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雄所辑《名贤生日诗》及其文化意义
——以“翁同龢生日会”为例

霍东晓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58）

近人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曾指出清代文人之间流行的为已故名贤庆祝生日的现象：“吴中问梅诗社创始于黄荛圃……每岁东坡生日，赋诗献寿。黄文节生庆历乙酉，道光乙酉十三甲子，六月十二日，同社集百宋廛为文节作生日……他若正月二十日白文公生日，二月二十日苏文定生日，五月五日周元公生日，五月十一日文信国生日，五月二十八日顾亭林生日，六月二十一日欧阳文忠生日，七月初五日郑康成生日，七月二十九日王伯厚生日，八月二十日朱竹垞生日，八月二十八日王渔洋生日，九月十五日朱子生日，九月三十日王文成生日，十月十七日陆放翁生日，十一月十一日司马温公生日，士大夫多有设祀饮福者，亦承平之韵事也。”[1]415但是杨钟羲只是将“名贤生日会”看作“承平之韵事”，忽视了该现象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

《孟子》云：“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2]291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人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事社会活动的，尤其是文人群体，更奉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清代文人以先贤生日为契机，进行集会唱和活动，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比如康乾之际宋荦、翁方纲、毕沅等人举办寿苏会，曾燠等举办寿欧会，翁方纲、吴鼒、李彦章等举办寿黄会，与当时文坛上流行的唐宋诗之辨有密切联系；嘉道年间张穆、何绍基等举办寿顾会，胡培翚、胡承珙等举办寿郑会，则与经学取向、经世思想的转变有关；晚清民国时期孙雄等举办寿翁（翁同龢）会、寿文（文天祥）会、寿傅（傅山）会、寿陈（陈贞髦）会等，则与甲午战败、清廷覆灭的国运时局及其遗民身份有关。处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的孙雄，非常关注清代文人名贤生日会之现象，不仅自己举办先贤生日会，还收集前人相关作品，编纂为《名贤生日诗》一书。本文在探讨孙雄个人文学、经学等思想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尝试阐述《名贤生日诗》的编纂动机，并以“翁同龢生日会”这一个案为中心，论述其文化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孙雄其人及研究现状

孙雄（1866-1935），原名同康，字师郑，号郑斋，晚号铸翁、味辛老人、诗史阁主人，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进士。俞寿沧有《常熟孙吏部传》[3]628-629。经学方面先后师从俞樾、黄以周和王先谦等大师，后受业于同乡翁同龢，结交李慈铭等名士，曾入张之洞幕府，被聘为京师大学堂下属文科大学监督，又为袁世凯所创北洋客籍学堂汉文正教习，以“民国以来诗史第一人自诩”[4]161。著有《师郑堂集》《论语郑注集释》《眉韵楼诗话》《诗史阁壬癸诗存》《师郑堂骈文》《读经救国论》等书，曾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落叶集》《名贤生日诗》（附《名人生日表》《名人生日表续》《名人生日表再续》）等。

时人对孙雄多有负面评价，同乡钱仲联讽刺其为“鬻技铃医，自诩圣手”，并引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专一把捧帅字旗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之点评来佐证自己的观点。[4]160-161同乡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里斥孙雄为“文人之无耻者”，讥讽孙雄“尝纂《诗史》，乃借以宣上德，并表扬达官贵人，故诗史成而雄之月俸以增”[5]70-71。命理才子林庚白亦曰：“客籍学堂校长孙雄，生平好附庸风雅，略能为骈体文，于诗词皆门外汉。而谬操《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之选政，盖借以进身于豪贵也。郑孝胥为题一绝句以讥之，诗云：‘近代诗人让达官，曾闻实甫论词坛。潜夫只有忧时泪，也作君家史料看。’”[6]222-223

