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篇作者及成文年代考辨

秦 晓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

《庄子·天下》篇(以下简称《天下》篇)是先秦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常常被学者当作《庄子》一书的后序，历代对此篇多有评论。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说：“《天下》篇，《庄子》后序也。历叙古今道术渊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终篇之意。”[1]476王夫之《庄子解》题解《天下》篇：“系此于篇终者，与《孟子》七篇末举狂狷乡愿之异，而历述先圣以来至于己之渊源，及史迁序列九家之说略同，古人撰述之体然也。”[2]462顾实说：“《庄子·天下》篇者，乃《庄子》书之叙篇，而周末人之学案也(旧日学案，今日学术史)。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3]3学者大多承认此篇与庄子思想关联颇深，但关于此篇的作者及成文年代，学者们的见解多有出入。本文通过梳理学界已有的看法以及结合《天下》篇文本(1)本文所引《天下》篇文本均来自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进行考辨，以期对此问题予以探究和分析。

一、前贤观点

对于《天下》篇的作者及成文年代，历来有所争议，大致有两种主要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天下》篇为庄子自作，成文年代的问题随之而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天下》篇是庄子后学所作，对成文年代也有不同的见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天下》篇为庄子自作。王夫之《庄子解》：“或疑此篇非庄子自作，然其浩博贯综，固非庄子莫能为也。”[2]462胡文英《庄子独见》：“细玩此篇，笔力雄奋奇幻，环曲万端，有外、杂篇之所不能及者。庄叟而外，安得复有此惊天破石之才！”[4]278马叙伦说：“至于《天下》篇，我认为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结论，可能也是庄子写的。我们如果说不是庄子写的，很难找出另外一个人有这样精通一个时代的学术，更有这样的大手笔。如果认为庄子写的自序，那是天衣无缝的。”[3]235梁启超认为：“此篇文体极朴茂，与外篇中浅薄圆滑之各篇不同，故应认为庄子书中最可信之篇。”[5]1罗根泽在《诸子考索》中对《天下》篇的分析比较具体，但也多是大胆的“假设”[6]310—311。钟泰《庄子发微》：“自明陆西星《南华副墨》及王夫之《庄子解》，皆以此为《庄子》之后序，其为庄子自作，无可疑者。”[7]754钟泰对前人学说略作转述，并不能构成《天下》篇作者就是庄子的明确结论。以上诸家都认为《天下》为庄子自作，但多揣测之言，单凭文风和体裁很难断定作者，所以这种方法只能存疑。

第二种观点认为，《天下》篇不是庄子所作，而是庄子之后的人所作。林云铭《庄子因》：“段中倍极赞扬，真所谓上无古人，下无来者。庄叟断无毁人自誉至此，是订庄者所作无疑。”[8]365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绝不是庄子自作的。”[9]204严灵峰《老庄研究》的看法也很独特，其认为：“(一)全篇内容与外篇、天道篇的笔调相近，与内篇思想不能尽合，断定非庄周自作。(二)既评论庄周，则是其后之作品无疑。批评各家学说观点内容，与荀子相近，词语亦相仿佛，可能是荀卿晚年的作品。(三)倘非荀卿自作，必系门人或后学者得自荀卿的传授而写作的。”[10]206叶国庆认为：“此篇非庄子所作：一，庄子齐大小，一是非，必无圣人、君子等分别之；二,‘其在于诗书礼乐者’云云，明言儒家于道所得独厚，‘其散于天下’云云，明言诸家只得道之一端，乃儒家口气；三，‘不侈于后世’以上为一篇总纲，以下分叙百家，庄子为百家之一而已，作者悲百家往而不返，故此篇必非庄子所作；四，内篇多寓言、重言，此篇全是庄语。”[11]31王叔岷《庄子校诠》：“此篇非庄子作，不当视为庄子自序或后序，盖庄子学派所述，故于庄周道术章，推尊庄子至极。庄子固未尝自是者也。”[12]1291劳思光说：“大抵《庄子》书成后，门人作《天下》附之。”[13]245以上学者大多能对庄子思想和《庄子》全书作通观考察，持论较为谨慎，但如严灵峰认为出自荀子则失之武断，叶国庆认为有儒家口气，也有将后代学派森严的现象挪至先秦的嫌疑。王叔岷和劳思光认为是庄子学派的作品，持论比较公允。

