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乡“漂泊者”到返乡“建设者”
——论阿来小说的藏族青年书写

吴 哲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现代文学的形象世界，主要是青年的世界”[1]。五四文学中的“激进青年”，“十七年”文学中的“社会主义青年”，知青文学中的“知识青年”以及80后作家卫慧、棉棉笔下的“自由青年”，都是百年中国文学长廊中的典型青年形象。新时期以来，《人生》《春尽江南》《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高加林、谭端午、涂自强等青年的思想观念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作为当代青年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如何建构自己的主体地位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议题。阿来、冯良、郭雪波、亮炯·萨朗、叶尔克西等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刻画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少数民族青年形象，其中阿来尤为重视少数民族青年的生存发展和精神出路问题。目前学界关于阿来小说的成长主题研究已有相关成果，但是对其青年书写缺乏足够的重视。具体来说，阿来的青年书写聚焦其对少数民族青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寻求身份建构和实现个体价值问题的思考。他对现代化进程中青年个体命运的关注，一定意义上继承和呼应以鲁迅代表的乡土文学传统。有所差别的是，鲁迅作品中的青年选择“返乡-离乡”的道路，而阿来作品中的青年选择“离乡-返乡”的道路，两者之间的差异显示出阿来文学创作的特殊性。阿来的青年书写夹杂着他对时代变革的直观感受和理性反思，使得这种书写自然地成为藏地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的缩影。因此，由阿来的小说讨论少数民族青年自我的生成、个体与时代的互动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己的歌者：青年的自我意识觉醒和自我审视

阿来曾说：“只要少年时代那些身体性的记忆存在，那些对世界源初的感受存在，我就拥有一个完整的故乡。”[2]故乡是阿来生命的起点，也是其情感结构中最稳定的部分，书写故乡及故乡的青年自然成为他创作的重要内容。阿来的作品有着他本人的成长痕迹，汉藏之间的文化差异、藏回混血的特殊身份、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等因素都使得阿来较早地体验到身份焦虑，这些成长体验沉积在作家的记忆深处，作用于他的青年书写。阿来以嘉绒为蓝本建构藏族青年成长的乡土空间，一方面呈现藏族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展现藏族青年的个体性成长。

阿来早期作品侧重于书写藏族青年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小说《环山的雪光》(1987)里少女金花在美术老师的启蒙下自我意识觉醒，她想要自主选择婚姻，但是遭到拒绝；迫于无奈结婚后，她又不甘于平凡的生活选择离家读书。当丈夫因病去世后，她觉得读书无法让其回到从前，自己的生活变得一片狼藉，遂用小刀刺向了美术老师。“金花”是阿来思考现代文明的产物。谈及《环山的雪光》，阿来曾说：“这是我接受外来影响时最初的习作，里面观念的东西比较多。”[3]这一时期，阿来憧憬现代文明到来的同时又怀疑其存在消极影响，他担心域外文明的传入抹杀个体的生命活力。在阿来看来，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藏族青年接受外界知识和观念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强烈的文化撕裂感，例如金花在追寻自我的道路上遭遇残酷现实的打击，生活希望的破碎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金花的选择困境暗示着少数民族群体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艰难曲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藏族青年的成长经历了一个从寻找“心理自我”到寻找“社会自我”的过程。尽管现代性知识话语完成对藏族青年的知识启蒙，她们发掘了“心理自我”的存在，但是她们没有形成更全面的自我意识，当她们的生命自为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不可避免地做出极端选择，也就未能建立完善的“社会自我”。可以说，阿来借助冲动决绝的金花反思了知识教育和观念启蒙在藏族青年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双重影响。

