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母妃”称谓考

王学深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2249）

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隻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在展览中，一幅清代怡亲王弘晓的书法作品吸引了笔者的关注。这幅书法作品是弘晓与母亲到家中花园赏景行乐的即兴之作，卷首以喜奉“慈帷到小园”为起句，以“欢承共笑颜”收尾，书法之中不乏对“丹枫”“黄菊”“松筠积翠”等秋意渐浓园景的描绘。虽然全文仅短短65个字，但却勾勒出母子二人赏花时，母慈子孝、和谐欢愉的画面。书法作品落款钤印“臣弘晓印”和“怡亲王宝”两枚印章，证明了书法作品为弘晓自书无疑。

弘晓（1722—1778），字秀亭，号冰玉道人，为康熙帝第十三子允祥和嫡福晋兆佳氏所生的第七子。兆佳氏是满洲正白旗尚书马尔汉之女，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去世，享寿近80岁。雍正八年（1730），允祥病逝时弘晓仅8岁，“少年失怙”的弘晓承袭怡亲王爵位，14岁即入内廷行走历练。因此，书法作品中所述场景应发生于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前。但是，这幅作品最吸引笔者之处并非遒劲的书法本身，也不是书法作品的主人公可能与《红楼梦》原型人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是弘晓在全文结尾处的落款称谓。在落款处，弘晓写道：“奉母妃小息西园喜成。”当“母妃”二字映入眼帘时顿时引发了笔者的兴趣。清代“母妃”称谓有何规定？应如何使用？弘晓所用是否恰当？这些问题推动着笔者对清代“母妃”用法进行考证。

目前学界对“母妃”称谓用法的定义，笔者仅见李林在对汉语中母亲系列称谓研究时的界定，他提出“在古代中国的汉族皇族中，皇后所出的皇子和公主称母亲为母后，嫔御所出的子女需认皇后为嫡母，称皇后为母后，称生母为母妃，皇子、亲王的子女亦称母亲为母妃。清代的皇子和公主则称母后作皇额娘”[1]。虽然李林关于母妃的论断大体正确，但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同质化称谓，更没有对明清时期“母妃”一词用法做比较分析。除李林外，学界对清代后宫研究侧重于尊封制度或政治权力的演变①近期代表著述，如沈欣的《清代太妃太嫔的尊封研究》一文，论述了清代太妃太嫔尊封制度的演变，强调了以道光朝作为分水岭，之后普遍施行尊封的制度。参见沈欣：《清代太妃太嫔的尊封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期，第27-37页。又如毛立平的《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一文则从制度、礼仪和空间三个维度，探讨了清帝如何控制和打压皇后的权威，揭示“宫壸肃清”背后的运作逻辑。参见毛立平：《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43-59页。。然而，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清代“母妃”称谓的用法，笔者目前仍然未见有相关论述。有鉴于此，笔者以实录、会典等官修政书为基础，结合原始档案和清代笔记、文集中的相关记述，对清代“母妃”称谓做详细考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溯源比照：明代史料中的“母妃”称谓

在现存各种明朝的官修和私修的史书中，一部分“母妃”的记载是专指皇帝或皇子称谓其母而言的。如在《明史·礼志七·嘉礼》中就明确记载了明代天子称生母或庶母为“母妃”之制，体现了官方的立场与明朝的礼法规制，文载“明制，天子登极，奉母后或母妃为皇太后，则上尊号”[2]1362。在明代，除了天子称生母或庶母为“母妃”之外，皇子与承继大统的嗣皇帝同样可以称生母为“母妃”。如谈迁在《国榷》中提及朱元璋第15子朱植之母时，就记载“壬午，辽王植薨。植母妃韩氏”[3]1210。《建文皇帝遗迹》中记有“建文皇帝讳允炆，在位五年，懿文皇太子之长子，太祖皇帝之嫡孙也。母妃懿敬皇后常氏”[4]330。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孝宗嗣位后，即追尊其“母妃纪氏为皇太后”[5]21。

类似的，当朱厚熜以旁枝藩王被选定承嗣大统后，也有在封地“辞献王园寝，翼日辞母妃，启行在”的记述。[6]2嘉靖帝承统后，发布上谕：“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7]41南明建立后，福王朱由崧同样有“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8]9之故事。这些事例中，称呼“母妃”者或是皇子，或是承嗣大统的嗣皇帝，因此称“母妃”属合理规制。

