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遥望梦中江南到立足齐鲁大地
——苏轼《望江南》解析

杨春俏

（中国地质大学 自然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

一、《望江南》词调与“江南情结”

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春夏时节，苏轼先后两次登上密州北城的超然台，写下平生仅有的两阕《望江南》词。

《望江南》一调被认为是唐宋词坛存词数量最多的一支“金曲”。据统计，唐、五代时期保留下来的作品多达753 首，其中包括晚唐时人易静用词体谈论与传播军机兵法的《兵要望江南》720 首，占现存唐五代全部词作的96%，这应该视为对词体的一种特殊运用。剔除另类的《兵要望江南》，这一时期使用《望江南》词调的文人词和敦煌曲子词共计33 首，按照词调的创作数量，应该排在《浣溪沙》（96）、《菩萨蛮》（86）、《杨柳枝》（82）、《拨棹歌》（39）、《酒泉子》（37）、《临江仙》（34）之后，居第七位[1]52。

《望江南》本名《谢秋娘》，为晚唐李德裕所创。段安节《乐府杂录》有“望江南”条，曰：“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西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名《梦江南》。”[2]145现在大多数学者同意此种观点。李德裕（787—850）任浙西观察使是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至敬宗宝历三年（829）。文宗大和九年（829）春天，白居易（772—846）闲居长安养病，怀念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美景，依《谢秋娘》句格作词三首，风行一时，出现一批追随者与模仿者，因而此调又因白居易第一首词末句“能不忆江南”而有《忆江南》的别称。①宋代留存至今的《望江南》词有70 首，其中创作年代早于苏轼的有二十多首，苏轼的前辈张先、叶清臣、欧阳修、王安石、韩琦以及同时代的曾布等人，都曾用这一词调进行创作，多以对江南风景、人物的赞美为主题。②

正如李白诗中所言，“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永王东巡歌》），安史之乱引发了人口的大规模迁徙。相比于动荡残破的北方，江南成为人们向往的乐土。晚唐、五代时期《望江南》词调的流行，反映出当时人普遍存在的“江南情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一阙《菩萨蛮》，唱出了人们共同的心声。当然，这种“江南情结”的出现，与著名诗人白居易曾经出任苏、杭二州刺史并在晚年写下深情优美的“忆江南”组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白居易的江南想象和他所倡导的闲适生活方式，影响了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许许多多的人。③

对于从杭州移官密州的苏轼来说，白居易是他由衷仰慕与效法的偶像，江南是他恋恋不忘的第二故乡。熙宁七年（1074）三月，苏轼结束半年漂泊在外的出差生活，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返回钱塘途中，就曾写过一首《卜算子·感旧》，寄给杭州知州陈襄，以“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诉说自己对杭州的亲切与思念之感。他在偏僻朴陋的北方山城密州登上高台，以《望江南》词调进行创作，绝非简单的倚声填词，其中大有深意。

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下旬，苏轼在由杭州调任密州途中，寄赠弟弟苏辙一阕《沁园春》，深情回忆他们曾经怀抱“致君尧舜”的高远理想、希望能在政坛上有所作为的青年时代。然而在神宗熙宁初年，由于苏轼屡言新法不便，主政的王安石对他颇为不满，御史谢景温诬陷他曾借运送父亲灵柩归蜀之便，在官船中夹带私货牟取利益。苏轼“懼祸乞出”，自请外放，从熙宁四年（1071）到熙宁七年（1074），在杭州做了三年通判[3]3374。

离京南下，苏轼其实是被挤出了政治中心，心情颇为颓废落寞。十一月二十八日抵达杭州后，他给弟弟写了两首诗，说自己“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其一），对于时局深感无能为力，却又因为留恋皇上的知遇之恩，不忍心绝然退隐。若说苏轼当时即有弃官归隐之意，当然并非实情，但是来自政敌的阴狠打击，着实让他心有余悸，萌生了“衰病摧颓自畏人”（《初到杭州寄子由》其二）的消极心态。所幸江南优美的自然风光、舒适的物质条件、相对平和的政治环境以及优雅的文化氛围，让他逐渐放松下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畏惧的心情，更由衷地爱上了这片能够让他安顿心灵的湖山。