对于藏族青年来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他们成长的标志，而自我审视则是他们成长为独立个体的重要环节。在阿来的小说中，青年经由“父亲”完成对自我的审视。他在《群山，或是关于我自己的颂词》一诗中写道：“而我父亲的儿子已经死亡/我的脸上充满了庄严的孤独——我乃群山与自己的歌者”[4]。在作者看来，青年成为“自己的歌者”必须脱离父亲而成为独立的存在。尽管在传统文化观念中，青年只有通过向父辈的靠齐才能确证自身的合法性，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藏族青年往往通过对父辈的否定确立自身的意义，而这种否定是其重新认识自我的前提。例如，《猎鹿人的故事》里桑蒂尔基无法接受“抛妻弃子”的血缘父亲；《远方的地平线》里桑蒂将软弱的父亲想象为英雄父亲。青年对待父亲的态度反映他们“对英雄父亲的渴慕认同和对现实父亲的征服，在这双重动因的背后，便是人的‘父亲继承’的强烈愿望。”[5]正是在这种脱离和靠近父亲的矛盾心理中，藏族青年完成了对自我的审视。桑蒂尔基借助“寻父”体认猎人之子的身份，“绛措”凭借父亲获得革命后代的身份，“阿来”则通过逃离父亲获得发展机遇。阿来将“父亲”作为一种“文化装置”透视青年的个体成长。“英雄父亲”和“失败父亲”都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作为儿子的青年最终靠个体努力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事实上，藏族青年在审视自己的过程中没有被传统和现实所束缚，他们不断增强的独立性使其竭力从父辈规训话语中走出来，挣脱群体关系变成独立个体。

藏族青年的自我审视也是其成为个人奋斗者的驱动力。阿来将青年置身于社会发展进程中，赋予人物更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源于对藏族青年个体性成长的关注。城市具有藏乡所没有的文明秩序和发展空间，接受了现代文明的藏族乡村青年普遍意识到离开故乡、进入城市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芙美，通向城市的道路》中芙美考试失败后迫于现实压力利用婚姻嫁入城市。《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中卓玛以被拐卖的形式逃离乡村进入城市。《达瑟与达戈》中色嫫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歌唱家梦想，虽然她对抛弃达戈心有愧疚，但是进入城市的现代化渴求占据了她的全部思想。芙美和色嫫的选择也表明“女性的身体逐渐由集体、人民、革命、民族的归属中摆脱出来，获得女性意识和身体的自我拥有。”[6]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藏族女性的自我认识有了明显变化，她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利用性别身份向城市妥协才能生存。她们在审视自我的过程中明确了自己的生活追求，并凭借自身努力走进新的社会空间，成长为新的民族青年。藏族青年以“个体奋斗者”的身份进入城市，她们追逐城市梦的过程中又遭到城市秩序的挤压，她们的自我沦陷无不说明城市是造成个体悲剧命运的社会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藏族青年的自我审视涉及城乡冲突、婚恋关系、传统道德等社会问题，她们无法调和的“个体悲伤”也暗示着当代乡村进城青年的普遍困境。

作为一种个体成长的表现，藏族青年的自我审视同样体现其对自我身份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藏族青年遭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一种身份焦虑。《红苹果，金苹果……》(1982)中玛泽姬喜欢掩饰藏民身份的男同学，并为其种植本地没有的红苹果，但是在卖蘑菇的藏族青年影响下，她认识到民族身份不可回避，进而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选择。《血脉》中藏族青年“我”不完全理解爷爷的民族身份焦虑，也不能体会父亲坚守藏族文化的初衷。尽管“我”从“多吉”改名为“亚伟”，并从乡村进入城市，但是“我”深知自己既不是传统的藏族人，也不完全是城里人。“我”漂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无法融入任何一个新的集体。当藏族青年淡化了民族意识，丧失了文化之根，则会成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者。质言之，“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7]藏族的血统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构成的“集体记忆”影响青年的自我认知，然而受到城市文化熏染的藏族青年们清晰地知道他们不能再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份。离开乡土的过程催生着藏族青年新的“自我”的生成，他们学会用新的视角和观念去适应自己的城市身份和角色。实际上，阿来一直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书写藏族青年，给予了人物个体更多的属于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藏族青年如何在现代文明和藏族文化的碰撞中找到各自的身份归属正是阿来持续关注的问题。

二、个体与时代的互动：青年的文化反思与个体选择

阿来笔下的藏族青年生活在特定的时代，他们或顺应时代或疏离时代，其躁动不安和回归沉静的表现反映出青年在时代大潮中的文化自省和个体选择。阿来在《机村史诗》一书的“代后记”中写道：“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8]因此，在很多小说作品中，阿来将具有文化反思意识及与社会形成同构关系的藏乡青年看作“新的人物”，并借助藏族青年的命运变迁表达自己对“某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感受和思考”[9]。

