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为表，经济为里：农村祖父母的隔代抚养驱动力

王 也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陆续流向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承担起抚养孙辈的责任。根据2018年民政部发布的信息，全国共有狭义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外出或一方外出务工而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697万余人。其中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占96%。①《民政部发布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少了两成多》，人民网-人民日报，2018年，人民网网站，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8/1102/c1008-30377247.html。由此观之，留守老人已成为留守儿童的主要监护群体。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3、2015年三次跟踪调查结果则显示，农村地区中老年人进行隔代抚养行为的比例由2011年的46.5%增长到2015年的50.8%。②注：此数据为笔者对CHARLS原始数据处理后所得，数据来源为：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网站，http://charls.pku.edu.cn/。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笔者选用“受访者主要居住地”这一变量判定受访者是否在农村居住，选用“受访人是否花时间照看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一变量判定受访者是否提供隔代抚养。可以说，农村老人隔代抚养孙辈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也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涌现。

纵观国内本领域现有的论文，不难发现研究者的重点往往放在隔代抚养对老年人心理、生理以及认知能力的影响上，对于农村隔代抚养现象的动因关注较少。一些研究者在谈及隔代抚养动因时，将之简单归结为传统家庭分工和家庭观念的延续，或是老年人作为长辈应尽的义务，从而忽视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动机。实际上，考虑到传统社会相对较低的人均寿命以及传统家庭中基于性别和代际关系的权力结构，祖父母成为孙辈主要抚养人的现象在过去并不常见。抚养儿童以及照顾长辈的职责往往落在年轻女性，也就是“儿媳妇”身上。而祖父母，特别是祖母的参与方式更多是指导儿媳。①Goncalo D Santos,“Multiple Mothering and Labor Migration in Rural South China,” in:G.D.Santos and S.Harrell,eds.,Transforming Patriarchy:Chinese Famil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7,pp.91-110.对于孙辈而言，祖父母扮演的是诸如教育者或道德模范之类的角色，而非抚养者或者父母角色的替代者。②Lengleng Thang,“What Do Grandfathers Value?Understanding Grandfatherhood in Asia through Chinese Grandfathers in Singapore,”in:A.Buchananb and A.Rotkirch,eds.,Grandfather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6,pp.125-144.因而，现在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祖父母隔代抚养现象，并不是传统家庭劳动分工的延续，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含饴弄孙”，其背后的动因与过去四十年间我国经历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农村地区在主导观念、家庭结构以及村庄生态上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将通过与祖父母的访谈，从祖父母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农村新三代家庭隔代抚养的动因和运行，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农村新三代家庭劳动分工、维系运行以及家庭成员个体生活体验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以祖父母为对象的研究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美国，并在八十年代以后获得了西方学界更多的关注。③Peter K.Smith,The Psychology of Grandparenthood: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NY:Routledge, 2013;Maximiliance E.Szinovacz,“Grandparent Research:Past,Present,and Future,” in:M.Szinovacz,eds.,Handbook on Grandparenthood,CT:Greenwood Press,1998,pp.1-20.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西方学界对于祖父母隔代抚养孙辈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五大研究重心，分别是（1）隔代抚养孙辈的成本与收益；（2）祖父母抚养人的异质性；（3）祖父母抚养人所急需的社会支持；（4）隔代抚养中的教养问题；（5）帮扶祖父母抚养人的实践指导。④Bert Hayslip Jr and Patricia L.Kaminski,“Grandparents Raising Their Grandchildre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Suggestions for Practice,”The Gerontologist,vol.45,no.2(April 2005), pp.262-269.

中国大陆关于隔代抚养的研究最早零星出现于1990年代，并在2000年后逐渐增多。但直到现在，关于祖父母这一群体，以及祖父母隔代抚养这一现象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现有研究中，基于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定量方法探寻隔代抚养对祖父母身体、心理以及认知行为所造成的影响的研究最为常见。⑤肖海翔、李盼盼: 《照料孙辈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9年第2期;吴培才:《照料孙子女对城乡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王亚迪:《隔代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科学决策》2018年第9期;黄国桂、杜鹏、陈功:《隔代照料对于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探析》,《人口与发展》2016年第6期;宋璐、李亮、李树茁：《照料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6期。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致力于探寻隔代抚养过程中祖辈与父母辈之间的代际关系以及资源流动情况。①Feinian Chen, Guangya Liu, and Christine A. Mair,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Social Forces,vol.90,no.2(December 2011),pp.571-594;Zhen Cong and Merril Silverstein,“Custodial Grandparen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Rural China, ” in: K. Mehta and L. Thang, eds., Experiencing Grandparenthood, Dordrecht: Springer, 2012, pp.109-127; Zhen Cong and Merril Silverstein,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vol.5,no.1(May 2008),pp.6-25.和前两个研究主题相比，以祖父母为研究中心，从祖父母视角探讨隔代抚养动因和运行的国内研究相对匮乏。虽然就隔代抚养而言，祖父母无疑是掌握一手资料的专家，但这一群体的声音和经历长期以来都被一定程度地忽视，从而造成一定的学术空白。

现有研究关于隔代抚养动机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作三类。其一为早期研究中较为常见的，以传统家庭伦理为底色的“利他说”；其二为以现代个人主义为底色的“交换说”；其三则是以农村家庭转型为背景的一系列新代际关系模型。