杭州是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曾经留下声名与政绩的地方。白居易年轻时因为卓越的文学才华而受到皇帝的赏识与提拔，所以他勉励自己尽职尽责以报答知遇之恩，频繁上书言事，终被政敌弹劾，贬为江州司马。中年时期的这场宦海风波，促使白居易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唐穆宗长庆二年（822），51 岁的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不仅造福一方百姓，而且使自己修养成优游不迫的境界，最终选择了在闲散官位上“中隐”的人生姿态，还写《中隐》诗大加宣扬：“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4]1765当苏轼带着一身疲倦来到江南，面对250 年前白居易曾经深情观望的这片湖山，仰慕这位先贤，认同他的人生态度，明确将其视为效法的典范。就在抵达杭州的第二年夏天，苏轼写下著名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组诗五首，其中第五首说：“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这是对白居易“中隐”姿态的明确效仿。

无奈仕宦之人，身不由己，杭州通判任满，苏轼不得不惜别江南，任由命运的风将他像飞蓬一样吹向北方。他不仅带走了对杭州湖山的无限眷恋，也带走了白居易教给他的闲适态度。在前往密州的路上，他对弟弟说：既然我们无法凭借“笔头千字，胸中万卷”的才华，达成“致君尧舜”的理想，就让我们保持“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骄傲与从容，袖手站在闲处“优游卒岁”吧。

对于此时的苏轼来说，“优游卒岁”的魅力，既来自春秋时期晋国名贤叔向“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智者风范[5]972，更直接来自白居易的“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生活状态，优游卒岁、潇洒终老的白居易是苏轼在这一时期的人生偶像。在细雨微风中站在密州超然台上饮酒赋诗的苏轼，何尝不是重叠着白居易的视线，遥望“风景旧曾谙”的江南？

二、超然台上，遥望江南

白居易以“忆江南”为名，从记忆中调取江南印象，浓缩到最朴实无华却又无以复加的“江南好”；苏轼以“望江南”为调，除去词牌名称的要求，从构思上看，重心确实也是要落在这个“望”字上的，词曰：“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在密州，苏轼望见的是什么呢？是一片尚未流逝的春光。“春未老，风细柳斜斜”，春风细柔，柳条在风中飘飞舞动，“斜斜”二字展现了柳枝重返生机的柔美姿态，不仅化用唐代诗人韩翃“寒食东风御柳斜”（《寒食》）的诗句以描绘时景，在风中轻扬的柳枝似乎也像是他逐渐松弛下来的神经。所以才有了“试上超然台上看”的闲逸心情。此处“试”字用得极好：一方面，超然台熙宁七年秋冬方才修葺完工，弟弟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以“超然”为之命名（苏辙《超然台赋并叙》）[6]331，这是苏轼站在超然台上迎来的第一个春天。超然台上的景致能令人满意吗？超然台上的心情会是怎样？其实都不知晓，没有办法笃定，只能说“试”。另一方面，自从熙宁七年冬天苏轼来到密州，工作上，由于蝗灾、旱灾接连不断，“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苏轼《超然台记》），生活上“斋厨索然，不堪其忧”（苏轼《后杞菊赋叙》），加之身体状况不佳，常有老病之叹，总体状态比较低沉。因此，“试上超然台上看”，也反映出勉励自己提振情绪、超越困境的主观意愿。

超然台建于密州北面的城墙之上，向外可以俯视城壕，向内可以眺望全城。苏轼站在台上，看到护城河中的水位已经涨到一半，整个山城处处鲜花盛开。“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望江南》词调的两个七言句通常要求对仗，苏轼此处不用对仗，却通过“半壕水”与“一城花”的数量关系，使得“半壕春水一城花”形成了“句中自对”的独特效果。苏轼曾经夸赞盛唐山水诗人王维“诗中有画”，其实他的诗词也有同样效果：半壕碧绿的春水，一城艳丽的春花，在空间上高低错落，在色彩上对比强烈，写景极具层次感。最后轻轻宕开一笔，让视线投向远方，流连在弥濛春雨笼罩下千家万户的屋瓦之上，作为超然台所望之景的收束，给明亮的色彩蒙上一层暗淡的色调，仿佛心头挥之不去的怅惘。