当代学者对于孙雄的研究，则有以下几种：苏晓君以油印技术为出发点，意识到孙雄开油印书籍之先声。[7]99-102蒋寅从清诗总集的角度论述了孙雄及其所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8]78-82潘静如则以清遗民的视角，考察孙雄在政治上的走向及其对北洋政府的认同。[9-10]陆胤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角度出发，对孙雄在经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进行剖析。[11]163-178吕姝焱结合油印法与报刊征诗的方式，考述了《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一书的编纂源流。[12]83-91本文则从孙雄所辑《名贤生日诗》一书出发，首先将其置于清代“先贤生日会”的大背景之下，以此考察其成书过程和编纂动机。

二、《名贤生日诗》的成书过程与编纂动机

孙雄收集“先贤生日会”相关作品，编成“首汩罗之放臣，殿虞山之故相”[13]齐耀珊序的《名贤生日诗》十卷，并附《名人生日表》一卷，全书由其侧室张元默进行校字。张元默，字蕙芳，江苏常熟人，孙雄授以诗道，不数年便裒然成帙，有《双修阁诗存》。[14]16006夏勇指出《名贤生日诗》涉及名贤七十二人，上起屈原、郑玄，下迄沈葆桢、翁同龢，参与唱和的清代诗人多达一百六十一人，收录诗歌六百六十七首、词四阕、文十二篇。[15]175笔者考察浙江图书馆藏十卷本《名贤生日诗》，发现其所录名贤只有五十九人，而附录《名人生日表》《名人生日表续》《名人生日表再续》则收录已知生日的先贤近千人。由此可初窥清代先贤生日会及文学创作之概貌。

《名贤生日诗》是屡经增辑的成果，初稿只有二卷，收集至四卷时方才付梓，采用铅印法印刷。四卷本刊刻后，随着收集诗歌的增加，孙雄遂将《名贤生日诗》逐次增补，由四卷到六卷，再到八卷，最终增加到十卷。而在每一次诗歌收集或创作的过程中，报刊征诗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譬如纪念翁同龢生日的瓶社雅集，孙雄于会前作《瓶社第一次雅集启》，刊登于《大公报》，以号召文士们踊跃参加。而社集中所创作的寿翁诗，亦陆续见诸报端，受众颇为广泛。由于前四卷与后六卷版式不统一，同一先贤又有重出的情况，比如卷一、卷二出现过寿苏诗，卷五、卷七、卷九又一再出现寿苏诗，体例较为混乱，因此孙雄希望异日再版时，以后六卷并入前四卷，以统一版式。在最初的二卷本稿本中，祭祀名贤凡十六人，始于郑玄，迄于翁同龢，“婪尾虞山前阁老，开先北海后司农”[13]樊增祥题词。初稿起迄人物反映出孙雄的经学训练背景。孙雄早年曾追随俞樾学习经学，自名“同康”，自号“师郑”，“体现出经学上明确的佞郑立场”[11]165；后入南菁书院，师从黄以周治经，深化了对郑玄经学思想的认识。而翁同龢既是孙雄同乡，又是其在京师时期的老师，因此，孙雄对翁同龢有着特殊的情感。

孙雄曾自述《名贤生日诗》的编纂动机：“辛亥［宣统三年，1911］国变以后，不佞养疴都门，惟以文字自遣。尝辑《名贤生日诗》四卷，自屈子、郑君以降，迄于近代之胡文忠、翁文恭，凡三十一人。四卷中诗文及词，都凡三百五十余首。有清一代名家集中凡因前贤生日而有作者，兹编撮录略备；即生存人所作及拙稿，亦附著焉。盖以名贤生日为主，初不以标榜为病也。”[13]自序孙雄在序言中对时人的负面评价进行了回应。时人抨击他借编纂《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来讨好权贵，是鬻技铃医、文人之无耻者，但孙雄直言，他选《名贤生日诗》并不以标榜为病，而是存人所作，也不讳言其中包括自己的作品。

