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腐”思想自觉的障碍因素与提升路径

张晓彤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0）

一、“不想腐”思想自觉的理论基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1］13，这是“三不”机制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中正式提出，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倡廉工作上的伟大创举。这一举措对我们党今后的反腐败工作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2］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3］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再次强调“要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战略目标。”［4］这为我们党贯彻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方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一方略涵盖了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

（一）“三不”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体推进“三不”机制，是决心、勇气、意志的较量，也是制度、管理、监督的博弈，更是思想、道德、信念的比拼。“三不”之间相互连接，密不可分，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要坚持系统思维，从整体上科学把握“三不”机制的辩证统一关系。

首先，“不敢腐”是“三不”机制的前提，是指纪律与法治对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打击贪腐行为的决心，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敢腐”解决的是腐败成本问题，给想要腐败的党员干部拉起警铃，只要腐败就会面临惨痛的教训，就会得到严厉的惩罚。“不敢腐”为“不能腐”和“不想腐”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不能腐”是“三不”机制的关键环节，是指制度、监督对腐败分子的约束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内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的连接。“不能腐”解决的是腐败机会问题，通过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把制度的笼子筑牢，让腐败行为没有可乘之机，进一步巩固“不敢腐”和“不想腐”的成果。再次，“不想腐”是“三不”机制的根本，是指党员干部的心理认知与思想觉醒。“不想腐”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通过思想道德建设，从源头切断其腐败念头，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武装头脑，进一步提升“不敢腐”与“不能腐”的成效。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5］。“三不”机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落后，都会影响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效果，必须使三方同时着力，才能达到作用的叠加效果。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既是治标又是治本，离开了惩治，教育、监督和制度就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6］。只有把坚持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行为紧密结合，不仅从现象，更从根本上推进反腐工作，实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才能为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才能使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走得更加稳健。

（二）“不想腐”思想自觉的内涵

“三不”机制协同推进，构建了我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反腐倡廉工作体系，推进我国惩治贪污腐败状况不断改善。“不敢腐”“不能腐”的实现，取决于外因，当外部“压力”达标时，“不敢”“不能”便可实现。但这种目标的达成是不牢固的，一旦外部“压力”放缓，“敢”“能”就会死灰复燃。而“不想腐”，取决于内因，是自我的约束，这种约束是最有力的。“不想腐”是稳固政治生态的关键，也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最终目标。如果没有其他配套举措，仅依靠单纯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想腐”的效果十分有限，也很不可靠［7］。“不想腐”体现了党员干部高度的自觉自律。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在反腐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注重理想信念教育。“不想腐”是让党员干部自觉锤炼政治品格，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在克己修身中遏制贪污腐败的欲念。

二、“不想腐”思想自觉的障碍因素

阻碍“不想腐”思想自觉的因素既有党员干部内在的心理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8］92腐败现象也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第一，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加之外部条件刺激，导致其贪腐心理产生，造成腐败现象肆虐发展；第二，一些党员干部受到社会生活的多重压力导致思想松懈、理想信念动摇；第三，不良家风阻碍“不想腐”思想自觉的形成；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包括“官本位”思想以及“找关系办事”等形成的不良风气是造成党员干部“不想腐”的外部障碍因素。

（一）党员干部思想松懈、理想信念淡化

党员干部自身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腐败行为是腐败意识的外在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拥有权力的官员面对种种诱惑，思想上极易松懈，这就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思想发生转变，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滋生贪污腐败的心理。在多重价值观的冲击下，如果思想立场不坚定、不及时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极易造成思想腐化，丢失党性修为，造成腐败行为。我们生活在和平稳定的年代，人们没有了生存的压力，思想也逐渐放松下来。很多党员干部就是在放松自己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受到腐朽、不健康思想影响而逐步迷失了自己，变得颓废、空虚或意志消沉，导致产生腐败行为，忘记党员干部肩负的责任与义务，把廉洁与自律抛之脑后，反而让利己主义与享乐主义占据着自己的思想，做出经济上贪婪、政治上腐败的违法行为。

真正做到没有腐败的主观需求和欲望，就不会出现贪污腐败的行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干部应该是主动克服心中自私的念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在“不敢腐”“不能腐”的强制要求下不去腐败。中共中央提出想要达到“不想腐”的思想自觉，完成这个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身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一个“不想腐”的党员干部要做到：有道德、有品行、讲纪律、有奉献、有作为，守住底线；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党员干部失衡心理

