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职教思想对应用型高校“稳就业”的当代价值

刘峰，夏靖婷，王文华

（常州大学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59）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2018年7月，中共中央依据外部环境将“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国家又将“保居民就业”置于“六保”之首。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就业对于国家、家庭和个人的重大意义。就业为民生之本，青年大学生的就业更是重中之重［1］。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为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其中应用型高校毕业生占比较高。后疫情时代，就业结构性矛盾逐渐加深，“用工荒”和“就业难”的矛盾并存［2］。一百多年前，为破除教育越发达、失业者越多的困境，黄炎培主张以职业教育来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无业者就业，有业者乐业”的教育目标［3］。后疫情时代，不少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在就业中暴露出价值观不当、能力不足、道德缺失等问题。梳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轨迹，可发现黄炎培曾在其职业教育生涯中对于类似的就业问题进行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其职业教育思想对解决当代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问题依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对后疫情时代下应用型高校实现大学生“稳就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轨迹

（一）起源——“实用主义教育”

五四运动后，随着自由、民主、博爱等思潮的盛行，杜威提倡的实用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对教育理论产生了诸多影响。众多学者结合实用主义理论考察分析我国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如胡适依据杜威“思维五步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箴言；陶行知在该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生成生活教育理论体系；陈鹤琴将留学期间学到的杜威理论改造成“活教育”理论［4］。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

1913年，时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的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中批判了教育与生活脱节的弊端，从理论上强调了学校与社会二者相互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依次提出有关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的实用主义教育的具体改进方案，并指出教育不仅是传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发展他们的能力。黄炎培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引起教育界的强烈反响［5］。1914年，黄炎培考察走访了皖、浙、苏、鲁、津、京等地，通过大范围的实地考察，挖掘出了我国教育的“病根”所在，即教育越发达，失业者越多。众多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无一技之长，沦落为“高等无业游民”［6］。1915年，黄炎培对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学校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走访和学习，同教育界、实业界的有识之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次实地调查使得黄炎培对美国职业教育的实施流程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7］。1917年，经过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实地考察之后，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对毕业即失业这一教育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概括为三点原因：一是学校的设置拘泥于教学系统而忽视了市场与人才的供求关系，二是课程设置侧重于理论指导而忽视了实践，三是学生功利性强但职业能力弱。同时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则必须兴办职业教育［6］。

（二）发展——“职业教育之礁”

为实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标，实践中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形成了“做学合一”“手脑并用”的教学方式。20世纪20年代初，职业教育机构的数量陆续增加，办学实践中的问题与矛盾也开始凸显，尤其是学生入学时的积极主动与入学后乃至就业后的消极懈怠形成强烈反差。多数学生重在读书，却无毕业后服务社会的思想。即便毕业后投身职业界，其思想观念却未能及时转化以适应职业要求［7］。面对种种矛盾，黄炎培深感忧虑，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批判了“重理论而轻实习”“有读书之惯习，无服劳之惯习”的现状，指出民国初年的青年学生富于欲望而贫于能力，有读书之爱好而缺乏动手之精神的弊病［8］。为此，他大力倡导广大青年学子在书本以外积极融入社会环境，明确市场需求，辩证地看待学习与劳动间的关系，要在做中学，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并行［9］。

在教学实践中，黄炎培还十分注重学生的“手脑并用”，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反观欧美职业教育中丰富的应用与动手环节，我国的职业教育出现了“农学生知识不如老农，商学生不足应商业用”的问题［10］。为此，黄炎培要求职业学校依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分设各科，每科设置工厂，除了配备传授知识的教师外，还聘请职业界的能工巧匠指导学生动手。此外，他还鼓励学生去合作社、银行、农工场实习，并且要求学生严格遵循职业规则，规范各科职业行为，以真正实现所学为所用［11］。

（三）成熟——“大职业教育主义”

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黄炎培在近十载职业教育实践和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该理念更多地包含了对职业教育如何适应外部环境这一问题的思考。这一时期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实现了由内到外的转变，标志着其思想已实现基本成熟。