在明代史料中，还包含着很多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称其母为“母妃”的记载。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周王有燉奏，欲建本府宗庙，请庙式祭祀等仪及母妃冯氏封谥”[9]974。朱有燉是明太祖第五子朱的长子，承袭周王爵位，此条记载可视为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称谓“母妃”的例证。实际上，在《大明会典》中就有关于非皇子身份的宗室王公称其母为“母妃”的规定。在《大明会典·玉牒册式》描述明朝封藩王爵子嗣的称谓格式这一章节中，就规定“某王某，生子几位，女几位。第一子某，某年月日，母妃某氏嫡生……第二子某，某年月日，母妃内助几妾某氏嫡庶生”[10]17。依据这一格式与规定，藩王的嫡子或庶子对其生母均可称呼“母妃某氏”，实际上进一步制度化了明代“母妃”称谓的用法。

明代藩王称“母妃”的规制在诸多史料中有所体现。例如，《明宪宗实录》载成化三年（1467），“鲁府钜野王泰墱薨。王，靖王之第四子也，母妃严氏”[11]751。成化六年（1470）六月，“周府宜阳王有炥薨。王，定王之第九子也，母妃胡氏”[12]1560。朱泰墱是第二代鲁王朱肇的嫡次子，而宜阳王朱有炥为周定王朱庶出第九子，此两例印证了《大明会典》中明代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称其母为“母妃”的规制。

与之类似，在《明孝宗实录》《明武宗实录》中也有诸多类似的记载，下文再试举几例以为佐证。如，“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辛亥，郑府朝邑王祁镕薨。王，郑靖王第四子，母妃张氏”[13]115；“周府临湍王同钧薨。王，懿王庶第五子，母妃余氏”[14]1001；“代府宁津王聪滴薨。王，怀康王嫡长子，母妃史氏”[14]1001；“赵王祐棌薨。王，靖王第三子，母妃杨氏”[15]3071。可以说，在明朝史料中几乎每朝都有非皇子出身的王公（无论嫡子还是庶子）按《大明会典》规制称谓“母妃”的事例。

在《明宪宗实录》中还有给封藩王爵“母妃”增加月供和请求封赠的记载。如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丁巳，“增给韩府汉阴恭怀王母妃周氏等食米月五石”[16]739。实际上，这一做法在《大明会典》中有据可循。按明制，在亲王、郡王去世后，朝廷应增加“母妃”供米数量，史载“亲王薨，子幼或无子者，其所遗母妃及女并宫人，岁给米二百石，袭封日停止。郡王薨，母及妃女并宫人岁给米一百石。母妃故，女受封，各减十石”[17]15。在《明世宗实录》中有楚王朱英佥为其“母妃”请求封赠的记载，“庚寅从楚王英佥请加封其嫡母妃吴氏为太妃”[18]7996。

通过以上对明朝诸多事例的列举可知，在明代宗室称呼其母为“母妃”的用法为常规现象，这既是明朝官方的规定，也与时人尊称王爵宗室夫人为“亲王妃”“郡王妃”的惯习有关，不仅适用于皇子，也同样适用于地方藩王后裔。

虽然明代“母妃”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清代母妃称谓的源头，但是，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却并不常见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公称其母为“母妃”的事例，更没有像明朝一样形成延续性的制度。相反，清朝非皇子宗室的“母妃”称谓的使用，展现出“清承明制”和“从有到无”的两种表象。

二、考求文献：清代史料中的“母妃”称谓

考求现存的清代文献，“母妃”一词多用于皇子对其生母的称呼，当然也适用于皇帝对其生母和庶母的称谓。这一用法与明代较为接近。然而，清代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公称其生母为“母妃”的事例较为少见，这一点则与明代“母妃”用法大不相同。

在目前可见的清代官方史料中，无论是在入关前，还是在入关后，“母妃”的称呼都十分频繁地与皇帝或皇子相关联。例如，天聪三年（1629）二月，当皇太极迁其生母孝慈高皇后孟古与清太祖努尔哈赤合葬于福陵时，也一并迁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之母富察氏之棺椁合葬，史载“大贝勒莽古尔泰母妃富察氏灵榇亦祔葬于傍”[19]69。因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第五子，其母富察氏为第二任大福晋，故此称谓属于皇子称其母为“母妃”的形制，与明代用法大体相同。

