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宣传队：儿童剧团与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
——以上海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为中心*

蔡 洁

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形势的日益严峻，儿童、战争与革命这一议题成为国族主义的重要指向。中国共产党重视将儿童纳入统战工作的范畴，通过组织儿童团体，传递国难消息和救亡情绪，成为独具风景的“流动宣传队”。

目前学界主要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组织的儿童团体与民众动员的关系，至于中共在国统区和派遣赴海外的儿童救亡团体鲜少受到关注①相关的研究情况，参见团中央少先队工作委员等编著：《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第176—196页；郑洸等主编：《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0—170页；罗存康：《少年儿童与抗日战争》，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113—156页；冯兵、罗情情：《抗战时期中共动员儿童团的依据、实效与经验》，《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1期；段俊：《山西抗日根据地儿童剧团戏剧活动研究》，《社会史研究》（第1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05—122页。。笔者选择上海孩子剧团和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为研究对象（前者被茅盾、郭沫若誉为“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①茅盾：《记孩子剧团》、郭沫若：《孩子剧团》，孩子剧团团史编辑组编：《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料丛书·孩子剧团》，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第1—9页。，后者被盛赞为“海外苦斗的一群生力军”②梁开明：《海外苦斗的一群生力军——介绍旅越儿童救亡歌咏团》，《少年战线》1940年第2卷第3期，第99页。），考察抗战时期儿童的角色参与及身份建构，挖掘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的儿童工作与统一战线的策略、战时国共政争的微妙变动之间的关系，揭示儿童与战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在联动，阐释抗战文艺、民族救亡与儿童解放历史逻辑的合一，从而深化近代中国儿童史的研究。

一、组织起来：国难形势下儿童救亡剧团的诞生

伴随着五四时期“发现儿童主体性”和“艺术启蒙”的新式教育理念，现代中国儿童戏剧孕育而生，包括“儿童自己演的戏”和“成人演给儿童看的戏”两种形式。九一八事变以来，为激发社会大众的家国情怀，儿童戏剧被提升至“民族求自由求解放的斗争武器”的高度，肩负起“组织儿童”与“动员大众”的双重使命，迎来新的发展契机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编：《中国儿童戏剧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3—66页。。

知识界认为儿童戏剧应成为战时戏剧运动的重要一环，主张突出战争形势和救亡话语，适应国难教育的需要。在冯绳祖看来，应淘汰表现浪漫圆满的童话式剧情、容易诱导儿童走上慕仙歧途的武侠神怪剧、充斥着淫猥肉感有损儿童洁白心性的爱情剧、表现杀戮罪恶的非理性戏剧，取而代之的是反映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维护民族大义的英雄事迹④冯绳祖：《由儿童节说到儿童戏剧》，《北平剧世界月刊》1937年第2期，第12—14页。。左翼戏剧家许幸之建议借助菩萨与魔鬼的对立解说真理与罪恶，以太阳和月亮的更替隐喻光明与黑暗，通过豺狼和羔羊的生存法则阐释凶暴与柔顺、残忍与忠诚、野蛮与仁爱⑤许幸之：《论抗战中的儿童戏剧》，《戏剧杂志》1938年第1卷第2期，第2—4页。。戏剧家徐公美和儿童戏剧家熊佛西肯定儿童戏剧积极正面的价值取向，认为儿童剧为儿童打开一个了解时代大势和现实广漠人生战场的窗口⑥徐公美：《儿童戏剧之心理基础与社会基础》，《心理季刊》1937年第12卷第1期，第41—50页；熊佛西：《儿童世界（儿童剧本）》，《文艺月刊》1937年第10卷第4—5期，第79—90页。。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儿童救亡剧团的创建，发挥儿童战时角色的主体能动性，将儿童视为民众动员的重要对象，同时赋予其动员民众的独特使命，这与抗战时期中共动员民众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针对南京国民政府“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的现实，强调发挥中共在动员组织民众、武装群众的领导与核心角色⑦《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5—36页。。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⑧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4页。其中，由儿童以组团演剧的形式深入到社会基层，可产生特殊感染力。这种救亡模式继承了在大革命时期组建劳动童子团、苏区时期建立儿童团的经验，也是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应有之义，拓宽了抗战宣传队伍的主体，创造性地开辟出抗战民众动员的独特路径。