一些较为早期的研究将隔代抚养形成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受到传统家庭文化观的影响，并把“传宗接代”“含饴弄孙”和隔代抚养联系起来。②江川:《对隔代抚养的思考》，《老年人》2005年第5期;沈卫华:《论祖孙关系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此后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些研究者开始将隔代抚养视作一种祖辈与其子女间的资源转移分配方式，并通过考察资源是否流向了最需要的地方，检验隔代抚养是否遵循了利他主义的原则。例如孙鹃娟和张航空在对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差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③孙鹃娟、张航空：《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3年第4期。相较于经济条件更好的子女，祖父母更可能帮助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儿女抚养孙辈。而儿女是否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也并不会影响祖父母隔代抚养的行为。基于此，他们认为隔代抚养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基于利他主义的奉献，是祖父母人力资源流向家庭中资源匮乏一方行为的具象化表现。此外也有研究在使用利他模型解释隔代抚养的同时，引入了中国传统家庭观中的概念，如代际关系中的“责任伦理”，④宋璐、李树茁、李亮:《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3期。或是传统文化中对传宗接代、含饴弄孙的强调。⑤王亚迪：《隔代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科学决策》2018年第9期。此类使用利他主义解释隔代抚养行为的研究重点强调了祖父母在进行隔代抚养时并不持有获得回报的预期，而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帮扶目的。在理论框架上，此类研究或多或少地运用了Becker于1974年提出的无私动机假说，强调了家庭内部资源基于需求的再分配。⑥Gary S.Becker,“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2,no.6(December 1974),pp.1063-1093.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家庭合作互惠模型（Mutual aid model/Corporate group model）和代际交换模型（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model）解释中国农村的隔代抚养现象。此类研究将祖辈、父母辈、孙辈视作同一家庭的成员，并认为驱动隔代抚养的是祖辈和父母辈之间互惠互利的资源交换。这种互惠互利可以是长期的：如一些研究认为祖父母将多代家庭视作一个有共同利益的整体，并相信隔代抚养有利于实现家庭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在长期上惠及家庭中的所有成员。⑦Zhen Cong and Merril Silverstein,“Custodial Grandparen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Rural China,” in:K.Mehta,and L.Thang,eds.,Experiencing Grandparenthood,Dordrecht:Springer,2012,pp.109-127.美国学者Baker和Silverstein在对比中美两国祖父母隔代抚养性质时，将欧美祖父母的角色解释为“母亲救星”（mother savers）或者“孩子救星”（child savers）。①Lindsey Baker and Merril Silverstein,“The Wellbeing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 Arber and T.Virpi, eds.,Contemporary grandparenting: Chang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Global Contexts,Bristol:Policy,2012,pp.51-70.这是因为在欧美国家，祖父母往往只在父母（特别是母亲）因故不能履行监护人义务，或是孙辈经历危机时，才会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孙辈的责任。而在解释中国农村隔代抚养现象时，这两位研究者将祖父母的角色定义为“家庭利益扩大者”（family maximisers）。其认为农村祖父母通过隔代抚养以增加家庭的总体经济收益，并寄希望于在家庭整体实力上升后获得长期回报。从这个角度看，家庭互惠模型将多代直系家庭的代际合作视作祖父母追求预期收益的手段，其本质是祖父母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在家庭合作互惠模型的基础上，一些研究进一步聚焦祖辈和父母辈在隔代抚养中的代际交换，并提出了祖辈和子代之间“时间-金钱”的交换模型。②Zhen Cong and Merril Silverstein，“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Elders in Rural China: Do Daughters-in-Law Matter,”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70,no.3(August 2008)pp.599-612;Elizabeth Frankenberg, Lee Lillard, and Robert J. Willis,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4,no.3(August 2002),pp.627-641;宋璐、李树茁:《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人口学刊》2010年第2期。当研究者用“时间-金钱”交换模型解释隔代抚养动因时，研究的重点不再是隔代抚养对家庭经济的影响，而是子代对于祖父母的经济支持与隔代抚养行为间的联系。和之前提到的长期互惠互利不同，“时间-金钱”交换模式具有即时性，即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照料儿童的服务，同时子女会向老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如一些研究者发现，老年女性因其自身经济实力较弱，在照顾孙辈时经常会收到来自子女的经济帮助，从而形成“时间-金钱”的交换。③Zhen Cong and Merril Silverstein,“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vol.5, no.1 (May 2008),pp.6-25.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使用合作互惠模型以及代际交换模型解释农村隔代抚养动机时的侧重点不同，但这两个模型的核心是相通的。其都认为祖父母进行隔代抚养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回报，继而改善自身的生活和养老质量。在这个解释框架下，祖父母在提供隔代抚养时以交换为逻辑，并有明确的回报预期。而这两个模型的区别在于一个认为祖父母主要是受到异时性长期回报的驱动，另一个则更关注祖父母和子女间即时性的“时间-金钱”交换。

除了上述两个针对农村隔代抚养现象作出的解释框架，近些年来很多学者也在研究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过程中注意到了以隔代抚养为代表的代际分工变化。杨华、贺雪峰等学者在研究当前农村家庭结构时均指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以及随之形成的“新三代家庭”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④杨华:《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9期；贺雪峰:《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四十年:1978—2018》，《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1期；Hua Yang and Hui Wang,“New Three-Generation Families in Rural China,”Rural China,vol.15,no.1(April 2018),pp.1-30。这些研究者认为当前农村家庭内部已经形成了基于代际的劳动分工：孙辈的父母负责前往城市务工，为家庭提供主要的经济来源，祖辈则留在乡村负责务农和照顾孙辈。这种代际分工既是对于城市化进程和村庄内部竞争的回应，也是父母辈对祖辈代际剥削的体现。然而要注意的是，在代际剥削的视角下孙辈的父母与祖辈的代际关系往往很紧张，祖辈亦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而在实际田野中，祖父母在面对大量乃至超量的隔代抚养工作时少有怨言，有的祖父母甚至主动参加隔代抚养，这显然不是单向的代际剥削所能解释的。面对“爷爷成了孙子”的代际互动新现象，阎云翔提出了“下行式家庭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这一概念，①Yunxiang Yan,“Intergenerational Intimacy and Descending Familism in Rural North Chin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118,no.2(June 2016),pp.244-257.此后由此发展出了“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②Yunxiang Yan, “Introduction: The Inverted Family, 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 and Neo-Familism,”in:Y.Yan,eds.,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Leiden:Brill,2021,pp.1-30.新家庭主义认为一种通过代际合力追求个体幸福和家庭财富的新多代家庭模式在2000年以后逐渐兴起。这种新家庭主义和传统家庭主义一样，将家庭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但又在如何于代际间平衡家庭和个体利益的问题上呈现差别。虽然家庭利益仍十分重要，代际间仍呈现较强的互相依靠性，但多代直系家庭的中心正在下移，而个体的幸福也成为多代直系家庭的关注重点。③Yunxiang Yan, “Introduction: The Inverted Family, 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 and Neo-Familism,”in:Y.Yan,eds.,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Leiden:Brill,2021,pp.1-30.虽然有研究认为农村祖父母隔代抚养是新家庭主义的一种体现，④Erin Thomason, “United in Suffering: Rural Grandparent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tributions of Care,” in:Y.Yan, eds., 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Leiden:Brill,2021,pp.76-102但本研究的访谈和观察均显示在隔代抚养的过程中，无论是祖父母还是孙辈的个人幸福和生活质量都受到了抑制，这和“新家庭主义”的阐释不同。