入关后，“母妃”这一称谓的用法并没有改变，并逐渐常规化。康熙元年（1662），康熙帝为其生母佟佳氏上尊号时，即称其母为“母妃”，史载“皇考世祖章皇帝宅中定鼎，母后皇后克副徽音母仪四海，母妃温恭淑惠诞育渺躬……母后尊号曰仁宪皇太后，母妃尊号曰慈和皇太后”[20]10。

当胤禛继位后，在一道上谕中征询后宫母辈嫔妃的意见，问及她们是否愿意随同已经出宫开府的子嗣在宫外居住，“遣人询问诸位母妃，咸愿随子归邸”[21]593。这里的“母妃”显然是指康熙帝册立的嫔妃，即雍正帝的诸位庶母。在谕旨中，雍正帝还屡次将皇长子胤褆之母那拉氏称为“惠妃母妃”。当这道谕旨下发后，具有皇子身份的允裪、允禄等均可以将自己“母妃”接到宫外居住。根据薛戈与黄一农的研究，在“雍、乾时只要其子嗣是已在宫外分府的王、贝勒，确有机会获允出宫。但诸王、贝勒一旦被革除爵位，其迎养母妃的资格也随之丧失”[22]。这里两位学者提及的“母妃”和宫外分府”是专指皇子而言。

在雍正帝责备胤祉和胤禩的文献记载中，也称他们的生母为“母妃”。如“诚亲王允祉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不义不孝于其母妃，则肆行忤逆”[23]442。又如，按雍正帝所言“允禩母妃病笃时”，其“母妃”不仅对允禩多有规劝，而且在这位被康熙帝称为“辛者库贱籍”的良妃卫氏去世后，雍正帝还责备允禩“不尽心医治伊母妃”[24]85。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帝胤禛同样将皇九子胤禟之母郭络罗氏称为“母妃”，文载“现今宜妃母妃，朕遵皇考遗旨，著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25]。

乾隆朝与康熙、雍正两朝在“母妃”的用法上保持了一致，在记述皇帝与皇子们称谓其生母或庶母时，“母妃”这一称谓依旧更多出现在官方史料记载中。乾隆帝在乾隆元年（1736）八月十二日的上谕中就言及“以后诸母妃送来之物位分签照旧写，不必写进字”[26]73。在乾隆六年（1741）的一道约束后宫的上谕更是阐明了“太妃”与“母妃”的关系。据载“至于诸太妃所有一切，俱系圣祖皇帝所赐。诸母妃所有，亦是世宗皇帝所赐。即今皇后所有，是朕所赐。各守分例，撙节用度，不可将宫中所有移给本家。其家中之物亦不许向内传送”[27]1230。通过这道上谕可知，文中“太妃”指康熙帝后宫嫔妃，即乾隆帝祖母辈女性，而“母妃”指雍正帝后宫嫔妃，即乾隆帝母辈女性，二词对应关系已经清晰明了。

在官方史料中也多次出现弘历称其诸弟生母为“母妃”的记载。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朝廷晋封和亲王弘昼之母为皇贵妃时，内阁大学士等奉谕旨中就有“裕贵妃母妃，侍奉皇考，诞育和亲王，淑慎素著”①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壬辰内阁大学士等奉谕旨全文：“裕贵妃母妃，侍奉皇考，诞育和亲王，淑慎素著。朕御极之初，即钦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晋封贵妃，以申敬礼之意。四十余年，慈宁随侍，亲爱尤深。兹年届九旬，实为宫闱盛事，宜崇位号，以介藩厘，应晋封为皇贵妃。所有应行事宜，各该衙门察例豫备，届期蠲吉举行。十月甲申，上亲奉册、宝行礼。如前仪。”参见（清）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卷19，嘉庆十一年内府抄本。之句。又如，弘历对弘瞻之母同样以“母妃”称之。[28]15此外，乾隆二十二年（1757），履亲王允陶之母定太妃万琉哈氏逝世，在陈康琪的《郎潜纪闻二笔》中就记有“王母妃薨，奉移之东陵”[29]500之句。由此可见，乾隆朝时期对皇帝或皇子的生母和庶母称“母妃”，还是十分常见的。