对此，进步文化人积极响应，强调各地中小学校具备孵化儿童剧团的先天优势。有论者分析，教师及专业戏剧工作者是指导儿童剧团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能够说服父母支持孩子参加戏剧演出，建立儿童剧团组织系统①林蜚：《关于儿童戏剧》，《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月17日，第12版。。重要的是，校园里的儿童演员及其观众都是“自己最熟悉的朋友”，容易产生共鸣，若实现校际之间的通力合作，由多个学校结成“学联剧团”进行艺术研究、演技磨炼和巡回演出，产生的影响力可使社会各界“更能清楚地认识儿童们的才力和努力成绩”②龚炯：《揭起儿童戏剧运动的旗帜》，《狼烟文艺丛刊》1941年第3期，第18—21页。。在“学以致用”“演剧救国”的口号感召下，各地觉醒的儿童如潮水似地行动起来。除根据地以外，国统区中小学校的部分儿童运用在校表演技能和舞台经验组建了规模不一的儿童救亡剧团，从校园走向街头，或活跃在家乡，或巡演全国，或奔赴海外。其中以上海为盛，如《大晚报》的童友会、中国模范儿童剧社、我们的儿童剧社、激流儿童戏剧部等；跨越国统区多省的有上海孩子剧团、长沙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等知名儿童团体；奔赴海外的尤以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为最；此外还涌现出湖南的育英抗敌儿童工作团、沅陵孩子歌咏队，四川的云阳娃娃剧团、泸县孩子剧团，开封孩子剧团等③《附录二：抗日儿童团体一览表》，罗存康：《少年儿童与抗日战争》，第329—337页。。其中，活跃在国统区的上海孩子剧团与远赴东南亚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最具代表性，以儿童剧人的身份驰骋于海内外儿童剧场。

二、国统区剧场：上海孩子剧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统区儿童剧团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者的当属1937年9月3日成立的上海孩子剧团。其浴火而生于淞沪会战，跨越上海、南通、扬州、徐州、郑州、武汉、衡阳、桂林、贵阳、重庆各国统区，开辟了儿童抗战戏剧的大舞台。

（一）剧团创建、转移及团员背景

八一三事变的发生、儿童团员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指导以及特殊的地缘环境，共同构成了上海孩子剧团诞生的动因。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江湾、闸北一带以及中心市区发起炮轰④文范：《孩子剧团访问记》，《少年先锋》1938年创刊号，第36—38页。。就读于沪东战区临青学校的中小学生逃难至霞飞路恩派亚电影院的难民收容所，以戏剧、板报、歌咏等方式向难民宣传国难形势。这股儿童救亡力量引起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国难教育社中共党组书记王洞若派遣中共党员吴新稼（吴莆生）前往调研并择机争取⑤吴莆生：《我与孩子剧团》，陈模编：《战火中的童年》，北京：同心出版社，1997年，第31—37页。。国难教育社是1936年2月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陶行知发动上海文化界人士组建而成的，具体工作由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

上海中共地下党之所以选择吴新稼以及这批来自临青学校的儿童，源自于该校的政治背景。早在1933年秋，中共地下党员严镜余等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革命种子，秘密建立了临青学校，接收失学的工农子弟，业余指导儿童排演戏剧、演唱歌曲、担任小先生⑥新稼：《孩子剧团究竟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第264—265页。。吴新稼既是与国难教育社联系密切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是临青学校的教师，这为建立儿童剧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7年9月3日，吴新稼以该校8名在读中小学生为基础，吸收绍芳小学、余日章第三小学、山海工学团的儿童以及部分少年工人和革命干部子弟共19人组建上海孩子剧团。吴新稼担任干事长，选举许立明、傅承谟、张宗元、张莺、罗真理等儿童为干事，组成干事会①吴新稼：《孩子剧团党的领导和党组织情况》，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5页。。在创建之初，团员平均年龄14岁，最幼者仅有9岁②《孩子剧团年岁统计》，《战时教育》1938年第2卷第2期，第8页。，除部分由中共地下党介绍入团以外，多数来自上海本地及周边乡镇流落来沪的贫民家庭、孤儿、学徒，部分有过参与革命的经历③《团员小史》，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635—650页。。

序号1 2 3 4 5 6 7 8 9 1 0姓名吴新稼许立明张莺出生日期及籍贯1918年，湖北宜昌1923年，江苏邵伯1922年，江苏江阴，店员家庭加入上海孩子剧团前的经历1933年加入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国难教育社、临青学校工作临青学校学生会主席在上海求学和做工，1936年担任上海地下党特种工作委员会机关交通员1932年随父母逃荒到上海拾垃圾、当学徒，1936年入临青学校，任学生会秘书、小学生二分校校长，参加孩子歌咏队、上海市各界救国会在家当学徒，后入临青学校及国难教育社在上海某医院工作的表嫂向其讲述国难形势，推荐其阅读苏联经典作品，后参加援助“七君子”出狱的游行示威，经介绍入团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傅承谟张宗元罗真理奚立德郭宝祥吴克强曹大庆徐晴强云秋孙杰吴培尼吴正波王伟亚程明远吴慧娟谢启明1923年，江苏泰兴，贫农家庭1919年，安徽巢县，贫苦家庭1923年，生于上海1923年，安徽无为1921年，江苏南京，家庭穷苦1924年，上海，贫民家庭1923年，生于上海1925年，江苏镇江1923年，生于上海1921年，湖北黄陂，工人家庭1929年，安徽六安1928年，生于上海1921年，浙江宁波1921年，湖北鄂城1924年，江苏江阴，生于上海，贫困工人家庭1926年，江苏常州就读临青学校，担任小先生教育总校长就读临青学校先后就读绍芳小学、余日章第三小学就读临青学校就读上海山海工学团、余日章第三小学就读临青学校，开展小先生教育活动因家境贫困初中辍学，进上海颐中烟厂做工就读上海互助小学、临青学校，由姐姐（中共党员）介绍入团就读法租界女工夜校，参加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妇女界救国会等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至临青学校当校工，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家穷失学，后入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夜校，夜校老师介绍入团已从临青学校小学毕业