首先，大职业教育应当秉持社会化的办学方针。黄炎培基于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职业教育要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单从教育界或职业界入手都不足以发达职业教育［12］。因此，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社会所需的人才就是职业学校需要培养的人才。面对国内大量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状，社会所需专业技术人才与学校供应不匹配的矛盾，他指出这正是由于教育脱离社会，忽视了社会的实际需求造成的。职业教育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不注重社会需求，闭门造车式的教学断不可取［13］。

其次，科学化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黄炎培认为我国两次工业革命落后于西方，遭受外敌侵袭，皆因忽视了科学的重要性［14］。科学是进步的基础，职业教育就是要用科学来改变百废待兴的局面，实现百业发展。办职业教育不能只在意数量，更应注重品质。运用科学解决职业教育问题应从物质和人事两方面着手。物质层面要因地制宜、科学地进行预试验，在经验的基础上由点到面进行推广；人事层面指各级机关应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等。此外，他还创新地将心理学与职业教育相融合。由于职业的多样性及学生的差异性，职业心理学能快速有效地帮助学生依据其个性选择适合的专业和职业，从而实现因需施教［6］。

最后，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要平民化［15］。1929年，国民政府发布的首都人口统计中，不识字人口占总人数的72%；无业人口占总人数的56%。对此，黄炎培认为失业问题与失学问题一样十分严峻。彼时社会受“学而优则仕”“谋生第一，求学第二”的观念影响，民众普遍认为“书是有钱人读的”。因此，他热切呼吁职业教育要“平民化”，只有全民的职业素质提高了，社会才会真正地发展和进步。职业教育在下为个人谋生计之所需，在上急民族之所急，于“己”能改善生活，于“群”为社会创造福利［11］。

二、当前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中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就业观念不理性——高低不就

高等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的“精英化”发展到如今的“大众化”，高校毕业生人数激增，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就业压力，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才是就业问题的内核。用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有人无岗”和“有岗无人”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大学生择业时对工资要求过高、对某些行业过分追捧，无视自身能力、就业形势和用人单位的需求，抱以不切实际的就业观念［16］，最终导致了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

泛滥的重利思想、物质主义取向使得薪酬待遇成为影响大学生择业的刚性因素。有研究对不同年份的大学生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比发现，大学生对月收入的期望值超过8000元的占比从2015年的11.8%上升到2020年的33.9%。可见，近几年大学生择业时对工资的需求有显著提升，收入低的工作不愿意做，收入高的工作就业难，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是当前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所在［2］。大学毕业生关注薪资无可厚非，但在初入社会工作经历欠缺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唯工资至上”的理念是不可取的。产生这一非理性就业观念的原因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毕业生未能从行动上和心理上适应高等教育模式的切换。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级人才越来越多，不少大学生想当然地以为毕业后必然要进入高层次的工作岗位，不愿意从事基层工作［16］。二是学生和家长对高等教育投资的预期回报过高。家长普遍认为大学毕业前投入的高物质、人力成本，势必会换取毕业后的高回报，于是产生了自负、攀比、虚荣等不良心态。

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对于大学生就业观念产生了强大冲击。社会调查中心、中国青年报经济部对2020届毕业生开展问卷调查，六成以上的应届毕业生“求稳”心态凸显。同年，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也再创新高。《2021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42.5%的大学毕业生倾向于国有企业，13.2%选择事业单位，愿意进入国家机关的比例较去年翻倍，而想去民营企业的比例则从去年的25.1%下降到19%。种种数据表明，在疫情的风险冲击下，大学生对未来形势预期更为悲观，就业观念更加保守求稳。众多毕业生扎堆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家机关等岗位，以实现进入体制内获取“铁饭碗”的目的。缺乏就业信心、自我效能感偏低等心态导致毕业生在择业时更易做出集体性的选择。这种过分追捧“铁饭碗”的“从众心理”，不利于多维度的就业竞争和多元化的自我实现，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就业观念的“内卷”［17］。

以上非理性的就业观念造成部分大学生“懒就业”“慢就业”甚至“不就业”。收入不高的或基层的岗位无人问津，高收入且体面的岗位趋之若鹜。抱着求稳观念的毕业生热衷体制内工作，但由于体制内的岗位有限，多数学生都被拒之门外。有些毕业生因此信心受挫而待业在家，最终沦为“啃老一族”，这对于家庭而言是一种负担，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16］。