然而，自嘉庆朝以后，“母妃”称谓在官方文献中使用频率下降，并最终不见踪影。嘉庆六年（1801），嘉庆帝为其父乾隆帝的嫔妃陈氏加封贵妃尊号时曾言及“婉太妃母妃，从前皇考在藩邸时蒙皇祖所赐，侍奉皇考多年，嗣经晋封为妃。现在寿康宫位次居首，年跻八十有六。康健颐和，宜崇位号，以申敬礼，应尊封为婉贵太妃”[30]4。此条《清实录》的记载，是笔者目力所及的清代官修文献中对“母妃”称谓的最后记述。又如，在以《大清会典》和《宫中档奏折》为代表的官方文献中，前者关于“母妃”称谓记载的时间下限是嘉庆六年正月为进封婉太妃母妃事，而后者关于“母妃”称谓记载的时间下限是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为裕贵妃母妃进封事。由此可见，嘉庆朝以后“母妃”这一称谓在官修文献中已无踪迹可循，而乾隆朝正是“母妃”称谓使用与记述由松转紧的关键期。

综合以上史料，“母妃”这一称谓在清前期几乎都是皇帝或皇子称呼其生母或庶母所用的词汇，这一点与明代用法大体相同，但却并没有明代使用频率高。降至清代中后期，“母妃”一词逐步淡出官方历史书写。这一现象与明代诸多官私文献，如《大明会典》《明会要》《明实录》《国朝献征录》《弇山堂別集》《万历野获编》《小腆纪年》中关于“母妃”比比皆是的记载形成反差。这种“从有到无”的现象是明清关于“母妃”称谓的不同处之一。

此外，清代也有将皇后之母和藩属国国王之母称“母妃”的记载。顺治八年（1651），在顺治帝册封皇后典礼时，官修文献中第一次提及“母妃”这一称谓，史载“上出宫步迎至太和门内，皇太后由太和殿入宫，册封使臣既至皇后邸，卓礼克图亲王等朝服出迎，置册宝彩亭于门外，皇后同母妃及格格等朝服迎于院中序立”[31]465。在这则史料中，“母妃”应是指皇后生母，即顺治帝福临的岳母，但也应属于皇帝称谓“母妃”的一种特例，仍不出“天家”范围。此外，如朝鲜、安南等作为清代藩属国，沿用了明制，国王可称其母为“母妃”。例如，乾隆朝时有安南国臣民上表“请立故王维褍之子翁皇司维谨主国事，并迎其母妃回国”一事。[32]14636又如当朝鲜国王母妃、王妃去世后要上表清朝，清朝派使臣祭祀。例如，李熙之母在光绪十六年（1890）去世时，《清史稿》有载“是年，熙母妃赵氏薨，遣使奉表来讣”[32]14610。

那么，除去以上情况，像开篇这幅书法中的主人公弘晓，一位乾隆朝时期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公，称其母为“母妃”的方式是否有据可循呢？经过笔者对史料的梳理发现，清代在非皇子宗室王公称谓“母妃”用法上经历着从“清承明制”到“从有到无”的转变，乾隆朝以后刻意规避了汉文“母妃”的用法。

三、“从有到无”：清代非皇子出身宗室的“母妃”称谓流变

清朝入关定鼎燕京后，在很多制度方面都“清承明制”。因此，在入关后的首部会典——康熙朝《大清会典》中就记录了关于宗室王爵之妻称“妃”的条例。在入关前的崇德三年（1638）只是规定亲王以下所生子女要将出生的年、月、日、时，以及“母氏某，收生妇某，开列送府（宗人府），详载册籍”[33]3，并没有称王爵之妻为“妃”的记载。但是，顺治九年（1652），朝廷题准“亲王以下所生子女，详开某王、某贝勒某妃、夫人某氏所生子名某”[33]3。顺治十七年（1660），朝廷在规定玉牒记载格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颁布谕旨“题准亲王、世子、郡王正室，汉文称亲王妃、世子妃、郡王妃”[33]2。可以说，这一典章为清代非皇子出身的宗室在汉文称谓“母妃”上给予了官方支持，也彰显出亲政后的顺治帝倾向于汉式称谓的态度，这一做法也被康熙朝所继承，并收入康熙朝《大清会典》之中。正因如此，在康熙朝的官方史料中我们能够发现数例非皇子称其生母或庶母为“母妃”的记载。