随后，上海孩子剧团之所以撤离并踏上辗转国统区宣传国难的征途，可从战争形势的迅速恶化以及中共地下党的策略考虑方面加以分析。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沪从事救亡工作的各界人士和国民党军队相继向内地转移。对于究竟是将上海孩子剧团安置于当地难童救济机构还是转迁工作地点这一问题，党员教师吴新稼认为在沪上经过锻炼的儿童团员已具备担负国难宣传的能力，内地各城市可为儿童开辟剧场提供更广阔的天地，来自贫苦家庭的儿童也有能力经受住战火中奔波转移的考验④吴新稼：《孩子剧团党的领导和党组织情况》，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5—10页。。基于此，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林犁田、徐治平、徐祥仙三名有过一定革命工作经验的少年加入上海孩子剧团，辅助吴新稼完成剧团转移工作。三人皆在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艺友师范班学习过表演艺术，其中林犁田为中共党员，当过上海租界报童，跟随过民众战地服务团赴粤，徐治平是共青团员，与徐祥仙参加过淞沪会战中的战地服务团①《团员小史》，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636、646—645页。。上海沦陷后第七天，22名团员分为五批，跨越上海、南通、扬州、徐州、郑州，于1938年1月10日抵达武汉②《我们是怎样到武汉来的》，孩子剧团编、郭沫若著：《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续编》（第十一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78页。。武汉沦陷后途径衡阳、桂林、贵阳等地，终抵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

（二）专业人士指导与剧团演出风貌

中国共产党派遣专业艺术家提供指导，为孩子剧团在国统区开拓儿童救亡剧场奠定了坚实之基。在沪上，孩子剧团迅速打开救亡宣传工作的新局面，与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的支援不无关联。该会商洽马思南路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作为剧团固定的居所和办公场地③傅承谟：《孩子剧团的故事》，《青年生活》（重庆）1939年第6期，第10—12页。，派遣专员轮流教授国难形势、编写剧本、排演节目④《出发时的公开信》，孩子剧团编：《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汉口：大陆书店，1938年，第15—19页。。初抵武汉，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络吕复、赵明、冼星海、张曙等戏剧家、音乐家指导孩子剧团在汉口青年会举行戏剧、歌咏表演。随后，经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及中共中央长江局接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扮演统筹的核心角色，派遣大批文艺专业人士赴团指导：在武汉，将孩子剧团归属第三厅艺术宣传处处长田汉、戏剧科科长洪深直接管辖，派遣中共党员陈乃昌担任指导员，邀请教育家徐特立来团宣讲战时学习和工作注意事项；至桂林，任命中共党员蔡家桂、左翼知名演员郑君里分别出任政治和艺术指导员；抵重庆，安排郝玲星、方黎、丁月秋等女同志负责照料团员日常生活，召集哲学家杜国庠、华岗，文学家曾克等亲赴剧团授课，协助组建社会科学组、自然科学组、戏剧组、文学组、音乐组和美术组，完善剧团的组织建设⑤吴莆生：《孩子剧团五年大事记（1937年9月—1942年9月）》，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485—493页。。

在中国共产党及进步文艺界的支持下，孩子剧团以戏剧为主，辅以歌咏、壁报、舞蹈、书画木刻展览等艺术形式，奔赴街头、学校发表演讲，表演双簧和大刀舞，宣传对象除了儿童，还覆盖难民、伤兵、抗属、农民、学生等⑥《军委会政治部孩子剧团报告组织经过情形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在上海，孩子剧团采用成人剧团争相热演的经典剧本，如塞克《捉汉奸》、许幸之《仁丹胡子》、佚名《放下你的鞭子》等；转移武汉途径郑州时，开创了自创剧本的先声，在陇海大礼堂公演了《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在武汉、重庆期间，陆续推出《孩子血》《秃秃大王》等原创作品，讲述日军的杀戮对儿童及家庭带来的重创，指明儿童与成人共同抗敌是挣脱敌人侵略的出路⑦吴莆生：《孩子剧团演出过的戏剧》，陈模、曹大庆编：《孩子剧团抗战儿童剧佳作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第9—14页。。除了活跃于大城市，孩子剧团还主动请求深入乡村地区，如组建川北、川西、川东、川南四支工作队，从事慰劳伤兵、组织儿童等工作①《军委会政治部孩子剧团为请求赴四川农村工作致郭沫若函》、《郭沫若签报孩子剧团川东川南工作报告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第171—177页。。