综合回顾涉及中国农村隔代抚养动因和运行特点的研究后，笔者总结出了此领域研究目前尚存在的两点不足。其一是研究方法过于单一，部分忽略了祖父母抚养者的视角和声音。现有关于中国农村隔代抚养问题的研究多是基于二手实证资料，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展开的。在探讨祖父母隔代抚养动机的时候，祖父母声音的缺失削弱了研究的可信度。祖父母视角的缺失也让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一个空缺，这是亟待后续研究弥补的。其二，关于隔代抚养动因的讨论往往是其他研究的副产品，故而研究者对于隔代抚养动因的论述大多简短片面，有的甚至未加论证，仅简单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然而隔代抚养的动因深刻影响着其运行的逻辑和方式，也关系到个体在这一活动中的体验和隔代抚养对个体的影响。探寻祖父母隔代抚养动机既能为农村家庭转型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又切实关系到对农村老人和留守儿童这两大群体的生活现状和服务方向的认知，因而具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从三个村庄收集的四十八份半结构化访谈资料，结合社会大背景和祖父母抚养者本身的视角探讨中国农村隔代抚养的动因。作为隔代抚养这一领域的真正专家，祖父母的陈述揭示了当前隔代抚养“伦理为表，经济为里”的动机，和“大家庭小个人”的运行规则。

三、田野调查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所用到的经验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在南方某省C村八个月驻村工作过程中的观察，以及在C村、西南某省M村、中部某省W村三个村庄进行的四十八个半结构式访谈。

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笔者在C村开展了八个月的驻村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对C村的隔代抚养情况进行了观察，并和村庄中的祖父母及其孙辈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笔者和当地村干部建立了信任。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邀请了C村村干部担任田野调查的把关人（gatekeeper），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被访人对笔者的信任程度。

2019年8月到2020年1月间，笔者先后前往C村、M村和W村，对村庄中隔代抚养孙辈的38名祖父母展开了半结构式访谈。被访祖父母中，来自C村的有15人，M村6人，W村17人；男性受访祖父母有6人，女性受访者为32人。受访祖父母的年龄在45岁到73岁之间，或目前正在进行隔代抚养，或之前有多年的隔代抚养经历。受访的38名祖父母包括了两对夫妻，同时有两位祖母是在一起接受的访谈。除此之外，剩下的32名受访者均是在自己家中单独接受访谈。笔者与祖父母的半结构式访谈主要围绕被访人家庭基本情况，被访人隔代抚养经历，被访人和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经济、情感关系，被访人对隔代抚养的态度以及隔代抚养对被访人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展开。除祖父母外，笔者还访谈了10位与乡村隔代抚养现象相关的关键线人，包括村干部，村中心小学和镇中学校长，驻村工作的非营利性组织项目官员，隔代抚养祖父母的儿女。与关键线人的访谈主要聚焦他们观察到的隔代抚养现象以及他们对于这一现象的看法。在访谈资料的分析上，笔者主要采用了主题分析法，并结合了扎根理论的三层编码方式，运用Nvivo12软件进行了文本分析。

在本研究中，笔者使用了归纳式，即自下而上式的主题分析法。在熟悉材料后，笔者对文本逐句进行开放式编码，初步形成了34个和隔代抚养动因相关的初级编码。在初级编码的基础上，笔者提炼出9个次级主题，并在这3个次级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3个不同维度的主题。

表1 隔代抚养动因编码表

如上表所述，当前农村普遍出现的隔代抚养现象并非由单一维度因素产生，其既涉及到“利他说”背后的家庭伦理，又与家庭经济因素紧密挂钩，同时还受到城镇化现代化大背景和村庄环境内的竞争压力影响。祖父母的访谈资料进一步揭示了这三类因素在驱动隔代抚养时的不同作用。对祖父母而言，驱动隔代抚养的根本动力是家庭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对家庭利益的关切是由外围的伦理因素所构筑和强化的。因而隔代抚养的动机呈现出“伦理为表，经济为里”的特性。而现代化城镇化的宏观时代背景和中观村庄环境中的竞争压力一方面制造并强化了农村家庭对于经济发展的迫切追求，另一方面提高了农民个体暂缓家庭经济发展，追求个体幸福的成本。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村隔代抚养呈现出“大家庭小个人”的特性。

四、伦理为表、经济为里的隔代抚养动机

受家庭现代化理论影响，一些研究认为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将体现出核心化的特点，即核心家庭将在家庭结构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①曾毅、李伟、梁志武：《中国家庭结构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2期；王跃生：《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张翼：《中国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与老年空巢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然而近年来农村地区三代直系家庭占比出现回升。②王跃生：《三代直系家庭最新变动分析——以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人口研究》2014年第一期。诚如阎云翔在阐释“新家庭主义”时所言，面对现代社会的诸多压力，家庭成为个体在遭遇困难时所能获得的唯一资源，而对家庭的需求也将加大个体对代际关系的依赖程度。③Yunxiang Yan, “Introduction: The Inverted Family, 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 and Neo-Familism,”in:Y.Yan,eds.,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Leiden:Brill,2021,pp.1-30.因而不仅多代家庭占比开始回升，当下代际间的互动也呈现出更强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同样体现于隔代抚养上。在由祖父母辈（G1）、父母辈（G2），和孙辈（G3）组成的新三代家庭中，祖父母在乡抚养孙辈，父母辈在城镇务工的代际合力是以家庭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为明确目的的。而伦理价值则维护了多代直系家庭结构，并强化了个体对于家庭利益、家庭目标的认同。