综上，对于《天下》篇作者的看法有两种主要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此篇为庄子自作，那么成文年代则必与庄子同时，第二种观点认为此篇为庄子后学所作，但对于《天下》篇究竟成于何时何派何人之手又有分歧。晚近学人观点如下：1.《天下》篇作于战国中晚期，胡适、冯友兰、刘笑敢(2)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3页。、张涅(3)参见张涅《〈庄子·天下〉篇学术史意义札记》，《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3期。、赵涛(4)参见赵涛《〈庄子·天下〉篇的成文年代、立场及主旨新探》，《理论月刊》2007年第4期。等持此说。2.《天下》篇作于秦汉之际，张恒寿持此观点，认为《天下》篇是荀子以后、司马谈以前，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儒家作品(5)参见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316页。。3.《天下》篇作于西汉初期，谭戒甫提倡此说，认为《天下》篇是淮南王刘安所作(6)参见谭戒甫《现存〈庄子·天下〉篇的研究》，收入《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李叔华论证《天下》篇作于西汉初期，写作时代当在西汉文景之际(7)参见李叔华《〈庄子·天下〉篇的主旨和成文年代新探》，《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4.《天下》篇作于魏晋时期，孙道升持此说，认为《天下》篇的作者是注《庄子》的郭象，《天下》篇乃郭象为其删定的《庄子》所作的后叙(8)参见孙道升《〈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正风半月刊》1935年第16期。。可见，学者们对《天下》篇成文年代的看法有：战国说、秦汉之际说、西汉初期说和魏晋时期说。本文认为今本《天下》篇整体应该视为战国中晚期的作品，但对其内部也要作区分，以“惠施多方”章为界分为两部分进行考察，论述详后。

此外，对于《天下》篇“惠施多方”章与逸篇《庄子·惠施》的关系，学者们亦有考辨。《庄子》一书仅郭象编注本流传下来，其中并无所谓《惠施》篇。马叙伦《庄子义证》中说：“王应麟依《北齐书·杜弼传》曰‘弼尝注《庄子·惠施》篇’，谓‘今无此篇，亦逸篇也’。伦疑此篇当终于‘未之尽者’，‘惠施多方’以下，乃《惠施》篇文。观《音义》引崔撰、向秀之《音说》，自‘惠施’以下，讫不一见，则向崔本此篇终于‘未之尽者’，可知也。”[14]黄华珍《庄子音义研究》：“《天下》篇最后一章即第七章是关于惠施的专论，如果考虑《天下》篇所具有的评论先秦诸子的性格，把这一章编入《天下》篇也很难说有什么不自然，不过如果从注释情况看，第七章无崔向注，而司马彪注多且集中。这便为这一章就是《惠施》篇的说法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证据。”[15]227马叙伦和黄华珍都认为，《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就是《惠施》篇。王叔岷亦持此说，认为“惠施多方”以下即是《庄子》逸篇《惠施》篇[12]1349。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甄长松在《〈庄子·天下篇〉与“庄子·惠施篇”》中认为：“今‘惠施多方’以下的文字，原即《天下》篇的一部分，不存在独立的《庄子·惠施》篇，也不存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杂入的问题；晋初崔撰、向秀注《庄子》，曾将此章从《天下》篇删去，而郭象根据《汉书·艺文志》旧本又把它恢复过来；此外，杜弼为之作注，名义上虽称‘惠施多方’，但实系裁篇别出的《天下篇·惠施章》。”[16]可见，学者对于“惠施多方”章的作者和成文年代意见也不同。