其中，由左翼戏剧家石凌鹤创作、在重庆排演的抗战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取得轰动一时的社会反响。1941年3月27日至29日，孩子剧团以为“中国儿童号飞机”募捐的名义，在重庆国泰戏院举行大规模公演②《广告：乐园进行曲》，《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3月16日，第3版。。该剧全方位、多视角呈现出战时儿童的整体风貌：流亡儿童遭遇敌机轰炸、儿童救亡工作团宣传军民合作、儿童在前线的英勇壮举、儿童保育院施以科学教养等，并批判战时国民党儿童福利机构的腐败现象③《乐园进行曲》，陈模、曹大庆编：《孩子剧团抗战儿童剧佳作选》，第41—175页。。由于剧本内容大多基于团员的真实经历或途中见闻，表演中能够融入自我情感，易于激发观众的共鸣，尤其将话剧与歌舞剧巧妙地融为一体，通过儿童的视角将延安革命根据地工农大众勤劳奋进的精神风貌移植到国统区的戏剧舞台上，向民众展现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的画卷。在尾声“农人舞”中，车水、戽水、插秧、打稻等“每个动作都表现了劳动的美，不是肉感的，而是劳动的形象化”，呈现出以“耕种机代替了锄把”的农村电气化情景④奚立德：《〈乐园进行曲〉排演日记》，《新蜀报》1941年3月17日，第4版。。在高举国旗的天空下，“孩子们队队成群，并有海陆空军、士农工商各队，且歌且舞”的盛况，隐喻着儿童对于抗战建国的憧憬，暗示了儿童解放事业根植于同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相结合的前进方向⑤《乐园进行曲，中国光明之前奏》，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232—233页。。

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情绪被热烈地感染，左翼戏剧家许幸之致函孩子剧团：兴奋而明朗的歌声“充溢了整个的教室，整个的弄堂，一直传达到街头”⑥许幸之：《给孩子剧团的公开状》，《剧场艺术》1940年第2卷第6—7期，第169—170页。。上海工学团主任方与严在批阅团员的日记中感同身受孩子们的热诚：“他们把热血和愤怒，一齐化作唤起民众抗敌救亡的戏剧运动”⑦与严：《战时普及教育短讯·孩子剧团》，《战时教育》1937年第2期，第11页。。茅盾赴剧团武汉驻地访问，赞叹他们“逃过敌人的虎口，越过兵荒马乱的火线”的果敢，无愧于“民族复兴的后备军”⑧茅盾：《记“孩子剧团”》，《少年先锋》1938年第1卷第2期，第10—11页。。某教师收到孩子剧团送来的宣传品后，感慨儿童尚且“在外奔走国事”，自己每天却“悠闲的看看书报”⑨朱作同、梅益主编：《上海一日》第四部第九辑，上海：美商华美出版公司，1939年，第191页。。西北战地服务团作家丁玲致信共勉，“只有在抗日战争中尽了最大力量的孩子，才是将来的主人”，呼吁他们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同黑暗斗争，冲到光明里”⑩丁玲：《寄孩子剧团》，曾大蒙编：《当代名人书简》，上海：永丰书局，1948年，第111—112页。。

值得一提的是，孩子剧团赢得了进步人士慷慨捐款与援助，如在汉口的公演，收到国民党左派冯玉祥、邵力子，邓颖超、刘清扬、安娥等中共党员，以及明星大戏院等机构捐款共计939.5元⑪《孩子剧团鸣谢》，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111页。。除此之外，孩子剧团的战时服务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成人对儿童自主能动性的质疑。如团员玉珍的父亲接到女儿家书后，一反从前反对的立场，称“知道你的行动是很对的……真使我的心感动及佩服到极处”①《附孩子剧团一位家长的信》，韬奋：《再厉集》，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第498—499页。。

（三）编入第三厅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在周恩来、郭沫若的接洽下，孩子剧团于武汉正式编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为具有官方编制的儿童抗日宣传组织，这固然为他们深入国统区各地公开从事国难宣传活动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人身安全保障和经费支持。然而，由于第三厅是战时国共两党以及中间力量合作下的产物，随着国共关系逐步微妙化，双方围绕孩子剧团的归属及存废展开了博弈，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团的生存空间，其背后隐含着国共两党对民众动员主导权的争夺。

