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苦难的人生姿态
——论小说《霸王别姬》的悲剧性

2022-03-18 02:33张国英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京戏程蝶衣霸王别姬

张国英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机电分院, 江苏无锡204028)

《霸王别姬》开篇即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婊子、戏子的出身已是痛楚不堪,万分艰难,而李碧华又将他们的人生置于动荡混乱、风雨飘摇的政治漩涡中;爱恨交织、割舍不断的情感纠葛中。个体命运的苦难与动荡时代的苦难不断挤压鞭笞人性,每一个人都在找寻逃离苦海、对抗苦难的生存法则,但又无法挣脱宿命与时代织成的无形的巨网,越是挣扎抗争越是缚紧趋向死亡。“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反抗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1],程蝶衣、段小楼、菊仙在对抗苦难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人生悲剧。

一、程蝶衣——痴迷走向偏执,游离于苦难

痴迷于戏。一个暗门子身份的娘,已经注定他又得是“下九流”的命。果不其然,被娘卖给了戏行,成了一名戏子。偏偏男儿身的他又生得眉清目秀、身段婀娜、柔声细语,自是妆成千娇百媚。小豆子到程蝶衣的成角儿之路是被强行改写的性别之伤。他将错就错,模糊了自己的性别,与戏里的虞姬融为一体,不辨雌雄。程蝶衣在戏里找到了精神自由的圣地、人生绝美的净土。“只要是人前表演,蝶衣就全情投入,心无旁骛。不管看的是谁,唱的是什么。他是个戏痴”[2]112。即便在日本人面前,他依然全情投入,哪里管得了家国破碎。他是活在戏里的,不管这世道怎么变,不管人心怎么变,他就是如痴如醉地唱,似真似幻地演。戏曲在,他在,戏曲亡,他亡。在他的世界里,戏曲没有错,喜欢唱戏的人没有错,喜欢听戏的人也没有错,哪有什么阶级、民族,哪有什么国仇家恨。“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艺人、一个痴迷的殉道者:为艺术而生存,为艺术而隐忍,为艺术而偏执,为艺术而沦陷”[3]。程蝶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王国里,隔绝了外界的政治更迭、世道变迁,以痴迷于艺术对抗身世之苦、时代之殇。

痴迷于情。台上是虞姬,台下,他依然要做虞姬。对师哥段小楼的情感贯穿了程蝶衣大半生,他如同一个女人为爱痴缠、妒火中烧、决绝复仇。从儿时的依恋,到与情敌菊仙的情感之争,作者李碧华又将“情”字刻进了程蝶衣的生命,演化出一场注定没有结局的同性之恋。而程蝶衣浸淫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不愿醒来,不愿割舍。从一把宝剑的承诺到暗自收藏段小楼的第一次签名,再到“一辈子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能算一辈子”[2]75的痴想,再到给日本人唱堂会,与菊仙的暗中较劲,程蝶衣将对段小楼的情感撑得满满的。对段小楼的爱恋,使他挨过了少时断指之痛、戏班学艺之苦,丰满了性别之迷失,抵过了戒大烟的苦楚,填补了父母亲情的缺失。这份痴情是凉薄情感世界的唯一支撑,是动荡天地的唯一港湾。

偏执是程蝶衣性格的另一走向。程蝶衣是戏痴、情痴,痴到不能自已就是偏执。程蝶衣的偏执主要表现在毁灭。对师哥弃他不顾迎娶菊仙那夜,他决绝地毁灭了自己,“失”于袁四爷,“他坚决无悔地,报复另一个男人的变心”[2]92。国民党掌权期间,以汉奸罪受审,他直言“青木大佐是个懂戏的!艺嘛,不分国界,戏那么美,说不定他们能把它传到日本去”。“不懂求情,根本是把自己往死里推”[2]134。他痴情于戏,为了戏甚至可以放弃自己。文革期间,面对破四旧的形势,他不交行头戏衣,宁愿让这些心爱之物葬身火海。“我就是不交,我情愿烧掉也不交,”[2]164是与世道的决绝抗争。面对段小楼的揭发,“他石破天惊地狂喊:我揭发”,他揭发段小楼、菊仙,难以遏制。“我们要把这对奸夫淫妇连根拔起,好好揪斗!斗他!狠狠斗他!斗死他!”[2]189此刻,他要将这对夫妻毁灭,包括他的挚爱,他的情敌。

