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及构建路径

鲁 倩，马婷婷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天地自然为其生存发展的基础和繁衍生息的根本，在与自然界几千多年的相处作用下，创造出璀璨多姿的人类文明，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共识。[1]纵览人类历史发展，人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敬畏依附、利用征服、和谐共处的视域转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依附、改造、和谐共处的演进逻辑。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着眼于当前我国生态难题和全球生态困境，梳理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共荣共生的耦合性关系，系统明晰地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体现了中国试图破解当前发展困境、解决全球生态难题的决心与努力。当前，全球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气候变暖、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方面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各国的重大关切。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本文拟从科学内涵、价值意蕴、构建路径三重维度审思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期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其核心内核。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对化解全球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以全新视角去认识理解自然生命的生态理念，是摒弃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想、超越“自然中心主义”生态观念的生态智慧，它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发展互动的关系，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科学内涵。

(一)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世界历史发展长河中，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作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一切生存、生产活动都是在自然界的母体中进行的。正如习近平所说，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命之母，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人类，也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一切生存资料，以此延续人类的生命，推动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对自然界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延续、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从人类生存繁衍来看，人类作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正如恩格斯所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人与自然是母与子的亲缘关系，人类的生存繁衍仰仗于自然界的哺育和馈赠，自然界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前提和必要场所。其次，从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来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必要条件。新时代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也逐渐提升到精神享受和生态美好的层面。自然界作为人类一切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第一源泉，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必要的场所，还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最后，自然界为人类的精神活动提供了对象和材料，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风雨雷电等万事万物既是自然科学的对象也是人类进行加工创造的艺术对象，是人类通过后天加工以便享用的精神食粮。概言之，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还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和丰富的精神食粮。

人类源于自然必然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推动自然的发展。人作为自然界的高级动物，是推动自然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不同，是一个具有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在意识的支配下，人类不仅能够正确认识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还能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得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生产资料。此外，人类在与大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过程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促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改变。由此可见，人因自然而生，自然因人类而发展，两者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二)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发展互动的关系

自然的自在性和客观规律性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制约作用，人类不合理地利用资源的方式和不融洽的社会关系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首先，自然的自在性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自然与人是母与子的亲缘关系，自然界孕育了人类，也哺育了人类。自然以山川河流、花鸟树木等形式自在自存，没有为人类提供直接可以使用的生产物质资料，也没有生产出机器、住房等人类生产生活必备的物质资料[3]，但是人类能够在自然界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利用自然、改造天然自然，生产出多种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物质，促使自然界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进步的方向发展。此外，海啸、泥石流、地震、洪水等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对人类社会来说却是巨大的灾难，可见，无论是天然自然还是自然现象均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其次，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没有代替品，自然资源亦是如此。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也不断加大，而需要经过上亿年才能形成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一旦耗费殆尽，人类的生存将面临巨大困境。因此，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要在生态阈值内进行[4]，一旦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将被打破，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再次，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制约着人类社会之间的活动。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人类醉心于人类社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蔑视、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数见不鲜，毫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活动层出叠见，致使生态系统遭遇严重破坏，资源短缺、物种骤减，环境问题日渐突出。虽然人类社会在快速发展，但是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都不会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要符合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此外，人类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自然利益分配的不公正均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资源利用方式而言，有限的自然资源难以持续满足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这必然会造成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面对这样的资源现状，人类社会本应该调整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为可持续发展做好资源储备。但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采取掠夺式的生产方式，以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资源利用方式盛行一时，耗费大量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言，工业文明时期，沉醉于巨大物质满足中的人们提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他们盲目地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可否认的是，面对自然资源被无限攫取与破坏的现状，有学者提出了以“土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虽然对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该思想仍然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未能实现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历史和实践证明，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是不可取的，“人与自然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自然利益分配的不公正性使得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而承担较少的责任，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却只能获得较少的自然资源，这样的不公正性加剧了国家、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极大地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值意蕴