康亲王杰书在平定三藩之际，其母博尔济吉特氏，不幸病逝。康熙十九年（1680），杰书被召回京师后，康熙帝才派遣大臣告知其母之丧，史载“王出征后有母妃之丧，在王亦属大故。卢沟桥行礼毕，应即归私第临丧尽哀”[34]1167。在杰书的后代昭梿所写《啸亭杂录》中，同样有先祖崇安“自幼秉母妃教习二王书法，临池精妙”[35]270的记载。后来当崇安生母病重时，雍正帝还曾下发谕旨称“康亲王崇安母妃患病，著将抚远大将军印交与归化城都统丹晋收贮，崇安即速来京”[36]618。以上记载于官方实录中的事例，体现出康熙帝和雍正帝对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爵称其母为“母妃”的认同。

除了礼亲王家族内部的例子外，笔者还找到几个类似的记载，全部集中于康熙朝，且都在官方场合中使用。例如，《清圣祖实录》存有以下几处记载：康熙三十三年（1694），“和硕简亲王雅布生母妃薨，致祭一次”[37]784；康熙五十二年（1713），“和硕庄亲王博果铎母妃年八十六”[38]514；康熙五十七年（1718）“和硕显亲王衍潢母妃薨，予祭一次”[39]748；康熙五十九年（1720），“和硕裕亲王保泰母妃薨，谴皇十二子固山贝子允裪，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侍卫关保经理丧事，照例致祭外又加祭一次”[40]811。以上几个事例，均是康熙时期官方场合下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公之母被称为“母妃”的例证。甚至在康熙年间还有将蒙古王爵之母称为“母妃”之事，如“阿巴亥王卓礼克图母妃，王吴尔占噶喇布母妃各赐衣一袭及银币”[41]172。

雍正朝继承了康熙时期的做法，在雍正朝的《大清会典》中也沿用了康熙朝称宗室王爵嫡妻为“亲王妃、世子妃、郡王妃”[42]9的用法，而且多次援引康熙朝《大清会典》中关于为亲王妃及所生女请封赠的事例，并提及了“亲王侧妃”和“郡王侧妃”的称谓。[42]11然而，清初对亲王、世子、郡王嫡妻所对应汉文称“妃”的做法在乾隆朝可以说为之一变，这也令非皇子身份的宗室称谓其母为“母妃”的做法失去了典章的支持。作为与前两部《会典》相比变化较大的一部，乾隆十二年（1747）编纂完成的乾隆《大清会典》明确了亲王、世子、郡王嫡妻应被称为“福晋”，如亲王福晋、世子福晋、郡王福晋，而次妻被称为“侧福晋”[43]3，决然不再提及“某王妃”的称谓形式。

与此同时，乾隆朝关于宗室子女母亲的记载书写形式，也回到入关前崇德时期的方式，强调“宗室束金黄带，觉罗束红带，生子女周岁书其年月日时、母某氏，详其嫡庶次第，具册送府”[43]1，在表述上与康熙朝《大清会典》相比，有去“妃”的倾向。在此后的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沿袭了崇德和乾隆年间的做法，《玉牒》中只收录“母某氏所生子名某”[44]1，而不见王爵之妻“妃”的称呼。在光绪朝的《大清会典》中，则更简单地记述为“生子则以告而书于册”[45]33。正因如此，宗室中非皇子出身的王爵贵族称呼其母为“母妃”的用法到乾隆朝也随之失去了官方支持，这是明清关于“母妃”称谓的又一不同之处。

这一转变不仅有保留满洲认同和旧俗的考量，而且有提升皇权威严和分亲疏、别远近的意味。换言之，乾隆帝不仅大为削弱了宗室妻妾称“妃”的合理性，而且统一以满文“福晋”称谓王爵嫡次妻。既然亲王妃和郡王妃已经统一称为“亲王福晋”或“郡王福晋”，那么其子辈也就失去了称其母为“母妃”的合理性支持。

四、乾隆朝的唯二特例：清代非皇子宗室称谓“母妃”的例证

在开篇所述弘晓书法作品中“奉母妃小息西园喜成”是乾隆朝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公在私下场合使用“母妃”的实证。除此之外，笔者也在文献档案中发现了另一件事例。作为礼亲王杰书和崇安的后人，昭梿在乾隆朝对其母同样称“母妃”。据《啸亭续录》记载：