下片首句“寒食后，酒醒却咨嗟”，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登台的时间，是在寒食节之后；从“酒醒”二字，可以推知苏轼在超然台上四处眺望时的状态，其实是在醉中；“咨嗟”直接点明酒醒后的慨叹之情；一个“却”字，透露出竭力遏制情绪而终归失败的过程。

寒食节是冬至之后的第105 天，在清明节前的一日或二日。熙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是清明，这一天应该就是《望江南》的写作时间。唐宋时期，寒食节是盛行于民间的重要节令，典型习俗是禁止生火，只吃冷食，“寒食”之意即是如此。这个节日起源甚早，据说与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纪念介子推被焚死绵山而命令全国民众禁火有关，在后世发展中逐渐增加了祭祖扫墓的重要活动，一度成为中国民间第一大祭日。

苏轼酒醒之后油然而生的慨叹，内容会是什么呢？答案正在下一句“休对故人思故国”。古典诗词中的“故国”常指故乡，苏轼所思的“故国”，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眉山，那里有父母与妻子的坟墓，寒食节理应祭扫。然而自己仕宦漂泊，远隔千山万水，回乡扫墓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苏轼站在超然台上极目眺望“烟雨暗千家”之时，视线尽处、心灵深处，必然浮现故居的影像。他之所以喝酒喝到沉醉，也就不难理解，那无非是借酒浇愁而已。可是毕竟不能永远陶醉在朦朦胧胧的状态，酒醒之后，终是免不了一声长叹。

所幸熙宁九年（1076）在密州的这个春天，有位“故人”陪伴在他的身边。此人名叫赵庾，字成伯，曾经担任眉州丹棱县令，该县距离苏轼的出生地只有几十里。英宗治平四年（1067），苏轼回蜀中为父亲守丧，赵庾尚在丹棱，与苏轼相识。苏轼外放杭州通判之时，赵庾恰好被派往临淮做通判，同一天上殿辞别皇帝，在殿门外相见，曾经握手聊天。苏轼南下之时路过临淮，赵庾招待他在先春亭“剧饮大醉”而别。熙宁八年（1075）初冬时节，赵庾来到密州，接替刘庭式担任通判。苏轼见到赵庾，倍感亲切，称其为“故人”。赵庾为人“简易疏达，表里洞然”（苏轼《密州通判厅题名记》），酒量好，有诗才，苏轼与他虽为上下级，性情相投，相得甚欢，你唱我和，不亦乐乎。苏轼每次去赵庾家，都会登堂拜见赵庾的母亲，赵庾则让自己的儿女们站在苏轼旁边，行晚辈之礼。

清明时节漂泊异乡，酒醒后涌上心头的故国之思，要不要向这位曾经与自己走过同一片土地、看过同一片风景的故人倾诉？是否可以和他聊聊岷江碧青的江水、绵延千里的雪山？苏轼分明很想这样做，却用理性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做，不能一味沉浸在个人情绪之中，不能让自己的心情影响了今日的欢聚。寒食固然因为祭扫而成为思念的节日，寒食之后改用新火，却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既然一切都是新的，何不调整心态，迎接新的开端，姑且试着用这新火烹煮新茶，看看能否品出一种全新的滋味？“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对仗极为工稳的两个七言句中，分别嵌入醒目的“故”和“新”两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上句以“故人”对“故国”，下句以“新火”对“新茶”，天然工巧，既表现眼前实景，又凸显复杂心境：时间总在流逝，生活总要继续；“故”与“新”在此刻强烈对照而又重叠交缠，“故”与“新”也必然在此际渐行渐远，让人无能为力。人所能做的，最好是从理性上自我调整：“休对”，暗示所有的过去都不曾在人的心中真正离去；“且将”，强调要努力用新的自我迎接新的未来。这样做诚然是勉为其难，但这也许才是古人设置寒食节日的真正用意。

