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刺客与中国文化的兼容性问题
——从《荆轲刺秦王》说起

◎杨爱民

刺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群，远有司马迁在《史记》里为之写下《刺客列传》，近有《刺客聂隐娘》的全球热播和好评连连。可以说，刺客一直若隐若离地存在人们的视野里，有时万众瞩目，有时销声匿迹。刺客这种与人群若隐若离的关系正是刺客与中国文化真实关系的写照。

中国文化讲究正统，推崇“泱泱大国，煌煌正道”，视刺客的手段为小道，羞于当众提起；中国文人又吃了太多次武力不足的亏，忍不住幻想出一个英雄梦——锄强扶弱、重义轻利的侠客形象[1]。这种侠客形象其实是传统文人的内核加上刺客的武力值，实现的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梦想。由此，刺客与正统文化开始产生交集，也就带来了刺客与中国文化的兼容性问题。

一、忠义：刺客进入中国文化的入场券

纵观中国文化中关于刺客的记载，无不与忠义二字挂钩，《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燕策三》中《荆轲刺秦王》，其中的刺客形象都是有勇有谋、重义轻利的典型。难道真的是古时候民风淳朴，连刺客都如此品德高尚吗？并非如此，而是中国文化青睐的只有这部分刺客，其他刺客无法获得中国文化主流人群的认可，也就无法在文字中找寻到其他刺客的踪迹。

（一）早期刺客形象分析

中国文化记载下的早期刺客形象并不是纯粹的武者，而是兼具文人谋士和剑客武者的双重身份，这一点在荆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高中语文将《战国策?燕策三》中《荆轲刺秦王》选入教材，而不是选择叙事更加详尽生动的《史记·刺客列传》中关于荆轲刺秦王的部分，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荆轲刺秦王》中荆轲形象更加符合中国文化口味。一是其中太子丹称呼荆轲为“荆卿”，是标准的对谋士的称呼；二是荆轲从出谋到说服樊於期，再到出使秦国刺杀秦王，所言所行与文人谋士一般无二；三是对荆轲生平行事进行删选，只看文中所展现，荆轲对太子丹的忠诚分明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而太子丹于荆轲也似乎“君臣相得”。而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增加了“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之后才有了刺杀秦王的谋划，太子丹的主公形象因私怨而显得暗淡了些许。再到田光因太子丹的疑虑而自杀，田光又是荆轲到了燕地后的知己和伯乐，让太子丹和荆轲这对主公与谋士之间平添了许多隔阂。

《荆轲刺秦王》成书晚于《史记·刺客列传》，如此删减必定是作者刘向故意为之。刘向是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与太子丹同处于统治者的地位，自然会偏向太子丹，为之塑造出更加完美的形象。同时，荆轲这位刺客也被详加取舍，只留下其中最符合正统文化的忠义与谋略，就连刺客必备的剑术都没有着墨一二。

从早期刺客形象塑造中，我们可以发现能够被中国文化兼容的刺客属性唯有忠义与谋略，武力值也只是顺带的。

（二）争霸天下的市场需求呼唤刺客

历史上成功的刺客并不罕见，以一己之力左右天下格局，实在令野心家心动神移。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为了争霸天下，舍弃了对刺客的偏见，遵从于利益的需要，对刺客进入朝堂参与政事大开方便之门，让刺客走进了中国主流文化的视野。比如，《荆轲刺秦王》荆轲刺秦就是由太子丹主导、推动，最后也以太子丹的死亡方才平息秦王的怒火。荆轲刺秦王只是其中一个案例，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刺客身影活跃在各种史料记载中[2]。可以说，刺客与中国文化最早的交集通过“刺客—统治者—史学家”这一方式产生。

这种方式下的刺客与中国文化的兼容，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导，更确切地说，是统治者利益导向下的主动引入刺客，中国文化作为历史记录者和旁观者，也与刺客实现了短期的交集与和睦。

二、文人的英雄梦：刺客与中国文化的蜜月期

随着战乱的结束和和平的降临，刺客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毕竟刺客作为一种职业，虽自由却风险极高，可以安稳地生活的话，谁又会主动选择当刺客呢？另一方面，刺客的武力值加上任情任性，对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在威胁较大，统治者对他们也有主动利用变为严加管制。因此，一般战乱时才是刺客与中国文化兼容性最强的时刻。当然，其中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唐代的游侠文化。