以上回顾学界前贤关于《天下》篇作者及成文年代的争议和讨论，可见关于《天下》篇的作者和成文年代是极具争议性的，这些具有争议的观点也是本文思考的起点之一。结合《庄子》文本进行分析，注重今本《庄子》成书的过程，充分注意古书形成之年代和篇章的复杂性，是进行《天下》篇考辨的基础和前提。要对《天下》篇作者及成文年代进行考辨，首先需要 “考镜源流”，了解先秦古书篇章形成的复杂过程。本文认为，今本《天下》篇是经后人编撰而成的“合成本”，是将两篇合成一篇的结果，所以需要以“惠施多方”章为界，分为两部分讨论各自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二、“惠施多方”以上诸章考辨

要考辨“惠施多方”以上诸章的作者及成文年代需要对《庄子》一书的形成先进行考察。学界普遍认为先秦流传下来的古书应视为某一学派的集体著述，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早有说明(9)“周、秦、西汉之人，学问既由专门传受，故其生平各有主张，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皆其道术之所寄……则虽其平日因人事之肆应，作为书疏论说，亦所以发明其学理，语百变而不离其宗，承其学者，聚而编之，又以其所见闻，及后师之所讲习，相与发明其义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又：“古书既多单篇单行，刘向始合中外之本定著为若干篇，作者既不自署姓名，则虽同题为某子，本非一人之笔，其间孰为口传，孰为依托，有必不可得而辨者。盖不独诸篇互有得失，即一篇之内，亦往往是非相糅莒。”引自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1、283页。，具体到《庄子》一书则问题更为复杂。现存《庄子》一书的内、外、杂篇三部分，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文本演变。大概来说是从原本到刘向分篇的五十二篇本再经班固、司马彪、崔撰、向秀至郭象整理的三十三篇定本。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引注《庄子》诸家如下：

崔撰注十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晋议郎，内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为音三卷)。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绍统，河内人，晋秘书监，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为音三卷)。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玄，河内人，晋太傅主簿，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为音三卷)。李颐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字景真，颍川襄城人，晋丞相参军，自号玄道子，一作三十五篇，为音一卷)。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详何人)。王叔之义述三卷(字穆 ，琅琊人，宋处士，亦作注)。李轨音一卷。徐邈音三卷。[17]17

通过以上材料可见在魏晋时期注解《庄子》者不乏其人，且所分篇章也有所不同，这样就极有可能将《汉书·艺文志》中所录原《庄子》一书的篇章、内容打乱重组。今本《庄子》即郭象注本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原本之面貌很难全面了解，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庄子》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已经被后人改动和修订，文本形成经历了长时间的流变才定型。所以，《庄子》各篇乃至一篇之内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组合、拼接、增删、糅合等现象。对于《天下》篇内部两部分的组合也应作此理解，本文先对“惠施多方”以上诸章的作者及成文年代进行考辨。

首先，《天下》开篇作者总论“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过程，交代“百家”兴起的思想渊源。“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此“一”就“道术”整体性而言。以下论及“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民”等具有的不同特点。天人“不离于宗”，神人“不离于精”，至人“不离于真”，圣人则“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君子“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百官“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民“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以有养”。作者对于以上诸种类型的人物给予了不同的评价，虽然其推崇天人、神人、至人和圣人，但并没有对“君子”“百官”“民”进行批评，而是分述各类人的特点，可见其思想视野十分宽阔，颇有庄子“道通为一”的意味。作者试图通过思想史回溯的方式探寻诸子思想的来源，表明各家均是对“古之道术”的呼应及部分继承，其对“天人”“神人”“至人”的推崇和《庄子》对得道之人的推崇比较一致。接下来，作者论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现象，结果导致“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败落局面，这是作者立足于诸子百家纷争的现状而发出的感叹。作者推崇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想要返于“道术”圆融即“一”的状态，可惜“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在“百家”时代，诸子应合“道术”的水平高低不同，遂造成百家各执一端的分裂对立局面。作者开篇论述了诸子思想形成的渊源，为庄子之学承续“古之道术”的展开作了铺垫。