在情境中写作，用意志力写作，而不是一味被动地跟随情感走向，沉浸在情绪的宣泄之中，这是苏轼的一个特点。既然登上超然台，就要努力做到“超然”。因此，虽然他将“咨嗟”这个带有消极色彩的情感词汇置于《望江南》“过片”的重要位置，但是经过理性调适，最终为整首词安排了“诗酒趁年华”的上扬结尾：既然徒思故国无益，那就趁着眼前的好时光，饮酒作诗吧。

苏轼对时序流转有着特殊的敏感，“时间”是苏轼生命与文学的重要课题。他曾在写给好友李公择的信中说：“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虚掷，四时之变，无如此节者。”[3]5619寒食节在暮春，春花盛放之后旋即凋零，天气迅速转暖；重阳节在暮秋，秋叶染成灿烂金黄之后迅速飘落，很快进入萧瑟寒冬。基于对“四时之变”的强烈感受，苏轼强调寒食与重阳这两个节日一定不要虚度，要用诗与酒去填满生命中这些美丽的时光。这不仅是在勉励自己，更是在劝慰“故人”。赵庾比苏轼年长十余岁，已届花甲之年。苏轼曾在和作赵庾的诗中说“我击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赵庚每次醉酒高歌，唱完之后，都会油然而生迟暮之悲，感叹一句：“明年六十矣！”（苏轼《和赵郎中见戏二首》其一）[3]1495苏轼面对这位“故人”，不但自己不能陷入“思故国”的悲感，还要劝勉赵庾“趁年华”呢。至此，回味首句“春未老”，不仅可以看到苏轼对衰老情绪的积极消解，还能感受到他作为朋友的体贴与温暖。

三、密州大地，咏歌升平

春去夏来，时间的轨迹一路向前。一个多月以后，苏轼在超然台写下另一阕《望江南》：“春已老，春服几时成。曲水浪低蕉叶稳，舞雩风软纻罗轻。酣咏乐升平。微雨过，何处不催耕。百舌无言桃李尽，柘林深处鹁鸪鸣。春色属芜菁。”不同于前一词的情景交融，此词几乎不做正面的情绪抒发，主要描绘人物活动场景与“望”中景象，着意表现太平岁月的优雅与从容。词的上片重点写人物活动，主要涉及流杯亭宴饮和常山雩泉亭立石两个重要事件，并且赋予现实场景以“孔门言志”与“兰亭雅集”的历史纵深，既体现了作为文人的苏轼对古圣先贤的追慕与仿效，也体现了作为太守的苏轼仁爱百姓、与民同乐的思想与作为。

《论语·先进》记录孔子晚年与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的场景，曾晳最后发言，最为另类，不同于前面三人从军事、政令、财政、外交等角度介绍自己的邦国之志，他只是描绘了一个优雅欢愉的场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喟然长叹：“吾与点也。”[7]281苏轼这首词中的“春已老，春服几时成”和“舞雩风软纻罗轻”，即来源于此。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鲁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65 年），鲁国在石屋山（今诸城庙山）东北、潍河之南创立了一座城，取名诸邑，故址在今诸城市枳沟镇乔庄村，距离东北方向的诸城（密州）只有十几公里。苏轼是儒家的信徒，服膺孔子推行的“仁政”主张。他到密州担任知州，是真真正正来到了自己最仰慕的这位伟大圣贤的邦国，从其在密州的施政表现来看，苏轼是在自觉践行着儒家的“仁政”理想。

苏轼生活的年代，正是宋代自然灾害的多发期，而且灾害链现象十分明显，典型的就是旱灾与蝗灾之间的关联。苏轼在密州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率领民众捕蝗和抗旱祈雨。熙宁七年（1074）冬天，他刚刚走马上任，就在写给朝廷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说：“臣优见河北、京东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除了受当时的历史大气候影响，密州的旱灾还有特殊的地理原因：当地近海多风，地表水蒸发很快，沟渠中的水也难以留存，所以常闹旱灾。大旱之年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使得蝗虫极易孳生，旱灾成为蝗灾的触媒，苏轼通过走访老农，了解到“从来蝗旱必相资”（苏轼《次韵章传道喜雨》）的内在规律，知道抗旱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蝗灾。

