌冯歪嘴子的结合，这给足了看客们闲暇的谈资。“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给她做日记的。”[3]199他们积极搜集各种材料，热情高涨，生怕遗漏了什么。你一句我一句，仿佛处在一个病态而狂欢的谣言场域里。在王大姑娘产后意外离世之后，又将软刀子的矛头集中对准了冯歪嘴子。看客们期待着看冯歪嘴子上吊、自刎，未果之后，还希望看到冯歪嘴子遭受打击之后的消沉与堕落。冯歪嘴子化悲痛为振奋，这无疑使得看客们失望了不少。

看客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沉浸于隐性的大泥坑里而无法自拔，沾沾自喜。他们不是去看热闹，就是在看热闹的路上。显性与隐性的大泥坑作为情节线索错综交织，仿若一方死水式的泥潭，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在循环式的上演着，不休不止。只要有把麻木愚昧视作精神烙印的看客们存在，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的大泥坑，都不会消隐退去。

二、臭水沟

在解放前，龙须沟是一条臭水沟。老舍说:“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一个最大的冒险。不错，在执笔以前，我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亲临其境去观察；可是，那都并没有帮助我满膛满馅地了解了龙须沟。”[5]554与此相印证的是，1950年夏天，在创作这部剧作之前，老舍就有腿疾，尽管如此，他还亲自去当地向人民群众了解情况，做了大量准备。后来，因为这部话剧的成功上演，老舍也因此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龙须沟》这部话剧一共三幕，剧中主要有十余人。他们是一群受尽压迫、生活在黑暗里的劳苦人民。主要人物有寡妇王大妈与女儿王二春，蹬三轮的丁四及丁四嫂及子女一家，受压迫的艺人程疯子与程娘子一家，正气凛然的泥水匠赵老头。全剧围绕“臭水沟”这一线索而展开，实质上劳动人民与旧社会的矛盾是这一问题的外现。在此基础上，衍生了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时，“臭水沟”作为具象的基点，底层人民被压抑、被剥削的苦难与不幸也力透纸背。第一幕以痛楚的笔调描写了身处旧社会泥潭的人民的挣扎与无奈；第二幕笔调温情，摹写了新旧更替，是情节衔接的过渡和牵引；第三幕是欢欣鼓舞的叙述，刻画了劳动人民由旧社会迈向新社会的希望与新生。

解放前的龙须沟实则是臭水沟，是吃人不眨眼的存在，是旧社会与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集结地和突出点。这里少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有的只是跳蚤、苍蝇、臭虫、蚊子。每到雨季，泥浆裹挟着泥浆，垃圾连缀着垃圾，这条沟不仅臭气熏天，而且雨水汪洋。伴随而来的是频频漏雨的房顶，摇摇欲坠的房屋，以及严重变味的死物脏物……雨水一来，臭沟满溢。稍有不慎，滑落其中，若无人发现，便会被夺去生命。不乏有漂浮而来的死物，令人无可奈何的同时又哀叹连连。龙须沟人的脸上时常停驻笼罩着愁云密布的阴翳和挥之不去的悲戚。第一幕的故事背景这样写道：“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臭水甚至带着死猫、死狗、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也凄惨地蠕动着。”[6]73臭水沟作为旧社会的一隅之地，其残暴不仁可见一斑。在话剧的第一幕，丁小妞掉进了这条沟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九岁。丁小妞被臭水沟吞噬的生命，是对于旧社会血与泪的控诉。还有因为臭水沟的存在，丁四时好时坏，他对于生活的热情也慢慢被消磨掉。王大妈的大女儿更是因为臭水沟，出嫁之后没有回来。不止于此，王大妈的迷信胆小，因循守旧，从而认为臭水沟就是宝地，这和她长久处于因循守旧的环境下不无关系。

在这样的环境下，难能可贵的是，人与人之间保持着温情与关爱。丁四因为蹬三轮延误还车，一家人几乎断炊。作为邻居的王大妈让女儿二春端出自家的杂合面，解决了丁家的燃眉之急。在得知丁小妞喜欢金鱼而没有付钱之后，程疯子甘愿以大衫交换，二春更是拿出了两张票子满足了丁小妞的心愿。冯狗子以恶霸黑旋风的名义，欺压程娘子，殴打程疯子，更是激起了小杂院人们的反抗和不满。二春准备上前打冯狗子，赵大爷更是拿出菜刀准备上前与冯狗子搏斗，来解救“连苍蝇都不肯得罪”的程疯子。

臭水沟在旧社会里是无法消除的。依附于旧社会压迫人民的恶霸黑旋风、冯狗子和刘巡长便是旧社会的代言人。刘巡长奉上面的命令前来征收卫生捐，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承受的不仅有眼前的艰难困苦，还有时不时的卫生赋税。他们每日盼望着卫生捐过了之后龙须沟就能修，还打心底里盼着龙须沟好，回应他们的似乎只有压迫日深的命运。在那个时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切似乎永远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程疯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疯子，他只是被欺压怕了很难直起精神方面的腰身。他所唱的数来宝更是作为话剧线索般存在，对旧社会进行着声声难言的控诉和反感。话剧第一幕他这样唱道：“想当初，在戏园，唱玩艺，挣洋钱，欢欢喜喜天天象过年！受欺负，丢了钱，臭鞋、臭袜、臭沟、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6]76接着抒发了对于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6]76通过程疯子之口，不仅抒发了个人的痛苦与憧憬，还承载着生活在这里的共同心愿。伴随着臭水沟的问题被解决，这里的人过上了真正向往的生活。