在作者眼中，诸子百家的学说均是承接“古之道术”而来，各家对于道术的体会和认识不同，遂造成诸子间境界的高低。作者对“百家”之一的庄子最为肯定和推崇，认为庄子是最能深切体悟“道术”之人，而对其他学派则褒贬不一。“惠施多方”以上诸章分别评论了墨翟、禽滑厘一派，宋钘、尹文一派，彭蒙、田骈、慎到一派，关尹、老聃一派和庄周一派，作者对此五派的评价各不相同。作者对于关尹、老聃一派比较推崇，对于庄周一派更是称赞不已，而对于宋钘、尹文一派评为“行适至是而止”，对于彭蒙、田骈、慎到一派评为“皆尝有闻者”。这些人物多与道家思想相关，作者的这番点评可以称为先秦道家的“谱系学”考察。在这一谱系中，作者对庄子最为欣赏，赞誉庄子为百家之冠，可知其倾向于认同庄子的思想，一定是庄子学派中的人物。

其次，《天下》篇中论述墨家的言论能为“惠施多方”以上诸章的成文年代提供证据。作者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至今不决。”此段说明在“惠施多方”以上诸章写作完成之时，墨家正处于“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相互争论不休且“至今不决”的局面，点明墨家内部纷争的现状。墨家本是一种集团化的组织，而墨家的“钜子”更为这一集团的主要人物。早期墨者如墨翟、禽滑厘无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墨家学派的核心领导者。但是在《天下》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墨家学派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派系斗争，已经不再有某个核心领导人物，只是“俱诵《墨经》”，对于整个团体的异己分子也以“别墨”视之。这说明《天下》篇的成文年代一定不会早于墨家此种局面的发生，而这种局面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需要考察墨家学派的发展轨迹来说明。

先秦墨家的发展历程，大致由一墨到二墨再到三墨[18]51-84，三墨之后的墨家就更为分散了。《韩非子·显学》篇中记载了“三墨”：“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19]456—457指明墨家分裂为三派。其中的“相里氏”即前文的“相里勤”，“邓陵氏”即“邓陵子”，这说明在“三墨”时期墨家早已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号令的“钜子”了。根据孙诒让《墨学传授考》[20]706—722中对墨家传授脉络的考订，并结合《吕氏春秋》的《上德》和《去私》两篇的内容，可知墨家“钜子”的传授顺序大致情况为：墨翟——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腹，这是有明确传承人物的墨家“钜子”谱系。墨者腹主要活动在秦惠王在位期间(前337—前311年)，这说明至少在秦惠王时期墨家“钜子”的传承还比较清楚。但是据《吕氏春秋·去宥》篇记载：在秦惠王时期就出现了“东方之墨者谢子”与“秦之墨者唐姑果”争用一事，表明在秦惠王晚年，墨家内部已经出现了至少两派的对立。那么，《天下》篇所述“别墨”以及“至今不决”的年代就更要靠后了。

最后，根据以上的考辨可推论出“惠施多方”以上诸章的成文年代应该在墨家“三墨”之后，其年代应该相对较晚，大致在战国晚期。《天下》篇中有“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这句话，可知《天下》篇的成文年代也一定在《墨子·节用》篇之后。据渡边卓考证，《节用》(上、中)著作的大致时间范围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之间[18]4，那么“惠施多方”以上诸章的成文年代只会比《墨子·节用》篇晚，也可以佐证其成文于战国晚期。另外，《天下》篇中论述了宋钘等人的学说，宋钘等人与稷下有着很深的关联，可见“惠施多方”以上诸章的作者对于稷下诸学说是有相当了解的，这也为作者的身份及年代提供了一些证据。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宋钘、尹文、慎到、田骈诸人的生活年代大致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到公元前3世纪前半叶之间[21]696—697。“惠施多方”以上诸章的出现肯定不会早于这些学者活动的年代，对墨家学派“至今不决”的描述，也表明其成文正处于纷争未定、尚未一统的动荡时期。由此，将“惠施多方”以上诸章的成文年代推定在战国晚期是比较合理的。通过以上考辨可知，“惠施多方”以上诸章的成书年代要晚于庄子，当为战国晚期庄子后学所作。