访谈资料进一步揭示了祖父母参与隔代抚养的动机是伦理性功能性兼备，“伦理为表，经济为里”。隔代抚养本质上是以多代家庭为基本单位，以最大化家庭直接经济收入为目的的劳动再分工的产物。对于参与者的直接动机而言，祖辈提供的隔代抚养和父母辈进城务工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均是多代直系家庭整合劳动力，共同面对外部压力的具体手段。祖父母隔代抚养和父母进城务工都着眼于提升家庭经济收入，增加家庭竞争力，并在长远上以实现家庭城镇化为目标。而在此过程中个体的感受则被极大程度地忽视。由于祖辈相较于父母辈更受伦理价值的影响，当家庭经济发展在伦理上获得认同时，祖父母也更愿意通过自我奉献助力经济发展。加之父母辈务工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远超隔代抚养，所以在代际关系中父母辈逐渐获得更多的主动权。而传统父权在家庭中日渐式微，祖父母辈即便长期参与代际分工，将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源源不断地贡献给直系家庭，仍难以得到足够的认可和回报。农村隔代抚养的这一性质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家庭养老的危机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困境，并形成了一些学者观察到的“无正义的家庭政治”现象。④张建雷、曹锦清：《无正义的家庭政治：理解当前农村养老危机的一个框架——基于关中农村的调查》，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一）伦理为表：祖父母对于家的概念划定和使命认同

祖父母在谈及隔代抚养的原因时，常常会从伦理角度出发，论述隔代抚养的正统、应然和必然性。这种伦理角度涉及了三个重要方面，其一是祖父母对于多代直系家庭的认同感；其二是祖父母对于家庭利益的重视以及家庭发展目标的认可；其三是祖父母对于家庭责任的认知。

相较于与现代性随同出现的个人主义，农村老人对家庭的认识呈现出更多家庭主义的特性，即将家庭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强调家庭义务的履行和自我奉献，弱化个体权利和得失。①Yunxiang Yan, “Introduction: The Inverted Family, 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 and Neo-Familism,”in:Y.Yan,eds.,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Leiden:Brill,2021,pp.1-30.受访祖父母对以同姓为标志的父系家庭有很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突出体现在他们对父母辈和孙辈的归属问题上。访谈中祖父母频繁提到的一个隔代抚养理由是“这是我们家的孙”。对于深受传统多代家庭模式影响的农村老人而言，核心家庭的边界十分脆弱，除了亲子两代之间的责任义务外，祖父母同时着眼于多代家庭这一整体，并将隔代抚养同自己所承担的家庭责任、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家庭利益、以及完成家庭责任后的价值实现相连接。正是祖父母对于多代家庭的认可，以及多代家庭中祖辈传统责任的认同赋予了隔代抚养在伦理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一位M村的受访祖母M-03（女，70岁，3名，21年）②本研究对受访者姓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括号中的信息依次为受访人性别、受访时年龄、受访时照顾的孙辈人数、受访时已照顾孙辈的时间长度。下文所提到的祖父母受访者均遵循此模式。对于非祖父母受访者，括号中的信息依次为性别和受访时年龄。这样解释自己抚养孙辈的原因：

“这是你个人自己带自己的孙，不是说帮儿子他们带，是说我带自己的孙。”（访谈时间：2019年10月8日）

另一位W村的祖父W-11（男，63岁，2名，4年）这样说：

“我们认为你带自己的孙，那就是带自己家下人（指后代），这都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你说你推托，你也推托不掉。我们这里现在都是爷爷奶奶带孩子，你如果爷爷奶奶不带，你说谁来带呢？他爸爸妈妈是没有这个时间的。”（访谈时间：2019年11月7日）

从表层来看，祖父母的这些陈述似乎说明了隔代抚养是传统多代家庭中长辈积极参与代际互动的一种表现。其和“含饴弄孙”的家庭理想图景相契合，在伦理上具有应然性。但是，祖父母的陈述里暗含了两个在传统家庭模式下无法解释的“古今之差”。其一，虽然祖父母表示“带孙”是祖辈的传统家庭责任，但今夕隔代抚养的内核早已不同。诚然，在传统社会里祖母及其他一些女性亲属时而会参与照料幼童的工作。③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但在这种多代女性共同抚养照料的模式中，祖母作为长辈具有权威性，其参与的内容更多为指导孩子的母亲，而非提供直接照料。④Goncalo D Santos,“Multiple Mothering and Labor Migration in Rural South China,” in:G.D.Santos and S.Harrell, eds., Transforming patriarchy: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7,pp.91-110.传统的祖孙互动以及祖辈参与抚养幼童是以祖辈的权威和中心地位为前提的，⑤Vivian W.Luo and Iris Chi,“Grandparenting roles and functions,” in:K.K.Mehta and L.Thang,eds.,Experiencing Grandparenthood,New York:Springer,2012,pp.47-59.其所承担的照料内容和强度都与今日有显著不同。在祖父母强调“我们家的孙”以及在直系家庭框架内作为传统的“带孙”活动时，其并未注意到“带孙”对应的行为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如果以当下隔代抚养的内容和强度来定义“带孙”，那么“带孙”“天经地义”的正统性和其伦理层面的应然性都将受到冲击。

由于没有意识到“带孙”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祖父母在访谈中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叙述。一位独自抚养三个孙辈的祖母C-14（女，73岁，3名，14年）表示，