老舍说：“我的眼睛老看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这样，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达到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修沟的歌颂。”[5]555老舍的《龙须沟》通过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突出了颂歌基调，表达了对新社会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的颂扬。同老舍创作立场相一致的是，话剧最后的落幕，也是以程疯子的数来宝作结：“……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6]135-136

这部话剧意在表明人的生存困境是可以突破的。与之相伴而生的，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作为反动派代表的冯狗子，仗势欺人，后来改邪归正，在新政权的改造下重新做人。从抱怨不止到积极投身修沟改造的丁四，从被欺压再到掌管自来水钥匙的程疯子，从义愤填膺一身疾病到组织修沟身兼委员的赵大爷等等，无一不见证了新政权带给人民的底气和人民对新生活的信心。

三、大泥坑与臭水沟

萧红一生漂泊，逃难到香港期间，遥望故土，战火的摧残与空间的阻隔无限感伤，这部作品是她逝世两年前完成的。难能可贵的是，《呼兰河传》是以孩童与成人的双视角推进，孩童与大人言语的对比中，孕育着所闻所感以及触目所及的风俗人情和世间众相。要说《呼兰河传》里的亮色和光明，“我”和“祖父”种菜、背诗的情节不可不提，那是呼兰小城里独属于我的快乐童年时光。此外，祖父对于冯歪嘴子的人性关怀，也是悲情世界的一抹阳光。与看客期待相反的是，冯歪嘴子在经历了丧妻之痛后，树立了牢牢地在人世间扎根的念想，虽是雨打飘零却愈发笃定。这样的希望，作为大泥坑沼泽里的对立面，十分可贵。

小说情节与结构的散化，聚合起来，便是显性与隐性两大泥坑的现形实体。大泥坑极具隐喻性与象征性，是思想僵化与心灵畸变的缩影和印痕。迷失在充满大泥坑的呼兰城里，看杀不时发生，生命力被吞没，这一滩大泥坑惊不起半点涟漪。“出没在《呼兰河传》中的历史形象已不再是《生死场》中那个自然生产方式的轮回，而是死水式的社会病态的文明的因袭，出现在《呼兰河传》中的国民灵魂也不再是动物性、非主体的乡土人众，而是无意识无主名杀人团式的群体，出现在《呼兰河传》中的希望也不再是某一个危机引致的大众觉醒，而是某种未被这文明社会所淹没的生命力。”[7]196除了愚昧麻木的看客，大泥坑的长久存在与呼兰城人的生死观念也非常密切。在呼兰城人眼里，春夏秋冬的更替，生老病死的变换，一圈又一圈的轮回，看得多了还是看不够。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震动的，他们心理扭曲畸形，关心的只是怎样更好地看热闹。因而，这样病态的大泥坑还会因袭下去。苦难深重的时代里，人性的美好俨然已被淹没于滚滚洪流里[8]76-79。

老舍通过《龙须沟》里“臭水沟”这一贯穿全剧的物象载体，反映了“吃人”的社会当中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老舍创作最大的特征便是人民性。而臭水沟更是与民生息息相关，这也是人民艺术家老舍格外关注和用心的原因所在。从前后改造的向度来看，存在两个龙须沟，亦即解放前的龙须沟与改造后的龙须沟。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旧社会的龙须沟就只能叫作臭水沟。而臭水沟经过为人民办实事的政府改造过后，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水清而沟不臭的龙须沟。

“周扬同志说:‘《龙须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老舍先生不过忠实纪录了修龙须沟的事件，但他没有做新闻报道式的纪录，也没有写真人真事，他创造了几个真正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他使这些人物都和龙须沟联系起来’，他并且‘锐利地观察到了革命的影响所引起的各种人物的深刻的心理变化。’”[9]74-85在这样的情节架构下，以改造龙须沟为基点，众人物在语言推动力的情境下纷纷登台亮相。人物心理在改造前后的变化，鲜明而自然，在心理反差的变动下，也突出了老舍营构话剧的良苦用心。

在艺术魅力上，萧红的笔调细腻而内敛，语言生动，营造了一种散文诗化的文法体系。老舍的话剧笔法沉稳而简练，话到人到，情节和故事性不强，语言推着人物走。这是两位作家风格所在，也是不同体裁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文学景观。

结语

若以图景之说取名，“大泥坑”可谓是一幅安于现状、愚昧麻木的呼兰河居民图景，而“臭水沟”则是一幅无力反抗、饱受压迫的老北京市民图景。《呼兰河传》通过两个大泥坑，即显性的大泥坑与隐性的大泥坑，一个是实体的存在，一个是观念的存在。作者笔下的大泥坑虽然悬而未决，却在批判处于大泥坑里的人之时多了一重悲悯和启蒙的意味。《龙须沟》通过两个龙须沟，一个是属于旧社会的臭水沟，一个是属于新社会的龙须沟。作者笔下的龙须沟改造象征着时代变化，突出地反映了改造前后人民的精神状态，由衷地歌颂了新社会。

“大泥坑”与“臭水沟”是当时社会的某一个角落，由此知一斑而窥全豹。作者用独具匠心的笔法带我们回望了那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同时又以个体的表征现象隐喻象征了共体的生存处境。这样的隐喻与象征，关涉了人的生存处境，久久回响，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