三、“惠施多方”章考辨

“惠施多方”章为今本《天下》篇的末章，向来有学者认为此章即为《庄子· 惠施》篇。《北齐书》中记载杜弼,“注《庄子·惠施》篇”[22]353，可知在南北朝之时《惠施》篇还传于世。那么今本《天下》篇末章到底是不是已经散逸的《惠施》篇呢？对于“惠施多方”章与前几章的关系，武内义雄说：“《天下》篇上半引崔音者多，下半‘惠施多方，其学五车’以下无一引之。此篇‘惠施多方’以下与《列子·仲尼》篇后半之文有相似者，而张注亦不引向说。《北齐书·杜弼传》有‘杜弼注庄子惠施篇’则《庄子》旧有《惠施》篇，事无可疑。此篇下半非即《惠施》篇乎？列子张注所引惠子之语多出于此。所以想象，当亦此部分之惠子篇也。果然，则《天下》篇之下半乃于五十二篇本而独立成一篇，向崔不注之，似是郭氏从司马本而附记于《天下》篇末者。”[23]696张恒寿说：“可能古本《庄子》中‘惠施’本来另是一篇，也即司马彪五十二篇本中之一篇。后人因它和《天下》篇都是讲先秦学派的，便并入《天下》篇末。”[24]302崔大华亦认为：“《天下》篇可划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六章分述六派学术思想，第三部分为《惠施》篇羼入。”[25]101可见，学者们认为，“惠施多方”章原本应该是《惠施》篇。本文也认为，要把“惠施多方”章与前面诸章区分开来。

根据文章风格统一性来说，“惠施多方”章与前几章有很大的差异。《天下》篇在论述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诸人思想学说时，均有“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悦之”之语，但“惠施多方”章中却没有此语而是直接以“惠施多方”开头，并罗列了惠施与辩者的具体论辩主题。既然叙说各家思想学说的特点，为何不使文风“一以贯之”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惠施多方”章是后来附益的。在用词方面，“惠施多方”以上诸章多用“方术”“道术”“道德”等复合词，而“惠施多方”一章则仅仅出现“方”“道”“术”“德”等单音词，这也值得注意。黄华珍在《庄子音义研究》中说：“崔向注仅出现在第一章至第四章，司马注仅出现在第二、三、七章。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七章虽无崔向注，而司马注却非常集中，竟多达二十五次。根据这一情况，似可判断武内等学者关于这一部分相当于《惠施》篇的推测是妥当的，也就是说,《天下》篇可能原为两篇，后由郭象整理编辑为一篇。”[15]220这个论断大体无误。那么，“惠施多方”章的作者是谁？其成文年代在何时呢？本文认为，“惠施多方”章极有可能是庄子本人所作。

“惠施多方”章对于惠施的学说总体持批评态度，这与“惠施多方”以上诸章对各家予以褒贬乃至高度赞扬庄子之学不同。“惠施多方”章的作者历述了辩者的主要学说，批评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可见对惠施思想学说的直接批评。作者感叹惠施：“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可见作者对于惠施学说的局限性抱有深深的遗憾。从《逍遥游》《齐物论》《德充符》等篇来看，庄子对惠施的学术思想十分了解，对惠施也有深厚的情谊。《庄子·徐无鬼》中记载“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之事，庄子有“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的惋惜、伤痛之语。可见，庄子不仅把惠施当作学术辩论的对象，而且将惠施引以为可“言”之友。王叔岷在《庄学管窥》中说：“惠施难庄周，常为庄周所屈。是庄周深知惠施，惠施岂足以知庄周哉！惠施逞智好辩，庄周不过借其辩难以发一己宏通之论耳，庄周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篇)。是庄周所期与言者，乃言而忘言之人。惠施尚不足以语此。然，即如惠施好辩之友好，亦不可再得。此庄周之所以感伤而寝说不言者也！”[26]47。唯有真切了解惠施的人才能切中要理地评论其学说，也才能够发出“惜乎”“悲乎”的深叹，“惠施多方”章能够如此直面惠施思想学说的问题，切中肌理而又饱含益友之情，作者极有可能是庄子本人。