纵览全书，孙雄自己的作品多达八十余首，占全书的十分之一。表面上看，孙雄确实有为自己延誉的嫌疑。但如果结合孙雄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政治上清廷的统治覆灭，文化上面临西学的强烈冲击，文人们该何去何从，传统文化是生是灭，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孙雄作品中所选择的纪念对象，诸如屈原、张巡、文天祥、邝露、傅山、陈贞髦、顾炎武、翁同龢等，皆是面临家国剧变时的有志之士，他们象征着中国传统士人宁折不弯、独立不倚的气节与精神。孙雄希望“凡今之人，苟能读其一书，效其一节，即可存人道于将绝，挽风教于既衰，然则世之秉国钧者，苟欲宁国家而阜民生，正未可忽视乎此编也。”[13]自序在风云剧变的时代，孙雄以编纂《名贤生日诗》来砥砺士风，挽救风教，其精神可嘉。

三、孙雄与瓶社“寿翁会”

《名贤生日诗》凡十卷，其中收录最多的是寿苏诗，“至欧、苏两文忠生日之祀，由宋牧仲［荦］、毕秋帆［沅］、曾宾谷［燠］、法梧门［式善］、翁覃溪［方纲］诸公之提倡，其举行之岁，较屈子［原］、郑君［玄］为早，故诗文之散见者尤多。”[13]自序关于清代寿苏会的初创与发扬，学界已多有研究①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第三章《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嘉道以降的宗宋诗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0页；张莉《清代寿苏会研究》，南京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7-9页；孙敏强、霍东晓《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浙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93-200页；朱则杰《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见作者《清诗考证续编》第二辑第十二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上册，第586-604页；衣若芬《时间·物质·记忆——清代寿苏会之文化图景》，见作者《书艺东坡》下卷《余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49-287页。；而关于寿白会、寿欧会、寿黄会、“李东阳生日会”和“王士祯生日会”等，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孙雄为何会选择翁同龢作为纪念对象？孙雄如何在先贤生日会已成风气的民国时期，去书写和塑造翁同龢的形象？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

（一）瓶庐居士与“瓶社”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瓶庐居士等，晚号瓶庵居士，谥号“文恭”，江苏常熟人。翁同龢作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是戊戌变法时期帝党变法派重臣。又曾于光绪六年庚辰（1880）、十八年壬辰（1892）两典春闱，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十四年戊子（1888）、十九年癸巳（1893）三典顺天乡试，门人弟子众多。翁同龢诗尊苏、黄，有“我爱山谷句，寒香发无时”[16]19“毕竟爱君是苏轼，解吟高处不胜寒”[16]131等诗。于近人则服膺翁方纲，以学问为诗，孙雄亦受其影响。《重印翁文恭公遗集后记》云：“偶检孙师郑太史《旧京文存》，读吾邑《翁文恭别传》，因思公诗出入少陵、东坡，渊源深厚。晚年所作，忠诚悱恻，弥殷江湖魏阙之心……”[16]467郭曾炘在《题师郑吏部所辑名贤生日诗册》中写道：“瓶社尝数典，上推苏玉局”[13]郭曾炘题词，指出瓶社成员对苏轼的推崇。

翁同龢自号瓶庐居士，去世十六年之后，恰逢其九十岁冥诞，孙雄于民国八年（1919）在北京结瓶社以纪念之。陶然亭瓶社第一集即作翁同龢生日，以寄托高山仰止之思。光绪二十三年戊戌（1898），翁同龢被放归之日，正是其生辰当天，因此在这一天举寿翁会，更易引发门人子弟的幽思之情。而在宣统元年己酉（1909）五月，翁同龢开复原官，这为孙雄等人公开祭祀与追忆提供了重要条件。会前孙雄作《瓶社第一次雅集启》，刊登于颇有影响力的《大公报》，号召与翁同龢有雅故或思慕翁同龢之风义者前来赴会，还建议大家携带翁同龢墨宝真迹前来。会上由郭曾炘主其坛坫，与会者凡三十二人，分韵赋诗，会后结集《瓶社诗录》一卷，孙雄有《己未六月二十六日编校〈瓶社诗录〉一卷甫竟，夜不成寐，感赋四章》，同年七月十一日，《大公报》刊登此诗，将《瓶社诗录》一卷误刊为两卷。会后由杨济作序一篇，齐耀珊作词一阕，追和诗歌的则有金鹤翔、成多禄、吴士鉴、俞钟銮、杨鉴莹、周炳蔚等。翁同龢生日诗亦多见诸报刊，较为著名的，除了天津《大公报》外，还有上海《时报》等。