苏轼的时代，人类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很弱，求告神灵是重要举措。密州城南二十里处有一座山，原名卧虎山，当地人习惯祈祷山神降雨，据说非常灵验。民众认为山神“可信而恃，盖有常德”，所以称其为“常山”（苏轼《雩泉记》）。熙宁八年（1075）四月以来，旱情严峻，苏轼多次以太守身份祈雨常山，作《密州祭常山文》，苦口婆心劝说山神解救人民的苦难，居然时获甘霖，苏轼特意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长诗详细记述经过。当年密州获得“中熟”，苏轼重修常山神祠，亲自写了谢雨文。正是在祭祀常山神庙回来的路上，苏轼会猎于铁沟，写下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常山神庙西南不远处有一眼天然泉水，“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满溢成溪，北流而下，注入扶淇河中。苏轼认为常山之所以能够“出云为雨，以信于斯民”，原因即在此泉，所以对泉水加以保护，“琢石为井”，并在上面加盖了一座亭子，命名为“雩泉”（苏轼《雩泉记》）。古人称祈雨为“雩”，曾晳所说“风乎舞雩”的舞雩台就是鲁国求雨的祭坛，苏轼因祈雨应验而将常山泉水命名为“雩泉”，正是取义于此。熙宁九年（1076）四月十八日，苏轼将自己写的《雩泉记》勒石成碑，立于常山，《望江南》词中“舞雩风软纻罗轻”，应该是对当时景况的描绘：站在雩泉亭上，软软的风拂过苎罗质地的春衫，从身体到精神都倍感轻盈。当年曾晳向往、圣人赞叹的祥和怡悦景象，大约就是这样吧？

至于“曲水浪低蕉叶稳”，则与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会稽内史王羲之、谢安等人的山阴雅集有关。《兰亭序》描绘当日景象，“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上巳祓除与流杯的岁时之俗源自先秦，盛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宋代以后比较少见，但在密州仍然保留。在兰亭群贤盛会与密州古老习俗的双重影响下，熙宁九年（1076）三月初三，苏轼也和僚友们在密州南城外举行了一次“流杯”活动，还为此写了一阙《满江红》词。苏轼此举除了有意踵继前贤，也关系着引河水入密州城的一项民生工程。密州城南有一条邞淇河（现名扶淇河），水有二源，东源水为邞河，西源水为淇河，二源于密州城南的三里庄汇合，称为邞淇河。自从熙宁八年夏秋之间，苏轼发动百姓，在城南红土坡下筑起长堤，将邞淇河水引入城中，供生产、生活之需，并在堤上栽红植绿，美化环境。正如《满江红》词中所说：“东武南城，新堤就、涟漪初溢。微雨过、长林翠阜，卧红堆碧。”此时新堤筑就，苏轼等人“相将泛曲水”，修禊祓灾且兼巡视新堤之意，在城南南禅小寺的流杯亭中饮宴，全城百姓争相出城观看，场面非常热闹，“酣咏乐升平”说的就是当时场景。在酒喝到最酣畅时尽情歌唱，尽享太平岁月，这已不单纯是兰亭雅集的高士之乐，而是苏轼做为一方太守的“与民同乐”。