此外，需要注意与惠施辩论的辩者身份。在公孙龙之前有辩者兒说，惠施与“天下之辩者”辩论，兒说可能是其中一位。兒说的事迹杂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吕氏春秋·君守》《淮南子·人间》诸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19]269陈奇猷在《吕氏春秋新校释·当务》篇注九中引高亨所言：“《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李注引《鲁连子》曰：‘齐之辩者曰田邑，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一日而服千人。’倪说殆即田邑之流也。”[27]606“倪说”即“兒说”，可见兒说也是当时著名的辩者，且以“白马非马”论与人辩论，其学说主张要早于公孙龙。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公孙龙生卒年代为公元前320—前250年[21]697，又据“年代学”中个人鼎盛年来推测，公孙龙的学说大行当在公元前3世纪前中期以后，显然据此很难说惠施与公孙龙有论辩的时间交集。所以“惠施多方”章中“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这句话极有可能是后人解释时窜入的注解，其中“桓团、公孙龙”是作为“辩者之徒”出现的，是为了在注解原文时举例来说明。如果除去这一句，“惠施多方”章前后文意就很通顺，且与后文“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一句连接自然，更避免了因惠施与公孙龙的年代差异无缘相知所造成的误解。“惠施多方”章中的辩者指的是兒说、黄缭等与惠施同时代的人物，庄子本人记载惠施与辩者兒说等人的辩论是极有可能的事情。总而言之，本文认为，“惠施多方”章是庄子本人所作，且是已散逸的《庄子·惠施》篇(10)此两篇合为一篇之例，《庄子》一书中并非仅有，如《庄子·盗跖》篇即是两篇合为一篇。“他(王叔岷)根据《盗跖》篇‘几不免虎口哉’下郭注中的‘此篇’二字，判定《盗跖》篇当止于此，这已经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明。”引自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亦可参看廖名春《竹简本〈庄子·盗跖〉篇探源》，收入廖名春《出土简帛丛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四、余论

综上所论，《天下》篇当以“惠施多方”为界分为两部分来确定各自的作者及成文年代。“惠施多方”以上诸章为庄子后学所作，成文年代在战国晚期，称赞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惠施多方”章极有可能是庄子本人所作，且是已散逸的《庄子·惠施》篇。通过对《天下》篇作者和成文年代的考辨可知，现存先秦古书中某些篇章的定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流变，篇章之中或之间也存在分散、合并、重组等不同的情况，这是在研究先秦古书作者及成文年代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通过对《天下》篇作者及成文年代的考辨可以管窥先秦古书的流变情况的复杂性。大多先秦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经历一定程度的改动，或词句、或章节、或思想……这些改动很有可能将古书篇章的“原本”进行裁剪、整合以适应改动者的意图。对于《天下》篇作者及成文年代的考辨，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古书的“原初”面目，以便更好地去梳理和分析古书文本和思想的关系。分析古书演变的复杂面向，以动态变化的眼光去看待先秦古书的流传，是理解先秦学术特别是诸子思想的重要途径。在考察先秦文献时，一定要关注古书形成的复杂性和历时性等特征，将这种方法自觉地运用于作者身份和古书年代学的考证中，为研究先秦古书篇章的形成、流变乃至思想演化提供参考的视角和自觉的方法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