《名贤生日诗》中涉及翁同龢生日的作品有诗八十首，词一阕，文两篇，凡八十三篇。作者孙雄、郭曾炘、吴昌绶、邵瑞彭、俞钟銮、王存、吴士鉴、王伯恭、张一麐、王式通、杨济、唐文治、成多禄、丁祖荫、夏孙桐、杨廙、关赓麟、周绍昌、宋伯鲁、宗威、金鹤翔、杨鉴莹、齐耀珊、邓镕、朱嶲瀛、王照、寿玺、姚宗堂、徐元绶、连文澂、张素、易顺鼎、周炳蔚、陈庆佑、张元默等三十五人，大多为瓶社社员。

（二）“翁同龢生日会”的主要内容

从内容上来看，孙雄等人的诗词文章，对翁同龢的形象有多层次的回顾和展示，绝非拘泥于一点，人云亦云，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题赋诗、千篇一律的缺点。孙雄诗云：“学苞汉宋无门户，名动华夷有表坊。此后年年祝生日，宣南掌故费评量”[13]卷四，对翁同龢政治上的忠君爱国、气节上的淡泊坚定、学问上的兼学汉宋、书法上的兼容并蓄等进行了赞美。郭曾炘诗云：“远溯欧苏近顾王，生朝补祝举成例。城南乱后车马稀，惟有西山仍故态”[13]卷四，指出翁同龢生日会是效仿清代流行的寿苏会、寿欧会、寿顾会和“王士祯生日会”等，有文化上的传承之意。吴昌绶的诗则侧重于描摹翁同龢与亡妻的伉俪情深，这与吴昌绶曾收藏翁同龢朱批《宛邻词选》有关。翁同龢批云：“此余儿童时，依仿鲍叔野先生点本，亡妻爱诵唐宋长调，因以畀之。病中犹咿晤不辍也。顷来秦中，携此册自随。除夕客去，官斋如水，取案头画行笔，点读一过。俯仰旧事，慨然而叹，是日购一唐镜，背铭三十二字，有曾双比目，经舞孤鸾之语。因题一曲，以抒余悲。”[13]卷四翁同龢题词，表现了一片哀婉之情。邵瑞彭、宗威的诗则突出了亡国之恨，借缅怀翁同龢来表达国破家亡、物是人非的悲哀：“人物同光委劫灰，先朝玉殿亦蒿莱。……忠孝已难回气数，莫将名位论千秋。”[13]卷四“城南一角好亭台，风雅销沉感劫灰。去国今朝哀襆被，有人怀旧荐尊罍。”[13]卷四夏孙桐诗则将翁同龢比作屈原：“萧傅孤危全晚节，灵均揽揆怨芳荃”[13]卷四，言说翁同龢被慈禧太后放逐之事。俞钟銮并未亲赴会场，而是触渭阳之旧事，感诸君子之盛心，于会后追记，对时局动荡、故交飘零的沧桑剧变深感哀伤。杨济在《瓶社第一集为翁文恭公作九十生日诗序》一文中，为翁同龢在政治上的得失进行了辩护，他认为甲午战败之国耻，不能归咎于翁同龢，翁同龢尊君攘夷并无过错。杨济希望瓶社诸子可以继承明礼达用之旨归，复兴名教。此外，和诗内容亦不乏对孙雄的溢美之词，如朱嶲瀛诗云：“首开瓶社继瓶庐，九十重怀岳降初。常比上清奎宿在，郑齐风谊几人如。”[17]128

