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因、要义与启示：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生态观探赜*

赵路强,王 平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种完备、科学、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已被实践证明是指引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为更加准确地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理论逻辑，以历史的眼光探寻其生成的背景与因素，明晰该思想形成的内在机理和阶段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浙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重要场域，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期的治理实践、调查研究、思想感悟与著作论述，都成为该思想生成的潜在资源与现实根据。据此，系统梳理、深入挖掘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生态观，将会给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新的启迪。

一、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生态观的生成动因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生态观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时代潮头、觉察社会问题、贯彻中央方针以及重视自身经验可以视为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时代之维：时代背景凸显问题症候

从国际层面来看，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逻辑的扩张以及科学与技术的日益深度融合，资本与技术对生态环境领域入侵的程度和强度愈加深入。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与资源环境有限的承载力之间的固有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持续稳定之间的张力愈加拉大。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物多样性减少、人口膨胀以及由资本逻辑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分布不均，使得原初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至于西方有识之士发出“增长的极限”的呼声，呼吁人们反思人类生存的现实境遇。从国内方面来思索，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逐步确立，“时间”“效率”成为人们竞相关注的对象，重增长、轻质量的发展理念主导着人们的心态，但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停下来进行反思，并找寻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批判粗放式、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强调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无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差距有多大，无论浙江经验有多少，沿海与内地有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点，即经济增长方式相同，均曾为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1]3-6。从浙江省情来透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当时的主流，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损害过大。20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乡镇企业所占比重较低，1995年则高达75%。环境监管不力下的“小散乱”乡镇企业将未经严格技术处理的废水、废气、废渣随意排放。2002年浙江省乡镇企业“三废”排放量仅居江苏之后，列全国第二。在乡村点源污染不断加剧的同时，面源污染日趋严重。作为长久以来风光秀美、水系发达的江南，竟陷入丧失标准饮用水资源而不得不从临近省份调水、买水的尴尬境地。另外，海岸线也受到极大污染，部分海域海水赤潮现象一年多达数十次。

(二)理论之维：生态理论激发反思意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与观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人类不能过分地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征服所带来的满足和喜悦，而要学会正视和面对自然界对人类无序和贪婪活动的反制。习近平曾指出：“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141这段话与恩格斯文章中的观点一脉相承。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节约自然资源与珍视生态环境的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敬畏天道等宇宙观念也是影响习近平思想发展的一大因素[3]8-10，这从其著作与论述中所流露出来的深厚历史感和浓郁传统感可以得知。同时，在国际上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与思潮的兴起和传播不断激起人们的反思意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罗马俱乐部这一重要民间组织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其代表作《增长的极限》为人们重新认识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想资源。

(三)政策之维：中央方针决定发展路向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人类在面向新世纪所做出的重要战略抉择。“中国政府于1994年3月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全面推进实施。”[4]2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将此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维度来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引领性和示范性作用。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深化了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内涵的整体认识，于2003年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一步凸显出来，更加强调对人的地位、人的权益与人的综合全面发展的关注和重视，这极大地提升了生态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较早地彰显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雏形。这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出台和实施，正历史性地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走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地方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发展路向。

(四)经验之维：个人经历影响施政思路

从插队知青到县处级、市厅级再到省部级干部，习近平始终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爱护着当地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在陕北梁家河，习近平带领村民建成了本地的第一座沼气池，解决了燃气、照明和废料处理的问题，并为此不惜奔赴千余里，历经坎坷，到四川取经。在河北正定，他号召全县群众开荒植树，发展经济作物，建设“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效率高、生态和经济都呈良性循环的开放式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5]2，并提出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政治宣言。在福建厦门，习近平明确指出不能搞“破坏性建设”和“建设性破坏”，坚决反对以生态资源的长久损失来换取经济社会的短期发展。他强力整治当地乱砍滥伐、采石挖沙等乱象，强调把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放在首位，重视对当地内湾渔港的防污治理，发起了一场自然资源环境保卫战，推动厦门从海岛型城市逐步向海湾型生态城市转变。在福建宁德，习近平提出闽东要念好“山海经”，因地制宜地做好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在福建福州，他主持编订了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将“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列入其中，提出“城市生态建设”新理念。此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开始孕育生发。在三明市常口村的一次调研中，习近平提出了“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6]。

二、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生态观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期的生态观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实践品格，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精致思与战略决策。

(一)生态文明论：自然与文明共生共荣，彼此相衬方可臻善致远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首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和涵养。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给出了答案：“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7]161马克思指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命运相连、生死与共的紧密联系，为现代人类正确认识这一关系、克服两者之间的紧张乃至对立局面开出了药方。习近平很好地理解和把握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并在日常工作中注重总结、深化和具体运用。在《生态兴则文明兴》这篇文章中，习近平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命题，把生态的优劣与文明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并加以考虑，指出：“推动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以生态省建设为载体和突破口，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8]42从这些重要论述中可以看出，习近平从更深层的思想视域、更广阔的战略视角，在反思人类近现代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和对自然环境的认识误区中，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作了新的评估和澄清。