“自己的孙子自己不带，你让哪个带呢？这都是奶奶该做的事。”（采访时间：2019年10月4日）

可之后这位祖母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情况，并表示并未受到来自公婆的育儿帮助。

“那时候搞大集体，谁帮你带啊？都是我们自己带。那时候家里门槛高，就把娃娃放在屋里让他自己走。做个饺子，摆个水，等他自己在屋子里吃喝，就是这样，带了三四个娃娃…最多就是说帮你稍微看一看，没有说一直带的。” （采访时间：2019 年10月4日）

在看似延续的多代家庭概念和家庭责任之下，已深刻变化的代际权力关系和代际分工使得祖父母在伦理上认为隔代抚养是无需争辩的传统，可在实际中又感受到一种崭新的不公。正如一位祖母C-08（女，53岁，2名，7年）所言：

“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生的人是最惨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自己养崽，还要伺候婆婆。现在做婆婆了，但还是要帮着减轻负担。原来是你白天出去做活，婆婆就给你看看孩子。现在是全全的，这个孙子就是甩给你。这和以前是大不相同。”（采访时间：2019年10月7日）

然而即便在内容和强度上都与过去的祖孙代际互动有较大区别，表层延续的伦理正当性仍将祖父母作为孙辈主要，甚至唯一抚养者的新隔代抚养包装成传统家庭分工的延续。郭于华曾在费孝通所提出的代际“反馈模式”①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基础上指出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之间存在一种交换逻辑，即“哺育”和“反馈”之间的大致平衡。②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然而在伦理延续性的掩护下，当前农村的隔代抚养显然突破了原有的代际责任边界，出现了祖辈家庭责任的延伸，以及父母辈回馈力度的缩减。这种权利义务的失衡进一步促成了农村家庭中的代际剥削，③陈锋：《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境，乃至自杀现象。④杨华、欧阳静：《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与此同时，在伦理层面上认同隔代抚养正当性和应然性的祖父母逐步将隔代抚养视作一种“惯习”，转而给原本不具备正当性的全职全责隔代抚养重新赋予了正当性，逐步实现了隔代抚养的责任内化。

祖父母言谈中暗含的第二个古今之别即是在直系家庭内部，家庭责任的划分和家庭分工的预设已经发生变化。祖父母已经取代了父母成为孙辈的第一顺位抚养人。在访谈中，很多祖父母都表达了类似于“我不带谁来带”的感慨，在三代直系家庭中，父母辈不再是孙辈的首选照料者，祖父母从“退而求其次”的替代照顾者，变成了抚养孙辈的第一责任人。当被问到如果家里有足够的积蓄，是否希望父母辈回乡抚养孙辈时，很多祖父母都表示自己可以照顾孙辈，希望孙辈的父母能够继续在外务工，增加家庭收入。诚如一位受访祖母M-01（女，63岁，1名，3年）所言，

“（就算儿子在外面已经挣了蛮多钱）我自己也可以在家带啊。我巴不得他们挣更多的钱。我们村里没有几家老人叫孩子回来的，没有哪个这样。他们都想儿子儿媳多挣点钱啊。”（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日）

在“奶奶带孙，天经地义”的伦理传统之下，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由性别导向转为代际导向。由“男主外女主内”变为今日的“父母辈主外祖辈主内”。这种家庭分工的重置之所以能够实现，并获得祖辈的认同，是由于家庭经济发展逐步成为农村家庭的根本目标，进而影响个体的生活。贺雪峰曾指出，我国农民的价值类型大致分为三种，分别是精神层面的本体性价值、人际交往中的社会性价值、以及人作为生命体所需要的基础性价值。①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作用——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在现代化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需求已逐步与农民的伦理性和社会性价值相连接，没有通过隔代抚养间接加速家庭经济发展的祖父母无法达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无法获得来自外部社会的认同。农民家庭通过达成以家庭发展为核心的家庭共识，②李永萍：《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时，2018年。实现了对伦理性和社会性价值的重新建立。通过将经济发展嵌入到具有伦理属性的家庭目标中，祖父母实际上已经认可了个体为家庭经济发展服务的这一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经济考量做出的代际家庭分工似乎最符合功能最优的理性原则，祖父母因而在伦理层面正式成为孙辈的第一抚养责任人。由于隔代抚养责任的根源是已经确立的新家庭目标，和与之相匹配的新代际分工模式，农村的隔代抚养往往十分稳定。很多祖父母从孙辈断奶便开始了独立抚养，一直到孙辈成年方才结束。

祖辈在父母辈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自动成为孙辈第一顺位抚养人，并长期独自抚养孙辈的情况在传统的反馈型家庭模式下并不多见，这进一步说明了当前的隔代抚养虽然在名义上延续了祖孙代际互动的伦理性，但其实质早已超出了伦理规范和家庭主义传统的范畴。诚如阎云翔、贺雪峰等学者指出的，当前农民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呈现失衡的趋势，父母辈权力扩张而祖辈地位衰退。③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汉学刊》2008年第4期。隔代抚养的普及和祖父母家庭责任的扩张都印证了学界对于农村家庭父权衰落的判断。而另一方面，在表层伦理性的包装下，这种代际权力的失衡获得了一定合理性，被不断剥削的祖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接受当前的代际关系，从而使之得以维持。

虽然受访者多次提及隔代抚养在伦理层面的应然，但是这种伦理表象下暗含的古今之别以及访谈中呈现的“矛盾”都表明在伦理为表的背后，农村隔代抚养还在遵循一个更为重要的逻辑，即以多代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总经济最大化。在伦理为表之下，农村隔代抚养实质上遵循经济发展导向，此即祖父母隔代抚养的“经济为里”动机。

（二）经济为里与“大家庭小个人”

在表层的伦理因素下，祖父母参与隔代抚养的核心动力其实是提升家庭的经济收入。隔代抚养“经济为里”既是农民家庭经济导向的产物，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家庭的经济导向性，并促成了“大家庭小个人”的局面。