总而言之，在翁同龢生日会上，门人子弟在风雨晦明之际，抚今追昔，表达了对其惓惓德宗之心与殷殷家国之志的追慕，寄托了深刻的亡国之悲。初夏时节所开的石榴花也被诗人们撷取入诗，以物喻人，灼灼红花成为翁同龢一片孤忠之心的象征。屈子以忠见逐、东坡流放岭南之典故，也被屡次引用。这既是以学问为诗的宋诗路数的体现，又与翁同龢晚年际遇相贴合，更能激发民国文人的故国之思。至于翁同龢在政治上的得失，史学家自有公论，而孙雄对于翁同龢的纪念，除却缅怀之意，也寄托了自身对时代的反思与家国情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三）“翁同龢生日会”的形式与意义

从创作形式上来看，孙雄在报刊上登诗社启事的方式，有助于扩大翁同龢生日会的文化影响力。从内在纪念形式来看，瓶社除了举办翁同龢生日会外，至少还有三种纪念方式。其一，题翁同龢书札、书稿、画作等；其二，游翁同龢家乡，拜谒翁同龢墓；其三，重游翁同龢京师二条胡同故居并赋诗等。左绍佐、丁传靖有《师郑属题松禅师相家书册后》[17]157-158，张兰思、姚永、闵尔昌、王存、孙景贤有《师郑先生属题翁文恭公遗墨卷子》[17]159-163。陈宝箴亦有题跋，重在总结翁同龢的书法成就，认为他取径于董其昌，而上窥颜真卿、杨沂孙之奥妙，晚年乃熔铸刘墉、钱沣、翁方纲和何绍基等人的艺术风格，进而追忆当年在大内阅读翁氏手批之书的场景，借此抒发国变之哀思。此外还有俞钟銮《松禅舅氏临明倪文正公山水卷，今藏从兄佑莱许命赋》[17]165。翁同龢当年《题临倪文正公画》之一云：“要典焚残士路清，一篇党论太分明。相公煞费推挤力，破帽骑驴了此生。”[16]93面对官场倾轧，翁同龢用孟浩然之典，以破帽骑驴的出世心态应对之，这正是后学们所钦慕的超然境界。其二则云：“逐客偏蒙诏语温，论兵筹饷已无门。萧寥数笔云林画，中有忧时血泪痕”[16]93，表达了其入世忧国之心。此外，王乃征有《虞山纪游绝句》，陈三立有《虞山纪胜·破山寺歌》，孙雄有《过东单楼二条胡同翁文恭师旧宅感赋十二首》。

民国时期，二条胡同附近有日本旅京商民杂居其间，且多艺妓卖笑之所；而陶然亭作为乾嘉年间宣南文化地标之一，从前是重阳节登高胜地，今寺僧以亭中屋宇赁为荣桂园饭馆。今非昔比，徒增哀伤。正因如此，瓶社第一集的地点，选在宣南陶然亭，则大有深意。“陶然亭位于北京外城永定门内的先农坛以西，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监督厂事江藻所建。”[18]7“陶然亭”，取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意，亦称“江亭”。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一文指出，道光时期，陶然亭“春秋佳日，宴会无虚”，成为宣南地区最具文人特色的一处名胜；“宣南”，最初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因清廷“满汉分治”政策，成为汉族士大夫聚居之地，故而被逐渐人文化，代表了汉族士大夫的经世致用学风。[18]74尽管民国时期的宣南地区已经物是人非，但寿翁会的举办，是对清代宣南士风精神上的延续和承继。社友们年年举寿翁会的期望并未完成。民国九年（1920），可能有瓶社第二集，但未见作品流传。民国十年（1921），孙雄欲举瓶社第三集为翁同龢生日会，然而他生病住院一月有余，未能如期举行，孙雄便独自赋七律四首以志之。