词的下片重点描写超然台上望中所见春末夏初的景色，着意表现密州百姓忙于农耕、作物蓬勃生长的情景。

苏轼上任以来，干旱少雨一直是密州的严重问题。就在熙宁八年的春天，苏轼首次祷雨常山，在《祭常山祝文》中沉痛地说：“熙宁八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余，其命如发。”熙宁九年春天，却见“微雨后，何处不催耕”，雨润泥土，松软宜犁，处处都有农人抓紧时间耕种。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地方官员肩负着劝农的使命，“何处不催耕”，写的是密州官员们勤勉履职、下乡劝农的场景，应该也是苏轼的经历。此时的密州乡野已是一派夏初景象，“百舌无言桃李尽，柘林深处鹁鸪鸣”是非常细致准确的描写：百舌又名反舌，形似八哥，立春开始啼鸣，夏至后就不再发出声响；鹁鸪就是斑鸠，天要下雨或刚刚放晴的时候，常在树上咕咕地叫。枝上的桃花和李花凋零净尽，啼音婉转的百舌鸟也已静默无言，春天真的走远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在柘树林的深处，鹁鸪开始发出悦耳的鸣叫呼唤伴侣，民间认为这是天将下雨的预兆。也许正是脚踩密州大地之时，苏轼真正聆听到大自然内在的节奏，看到生命悄然延续的轨迹。春天的确已经老去，但是放眼田畴，芜菁伸展着茂盛的绿叶，开出明艳的黄花，春天的色泽已经转移到了这里。

“春色属芜菁”，这是苏轼对生命的崭新发现，也是宋词中前所未有的题材开拓。南宋傅幹傅干《注坡词》于此句注释说：“芜菁，《本草》以为蔓菁也。方春易盛，梗短叶大，连生地上，故诸葛亮所止，必令人种此，以其才出可食，其利亦博，今三蜀人呼蔓菁为诸葛菜。韩退之诗云：‘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芜菁是二年生草本植物，性耐寒凉，适合在春天生长，梗短叶大，块根类似萝卜，可以熟食或做泡菜，叶片也可以食用。蜀人苏轼对这种名为“诸葛菜”的植物应该有特别的亲切感。芜菁与蜀主刘备也颇有渊源，裴松之引胡冲《吴历》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依附曹操时，曹操怀疑他有异志，派人暗中查看，见“备时闭门，将人种芜菁”[8]652。白居易晚年在夏五月吃长斋，刘禹锡写诗调侃他“黍用青菰角，葵承玉露烹。马家供薏苡，刘氏饷芜菁”（《乐天少傅五月长斋，广延缁徒，谢绝文友，坐成》），晚唐诗人温庭筠“刘公春尽芜菁色”（《寄分司元庶子兼呈元处士》）的诗句，所用都是刘备种芜菁的典故，还是文人“掉书袋”的作法。将这种粗粝蔬菜写进绮罗香泽、绸缪宛转的宋词中，苏轼是第一个人。

四、结语

苏轼的第二首《望江南》以“春已老”起笔，却已完全没有伤春叹老的情调，一切都在自然而然之中发生：气温逐渐回升，春服不知不觉间稳妥地地穿在身上。曲水泛起低低的细浪，形似芭蕉叶片的浅杯在水面上漂浮得稳稳当当；舞雩台上，柔软的风吹拂着细薄的衣衫，让人感觉通体轻快。在这样的太平时光里酣饮咏歌，尽享欢乐，都是适宜的。这份欢乐不只属于太守苏轼，同样属于密州人民。连年蝗旱之后，幸得雨水及时，农事活动繁忙有序，万物生长各自有时。苏轼崇拜的唐代大诗人韩愈看到“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感春三首》其二），曾经感慨春去难留。苏轼怀着超然的心态，从望江南旧梦，转到用悦纳生命变化的眼睛，观望眼前的一切，在生机勃勃的芜菁叶片上，在明艳耀眼的黄花中，欣赏春天远去的背影。

注 释：

①相关论述可参见赵李娜《〈忆江南〉词调探微》（《衡水学院学报》2011年第6 期）、刘尊明《试论唐宋〈望江南〉词的艺术风格》(《学术研究》2012 年第8 期)、李定广《唐代苏杭二州与“第一金曲”〈望江南〉》（《学术界》2014 年第3 期）等。

②北宋时期，苏轼之前用《望江南》词调创作者，张先有“江南柳”一首，写离情相思；叶清臣仅有残句“丞相有才裨造化，圣皇宽诏养疏顽。赢取十年闲”，颂扬君圣臣贤、国家太平；韩琦有“维扬好”二首、“安扬好”二首；曾布有“江南客”一首，赞美“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的江南才士；王安石的四首词有“归依三宝赞”的标题，均与佛教有关，大约作于晚年。

③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和“江南情结”，可参见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