孩子剧团初抵武汉之际即面临着首次被解散的危机。1938年1月30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孩子剧团举行欢迎茶话会，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潘汉年、邓颖超等出席，对抗战宣传活动作出指示，不料引起国民党的注意②杨慧琳：《孩子剧团欢迎会上》，孩子剧团团史资料征集编辑委员会编：《孩子们，站起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第92—96页。。2月19日，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派遣专车将全团接至市党部③吴莆生：《孩子剧团五年大事记（1937年9月—1942年9月）》，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485页。，但对孩子剧团参加抗战宣传工作的愿望不予支持，认为仅是“耍猴戏的娃娃”，建议分送至各小学④《孩子剧团》，郭沫若：《洪波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6—47页。。这缘于国民党民众动员的侧重点仅限于童子军以及中青年。为防止被国民党解散，周恩来决定暂且以为矿工演出的名义，连夜将孩子剧团转移至郊区的石灰窑⑤许翰如：《小小树苗离不开阳光雨露》，《大海浪花——回忆孩子剧团的战斗生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61—64页。。

自1937年底至1938年底，武汉汇集了一批从东北、平津、沪宁转移出来的进步文艺人士，沦陷前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针对国民政府在组织和动员民众经验上的不足，中国共产党呼吁“所有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关，均应向政府机关登记……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1986年，第86—88页。，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进而促使文艺界的联合由自发性、区域性迅速走向制度化、全国性的发展阶段，这为孩子剧团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组建，形成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聚力。尽管第三厅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但实际上由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直接领导，中共党员郭沫若担任厅长，国民党党员范扬、无党派民主人士范寿康任副厅长，中共党员在主任秘书、处长、科长等重要职位上占据较大比例。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决定将孩子剧团接回武汉，归入第三厅艺术宣传处戏剧科，成为组织系统中唯一的儿童救亡团体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机构及在汉活动概况》，武汉文化志办公室编：《武汉文化史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3年，第65—67页。。为便于中共担负实际领导之责，该团于5月发展许立明、傅承谟、张宗元、张浣青、张莺、罗真理、徐祥仙7名中共党员，组建党支部，选举吴新稼为支部书记⑧吴莆生：《孩子剧团五年大事记（1937年9月—1942年9月）》，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486页。。这贯彻了1937年春《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中吸收个别先进分子入党并起核心作用的原则①《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87页。。

事实上，孩子剧团加入第三厅并非意味着接受国民政府的组织收编，而是为解决生活困难和演出经费窘境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关键的是，郭沫若为其争取到70个国民政府宣传团体的编制和每员每月15元生活费补贴，为该团在国统区开展活动提供了重要凭藉②《郭沫若关于收编新安旅行团办法的签呈》、《军委会政治部孩子剧团新安儿童宣传团组织条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第153—155页。。1939年底，第三厅将长沙儿童剧团收编并入孩子剧团，进一步壮大了该团的力量③《郭沫若关于将长沙儿童剧团改编并入孩子剧团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第177页。。

然而，随着国共之间关系的微妙化，第三厅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孩子剧团在国统区的生存空间。为排除中共利用第三厅作为宣传阵地，1940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免除了郭沫若厅长的职务，另派国民党党员何浩若接任，对各处和各科进行大规模改组，并撤销郭沫若派遣委任的孩子剧团主任委员和指导员，转派国民党党员驻团领导。9月26日，继任第三厅厅长的黄少谷以孩子剧团“组织不健全，人员思想欠纯正，致工作未能达到要求”为由，呈请政治部加强指导并重订团务章程。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委任国民党党员李清灿为孩子剧团主任委员，方守谦、严玉文为指导员④《黄少谷为孩子剧团人员思想“欠纯正”建议加强指导并重订编制的签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第178页。。随后，为疏解原第三厅文化人的不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重设文化工作委员会，委任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为保持与进步人士的密切联系，孩子剧团派遣罗真理、张宗元、李少清、郭宝祥、孙杰赴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⑤吴莆生：《孩子剧团五年大事记（1937年9月—1942年9月）》，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494—495页。。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切断孩子剧团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联系，次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令将孩子剧团调归重庆卫戍司令部政治部管辖。为争取留在第三厅，孩子剧团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致信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表示愿意“在部长领导下，以更大的努力来开展新的工作，帮助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⑥《军委会政治部孩子剧团报告组织经过情形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第182—184页。。加之冯玉祥、陶行知等爱国人士协助疏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最终收回了指令⑦许翰如：《撤退前的斗争》，《大海浪花——回忆孩子剧团的战斗生活》，第78页。。

1942年，国民党再度发起改组孩子剧团的动议。6月，政治部要求全体团员集体加入国民党。9月，李清灿取代中共党员林犁田担任孩子剧团团长，偕同赴任者还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官汪子瑶等，不料在办理移交手续时发现仅剩下团员5人。实际上，自1941年起，周恩来已秘密启动分批撤离计划，部分送往延安、抗敌演剧一队、广东东江纵队，其余考取了国立剧专等艺术学校以及普通中学⑧吴莆生：《孩子剧团五年大事记（1937年9月—1942年9月）》，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第497—499页。。可见，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执行全团改组决议时，孩子剧团已名存实亡，有效避免了国民党权力的渗透。