第一，从理论维度来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以往多种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升华和思想拓展。首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思想延承和内涵深化。马克思自然观指出，人与自然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从自然中来，自然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两者共生共荣，不能孤立存在。基于此，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善待、尊重、保护自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保护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合理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内涵和内容精髓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论，这是解决人类社会环境问题、化解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理论指导，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在新时代的赓续和升华。其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拓展了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容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总结以往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在该理念的指导之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合理地融入社会发展的众多领域之中，弥补了以往生态文明思想的不足，极大扩充了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容量。再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提升了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长久以来，世界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生态话语权，我国作为后来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多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研究内容和方法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尚未形成自己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导致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严重缺失。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中国历届主要领导人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广纳世界生态文化之长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对于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理论指引，逐步探索出一条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自然协调统一的现实路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进而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话语表达和生态话语体系，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生态话语权。

第二，从实践维度来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刻的实践价值。首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破解我国生态难题提供了新思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当前的环境形势，我们亟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还清环境方面的“欠账”，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体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破解我国生态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顺了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的关系，指出了自然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主张建立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和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理念，从多个方面破解生态难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发展。其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绿色发展的贯彻落实提供了路径选择。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主张将绿色发展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之中，在发展过程中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从经济领域来看，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在工业生产中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利用程度，以此缓解资源承载压力，逐渐形成以绿色生产为主导、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新型发展模式。[6]从社会领域来看，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提高社会成员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形成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再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实现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提供了行动指南。美丽中国的目标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对生活环境提出的更高要求，蕴藏着中国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追求与向往。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体现了我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长远规划。随着物质资源的充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升到良好的生活环境层面，美丽中国的美好梦想成为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思想引领，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最终会实现。在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之下，全体社会成员积极践行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实际行动为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添砖加瓦。

第三，从世界维度来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首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中关于“中国环境威胁论”的舆论与质疑。“中国威胁论”作为违背基本知识、污名化中国的西方论调对我国国际形象的树立和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国际社会中“中国环境威胁论”甚嚣尘上。部分西方国家错误地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势必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能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而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感受到“威胁”的部分西方国家企图用抹黑中国形象的不实言论打击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与崛起，这一系列的论调成为阻碍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生态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巨大障碍。[7]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剖析国内生态环境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国家不着实际的错误言论。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之下，我国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环境治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践行方案。在全球化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各国均笼罩在生态破坏带来的严重阴霾之中，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日渐突显。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之中，中国以高度的责任意识致力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推动了世界各国在生态领域的信息共享与交流合作，并通过自身的实践向国际社会阐述宣传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领域擘画出世界人民追求和向往的美好蓝图。实践证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践行方案。在全球生态难题面前，世界各国均难以置身事外，唯有秉承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理念，才能根除环境问题，取得全球环境治理的最终胜利。再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拓宽了国际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空间。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大关切，能否根治成为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而习近平总书记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便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同，该理念通过阐释人与自然之间共荣共生的关系，使各国人民进行深刻反思，引导他们积极地探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良方。实践证明，唯有加强每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才能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各国秉承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通过国际合作化解各国分歧、促进各国团结协作，交流经验、共享成果，为人类社会的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出谋划策。

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现实路径

(一)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建设

生态伦理道德主要是指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8]，它是有效缓解人与自然矛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建设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着手：第一，强化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且长久持续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要科学合理、有计划地开展相关教育活动。首先，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建设需要明晰受众对象。要根据受众对象的特点，探究受众可以接受的方式，以此为依据科学制定精准的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之上有效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活动。其次，在社会范围内加强生态道德宣传，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觉以生态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尊重爱护自然万物的义务。[4]第二，加快形成生态伦理道德新格局。生态伦理道德建设，突破点在于创新，创新是进行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生态伦理道德建设过程中需要创新生态伦理道德建设的载体，逐步形成以企业、社区、学校为主导的多元载体。从企业方面来看，在企业员工、干部培训过程中增加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将员工的绩效考核、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以及其他的经济活动与生态伦理道德进行科学有机地结合，帮助和引领企业和员工形成生态伦理自觉。从社区方面来看，充分发挥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作用。积极创建绿色社区，通过建立环保宣传栏、开展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关活动，向居民宣传生态文明思想，提高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从学校方面来看，将生态伦理道德贯注于学生的思想道德课堂和校园文体活动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企业、社区、学校共同参与、协同发力，为生态伦理道德新格局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第三，完善社会组织生态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成员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同时也是生态保护最重要的执行者，因此，要将生态保护渗透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此外，还需要着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推进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中的优势作用，引导社会组织将生态伦理道德与自身的组织章程相结合，通过组织的章程约束，引领组织成员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二)形成以绿色发展为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