（二）就业能力不扎实——力不胜任

早期有国内学者将就业能力定义为毕业生在大学阶段学习知识、培育综合素质以获取实现就业、符合社会需求、实现自身价值的本事［18］。而后，又有学者结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背景，提出大学生就业能力体现在根据岗位需求而培养的各种技能和学习能力［19］。Andrews等（2008）选取四个欧洲国家对其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进行调查，认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体现在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思维能力、语言交流能力等四个方面［20］。

当前，就业能力已成为影响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的短板。打铁还需自身硬，缺乏过硬的就业能力使得大学生在毕业求职时普遍存在着力不胜任的问题。很多用人单位表示从“象牙塔”走出来的毕业生不仅专业能力不够扎实，在沟通、写作、团队合作等方面的能力都比较薄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针对《2020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大学生知识的培养固然重要，但能力的建设更需要重视，基本的技能训练如阅读、写作、计算等，需要进一步纳入大学生的培养体系中去。另一方面，大学生个人能力和市场需求错配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原因之一，出现学校所学难以为社会所用的情形，往往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能力错配，大学生的人力资本难以得到充分发挥［21］。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大学是就业能力的“加工场”，而现实中，部分学生卸下高考的重担之后，将大学视为放松和解脱的“游乐场”。他们缺乏对大学生活的合理安排和完整的职业生涯规划，没有清晰可行的职业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也缺乏自我提升意识，未能合理利用这一宝贵阶段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直到就业时才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匮乏［22］。此外，面对变幻莫测、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部分学校未及时把握当下相关就业岗位的需求，教育发展的速度不能同步甚至落后于技术的更新，这也是导致学生就业能力和职业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原因。

（三）职业道德缺失——不讲诚信

麦克利兰的“素质冰山模型”将个体素质分为显性和隐性两部分，外在的、易于观察的显性部分主要是指知识和技能，可通过培训来改变和塑造；内在的、难以观测的隐性部分是自我形象、个人特征等，不易受到外界影响而改变。隐性部分对于个人的行为表现有着重要影响，个人的隐性素质往往支撑着显性素质，因而职业道德才是影响个人外在行为的关键要素。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职业道德、心理素质是不容忽视的软实力，并且现如今的软实力正日益成为职场的硬道理［23］。

诚信是公民思想道德的基础，然而部分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却不乏失信的情况。例如，在求职时虚假包装自己，在简历中弄虚作假，填写成绩单时篡改分数；伪造社会工作、实习经历；复印他人的获奖证书以粉饰自己。在择业时随意毁约，部分学生抱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想法和多家用人单位签约后，又继续在招聘会上“骑驴找马”，不顾及用人单位和学校的声誉而擅自违约，该行为既侵害了用人单位权益，也扰乱了就业秩序。在就业后，部分学生眼高手低，频繁换岗，没有敬业精神，把今天的岗位作为明天“跳槽”的跳板，不珍惜已有的工作机会，缺乏工作激情、敷衍了事［24］。

当前多数大学生对诚信的认知较为充分，但诚信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而是需要在实践中遵守的原则。学生职业道德缺失除了自身品质的问题，还与高校未能正确引导有关。长期以来，职业道德教育一直是应用型高校人才培育的短板，很多高校着眼于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对塑造职业观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无论是在课程设置还是教师储备上都存在漏洞，一些成绩优异的学生未能全面健康发展，形成了以权和利为目标的职业观，走入社会后甚至忘记自身道德底线，在岗位上弄虚作假，弱化了自身的职业操守的同时，也损害了高校的社会形象，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23］。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应用型高校“稳就业”的启示