(二)生态发展论：坚持“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生态辩证法

大到国家、民族和政党，小到企业和个人，生存发展问题都可以说是极为根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坚持“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指代的是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丰饶的自然资源，“金山银山”指代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高效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效益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如果人们能够创造好的条件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9]165，那么“绿水青山”也就会变为“金山银山”。然而，在环境和资源的良好存续条件缺失以后，前者就无法转换成后者，而后者更不能通过商品交易的手段换来前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启示我们：一要审时度势，树立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把握好整体与部分、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看成是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旅游的潜在资源，积极寻求战略机遇，使“绿水青山”能够真正发挥其价值。二要有所作为，摒弃把“绿水青山”直观地视为不可认识和不可开发之物的僵化观念，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积极开发，充分利用好自身拥有的丰饶自然资源这一禀赋，为人民群众增收造福。三要始终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尊重自然规律，树立机会成本意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准确掌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科学条件，确保在合理恰当的限度之内实现这一转换的正常持续运行。

(三)生态方法论：把生态发展统筹进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在生态建设这一目标确立之后，如何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调节好、适应好，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习近平对这一问题具有清晰的破解思路。“把这‘两座山’的道理延伸到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上，……应当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2]186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落后的边远地区和山区，习近平强调要积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实施“城市反哺农村”策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引导群众既能够走出去，又能够留下来，返乡创业，积极发挥农村优势，实现“始终有人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良好态势。另外，他还鼓励农村积极发展集约化经营与生态化生产有机结合的高效生态农业，促进传统农业的转型，以及把传统村落改造为现代化的农村新社区，将传统农民改造为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2]188。在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现代化的重要历史课题。在新农村规划建设中，他提出要充分考虑当地自然条件和地域特征，“贯穿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规划理念，使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8]136。在区域绿色协调发展方面，他主张在发展规划过程中充分尊重当地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划分不同的功能区，根据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和布局，因地制宜地发展相应产业。对于省内的欠发达地区，他强调采用“加减乘除法”，实施“三大工程”，加大人财物各方面支持力度，努力把这些地区打造成“绿色产品生产基地、生态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基地、农村劳动力输出基地、旅游观光胜地和绿色生态屏障”[8]179，实现该区域跨越式发展。通过生态省建设，努力形成“五大体系”，即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性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实现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三位一体的协调同步发展。

(四)生态动力论：以思想理念的转变与发展方式变革作为双轨驱动

在探求绿色发展的路径方面，习近平确立了内部和外部双重发力的总体思路。在《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一文中，习近平回顾了人对环境认识的三个阶段。即“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路”，为了经济利益而把自然资源和生态屏障都置之度外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意识到生态屏障对自身的重要意义，转而采取以邻为壑的心态，转嫁污染，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破坏他人或其他地区资源环境的代价之上；第三阶段是对前两个阶段的扬弃，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无边界特征，个体与他人的命运都寄托在唯一的地球之上，用心呵护地球家园是每一个地球村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三个阶段体现出人类对外部自然界从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认识过程。他由此得出结论：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加强日常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逐步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和自然观念，增进人与环境之间的亲密度和归属感，增强人们保护环境的自觉程度。在《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一文中，习近平指出，生态省的建设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一场革命，更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一次洗礼。对生态文化的培育和弘扬，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念在全社会的生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除此之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培育外部动力也是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在生产领域，他主张建立节约水、地等资源的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推动工业转型升级，“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保护型、循环经济型的经济发展之路”[7]42，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生产理念实现物质能量的多层次分级循环利用，整合和重置有限的资源环境，使产业布局和结构更趋优化，促进产业层次和发展质量逐步提升。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他提出要充分考虑当地环境资源的特点和承载能力，集约高效利用水、土地和能源等自然资源，严格限制建设用地的规模，建设节约型住宅建筑和交通运输体系。

(五)生态价值论：把提高群众的生活品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旨归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始终是习近平所坚持和恪守的从政之道。无论是在河北正定、福建厦门与宁德等地方上任职，还是日后主政福建、浙江，习近平总是把民生疾苦、群众的生活品质挂在心上。在《抗旱要“目中有人”》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时，领导干部若要把工作做好，就必须“目中有人”，即始终要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装在心里，苦群众之所苦，急群众之所急，及时下沉一线，掌握受灾情况，为灾区群众敞开绿色通道，调拨生活物资、赈灾资金，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使其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项目中，习近平坚持要把它做成基础性、龙头性、生态性和民生性工程。该工程的建设，加快了新农村社区的改造步伐，使村容村貌和人们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该工程加快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提高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客观差距；该工程促进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发展了特色经济，开发了清洁能源，实现了资源的集约化利用，达成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该工程加强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增进了公职人员与基层群体的联系与了解，促进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了与民沟通、汇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三、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生态观的启示效应