唐代是一个自由奔放、兼容并包的时代，造就了唐代文化对刺客的高兼容性[3]。游侠文化在唐代格外流行，诗仙李白就曾做过游侠儿，并热情洋溢地写诗赞美游侠儿。此时的游侠儿其实就是刺客的变体，同样的特立独行，同样的任情人性，同样的崇尚武力。这种风尚之下，掩藏着的是文人对于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让中国文化自主自愿的接纳起刺客形象。

也许有人会质疑：游侠儿是光明正大的，似乎与刺客的隐藏蛰伏截然不同，为何将游侠儿与刺客归为一类呢？这个疑问其实将中国刺客与外国的刺客混为一谈，外国的刺客讲究隐藏于暗处施行雷霆一击，中国的刺客从未真正隐藏过身影，比如荆轲刺秦王时是作为赵国使节出使秦国，被秦王以九宾之礼相迎的。中国的刺客隐藏的从来不是身形，而是目标——通过各种计谋策略来隐藏自身真实目标，麻痹对手后实施“图穷匕见”的一击。解除了这一疑虑，再看刺客与游侠儿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是可以自由切换的。

《荆轲刺秦王》中，作者对荆轲的态度虽也倾向于正面，但远没有唐朝文化的热情洋溢。比如，李白《侠客行》写道：“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杨炯《紫骝马》写道：“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可以发现，唐朝文人对于刺客热情赞誉与歌颂下，是对刺客个人武力的夸张崇拜，对刺客建功立业的豪情展望，而武力和建功立业正是大多数唐代文人求而不得的，因而他们将这种渴望转移到刺客身上，织造起一个文人的刺客美梦。

三、以武犯禁：刺客退出中国文化的生死线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有识之士从来就能够认识到刺客的危害性，只是当危害小于利益诱惑时，统治者选择接纳任用刺客；当危害大于利益诱惑时，统治者选择对刺客举起屠刀。正统汉人更喜欢文斗，收天下名望而治，所以讲究名正言顺，本质上因为名正可以稳固政权。但这一套对异族没有作用，因此当异族入侵或异族统治时，有勇有谋的刺客就成为人们心中最后的寄托。当一切平定后，有勇有谋又成为刺向刺客自己的双刃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狡兔死，猎狗烹”。封建王朝中，刺客的命运如此轮转。

汪精卫是中国头号大汉奸，曾投靠日本人建立汪伪国民政府，但这样一个人早年曾经行刺过摄政王载沣，成为人人称赞的少年英雄。当他是个刺客少年时，他是人人交口称赞的英雄；当他自以为功成名就时，他却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当刺客与忠义相联时，造就的是时势英雄。与之相反的是，国民政府也成立过特务机构，专门从事暗杀刺客事宜，最终造成了白色恐怖下的一片噤声，特务的刺杀行经与刺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义”，这里的“义”是正义，是公道，是民心所向。

无论刺客在中国历史中有着何种辉煌成就，曲终人散终有时，刺客与中国文化也终究会面临分道扬镳的时刻。这个时刻是封建王朝认识到“侠以武犯禁”时，也是人类社会真正平等之时。封建王朝的例子在历史上时有佐证，汪精卫和国民政府则证明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真正平等的社会绝不会让一二刺客扛起国民命运，更不会以刺客约束国民言论与自由。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刺客早就在我国现实中退场，只有虚拟文化作品找中才能找寻到刺客的身影。

《荆轲刺秦王》被放进高中语文课本，其中的意义绝不只是让学生了解古代典籍与文化，更重要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塑造价值观[4]。青春年少的高中生容易被武侠作品中的人物感染，对社会现实产生错误的认知，而《荆轲刺秦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冷静下来，从客观的角度认知刺客这一人群：刺客的偶尔成功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取舍和文人的英雄幻想，真实世界从来不是任凭刺客驰骋的小天地。

《荆轲刺秦王》所折射出来的刺客与中国文化的千年历史，或让人悲叹，或让人激昂，或叫人扼腕叹息，或叫人拍案叫绝。无论如何，刺客只属于历史，而不属于今日之中国。通过刺客与中国文化的兼容性分析，希望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看待《荆轲刺秦王》中刺客形象，理智对待虚拟作品中的刺客形象，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