（一）“人职匹配”“职业平等”，培育正确的就业价值观

“谋个性之发展”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根本价值，“个性实现”是谋求生计、发展能力乃至服务社会的底层逻辑，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各司其职，还需要人尽其才［7］。人作为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需要充分考虑其主观能动性，实现个性和职业的有效匹配。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应用型高校大学生不了解自身的个性，也不能判断哪些岗位适合自己，盲目且从众地进入父母满意的、社会美誉度高的职业，最后产生工作倦怠、生活了无乐趣的心态。因此，应用型高校大学生首先要做到了解自己，并依据个性、兴趣、能力、身体等方面的情况自主地做出决策，走和自身天性禀赋相配的职业之路；另外，应用型高校的就业指导也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要完善以人为本的全方位的就业指导教育，因材施教，围绕学生性格特点有差别地进行就业指导，确保学生更好地认识自身优劣势，理性地选择与个性相匹配的职业。

黄炎培一向认为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要充分发挥职业平等的精神，尊重劳动［9］。在“重利”思想泛滥的时代，“鄙劳”等不良风气盛行，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过分追捧“高等”的职业。为打破“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应用型高校首先要破除对职业的偏见和歧视，要帮助大学生正确地看待不同职业的差异，打破职业分级的旧观念，树立平等的劳动观、职业观。其次，要注重对于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启蒙，例如增加实操比重，鼓励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劳动的价值，增强挑战的勇气，助力其树立多维度的竞争意识。最后，要积极引导大学生进行多元化的就业选择，除了“北上广”“铁饭碗”外，不同地区和不同职业都有可以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与其拘泥于刻板观念，执着于单一的职业岗位，不如摒弃非理性就业观念和期望，投身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做到“行行出状元”。

（二）“手脑并用”“做学合一”，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针对大学生“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的情况，黄炎培曾强调要边做边学，注重手脑并用，理论与实际都要抓，知识与技能都要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始终贯彻“做学合一”的原则，遵循“社会化”的培养方针［25］。具体而言，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在实践中增强自身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应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与更新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努力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人才。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首先体现在独特性，将个人特长与就业能力相融合能够带来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无法复制的竞争力。其次是专业性，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未来发展的最低线，而能否把所学专业知识运用于工作上则决定了大学生今后发展的天花板，因此拓展自身知识面对于大学生就业和未来职业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最后是稳定性，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大学生需要始终坚持从实践出发，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唯有稳住自身的心性和意志力，才能稳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26］。

“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理念在当代不仅限于“学以致其道”，更要“游于艺”［27］。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是专业能力和其他素质的综合体现，这就要求其既要专也要博，全面均衡地发展。大学生不懂专业知识固然行不通，但只充当某一门专业知识的“容器”也不利于其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当前的就业市场更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复合型应聘者。这就要求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专业知识技能并加以融会贯通之余，还要不断锻炼自己专业外的能力，如与人沟通、言语表达、商务礼仪、创新创造等方面的能力。21世纪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非“制器”，应用型高校要注重培育学生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勇于创新、勤于思考的能力，培养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走向世界舞台的新时代大学生。

（三）“敬业乐群”“爱国爱民”，树立规范的职业道德

“敬业乐群”是黄炎培提出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规范。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所谓“乐群”，是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25］。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不仅是技能教育或就业教育，机械的教育最多诞生“改良的艺徒”，绝不会诞生“良善的公民”。职业教育不但要培养可以谋生计的技术人才，还要着眼于学生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28］。为此，他要求学生铸就“金的人格”和“铁的纪律”。所谓“金的人格”，就是具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互助互爱的精神和刻苦耐劳的习惯［29］。“铁的纪律”则是辅助形成人格的必要手段，学生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克服骄奢淫逸的风气。应用型高校要完善职业道德教育和惩处制度，职业道德教育不能仅止步于书本，还要灵活采用情境教学、案例教学、榜样教育等参与感强的教育方法，使学生把道德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要对不诚信的行为予以惩罚，大力批判偷奸耍滑、钻营谋利的行为，维护崇尚爱岗奉献精神的校园风气，提高学生整体的道德素养，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30］。

“爱国爱民”作为永恒不变的时代主题，是对黄炎培职业道德观的高度升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诞生于动荡混乱的旧中国，但这一思想在新时期仍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大学生应当具备的最久远、最坚定、最有力量的理想信念。诚信缺失的一大原因就是信仰缺失，具备坚定信仰的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约束自我、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应用型高校大学生作为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应用型高校要注重引导大学生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视野中思考个人的职业发展，努力培育其成为一名有学识、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高素质“职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