孙雄在诗歌自注中写出了举办翁同龢生日会的直接原因，一是京师士大夫率以郑玄、欧阳修、苏轼、顾炎武、王士祯等生日置酒觞客，赋诗称祝，见于名家集中者不可胜纪；二是其师翁同龢更是亲自参与过顾祠寿顾会，慈仁寺亭林祠题名卷子履见翁同龢之名。翁同龢也参与过寿苏会，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有《辛卯腊月十九日荫轩协揆邀同人作坡公生日，文卿同年奉茶陵相国像至，未暇展拜也，敬赋二诗，和苏斋老人韵》。于是，孙雄为自己的瓶社寿翁会找到了文化上的依托，即是京师寿先贤之风气的延续、宣南士风的弘扬。除了纪念翁同龢生日之外，孙雄还打算捐出自己在京寓所及收集的经史子集三百余种书籍，建阁藏储，名曰“瓶社图书馆”，以此启发民智，达到“英灵未沫应来格，启牖青年诵典坟”之目的。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动荡年代，孙雄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意识、对古典文化的坚守，是值得称颂的。孙雄又欲仿效何绍基建立顾祠之先例，在陶然亭龙树寺左建筑瓶楼，设位奉祀翁同龢。在瓶社举办翁同龢生日会之际，孙雄更是刊登启事，号召大家携带所收藏的翁氏墨宝文物，共同展卷观赏，缅怀祭奠。这与清初和乾嘉年间的“先贤生日会”已经有所不同。自宋荦以下，翁方纲等人举办寿苏会，多以宋椠《施注苏诗》《东坡笠屐图》等私人收藏作为举会的先决条件。但是到了孙雄的时代，个人是否拥有先贤遗墨已不那么重要，与会者可以同赏金石书画，共享文化记忆。

《名贤生日诗》所涉及的祭祀对象，除了翁同龢外，还有郑玄、朱熹、王应麟、王阳明、江永等经学家，屈原、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朱彝尊、王士祯等文学家，其中苏、黄、陆是陆续被清人挖出的宋诗代表，而朱、王则是本朝开国文人之佼佼者；此外还有张巡、文天祥、邝露、谢文节、傅山、黄忠节、顾炎武等气节之士，闺秀陈贞髦、恽珠、陈书等女性代表。以上诸贤，“大雅之材三十，风人之作百家，虽隐显殊途，明晦异术，立德之基不一，垂世之程靡恒，莫不履信资忠，根道核艺，交贞亮以为辫，袭椒兰而弥襟。语其风规，则顽廉懦立，丐其膏馥，则志洁行芳，而祀瞽宗者，代不数人，食乡社者，秩非群望”[13]齐耀珊序言，其忠謇之忱、高尚之节足以彪炳千史。孙雄既为遗民，在新学冲击下，对先贤进行祭祀和追忆，有弘扬旧学传统与忠义礼信之文化意义。他曾撰《读经救国论》一书，亦有相似之目的。

综上所述，孙雄《名贤生日诗》所收录的名贤五十七人，除了在孙雄之前已颇具规模、流传颇广的郑玄、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顾炎武、王士祯等生日会外，孙雄还举办了文天祥生日会、傅山生日会、翁同龢生日会等。其中，以翁同龢生日会的规模最大，孙雄更是创立瓶社以纪念先师。与清代前中期的寿苏会、寿欧会等相比，孙雄的寿翁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首先，于报纸上刊登征诗启事，以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其次，出现公共意识，寿翁会上所展示的翁氏墨宝文物，是大家各自携带而来，与会者可以共赏之，寿翁会也就成为一种小型的文博展览会，展卷观赏与缅怀祭奠同时进行。最后，民国时期时局动荡，寿翁诗文作品中所呈现的内容也多有反映国破家亡的场景。总之，孙雄辑名贤生日诗十卷，自己又开创寿翁会，确为特立独行之举，其志在弘扬旧学传统与忠义礼信。翁同龢生日会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凡响，对翁同龢事迹的书写与人格的赞扬，为宣南士人构建起新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寄托，亦是常熟文人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的体现。孙雄所辑《名贤生日诗》，是晚清“先贤生日会”诗文的集大成者，笔者将继续探究其文学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