党员干部薪酬待遇与期望值不符。马克思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9］326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的需要是指生存、享受与发展三个方面的需要，生存需要是作为现实的人的需要层次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像恩格斯所说：“人们必须首先吃、喝、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10］601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公职人员待遇与期望不符的情况，这是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贪官在“落马”后，都会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不难发现，心理的不平衡是导致他们贪污腐败的原因之一。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与自己期望水平不符，认为工作和生活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物价也在不断上涨，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父母赡养问题以及医疗保障等基本的民生问题，每一项都需要金钱的支撑。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在满足基本的物质条件需求后，才无所顾忌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信念。因此，党员干部的待遇水平与生活需求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生态失调诱发党员干部贪腐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环境是相互作用的。”［11］92个体的思想理念必然受到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会变得恶劣；政治环境风清气正，从政环境就会优良。”［12］33党员干部在政治生态恶化的环境之中，面对生活的多重压力，极易产生不合理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在心中埋下种子，随着外界环境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其道德防线溃败，产生腐败行为。如贪婪、攀比、从众、侥幸、失衡等心理，当个别党员干部对薪酬待遇不满足时，易经受不住诱惑，产生贪婪心理；当个别党员干部发现自己收入低于自己的能力水平或是低于他人时，想要达到超过别人财务水平的表现，产生攀比心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是在受到他人行为方式影响下，看到其他人做出贪污腐败行为，从而产生从众心理，最终选择同流合污。这些不良心理使本来不想腐败的人表现出经济上的贪婪，最终走上腐败的道路。

（三）家风状况影响党员干部作风

不良家风导致党员干部贪腐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13］356优良家风是党员干部修身治国的关键。在800 多年前，元朝宰相张养浩就说过：“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14］10家风对家庭成员的成长发展极其重要，良好的家风助力家庭成员养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家族式腐败现象在腐败案例中的占比很高，影响着政治生态稳定，对党风、社风以及民风都造成了恶劣影响。家族式腐败往往是以某个权力人物为中心四处扩散，对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产生巨大危害。党员干部往往就是中心式人物，其言行举止对家庭成员有着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一个严于律己、严以治家的领导干部，其家庭成员也会本分做人、干净做事；反之，家风不正就会产生腐败行为，不仅对其家族产生危害，也影响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家族式腐败现象是我国追求清正廉洁道路上的顽石。部分党员干部就是在家庭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罔顾国家和党的纪律，助长其家庭成员以权谋私的冲动想法，这是党员干部贪腐行为的重要原因。在很多“落马”贪官案例中，“贪内助”身影都很活跃，一些家庭成员虽不直接参与，但“枕边风”之力却加快个别党员干部贪污堕落，甚至一些家庭成员直接与个别党员干部共同参与贪腐行为，就像经营着家庭生意一般，共同贪腐形成腐败链条。家风败坏导致个别党员干部屈从于利益诱惑，成为清廉为官的第一道障碍。这是必须要提高警惕的。家风与党政之风紧密相连，相互渗透，良好家风是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源头，因此党员干部必须培育和弘扬良好家风。

（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影响

“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使腐败现象滋长。道德是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既有社会性，也有历史性。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5］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员因为道德堕落，从而让不正之风有机可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有了不同于封建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可是千百年来的历史与文化不会因此而中止。“官本位”思想是我国封建集权的代表，也是封建腐朽文化的残留。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使“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人心中落地生根，这使很多为官者有着优越感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诱发其腐败思想产生，在其位却只想为自己谋利益、谋取更高的权力，从根本上忘却自己的职责，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缺少作为党员干部应有的表率行为。

“找关系办事”的不良风气为个别党员干部走向贪腐之路创造了外部条件。人情关系是腐败的重要诱因，是腐败的现实路径［16］。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重人轻规”的现象开始在我国出现，在社会中开始有“找关系办事”的现象。在1968 年到197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那些年中，一些家庭就通过“关系”把自己子女送去部队或是安排到城市避免留在农村。这种现象逐步在社会中变得普遍，比如在个别地方的官场上，想要有一番成绩也好，想要得到晋升也好，都要依靠关系。工作上站队、拉帮结派成了一种常见的怪现象。在这样极其重视关系的社会里，规则就慢慢得不到重视，尤其是当出现了一些规则不太明确或者规则不被公开的时候，有没有关系得到的待遇区别特别明显。在这样的现实下，人情关系逐步成为我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影响着政治生态。