先恭王妃舒穆禄氏，襄烈公玄孙女也。性庄整，御下严肃，人皆敬畏，罔敢欺谩……又予与某邸相善，常语及之，母妃正色曰：“此与赵文华每念不忘严府何异也？”予长跽谢过乃已。后乃为彼噬脐。又予泥古，痛恶宦寺，母妃曰：“宦寺庸劣之才，何足较量。府中包衣人，实咆哮不法，日后汝为彼所制，始信吾言之不缪。”确知宵小辈之凶焰。逆料后世若龟鉴云。[46]513-514

以上昭梿所记，不仅描述了其母教导他从正事、行正道的严肃态度，而且作者多次明确称其母为“王妃”和“母妃”。实际上，文中开篇所言“先恭王妃”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称谓可能是昭梿沿用明朝和清初康熙朝叫法的线索。有意思的是，杰书、崇修和昭梿均为礼亲王代善的后人，虽属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但在康熙末年早已远离皇位，三人更非皇子身份，在《啸亭杂录》的记载中却仍称他们的母亲为“母妃”。以上事例中的杰书和崇安对“母妃”的用法，符合康熙朝《大清会典》的规定，而昭梿《啸亭续录》中所记已超出了乾隆朝规定的“福晋”范围，可视为昭梿的一种自我选择。

追索弘晓和昭梿在乾隆朝收紧用词后却仍使用“母妃”的称谓，笔者个人推测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方面与两人的汉文化功底较深有关。弘晓是清朝著名的藏书家和诗人，常与宗室敦诚等人进行诗歌唱和，辑有《怡府书目》《明善堂诗集》等著作。弘晓不仅喜爱，而且抄录过《石头记》，[47]甚至与曹雪芹可能相识。[48]493因此，他有可能以明朝和清初汉式通行称谓“母妃”指称其母，而昭梿笔记中所载事例也应属此类。另一方面“母妃”这种被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公使用的情况更多为私下称谓或记载。随着清朝礼法构建的完善与日益严格，官方史料减少了皇帝和皇子对“母妃”的词汇使用，更不见非皇子宗室称谓“母妃”的踪影。不过，乾隆朝之后官方虽不提倡，但却无明文法令禁止，存在着一段过渡期，故某些宗室王公可能在私人场合还沿用着“约定俗成”的用法。

考求文献，清代中后期的子辈男性多称其母为“额涅”或“额娘”。在福格的《听雨丛谈》中就有“八旗人称母曰额娘，曰阿家，曰奶奶”[49]130的记载，而这种称谓也延续至清末。奕谟在一封辛丑年的函件中写道，“此泐，即问近好。并涛儿知之。汝九婶母（指孚郡王福晋）、额娘前均替请安，附问侄女近吉”[50]。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选出版的《载沣存札选刊》中同样存有宗室王公以“额娘”称谓母亲的记载，如奕谟的信札写道：“汝额娘、九婶母前均替请安，并问侄女近好，涛儿同观。”[51]载润的信札写道：“弟额娘座前祈代叱名请安，并贺年禧。”[51]载洵的信札写道：“子载洵跪请额娘前金安。”[51]由此可见，延至清末民初，“额娘”是清宗室对母亲较为普遍的称谓，而称“母妃”者未见记载。在晚清时期，甚至还有非皇子宗室将其庶母称为“侧额娘”者，如同治十一年（1872）辅国将军奕霨称贝勒溥庄庶母梁佳氏为“侧额娘”①《为叩恳明鉴贝勒溥庄侧额娘梁佳氏母子并无潜逃事》（同治十一年三月），《宗人府全宗》，档案号：06-01-001-000579-007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母妃”这一称谓，经历了从康熙朝《大清会典》向乾隆朝《大清会典》在文献记述上“从有向无”的转变，实际上从官方层面表明了乾隆帝不再支持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公使用“妃”或“母妃”称谓其母。但是，朝廷并没有明确颁布禁止“母妃”用法的上谕，这背后的原因需要另著文再做探析。不过，结合乾隆朝强调“国语骑射”与“满洲之道”的时代背景而言，以“福晋”代替“妃”，以“额娘”或“额涅”代替“母妃”符合乾隆朝“回向满洲”的时代背景和大趋势。因此，在乾隆朝的官方场合和记载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非皇子出身的宗室使用“母妃”称呼其母和庶母的踪迹，但在私下场合的自我记述中，非皇子的宗室采用“母妃”称谓其母的事例尚有少见事例。