受访祖父母在解释隔代抚养动机时，往往将这一行为在伦理层面上的应然性和经济考量上的必要性并列提出。然而如上文所释，就传统沿袭而言，当下的隔代抚养不具备“天经地义”的正统性，而其伦理层面的正当性是以直系家庭将经济发展和家庭城镇化视作发展目标为前提的。换言之，隔代抚养的伦理正当性是农村直系家庭经济导向后的产物，而其通过赋予代际重新分工和代际剥削以伦理价值，又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家庭的经济导向。

很多祖父母表示其之所以承担抚养孙辈的工作，是希望能让父母辈进城务工，从而增加家庭收入。隔代抚养和父母辈外出务工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因为孙辈的父母要务工，所以祖父母需要照顾孙辈；而是通过祖父母照顾孙辈的方法，让其父母有条件外出务工，从而增加家庭收入。C村一位祖母C-05（女，73岁，3名，12年）的话很具代表性。她说：

“我大儿媳把孩子生下来以后，我儿子就说他们得去打工。我当时就跟他们说，带孙我还是要带的，你们要去打工。现在小孩子多，我儿媳妇就是转回家带孩子，那家里也是要用钱的啊。再说现在钱是不会够多的，一年不够一年的用。你家里要钱没有钱，在屋里种地也不值钱，只有让他们出去找点活路，总是钱多一点嘛。”（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2日）

对于祖父母而言，隔代抚养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最大化家庭合力，从而增加直系家庭总收入。而隔代抚养本身的质量和效果则不是祖父母关注的焦点。尽管几乎所有受访祖父母都认为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抚养优于祖父母抚养，并承认当下的隔代抚养会对孙辈的成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于祖父母而言，隔代抚养并不遵循“孙辈利益最大化”原则。故而部分受访者在孙辈出生后，主动要求父母辈外出务工。从广义来看，隔代抚养是通过剥削祖父母劳动力，降低祖父母生活质量的方式加速实现以父母辈为核心的家庭城市化，确实体现了之前研究所指出的“恩往下流”①贺雪峰：《农村关系代际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和“家庭资源下行”②阎云翔：《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之特点。但从祖父母对隔代抚养的用心程度和家庭成员对于隔代抚养对孙辈负面影响的普遍认知来看，多代家庭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在与个体发展的角力中，明显占据上风，以家庭物质资源和注意力分配为表现的“恩”并未真的流到晚辈身上。

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面对诸多压力的农民家庭不断优化家庭成员分工，以期获得更多资源。由于家庭城镇化无法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举全家之力不断积累资本，因而在短期内，农民个体的生活及发展质量都难以得到提升。正如陈文琼所言，“农民家庭在追求家庭发展的过程中或许要承受阵痛，这种阵痛或许要由追求发展的个体承受”，“它可以通过发展目标的实现而消失，但会因新的发展目标的到来而再次以不同的‘疼痛形式’出现”。③陈文琼：《半城市化：农民进城策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4页。农民所承受的经济压力越大，面临的竞争越激烈，对家庭的依赖也就越重。农民家庭经济条件越差，竞争力越小，对于隔代抚养和父母辈外出务工的需求也就越急迫。而农村老人的家庭条件越不理想，其在家庭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越多，其在隔代抚养上要做的贡献也越多。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祖辈受访者不仅需要照顾孙辈，同时还要承担孙辈的一部分开销，从而出现了家境越差，祖辈受剥削越严重，祖辈能获得的反馈越少之情况。这种与传统代际反馈原则相悖的现状，与一些学者关注到的农村“孝道危机”一样，④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是由乡村旧有伦理价值观衰落，和以经济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兴起共同铸就的。通过与农村老人的家庭责任和价值实现挂钩，这种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新兴价值观继而又成为农村老人奉为圭臬的伦理价值追求。正如伯格所总结的那样，“社会是人的产物，社会是客观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①［美］彼得·L.伯格、［美］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9页。隔代抚养经过普及、推广、重复，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惯例，继而重构了代际分工制度和家庭的权责规范。这些制度化客体化的规范继而重塑农民对于祖辈这一角色的认知。在这种新认知的作用下，农村老人不得不面临“学会做老人”的情况。②李永萍：《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55页。一些因各种原因无法履行老人的新责任，不能照顾孙辈的祖父母则往往生活在羞愧与自责中。

此外，很多地区农民提升家庭收入的手段单一，这也加重了农民对隔代抚养的依赖。在C村，村民管进城务工叫做“找活路”，并普遍认为让年轻人进城“找活路”是维持家庭正常生活的唯一手段。对于祖父母而言，照料孙辈的核心原因及最终目的都是给父母辈“找活路”创造条件。与此同时，正因为父母辈外出务工是唯一的活路，祖父母提供隔代抚养才变得顺理成章。

从整个过程中，隔代抚养体现了家庭代际关系间出于经济考量而呈现的功能性。这种经济考量着眼于直系家庭的整体发展状况，突出家庭利益，呈现出“大家庭小个体”的特点。这一特点也影响了祖父母在隔代抚养中的体验、祖父母对于隔代抚养的回报预期，以及隔代抚养本身的质量。祖父母在隔代抚养的过程中，既不能享受到传统家庭主义赋予长辈的权威与尊重，也不能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物质回报和精神认可，从而长期处于一种被“过度剥削”的状态中。

和过去一些研究所描述的祖父母主动提供隔代抚养，以换取未来家庭养老保障的图景相悖，很多受访祖父母表示虽然自己长期照顾孙辈，但并不期望日后获得儿孙高水平的养老看顾。这种低回报预期即是伦理包装下的家庭经济导向产物。祖父母之所以照顾孙辈，是为了通过释放父母辈劳动力做到“开源”。与之相对的，其也会在当下生活和未来养老中践行“节流”原则。在谈及是否期待儿女回乡提供养老照顾时，受访人C-14（女，73岁，3名，14年）说：