阿来小说中藏族青年的文化反思是个体与时代互动的结果。《天火》中的索波是一个憧憬新社会、响应新政策的共产主义新青年。他积极响应工作组的号召，在灭火工作中表现突出，但依然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因为顺从工作组的安排，盲目检举批判他人，索波又遭到机村人的排斥，于是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作风问题。《荒芜》中索波顺利完成身份转型。作为机村的大队长，面对政治任务时，他更重视机村人的现实需求，了解他们爱吃自己种的粮食，于是带着青年突击队去觉尔郎大峡谷开荒，帮助村民度过饥饿荒年月。在特殊的历史年代，索波的心路历程反映出激进青年在政治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的抉择，他在响应时代号召的过程中从一名追求权势的青年变成一名为民着想的藏村干部。藏族青年的文化反思体现在他们摆脱狂热的权力迷恋而切实思考领导决策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从更深层面来看，藏族青年无法逃离时代浪潮的裹挟，相应地他们对社会的变革并没有形成更深远的省思。索波驻守觉尔郎，终日与鹿群相伴，反映出藏族青年对政治运动的疏离。虽然政治和时代的变动造成藏族青年的激进和茫然，但是促成他们作出改变是回归现实生活的反思意识。

在商品经济的时代浪潮中，藏族青年的文化反思是完成自我救赎的前提。《轻雷》中因贫穷辍学的乡村青年拉加泽里通过倒卖木材牟取暴利，在藏族老人崔巴噶瓦的教导下，他及时醒悟并认识到砍伐树木是违背藏族文化和破坏生态家园的行为。尽管拉加泽里后来入狱十五年，但他“在监狱里拿了两个本科学位，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森林环保的”[10]。返乡后的拉加泽里着手植树造林和修复色嫫措湖，力图恢复藏族人敬畏自然的文化，这也体现其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守护。迷失自我是青年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特征，而自我救赎则是青年走向成熟的标志。从《已经消失的森林》到《空山》，藏族青年由原来的“破坏者”逐渐变成“环保者”。商业浪潮冲击嘉绒藏村时，藏族青年从本民族文化中寻得自我救赎的资源，此时“世界的‘复魅’——自然的重新被神圣化——也就相应的成为摆脱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痴迷的价值观基础了”[11]。藏族青年的文化反思体现在他认识到膨胀的物欲追求使其迷失自我，所以他通过发展乡村环保事业完成自我救赎。拉加泽里是“继高加林之后又一个成功的‘农村青年’的典型形象”[12]。高加林始终关注自我价值是否实现，而拉加泽里则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正是拉加泽里勇于改过自新，他才得以超越物质的束缚和精神的枷锁，进而找到生活的光芒和意义。阿来通过拉加泽里的转变透视乡村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变得“精神荒芜”的原因，他旨在强调乡村青年推动“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13]

藏族青年的文化反思也表现为个体重新建构自我的文化认同。从《血脉》到《河上柏影》，阿来塑造的青年由迷茫的徘徊者变成积极的行动者，他们主动寻找并建构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河上柏影》中的王泽周自小因为藏回“混血”身份受人白眼。王泽周原本希望通过考大学改变自己的尴尬处境。然而，他在大学依然因为血统原因被藏族同学排斥。正是这种被孤立的处境使得王泽周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身份。他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探究家乡的岷江柏、花岗岩背后的文化真相，还原自己所认同的朴素真实的故乡藏地。他向教授请教“如果每一个血统纯粹的人才能拥有故乡”[14]的问题，被教授驳斥为“病态的情绪”[15]。王泽周在考证故乡文化起源的过程中摆脱了血缘认同的执念。阿来笔下的藏族青年成长于民族文化破旧立新、融会贯通的“历史大势”之中，他们在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一种跨越种族和地域的广泛认同，即“他可以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那些致力于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所有向上向前的努力的人产生认同，产生亲切之感。”[16]阿来书写藏族青年文化观念的转变过程旨在揭示狭义的文化认同造成个人与族群的情感隔阂，因而他格外关注藏族青年关于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