绿色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反思传统发展模式之后引入的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保护价值理念，是与以往无限制索取地粗放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一种全新社会发展理念。形成以绿色发展为主导的生活方式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绿色生产方式与清洁生产相似，是一种能够实现污染物排放量最低化的新型生产方式。绿色生产主张通过管理改革和技术创新的方式和手段，对工业生产全过程进行污染控制，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要形成以绿色发展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必须推进工业生产方式改革，因此需要积极鼓励相关企业摒弃以往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生产模式，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培养相关科技人才等方式方法，在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逐步降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根源上缓和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清除了障碍。第二，形成绿色消费方式。绿色消费作为一种符合生态伦理的科学理性的消费方式，既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又在消费过程中实现了资源的节约与保护[9]。它使人类以一种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不断反思自己的消费行为，合理节制自己的欲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自觉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观念，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备生态伦理道德的理性消费公民。第三，自觉形成绿色出行方式。长期以来，汽车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对空气造成严重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在日常活动中自觉采取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提倡通过骑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式来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

(三)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制度是规范和制约人们不合理行为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亦需要建立相应的环境保护制度来弥补道德自律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长久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突出问题日渐显现，究其原因，多数与相关制度的不健全有关。针对这些问题，我党深度剖析环境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要依靠制度、依靠法治”[10]。具体而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制定科学的环境保护制度，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制度保障。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们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不仅阻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矛盾的解决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出台几个政策和举措便能彻底解决的事，只有从制度层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跳出生态治理过程中边治理边污染的怪圈，深刻把握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实现根源治理。第二，制定权威法律法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制化和合理化。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场涵盖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革，必须要依靠法治的力量。在以往的生态治理过程中由于部分法律法规不明确、惩罚力度不足，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历史和实践证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依靠强大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生态法律意识和生态法律素养，促使人们自觉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念。第三，健全公众监督制度。公众监督作为监督形式的一种，在规范多元主体具体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健全多种形式的公众监督制度，对执法人员、相关企业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不合理行为进行公众监督，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四)进行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

长久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我们要进行相应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目前来看，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来看，我国传统的发展模式导致工业生产中产生和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污染物的影响范围广、污染程度较重；社会各行业对森林、湿地、草原等自然资源缺乏统筹保护措施，严重浪费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损害较大；我国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存在不合理现象，生态环境存在较高风险。第二，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模式转变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活动极易造成生态的破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和修复工程却不像破坏那样简单容易，这是一个时间持久且系统庞大的工程，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筹谋和整治，可以从下几方面入手：1.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度剖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直面生态保护和修复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和挑战，逐步增加生态环境的容量，采取技术手段处理好工业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2.加强对环境污染地区的保护和修复。环境污染地区的生态系统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其自身修复能力就会降低甚至完全丧失，面对这种问题，我们需要借助科学手段对不同地区、不同污染状况进行分级分类处理，并在此基础之上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保护与修复，以此来弥补自然界降低或者是丧失的修复能力。3.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队伍建设。执法人员作为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执法的最终效果。因此，各级政府应对相关执法人员进行定期业务培训，强化他们的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不断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和业务素质，进而建立一支高素质、善执法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队伍，使他们能够依法依规，对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进行严肃处理，让生态保护的“红线”成为“高压线”[11]，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提炼和精华体现，它综合考量了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着眼于全球生态领域的诸多危机与挑战，准确地把握了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是新时代语境下符合国情现实需要与人们美好生活诉求的理念指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对纠正资本主义演进框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偏离、实现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跨越性转变以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