“不能够拉他们后腿。自己能够保到自己的身体是最好的。你喊他们照顾你，你是舒服了，可是家里的经济来源没有了啊。”（访谈时间：2019年10月4日）

而谈到对家庭养老的期待，绝大部分受访者均表示自己只需要儿女提供基本的吃穿保障，以便“减少他们的负担”。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指出农村家庭养老正在面临危机，无论是父母辈对于祖父母劳动力与财产的“代际剥削”，③杨华、欧阳静：《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底线养老的盛行，④李永萍，《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还是“无公德的个人”的兴起，⑤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都显示了家庭养老的质量下滑和标准降低。而从访谈来看，很多祖父母对于这种养老质量的下滑不仅理解，而且认同。在经济导向这一核心逻辑的驱动下，祖父母一方面愿意通过隔代抚养孙辈，为父母辈提供更好的务工条件，另一方面也不期待获得即时经济回报和未来更好的养老保障。此外，在经济导向家庭中，家庭成员当下的直接经济收入深刻影响着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因而收入较低的祖父母即便在隔代抚养中投入了大量劳动力，仍在家庭中处在边缘弱势地位。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祖父母及其家庭都搁置了对于祖父母生活质量和养老保障的考量。而由于“经济为里”的家庭逻辑是在“伦理为表”的包装下运行，增加直系家庭净收入本身就具有伦理正当性，因而对于祖父母而言，提供隔代抚养和降低回报预期都契合伦理要求，符合新的家庭权责规范，并有助于本体性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反之，若祖父母不提供隔代抚养或要求子女提供回报报酬，其还将面临来自自己、家人以及外部环境的诸多指责。

“经济为里”以及其带来的“大家庭小个人”局面对个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祖父母身上，也影响了隔代抚养行为本身和作为抚养对象的孙辈。由于隔代抚养的根本动机是增加直系家庭净收入而非照顾培育孙辈，祖父母在物质上尽量压低隔代抚养开支，以期“节流”；而在抚育孙辈上则缺乏对质量和效果的关注。“经济为里”的隔代抚养不仅伴随着“底线养老”，同时也带来了“底线抚养”和“养而不育”。在受访的38名祖父母中，仅有5人在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之外，还会针对孙辈的学校表现和德育发展进行教导。对祖父母而言，抚养孙辈虽然劳累，但工作内容本身并不繁重。在祖父母的表述里，让孙辈吃饱穿暖基本就是隔代抚养的全部内容。C村一位丧偶祖父C-01（男，55岁，3名，4年）的总结很具有代表性：

“带孙就是烧饭给他吃，然后洗洗衣服。别的我们也不讲究，你说给他看学校那些，我们反正也看不懂，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访谈时间：2019年9月29日）

受访的中小学老师也表示大部分祖父母对于孙辈的成绩和德育培养并不关注。镇中心小学的老师KI-08（女，43岁）这样说：

“爷爷奶奶带的孩子和爸妈带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用我们老师来讲吧，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在学校里面努力了，把他们生活上和学习上的一些习惯啊，扭转的差不多了。结果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在家里，学生又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我们老师在学习上习惯上都盯得紧，但学生一回到家又成了放养状态，都谈不上看书什么的。有的爷爷奶奶连孩子的安全都不怎么管，就是给吃给穿。”（访谈时间：2019年11月15日）

隔代抚养的低质低量当然和祖父母有限的能力相关，但同时也体现出祖父母主观上对隔代抚养的质量缺乏关注。需要注意的是，祖父母父母辈都认识到了“底线抚养”的现状，及其可能给孙辈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在经济发展导向的农民家庭中，被经济考量驱动的隔代抚养也体现着“小个人”的特性。面对家庭的整体经济发展，个人利益总是被渺小化，孙辈也概莫能外。可见当下的隔代抚养模式既剥削着本应成为照顾接受者的农村老人，同时也对孙辈的发展构成潜在危害。Rachel Murphy将当前的农村离散家庭定义为奋斗团队（striving team），并指出这些团队是以孙辈发展之名所组建，却并不考虑孙辈的真实选择。①Rachel Murphy,The Children of China’s Great Mig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p.211.在“为了孩子”的口号下，农村家庭在代际分工和制定发展策略时鲜少征询孙辈的意见，②Jingzhong Ye and Lu Pan,“Differentiated Childhoods:Impact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38,no.2(March 2011),pp.355-377.印证了“小个人”的特性。

在“新家庭主义”的框架下，一些学者认为当下家庭生活的中心已经全面下移，各种资源都从祖辈往后代，特别是孙辈转移。③Yunxiang Yan,“Introduction:The Inverted Family,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 and Neo-Familism,” in:Y.Yan, eds., 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Leiden:Brill,2021,pp.1-30.然而农村家庭现阶段具有的“大家庭小个人”特点意味着在隔代抚养过程中，孙辈的个人感受和成长发展质量同样受到极大程度的忽视。无论是父母辈的外出务工还是为了给父母辈外出务工创造条件的隔代抚养，都在名义上强调了为了孙辈的发展，但在实质上，却又有意识地忽视了孙辈的发展。

在访谈中，祖父母的言辞往往出现矛盾之处。祖父母既认为孙辈父母的外出务工是为了给孙辈创造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又认识到隔代抚养不利于孙辈的心智学业成长；既认为孙辈父母外出务工是为孙辈日后读书积攒学费，又认为隔代抚养下孙辈无法获得良好的家庭辅导，能上高中乃至大学的希望渺茫。在W村，一位祖母W-14（女，66岁，1名，15年）表示自己的儿子之所以外出务工，是为了给孙子在城市买套房，她说：