“官本位”与“找关系办事”的不良风气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人际关系、熟人社会为“官本位”思想的肆虐提供着丰富的土壤，促使个别党员干部腐败心理滋长，一些党员干部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一旦有所动摇就很容易丧失道德免疫力，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三、提升“不想腐”思想自觉的路径

（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为“不想腐”筑牢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17］106。坚定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是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底线、应对社会贪污腐败问题的必然要求。

第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旗帜标识。深入学习这一思想是每个中国人民坚定理想信念的必修之课，通过贯彻领会这一思想，对党员干部树立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作用，推动党员干部“不想腐”思想自觉的形成。第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行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不是拿来说、拿来唱的，更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只有见诸行动才有说服力。”［18］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历经种种磨难，取得今日辉煌成就，就在于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党员干部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落实到行动中，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为提升人民幸福感而努力奋斗，坚守“不想腐”思想自觉，严格要求，以此提升自身幸福感。

（二）重视党员干部合理的现实利益，为“不想腐”提供保障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筑牢党员干部“不想腐”思想自觉的重要制度保障。思想道德建设在“不想腐”思想自觉形成的问题上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腐败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党员干部的薪酬待遇与期望值不符有关［19］。解决好党员干部的现实利益保障，是切断其腐败心理产生的重要方面，仅靠思想道德建设是不够的。因此，要想真正形成“不想腐”的思想自觉，就要使党员干部的收入和待遇得到改善，在合理范围内保障他们的现实利益，激发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积极性。

就党员干部而言，既要保障其薪资水平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也要保证其薪资与工作付出、业绩相匹配［20］。有关部门应该在薪资制度上下功夫，使薪酬体系更加科学完善，适度提高党员干部薪酬待遇水平，保障党员干部生活、工作及其他方面发展的合理需要，促进完善的廉洁从政激励机制形成，为增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提供保障。想要党员干部达到“不想腐”的思想自觉，就要保障其生活问题，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切实做到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标本兼治，释放叠加效应。

（三）推进优良家风建设，为“不想腐”提供支撑

首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家之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留下了大量蕴含着廉洁文化与廉洁思想的家规、家训。在我国世代流传下来的家训中，对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尚俭戒奢等思想都十分崇尚。尽管在不同朝代、不同家族留下的家训表现不一，但其核心思想都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一致，传承着清正、深明大义、不贪不贿、公平公正的廉洁自律思想［21］。挖掘并宣传传统家风中的廉洁思想，丰富家风建设的内容与形式，推进传统优秀家风与时代相适应、与我国反腐倡廉工作体系相适应，促进传统优秀家风重新焕发生机，为“不想腐”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把优良家风建设纳入党员干部考核机制。培育良好家风，各级党组织要发挥好日常检查监督作用。在各级党员干部党校培训时，要把建设良好家风作为课程内容纳入其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在对党员干部选拔或任用时，要把家风建设作为考核内容，纳入评价体系中［22］，用考核机制推动党员干部良好家风的建设，促进党员干部养成尊老爱幼、宽容博爱、夫妻亲睦、邻里融洽等良好家风。

（四）优化政治生态，为“不想腐”创造有利条件

第一，树立廉洁榜样，发挥引领作用。挖掘并弘扬焦裕禄、任长霞、牛玉儒、孔繁森等廉洁从政、秉公用权的先进事迹。通过楷模所展示出来的廉洁品质，树立高洁清风的典范，助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通过标杆模范作用引领党员干部做勤政廉政、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第二，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从政治监督、组织监督与民主监督三方面紧抓落实。政治监督方面，确保监督机制强化执行，确保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与执行能力的提高，确保政治监督可以覆盖到各级组织［23］；组织监督方面，从上到下的监督制度要有所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需不断完善，在同一级别组织之间更好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同时也要加强对党内干部日常管理上的监督，从小事抓起，防患于未然；民主监督方面，党员干部的工作要做到权利公开、政务公开，使人民群众能够实时了解、更好地参与到各项工作中［24］。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要及时处理，利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促进党员干部工作的清正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