细究国民党对孩子剧团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内在动因，应联系此间抗战形势的变化动态。武汉会战时期正处于抗战防御阶段，国民政府亟需通过团结中国共产党凝聚包括儿童在内的各方救亡力量，消除民众畏敌心理，助力军事战场的推进。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将侧重点转向防共与反共，意在削弱中共在社会动员中的影响力，以强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地位。可见，孩子剧团的迅速发展与受挫，很大程度上受到抗战局势变动及国共政争的波及，实质关涉的是两党在群众基础、政治威信方面的竞逐与较量。

三、海外剧场：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与东南亚华侨的抗战动员

与上海孩子剧团诞生同日，1937年9月3日，中国共产党厦门市工作委员会指导建立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也在“保卫厦门”的呼声中应运而生。其转道广东、香港，将祖国危亡的消息带到越南、柬埔寨，以儿童主体性身份承担起发动东南亚侨胞募捐的特殊任务，与国统区从事救亡工作的儿童剧团形成相互配合之势，开辟了海外剧场的新天地，这同香港闽粤籍士绅、东南亚侨胞的斡旋及越南共产党的援助密不可分。

（一）走出国门的历史风景

1937年夏，日军企图通过入侵金门打开中国的南大门，与金门一海之隔的厦门陷入危机，中国共产党厦门市工作委员会动员青年、妇女、儿童等各界民众组建抗日救亡团体。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以中华小学的绿苗文艺研究社为基础，合并了鸽翼剧社，由中华小学教师、中共党员陈轻絮和厦门抗敌后援会戏剧股长、中共党员洪凌担任领队。剧团创建之初，儿童团员共有28名，年龄为7至17岁，建立干事制度，选举学生代表林冰风为总干事，梁开明等9名儿童为干事，隶属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的第九工作队，以戏剧表演从事国难宣传、物资募捐、军队慰劳等活动①曾梅生：《一支红色的儿童抗日宣传队——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始末记》，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厦门市档案馆编：《厦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选编》（上），内部资料，1986年，第54—55页；《洪凌（学禹）简历及生平事迹》，《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六十周年文集》，1997年，内部资料，第224—225页。。与上海孩子剧团相比，厦门儿童救亡剧团被迫离开家乡固然与战况危急直接相关，还蕴含着争取东南亚侨胞支援抗战的考量。1938年5月10日，厦门陷落。5月24日，中国共产党厦漳工作委员会作出派遣厦门儿童救亡剧团转战东南亚的决议：向华侨报告国内危亡的形势与英勇抗战的事迹，扩大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力。

至于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的海外行迹，转道汕头、广州与香港是开辟海外剧场的前奏。6月上旬剧团从漳州出发，经漳浦、饶平、汕头、潮安、揭阳、普宁、海陆丰、惠阳等闽粤沿海城镇，8月初至广州②陆不沉：《在炮火中长成的小战士——厦门儿童剧团访问记》，《学生杂志》1939年第19卷第1号，第139页。，10月11日乘坐“泰山轮”来到香港③《厦门儿童剧团昨午由粤乘轮抵港》，《申报》（香港版）1938年10月12日，第4版。。在此期间，他们完善组织机构，建立党支部，发展林冰风等年龄较大的团员入党，并由中共厦漳工作委员会调任中共党员林云涛担任总领队和党支部书记，归属中共南方局领导。林云涛对于香港和东南亚各国风土人情较为熟悉，可为剧团的海外旅程提供有力向导。12月14日，剧团乘坐“大中华”号轮船出发，18日抵达越南首府西贡。与西贡毗邻的商业区堤岸，是越南境内华侨最为集中的城市，与西贡合称西堤。1939年元旦，剧团赴柬埔寨首都金边从事过短暂的宣传活动后重返西堤，6月中旬辗转至越南中圻、北圻巡回演出，8月13日踏上回国征程，经镇南关、龙州、南宁、柳州等地，9月10日抵达桂林，结束了长达9个月海外义演的光荣旅程①张兆汉：《在党的孕育下成长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六十周年文集》，第14—27页。在由柬埔寨返回越南时，林云涛病重，总领队和党支部书记转由张兆汉担任。。