作为乡村“新的人物”，索波、拉加泽里、王泽周等人是与时代形成同构关系的青年。阿来的创作意在写出藏族青年的普遍性特征，他强调藏族青年与时代互动中的文化反思，正是要说明藏族青年不是脱离时代的存在，他们的个体选择和命运轨迹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社会的现代转型时期，他们重新调整了各自的时代角色，也将个体关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思考融入日常生活实践中。

索波正视激进的政治运动，理性认识领导的政治决策，他在反思时代洪流的过程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拉加泽里审视物欲的商品文化，重新理解信仰，他在改过自新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王泽周反思血缘认同的局限，为藏乡文化解魅，他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认同。总之，藏族青年的文化反思既是对社会思潮和民族文化的重新理解，也是对自我的重新发现。

三、责任与使命：作为边缘启蒙者与乡村建设者的青年

阿来的小说呼应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传统，又接续当代文学返乡问题的叙事模式。阿来塑造了一群返乡知识青年，展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青年从边缘启蒙者成长为乡村建设者的过程。藏族知识青年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青年，他们如何摆脱学生身份，如何主动介入社会，并满足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期待，构成了阿来青年书写必然要回答的问题。

阿来小说中早期的藏族知识青年作为边缘启蒙者出现。《达瑟与达戈》里知识青年达瑟暂停学业返回机村，他为封闭落后的机村传输现代文明，譬如告诉村里孩子植物的汉语名称，也为村里人解释骆木匠改造石磨盘的原理。达瑟使得接受了现代知识的藏乡孩童体会到“这个世界好像呈现出来一种全新的面貌。”[17]同时，他也将人类起源观念和生态和谐的理念传入机村，譬如他多次对村民说：“猴子是我们的亲戚”[18]，“等到林子砍光，猎物打光，接着就该机村的人完蛋了。”[19]达瑟的知识启蒙在更深的层面体现为他向村民传递出一切都会变好的信念。在特殊的历史岁月，他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在本质上宣扬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观念。但是，当他无力改变机村人的观念时，只能远离人群住在“树屋”。知识青年的独居既是对机村主流生活的疏离，也是对现实环境的排斥。达瑟的痴傻和疯癫表现为一种“精神流亡”，他“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20]。藏族知识青年拥有族群身份，但始终是一个文化上的外来者，他既无法改变本民族传统的狩猎文化，也不能从书本获得解释社会变革的全部答案，只能以一个边缘启蒙者的身份孤独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知识青年既无法远眺时代又无法逃避时代，他们个体价值的实现需经受“历史的考量”[21]。

王泽周是处于藏乡的边缘启蒙者与建设者之间的过渡青年。阿来在塑造藏族知识青年形象的时候，一方面试图去贴近知识青年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倾注到人物身上。王泽周先天拥有的族别身份和后天习得的人类学知识使其以“内视角”审视藏乡的发展。他透过枯萎的岷江柏和削平的花岗岩看到藏乡发展旅游经济过程中存在的文化隐患：当藏族同胞一味迎合他者的想象，利用噱头制造奇异的文化景观时往往导致纯粹的民族文化流失。在参与藏乡发展方面，他基于保护藏乡文化的立场提出修复古村落和桥梁的开发计划，但是这种观念与贡布丹增等人的发展理念不符，故而发展计划未能实施。王泽周践行着阿来的文化理念，他同样也在行走的过程中观察和考证被误读或过分渲染的藏乡故事，譬如用学术方法论证村落的起源史有着明确的目标：即用现代知识言说藏乡历史，让藏乡文化以“解魅”的形式进入受众的视野。藏族青年的文化实践也表明他们能超越地域和民族身份的局限，以一种客观的文化立场反思族群文化。然而，王泽周坚持与自己不认同的人和事保持距离，譬如通过远离官场对抗社会上存在的虚伪行为，因此他一直未能找到参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借助藏族知识青年的视角，阿来不断探究现代化带给藏乡的文化影响，同时也深入思考了知识青年的责任问题。