程蝶衣将自己包裹起来,陶醉于戏与情的精神领地。一旦外力暴力侵入,他便走向偏执,试图毁灭自己、毁灭自己所爱。如果没有跌宕的时代裹挟,没有鞭笞人性的荒谬催逼,程蝶衣也许能安然静谧地徜徉于艺术世界,无关时代更迭,无关岁月洗礼。而作者李碧华将其弃置于时代洪流中,任其怎样逃避,都无法独善其身,并渐渐走向毁灭。

程蝶衣京戏之梦的破灭影射艺术之殇,是小说悲剧性的体现之一。段小楼暮年再见程蝶衣,一双风华绝代的手只剩九指。失去的那节小指似乎昭示了京戏之梦的彻底毁灭,同时又将其打回至儿时断指的莫大悲苦中,实现了程蝶衣悲剧性人生的轮回。“李慧娘向明镜判官诉说人间贾似道横行。判官喷火,小鬼翻腾,干冰制造的烟幕,陡地变色的戏衣扇子……包装堂皇”[2]214,一切都变了,变得失了韵味,失了京戏唱腔之美、姿态之美、舞台之美,京戏艺术如同程蝶衣的手遭受阉割,不复从前。

二、段小楼——“霸王”走向妥协,终淹没于苦难

有情有义的“霸王”。小石头出场展现的就是一副铮铮铁骨,一股硬劲,砖头拍脑袋,倒不见血,挽救了戏班的颜面。在戏班为保护小豆子免受同伴的欺辱,他大打出手,眉梢挂彩。少年时代的段小楼如同双翼呵护着惊魂未定的小豆子,成家后的段小楼依然护着师弟程蝶衣,对打欺辱蝶衣的国民党伤兵,“古人和今人簇拥成堆,打将起来,一如九里山项羽力战群雄”[2]131,他有照顾兄弟的英雄情怀与道义。在妓院他为着喜欢的女人“像英雄一般攥起拳头搏斗”,酒壶在他额头应声碎裂,他是“护花的英雄,头号武生”[2]74。在菊仙离开妓院来投奔时,他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大方地接受菊仙,没有一丝迟疑,有英雄对待爱情的担当与魄力。在混乱的时局中,段小楼竭尽全力护住程蝶衣和菊仙周全,演绎出一个有情有义的“霸王”。

爱憎分明的“霸王”。段小楼爱得果决,恨得决绝。日本人来园子听戏,段小楼“一见,怒气冲天”[2]108,竟罢演,大义凛然道“老子不给鬼子唱”!像头蛮牛,拂袖离去。被宪兵队抓去上刑,也是一身傲骨,不肯求饶,宁死不屈。他固守中国人的气节,不肯向侵略者低头,是一代“霸王”的豪气与霸气,是铮铮铁骨与民族脊梁。面对给日本人唱戏的蝶衣,他厌恶异常,怒骂“没脊梁”,决然划清界限。对于程蝶衣的情感,在民族利益面前,截然相反。

能屈能伸的“霸王”。段小楼比起霸王项羽,多了凡夫俗子的洒脱,少了英雄主义的禁锢。台上的霸王义薄云天,一世英雄,是定格在京戏里的角色。台下的段小楼仍不失霸王的气度,只是这霸王接地气,不是高高在上的王者,而是可以面对真实人生的活生生的人。他会逛妓院,斗蛐蛐,会为了生存卖西瓜。在那样的乱世,谁不是苟且地活着,段小楼活出了底层劳动者的姿态,苦中作乐,自食其力。对比程蝶衣,段小楼真实地活着,直面苦难地活着,想要在现实困境中活出一番滋味,活出平凡人的天地。

但“霸王”也妥协了,在面对丧心病狂地批斗时,他熬不住了,“从来不曾倒下的霸王——孩提时代、日治时代、民国时代……都压不倒的段小楼,终受不了,精神和肉体同时崩溃”[2]181,渐渐失掉了人性中的“善”,将“恶”暴露出来。他一步一步地揭发蝶衣,将程蝶衣“终生不愿再看一眼的疮疤,猛力一揭,血污狼藉”[2]187。他承认自己的妻子是妓女出身,要与她划清界限,最终逼死了菊仙。“将正常的人性置于非常态的环境中,利用‘文革’这一背景,酣畅淋漓地描绘出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的丑陋与荒诞,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与生活搏斗时的极度扭曲与变异”[4],人性之恶弥漫四散,人性之善被碾压粉碎。文革结束后,小楼偷渡去香港,面目模糊地活着,与“霸王”彻底没了联系。

对正常人性的毁灭碾压是小说《霸王别姬》悲剧性的另一层体现。段小楼即便拥有霸王一般的铮铮铁骨,也对抗不了时代的骗局,即便沉浸于平凡人的生活,依旧不能守护平凡,最终一一失掉,孑然一身。他失掉了孩子,失掉了妻子,失掉了兄弟,失掉了嗓子,只剩一副躯壳,行尸走肉般地活着。最终也失掉了自己,那个有情有义、爱憎分明、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不在了。