（二）乡土纽带：海外华侨的援助

中共派遣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出洋，一是考虑到东南亚地区闽粤籍侨胞众多，同乡地缘情谊有助于宣传与募捐工作的开展；二是香港是内地与南洋的重要中转站，距离厦门较近，派遣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出发相对便利；三是认为漂洋过海的儿童义演，有利于推进中共对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在宣言中明确指出，要将日本的暴行和国人坚韧果毅的精神告知南洋侨胞，以凝聚中华民族的巨力，争取国际人士的同情，赢得最后胜利②《民族小斗士厦门儿童剧团明日出国宣传，发告各界书告别港侨胞，誓为民族解放贡献血力》，《申报》（香港版）1938年12月11日，第3版。。

旅港闽粤籍士绅、越南侨胞上层人士、越南共产党利用自身财力与社会人脉，协助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化解在物质、资金、场地以及政治安全等方面所遇到的难题。一是派遣专员接待，安排食宿和交通。抵港之际，旅港福建商会救济难民临时委员会代表赴香港码头，将团员送至驻港寓所坚尼地域北街一号四楼③《厦门儿童剧团昨午由粤乘轮抵港》，《申报》（香港版）1938年10月12日，第4版。。至西贡，侨胞安排福建学校、暨南中学为住宿地。抵河内时，越南共产党商洽中华中学为团员解决寄宿问题。途经中圻岘港，福建籍华侨购买车票、船票，并设宴款待，福建会馆还派员带领他们游览名胜古迹，领略异国风光。二是协助办理手续，筹集活动经费。先由福建士绅争取到赴越南巡演的通行证，后由旅港福建商会救济难民临时委员会特邀在港文艺界与剧团举行联合义演。任教于香港大学的作家许地山应邀作开幕演说④《闽商会演剧筹款，协助儿童剧团》，《申报》（香港版）1938年11月8日，第4版。，梅兰芳、茅盾、夏衍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闻讯赴会，共募捐款15000元⑤张兆汉：《在党的孕育下成长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六十周年文集》，第18—20页。。三是向法国殖民政府争取合法公演，确保政治安全。由于在越法国殖民政府为避免与日本摩擦，严格限制各类抗日宣传活动，旅越华侨士绅一面指导巧妙修改剧本以通过政治审查，如将“日本帝国主义”替换为“土匪”等⑥《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从海外归来，带回侨胞的热爱》，《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六十周年文集》，第46—47页。，一面利用政界人脉争取演出特别许可证，通过请喝咖啡、暗送钱票等方式拉拢监督员对于剧团念唱抗日台词、高呼抗日口号等行为视而不见⑦《在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六十周年文集》，第9—10页。。

（三）散播火种：社会动员与国际反响

越南是中国打通国际援华交通线的重要通道，但据团员观察，当地华侨社会文化闭塞，为调动他们支援国内抗战的热情，亟需发动一切力量去打破这个沉寂的世界。

其一，在报刊上发表论说是剧团开展群众动员的重要凭藉。在纪念“七·七”抗战二周年、“三八”妇女节等重要节日，剧团将海外侨胞的生存发展与祖国的兴衰命运相联系，为一些具有偏安思想的民众敲响警钟。针对旅越华侨妇女运动低迷的状态，剧团呼吁她们参加战时妇女民众学校、妇女干部训练班①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开展越南的妇女救亡运动》，原载《华侨日报》（越南西堤），《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六十周年文集》，第37—39页。。对于华侨儿童，剧团唤起他们抛弃少爷小姐的生活，节约储蓄以筹集抗战物资②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给越南学生的一封信》，原载《华侨日报》（越南西堤），《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六十周年文集》，第39—40页。。

其二，话剧表演、集体歌咏是剧团开展义演募捐的主要形式。经调研发现，越南戏院仅有京剧、粤戏、潮剧等传统剧种，话剧这一崭新的艺术形式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体验，公演共40余次，募得捐款约计15万元越币③厦门儿童剧团：《流亡二年——两年来的工作概况》，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厦门市档案馆编：《厦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选编》（上），第76—77页。。与话剧表演配合的是户外歌咏活动，最大规模的是1939年元旦在中国戏院举行的春节歌咏大会，《义勇军进行曲》《军民进行曲》等传遍堤岸内外④林冰风：《越南八月的工作报告》，《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六十周年文集》，第41—42页。。除此，他们以厦门沦陷后百姓流离失所的惨境为素材，在街头表演新剧《小流亡者》，激发闽粤华侨的思乡情⑤东鳞：《记两个儿童剧团》，《儿童世界》1938年第41卷第2期，第18—23页。。

其三，组织爱国团体是剧团播撒海外剧场火种的路径。鉴于此次海外宣传活动仅是短期，为延续这一事业，剧团延聘讲师设立“战时华侨青年研究班”，举行“华侨儿童运动座谈会”，选派团员至各华侨学校教练歌咏，并协助组织“越南华侨儿童歌咏团”“铁的剧社”“南圻学生联合会”等救亡团体⑥洪卜仁：《“厦儿团”二三事》，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厦门市档案馆编：《厦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选编》（上），第80页。。