“这样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

可当谈及孙子现在的情况时，这位祖母又表示：

“他爸妈都不在，管不了他…他成绩不好，爱玩手机，可能高中都考不起了。”（访谈时间：2019年11月5日）

表面上看农村家庭的资源确实正在流向孙辈，但这种流向更多停留在名义上。隔代抚养并不以提升孙辈生活和成长质量为目标，而是为父母辈的外出务工服务。而父母辈外出务工的所得也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提升祖父母和孙辈的生活质量以及孙辈的教育发展。其更多是以“为孙辈日后进城”或“为孙辈日后娶媳妇”为名，流向了村内建房和城镇买房。其本质是增加家庭在村庄内的竞争力和加快家庭城镇化进度。祖父母关于隔代抚养描述的“名实不副”是隔代抚养动机“伦理为表，经济为里”的表现。而在“大家庭小个人”的农民家庭中，资源在流向上确实是下行，但却并不直接作用于后辈，而是以后辈之名推进家庭城镇化进度。

一位中心中学的校长KI-05（男，53岁）谈到了他对当前农村直系家庭分工模式的认识。

“我觉得这就是社会发展中必然付出的代价。那些爷爷奶奶要付出代价，到老也要忙这忙那。那些父母要付出代价，那这些孩子不也要付出代价么？如果孩子自觉一点，学习还可以，那他付出的代价就相对少，主要是情感上的代价。但大部分孩子没有父母管教就会成长的差一些，甚至是出现问题的，那代价就比较大了。小孩这一代人都还是在付出的，可能真正要过好日子，还得是再等一代人。”（访谈时间：2019年11月15日）

恩往下流和资源下行确实是农村直系家庭呈现的趋势，但从隔代抚养的动机和运行来看，这份“恩”并没有真的流向孙辈。诚如这位受访者所言，当前模式下祖孙三代人都在为了经济导向家庭的整体目标而牺牲，虽然牺牲程度不同，但“大家庭小个人”的模式已经奠定了农村家庭内部个体生活受限的基调。而由于“经济为里”的模式拥有“伦理为表”的特性，农民追求个人生活质量和个体幸福实现在伦理上缺乏正当性，这进一步限制了祖父母在隔代抚养问题上的选择权，使得祖父母不得不为了直系家庭的发展贡献劳动力，有的时候还包括金钱及其他资源。

除了直系家庭内部的“伦理为表、经济为体”，祖父母的隔代抚养同时还受到宏观上的城乡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差距的影响，以及中观层面村庄生态环境内竞争的作用。在访谈中，很多祖父母都谈到了村庄内部的以房屋建设和红白喜事人情往来为主要表现，以青年男性婚姻和家庭整体地位为主要项目的激烈竞争。这种村内竞争和隔代抚养一样，通过与伦理习俗挂钩的方式，着重强调了经济发展对农民家庭的重要影响，继而加固了直系家庭现有的代际分工模式和“大家庭小个人”的家庭特性，并极大增加了隔代抚养的退出成本。

五、讨论与结语

尽管和传统文化描绘的“含饴弄孙”、“子孙满堂”理想化代际互动图景有相似之处，但当下农村盛行的隔代抚养在驱动力、运行逻辑和运行方式上都与过去有了实质不同。在伦理角度的正统性和应然性包装下，农村祖父母进行隔代抚养的根本动机是以多代直系家庭为单位的整体经济考量。本研究从农村祖父母的视角出发，揭示了隔代抚养“伦理为表，经济为里”的动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其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运行逻辑和“大家庭小个人”的特性。

正因为祖父母同时受到了伦理因素在表层和经济因素在根本上的驱动，当下的农村隔代抚养同时体现出了利他主义和家庭合作互惠模型所描绘的部分现象，但这两种模型又无法完整解释隔代抚养中出现的伦理与经济因素混杂。另一方面，新家庭主义强调的个体向家庭寻求资源与支持、代际依赖逐渐加深、代际合力日渐频繁等特点都在隔代抚养上有所体现。然而面临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选择隔代抚养模式的农村多代家庭往往无法平衡家庭利益与个体幸福。无论是已至老年还独立抚养孙辈的祖父母，常年外出务工的父母，还是在“底线抚养”中成长的孙辈都在实质上牺牲了个体幸福，以换取家庭净收入的最大化。因而至少在现阶段，农村隔代抚养贯彻的仍是“大家庭小个人”的原则。家庭物质资源虽然以“为了孙辈”的名义聚集，但并未作用在孙辈的成长教育中。而在情感关注上，虽然孙辈确实是多代家庭的焦点，但这种聚焦也只是相对而言。祖父母和孙辈父母在做出隔代抚养和外出务工的分工时，都清楚认识到了其对孙辈成长发育的不利。因此隔代抚养所体现的不完全是新家庭主义框架下的“下行式家庭”。无论年龄代际，个体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中所得都很有限，生活质量也因“节流”而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作为照顾提供者的祖父母，其个人生活质量和未来养老保障都未因抚养劳动而提升。实际上，在访谈中祖父母也谈到了很多由隔代抚养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实际困难。然而在隔代抚养“伦理为表”的前提下，祖父母一方面无力承担退出隔代抚养的道德谴责，另一方面不断将家庭经济发展目标内化为自身价值实现的渠道，从而强化隔代抚养的伦理动机。因而即便隔代抚养抑制了祖父母对个人生活质量的追求，这一现象在农村仍然日趋普遍。虽然祖父母的劳动力在实际上存在被过度利用乃至于剥削的情况，但访谈中对子女有怨言的祖父母并不多见，祖辈和孙辈父母间的代际关系呈现着微妙的和平。

从祖父母视角探寻农村隔代抚养的动因是理解农村多代家庭代际分工，并为农村祖父母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帮助的第一步。当前研究说明农村隔代抚养并不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在“伦理为表”的情况下，由经济因素在根本上促使祖父母抚养孙辈。因而隔代抚养造成的衍生问题也无法用单一方法解决，而需要从伦理、经济等多方面入手。另一方面，看似平和的代际关系下，由伦理性包装的劳动力剥削和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抑制仍对祖父母构成潜在危害。本研究从祖父母的视角出发研究隔代抚养的动机和运行逻辑，也为后续探求隔代抚养祖父母帮扶的研究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