在社会主义“文明运动”不断向前跃升，社会主义中国在发展中渐进调整自己奋斗姿态，进而迈向新征程中，学习和研究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生态观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收获和思想启迪。

(一)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方法

总体来讲，马克思所生活的历史大背景是：人类处于启蒙理性的强有力支配之下，科学进步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价值观念仍旧是当时的主流思想。科学技术所代表的强大生产能力正引领和激励着人们朝向未来世界大步前进。在马克思那里，价值的实现要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来完成，生产要素包含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厂房、机器和原材料等。资本家要获得利润，就必须使劳动工人努力工作，并使其工作时间增加到超出资本家支付劳动工人工资的一定限度，超出的这部分价值被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超出越多则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越高，资本的趋利本性使得资本家常常驱使工人过度劳动，置工人身体状况和社会伦理道德于不顾。马克思的分析更多是从人的角度，也即从人的体力劳动角度来进行，并未考虑到生态资源环境和人的脑力劳动等隐性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另外，马克思认为，科技进步可以减少大生产过程中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按照恩里克·莱夫的观点，马克思在理论分析中并未将自然生态和文化在价值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考虑在内，进而没有对生态环境和文化等要素的价值作出较为详尽的讨论与分析[10]13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样的理论空缺，解决了如下理论问题，即在社会主义更高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调动资源环境这样的隐性要素，以适当的方式发挥资源环境蕴含的价值，打造绿色、高效的生产力系统，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更好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福。

(二)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奠定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

罗马建成并非一日之功。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州等地的主政经历与实践为习近平生态观的生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主政浙江这一时期的生态观可以说是他在进入中央任职之前生态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业已成形，并在其生态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他思考经济社会发展和谋划经济建设布局所贯彻和依据的重要方法和价值思想。在这里，“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8]155，此种科学的生产力观念和政绩观念业已确立。在这里，建设“绿色浙江”“生态省份”成为今日建设“绿色中国”“生态文明国家”的前奏和序章。在这里，区域性的生态功能区划分和布局已经开始，以省为单位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正逐步推开，全省性的大气、水源、土壤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专项活动有序实施，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循环性经济系统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这里，推进生态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一致，不断改善人居环境，为群众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生态需要，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和获得感、幸福感，成为主政者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和行动成为今天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借鉴，也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为基本和核心的内容，并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丰富和升华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为理解中国道路进而坚定道路自信提供重要启迪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百年坎坷曲折的历史之途中艰辛探索出来的。中国道路以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为文化根脉，又充分把自身向世界文明敞开，把自身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潮与趋势之内。中国道路既向世界先进文明寻求借鉴，又自觉地以独立自主的心态革除发达文明体的种种弊病。中国从国家层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性规定，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融入其他四种文明建设之中，就是要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坚持的被资本逻辑所操控的现代性之路。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异化的生产、异化的占有和异化的消费心理与习惯，使得发达生产能力所创造的“丰裕社会”成为愈加虚幻的巨大泡沫，存在着难以长久持续下去的重大风险。“如果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8]161要避免和逃离这个陷阱，就必须另辟蹊径，进行一场“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追求一种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崭新道路，这就是在生成和行进之中的中国道路。从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期的施政方略上我们可以察觉到这一道路的生发逻辑和演进脉络，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一道路的自觉与自信。

(四)为完整准确地理解与践行新发展理念提供生动案例

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和重要支撑，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传统发展模式和历史进程的反思基础上对发展理念认知的新跃升。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期的生态观已经蕴含五大发展理念的一些内容。譬如，推进浙江生态省建设，以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管理理念创新为战略驱动力量，推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自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人的协调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协调发展。推进“绿色浙江”建设，把绿色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在城乡国土规划、产业发展、居民生活与消费领域开展绿色革命，实现生态规划、生态经济、绿色生活与绿色消费的良好局面。此外，在区域内外、国家内外的广泛交往中，发挥资源互补的优势，加快培育特色产业和经济，发展优质生态农副产品和生态旅游业，推动山区林区和临海地带加快发展。在积极发展生态经济的同时，还积极进行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工作，加大对这些地区财政和物资的倾斜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使全体人民都能够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和成果。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生态观，是他领导浙江人民在探索国家治理、追求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历史征途中所孕育出的丰硕成果，也是新发展理念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重新回顾、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生态思想和观点，可以帮助我们在头脑中勾画出一幅生动的思想图景，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提供典型案例和历史教材。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一个永恒的理论课题与现实任务。研究习近平在地方主政时期的自然生态观和实践，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明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原因、核心要义以及理论精粹。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生态观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能为我们现在与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难能可贵的经验借鉴与科学的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