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海外剧场的开辟，开创了南中国儿童抗战时新纪元，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海外争取国际援华力量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申报》记者赞叹道，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有时还要受着饥饿病痛的威胁，可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是兴奋、活泼、严肃”⑦《把救亡带到海外去：厦门儿童剧团明天出国宣传》，《申报》（香港版）1938年12月9日，第3版。。团员们开拓了国际视野，超额完成了厦门中共地下党组织拟定的募捐任务，提升了东南亚侨胞支援抗战的决心。1939年6月，离开西堤前夕，剧团发布募集物资公告，两天之内便收到五万封慰劳信、一万个慰劳袋和大量药品。离别当天，千余名侨胞自发组成的送别队伍挤满车站⑧叔明：《没有家的孩子们——介绍厦门儿童剧团》，《生力旬刊》1940年第2卷第34期，第3—6页。。回国后，剧团与儿童华侨建立了联络通道，互相分享救亡工作经验。旅越儿童救亡歌咏团在回信中深表谢意，称“深深记得临别时你们给我们的话，我们要歌唱到中华民族自由解放”⑨梁开明：《海外苦斗的一群生力军——介绍旅越儿童救亡歌咏团》，《少年战线》1940年第2卷第3期，第100页。。这次出洋壮举也令越南友人深受感染，河内举行“七七公演”时，越南共产党和共青团在粤东会馆举行联欢会，双方互赠锦旗，上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是亲密的战友”，共同高唱《国际歌》⑩《“厦儿团”与越南共产党联欢合影》，《抗日烽火中的厦儿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六十周年文集》，扉页图7。，双方炽热的心溶解于伟大的异国友情之中。

结 语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分别奔赴国统区和东南亚的上海孩子剧团和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开辟了海内外儿童剧场，均是由国统区中共地下党派遣青年教师党员指导，以中小学儿童为基础组建而成，并成立秘密党支部。日臻完备的组织机构、严格的生活纪律、政商学艺各界的联络等因素，为儿童剧团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指引。

若将二者进行比较，可知在活动经费的来源、提供援助的对象、赖以生存的空间等方面存在差异。上海孩子剧团的发展得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资金多取自第三厅固定的经费供给，艺术和政治指导员主要由厅长郭沫若统筹安排，但国共政争引发的第三厅改组直接波及到该团的命运。不同的是，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的资金主要来自香港闽粤士绅的协助募捐，爱国华侨团体的扶助促使剧团开辟出具有影响力的海外剧场。

诚然，在国难特殊的情境下，儿童剧团的境遇倍加艰难。上海孩子剧团在教育机会、工作强度、剧本材料等方面尚存困难。团部流动到小城市和乡村时，时常难以找到教授先生，尤其年龄幼小的儿童团员自学能力尚属不足；由于工作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况，年龄较大的团员因工作强度过大而生病者不在少数；此外，原创剧本的数量仍无法满足频繁演出的需求①徐治平：《孩子剧团的将来》，《少年战线》1939年第1卷第11—12期，第233—234页。。这类问题不仅存在于上海孩子剧团，也是抗战时期大部分救亡剧团困境的缩影。对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来说，囿于初次出洋义演，无先行经验可资借鉴、资金供给有限、地理区域的分隔、语言与文化的隔膜、海外通行证有效期短暂、工作任务与强度较大等不利因素不容忽视。另外，缺乏专属儿童的表演特色，且依赖从国内带去的个别经典剧目，存在千篇一律的演剧现象。

至于战时儿童离开家庭、远走他乡从事演剧的行为，部分人士一度担忧夸大了儿童的本领，逾越了儿童成长阶段。实际上，在各地中小学连遭炮火轰炸，儿童流离失所、儿童福利机构供不应求之际，兼具儿童教育与国难宣传功能的演剧活动能够弥补儿童无书可读的缺憾。并且，儿童从事力所能及的义演募捐及成绩赢得了成人世界的认可，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对于儿童能力与地位传统的刻板印象。

选择以演剧方式投身救亡的儿童，既有在战火中无家可依，为寻求生存庇护而被迫加入者，也有在救国热潮感染下萌生爱国意识而主动请缨者。尽管动因各异，但在海内外流动的演剧之旅中，儿童与社会连结起来，将自身的命运转化为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磨砺了戏剧表演技能，锻炼了自我管理能力，提升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这种将戏剧表演与国难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工作经验，对艰苦卓绝的抗战事业起到配合之效。

战时海内外儿童剧团义演迸发的能量，彰显出抗日救亡中儿童的角色参与和历史贡献。儿童演剧与儿童修学旅行、奔赴战争前线、从事后方生产等活动共同构成“抗战小英雄”的群像，建构出儿童作为国家小主人翁的主体性身份，探索出儿童解放与民族救亡相融合的独特路径。这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儿童解放运动，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股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