三、菊仙——智慧周旋,却戛然而止

如若不是妓女身份的束缚,以菊仙的胆识与智慧,足以将日子过得风光无限,羡煞旁人。她毅然给自己改写命运,自己给自己赎身,投奔段小楼。这份勇气与魄力已不是寻常女子可比。“花满楼不留喝过定亲酒的人”是对小楼的情感糖衣,又是对小楼的智慧紧逼。她孤注一掷豁出去,最终寻觅到自己的情感归依。

她看得通透,活得明白。作者李碧华几次写到她的聪慧:“玲珑剔透、见尽世情”“灵巧机智”“玲珑心窍、世道惯见”。菊仙开始便看懂了蝶衣对小楼的情感,一生都困囿于与蝶衣的情感争夺,但以敏感与睿智维持着三个人的依附关系,不曾因情妒疏离蝶衣。在蝶衣戒大烟的生死关头,菊仙流露的母性“快好了快好了,傻孩子!”拯救了接近崩溃的蝶衣。菊仙总能在最紧急的关头,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并全身而退,不被伤害。小楼被宪兵队抓去,她与蝶衣进行了一次颇有艺术的“谈判”,最终蝶衣整装赴日本军营营救小楼。人救出来,可她并未兑现离开小楼回花满楼的诺言。蝶衣因“汉奸罪”被抓,她精心打扮,仗剑面见袁四爷,可谓一番苦心经营。她似乎能看透时局,读懂人心,几次劝小楼注意形势,讲话注意分寸,懂进退、守情义。这个女人谨小慎微地与慌乱的世道相处,努力地维系着他跟小楼的小家,然而终敌不过妓女出身的“罪过”。

小说中菊仙是爱情的象征。李碧华借她的毁灭宣示了特殊时代爱情的覆灭。菊仙成了真虞姬,为“霸王”悬梁自尽了。从最初的情感笃定,孤注一掷给自己赎身,情定一人,到走过风风雨雨的大半生,再到灭绝人性环境中最后的庄严宣誓——“我死不悔改,下世投胎一定再嫁你”[2]189。她不曾退却,一旦跟定一个人,就是一生一世。以为洗尽铅华,忘却出身,却敌不过那句“我不爱这婊子!我离婚”[2]190。情死,心伤,不必苟活。这个貌美、聪颖、勇敢、痴情的女人终究毁灭了自己,穿上嫁衣以死的姿态固守爱情最初的样子。婊子无情,即便菊仙孤注一掷改写命运,用尽力气守护爱情,但终究回到了命运的原点,无法逃离。折断爱情的双翼,否定个人命运的蜕变,是作者李碧华通过人物菊仙体现的悲剧意味。

四、结语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程蝶衣、段小楼、菊仙每个人都在毁灭的路上,或是毁灭别人,或是被别人毁灭,或是毁灭自己。在荒凉混乱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人生苦难。如蝶衣,陶醉于自己的京戏与情感世界,不问世道变迁、人性丑恶,但因失掉小指不能再上台,也有了政府给安排的对象,最终梦碎情死。如小楼,“霸王”般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真实地直面生活,挺直脊梁。他也会如凡夫俗子平凡生活,有求于人。曾经活得那么刚烈而有趣,最终苟且求生,了无生气。如菊仙,敢于改变命运,智慧地与生活周旋,钟情专一,却终究没有逃出,殉情而死。三种人生的毁灭,是三种对抗苦难方式的毁灭。无论是游离于世道沧桑,不想理会;还是直面生活,真实抗争;抑或是智慧周旋,改写命运,用情至深,都逃不出时代的巨擘,最终被变换的时代所戏弄和欺骗。

三种人生的毁灭,也昭示着三类美好事物的毁灭。一是京戏之殇,程蝶衣段小楼的京戏以戏腔、动作、服装行头等构筑审美意境,而文革过后的京戏包装堂皇,一切都不同了。程蝶衣的断指预示了京戏的转变之思。一是人性的毁灭,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气节、有担当的汉子消失了,面目模糊,分辨不清。一是爱情的覆灭。为一个人改变出身,守护半生,有“虞姬”式的痴情,有打不垮斗不倒的至死不渝,这样绝美的人儿却含恨而死,李碧华在书写时代的过程中,消解了爱情。小说《霸王别姬》穿越激荡的历史,唱出了一出千古悲歌,动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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