综上所述，清代“母妃”这一称谓多由皇帝或皇子使用，但在嘉庆朝以后的官方文献中，“母妃”一词淡出人们的视野，可以说清廷对该称谓用法逐渐收紧。对非皇子宗室而言，“母妃”称谓经历了从清前期允许使用，向乾隆朝“不提倡”的转变，取而代之的“福晋”成为亲王和郡王的正室与侧室在满汉文书写中的唯一选择。因此，乾隆朝是“母妃”用词收紧的关键期。对于清代“母妃”称谓流变，笔者认为可以做综合比较研究。根据毛立平的研究，她认为“乾隆朝中期开始对后权进行全面地控制和打压，道光帝则将对皇后的管控程度推向极致”[52]。而沈欣则提出“道光帝继位后，拉开了对先帝妃嫔予以全部尊封的帷幕”[53]。结合本文梳理的清代“母妃”称谓的演变，笔者推断从乾隆中叶至道光初年，朝廷有意识地对后宫进行整肃，从尊号、称谓等制度入手，一方面提升皇室称谓的排他性，形成皇权的绝对主导；另一方面则通过普遍给予尊封和打压后权，重新厘定后宫秩序。

如上文所述，虽然发现了乾隆朝两例非皇子宗室称谓其母为“母妃”的用法，但笔者认为这是具有较高汉文化素养的书写者在私下场合中的个人选择，并不能像康熙、雍正时期在官方文献中可以公开记述。随着乾隆朝对“母妃”称谓使用的收紧，以及乾隆至道光年间的围绕后宫制度上的整肃，最终致使这一称谓淡出历史记载。

五、结语

清代统治者有意识地不让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公使用“母妃”这一称谓是有着自我考量的。在明代，无论是皇子，还是非皇子宗室，称其母为“母妃”这一做法不仅有制度规章可循，而且在众多官修、私修档案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是，反观清朝，“母妃”这一称谓绝大多数是针对皇帝与皇子而言，而非皇子宗室称呼其母为“母妃”的事例，在各种史料中并不常见，并经历了“从有到无”的转变，凸显了清朝官方对非皇子王公称呼“母妃”这一叫法的不认同。清朝相较于明朝，朝廷对“母妃”这一称谓的使用，有意识地加以收紧，而乾隆帝正是这一转变的背后推动者，不仅在官修政书中关于皇帝和皇子称谓“母妃”的事例大为下降，而且在典章上对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的妻、母称谓采取去“妃”化政策。乾隆时期对于“母妃”称谓的“知而不用”和“有意不为”，笔者认为大体出于两种考量：其一，体现出清代相较于明代皇权更加独专与集权化的倾向。在明清两朝实录中，非皇子宗室王爵称谓“母妃”这一现象“从有到无”本身就显示出“母妃”用法的“身份差异化”，更体现出清朝意图以礼法称谓丈量皇权与宗室王公间彼此界限的用意。“妃”的用词在乾隆朝的官方使用上已经完全收归皇帝本人和皇子所有，而其他宗室则无权染指。其二，乾隆朝对“妃”和“母妃”用词收紧，而以“福晋”“额娘”代替，将称谓统一化，展现出乾隆帝个人对满洲旧俗和身份认同的有意建构，以及入关百年后其对满汉差异淡化的忧虑。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此幅弘晓书法作品，以实物展现了在清代乾隆朝——“母妃”称谓的巨变期——一位非皇子出身的满洲亲王在私下场合称谓其母为“母妃”实例，也是笔者在档案文献所载之外仅见的实物例证。这一例证既可能是乾隆时期非皇子宗室“母妃”称谓虽然趋紧但尚未完全规避的写照，又体现出乾隆朝宗室王公的汉化倾向，凸显出乾隆帝所倡导的“旧俗”与现实的张力，进而反向刺激着乾隆帝紧绷的神经。总之，这幅书法作品在书法价值之外，更有学术研究功用和史学价值，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