阿来关注知识青年介入社会的实践，所以他的作品中常有藏族青年担任国家“干部”的文学书写。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少数民族知识青年相继成为参与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阿来笔下的藏族知识青年亦找到“家”和“国”之间的平衡点，而全身心投入藏乡发展事业。《云中记》里的仁钦不同于贪慕权力的贤巴、贡布丹增等人，他是有责任感的乡村干部，譬如在抗震救灾、移民搬迁、发展移民村、处理乡村危机等工作中表现得尤为出色。仁钦复杂的身份决定其多元的社会角色。作为国家干部，他知晓移民搬迁工作的重要性；作为祭师外甥，他理解震后灾区安抚亡魂的意义。当移民搬迁的国家政策与个体的自发行为发生冲突时，仁钦坚守舅舅跟自己的约定：“好外甥，你看我们到底是祭师家族，现在，我管云中村的死人，你管瓦约乡的活人。”[22]藏族青年继承和发扬了家族“守护乡民”的文化传统。阿巴采用安魂的仪式抚慰受灾乡民内心的伤痛，外甥仁钦则采用科学理念应对泥石流灾害和发展移民村经济，后者的举措有效保障了乡民的生产和生活。实际上，仁钦克制舅舅与云中村共同消失的悲痛并全力统筹保障瓦约乡乡民的安全，他完成的是一种“日常生活、宏大的社会建设层面的安魂。”[23]作为“新一代”的返乡青年，藏族知识青年不仅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默默发扬家族的“守护”精神，而且也切实为藏乡发展贡献力量。不难看出，阿来的青年书写践行着他展现当代真实藏族青年的初心。

不管是边缘启蒙者还是乡村建设者，阿来笔下的藏族知识青年普遍选择“离乡-返乡”道路。不同的历史时期，青年的返乡具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其中的共性在于，他们为偏远藏区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种子。阿来塑造一批返乡知识青年形象的原因是他希望藏族青年可以完成藏地文化启蒙的任务，帮助藏地摆脱蒙昧落后的局面，从而推动藏地的现代化进程。知识青年也构成了族群内部最早的文化觉醒者，他们既能以内视角审视族群文化内部存在的问题，同时他们也能以现代化的视角探索藏乡的发展道路。阿来更重视藏族青年介入社会的过程，曾经的藏族青年通过读书“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24]及至当下，中国乡村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精神和情感的建设”[25]，藏族青年也是助力乡村完成政治、经济和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阿来曾说过：“普遍性才是我在作品中着力追寻的东西”[26]，因此他关注的普遍性问题是藏族青年如何承担和履行知识分子的责任。从达瑟到王泽周再到仁钦，藏族知识青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乡村的发展，他们在知识启蒙、文化复兴、乡村发展方面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毋庸质言，知识青年的出现说明藏地不是被时间“悬置”的他者，不是异域殊方，而是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处于同时代的语境中。藏族知识青年打破对藏地的差异化幻想，而成为边地现代化的标志。

四、结语

阿来不仅是在“藏地书写中国”[27]，更是在藏地书写中国青年。他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将自身的成长经验内化为创作动力，并着力呈现社会转型过程中藏族青年的命运轨迹及其思想观念的转变。阿来描写藏族青年从自我意识觉醒到自我角色定位的成长过程，还原藏族青年与时代的互动过程，展现了藏族青年作为边缘启蒙者和乡村建设者的风貌。阿来笔下的藏族青年是“带有普遍性的‘这一个’，不只是具有特殊性的‘这一个’”[28]。藏族青年和广大的时代青年一样，他们在社会转型、经济改革、信仰崩塌时代的个体选择，让我们看到这些青年一方面是积极上进的，有时代朝气，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敢于改变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本民族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内向和保守的。阿来及时捕捉到少数民族青年的时代特征，并从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等维度深入思考了藏族知识青年的责任和使命。同时，阿来借助小说中青年的视角不断深入到本民族文化的内里，最大限度地反思了藏地的现代化问题。阿来的青年书写体现一种“同时代性”，他着力强调的是少数民族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并没有脱离现实的社会语境，他们与其他民族的青年面对同样的社会变迁和日常生活。应该说，达真、亮炯·萨朗、冯良等少数民族作家也呼应了阿来“同时代性”书写的号召，他们也纷纷以在边地书写中国的姿态塑造了一批独具时代色彩的民族青年。一定意义上，阿来的创作也为未来的少数民族青年书写提出了更高的期许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