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

纪亚光

文明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的标尺。从文明的视角出发，回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是什么令中华文明在清末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形势下，一步步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是中国之问，也是世界之问。对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便在比较世界各文明体的基础上，展望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给出了明确答案。他们认为：“未来统一全世界的既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恐怕会是中国。”(1)汤因比、池田大作著《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47页。这不仅是因为“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优秀品质”和“具有保持两千多年国家统一的历史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使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汤因比、池田大作著《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第346、354、351页。。显然，在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看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同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在人类走向政治和文化统一的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基于全球视野的文明史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可以在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中得到充分验证。

一 以建设更加文明的现代中国为己任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年历史进程中秉持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天下观，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文明，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方面，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生死存亡之际，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一批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为民族生存与发展而奋斗，揭开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序幕。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变“用”不变“体”的洋务自强运动、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维新变法运动、农民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相继走上历史舞台，虽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可辱的无畏气概，进而取得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成果，但仍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被压迫被奴役的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中国先进分子因探寻民族复兴之路屡屡受挫而陷入苦闷彷徨之际，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加深了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因此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有了全新的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的篇章。随后的历史以其客观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走在伟大复兴正确道路上的中华民族，在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基础上，正在以欣欣向荣的气象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回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被动挨打到走向复兴的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历经多重磨难之后，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超越前人，成功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关涉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历史告诉我们，秉持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更加文明的美好未来，是百年前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内在动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先进文化形态，是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是人类文明活的灵魂，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打下了深刻烙印。百年前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固然有解决民族生存危机的现实因素考量，但根本的动力，则在于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方向。这一点，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李大钊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传统老路难以为继，向西方学习之路走到穷途，人们普遍对中国前途命运感到茫然的情况下，1918年6月，李大钊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应开辟“第三新文明”的新路。他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5)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6-7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这一理论性的思考，因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在实践层面得到了佐证。伴随苏俄革命与建设的消息不断传入中国，李大钊确信，指引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第三新文明”，中国应“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6)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19页。。

继李大钊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先进分子，在思想深处都有着推陈出新的认识上的升华。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表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7)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40页。以此为标志，陈独秀实现了由信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源自于其认识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通过如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非仅仅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这一高远的追求，深刻诠释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精神及其深远影响。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引下采取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不能改变国运，不仅在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掣肘，同时也与亦步亦趋照搬西方文明因而受制于人的被动状况密切相关。因此，从文明的视角出发，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摆脱被动照搬西方文明的困境、主动创造更加文明的现代中国的新篇章。

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便从“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9)朱德《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1941年8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态度出发，将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作为自身使命。任弼时指出：“我们要告诉党员特别是干部，使他们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10)任弼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7日、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182页。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展望未来，激情洋溢地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2)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人民日报》社论坚定地指出：“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13)《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4页。

秉持这一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提供了制度保证，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社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激发，“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2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历史主动精神攻坚克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7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轨道。

二 以人民幸福为根基开创民族复兴伟业

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扎根于为人民谋幸福的根基之上，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更加文明的现代中国最为鲜明的特征。通过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激发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奠定民族复兴坚实的基础，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便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特别强调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明确“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6)《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将“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须遵循的重大铁“律”(17)《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62页。。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力量之源，也是中国革命的价值所在，不断深化“为人民服务”的认识。1939年2月，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首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8)毛泽东《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为人民服务”首次被明确为具体工作要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1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55页。。随后，毛泽东在1943年的党内指示中明确要求党的工作要“为群众服务”(20)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1页。。经过实践总结，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烈士追悼会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21)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1005页。。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首次使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在七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22)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7页。随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23)《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页。。经过28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24)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页。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移风易俗、除旧布新的伟大社会变革，砸碎了套在底层劳动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平等融洽、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与社会氛围使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崇尚文明、人人平等、爱护集体、劳动光荣的社会新风尚由此形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总结民主革命各个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中国政党政治实际，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为实现各民族平等，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制度体系为人民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民主权利，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核心要义，实现了对中国制度文明的重塑。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指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5)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经过长期努力，人民生活实现了总体小康，“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得到全面推进(2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在着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7)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过长期努力，“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28)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第13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准确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党中央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过不懈努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2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30、48、50页。。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场，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十四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3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2页。。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的中国人民，由此“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3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2页。，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不断书写历史的新篇章。

三 在文明互鉴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是基于吸纳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性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面向世界贡献中国价值、中国智慧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一个更加文明的现代中国的题中之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培养起令人赞叹不已的世界精神。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华民族的世界精神包括“儒教的世界观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儒教和佛教所包含的合理主义”，以及“相信人类必须和人类以外的自然和谐地生存下去”的天人合一思想。1972年，他在与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的对话时一致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有可能承担这一未来的政治作用，才使得中国赢得了当今世界令人震惊的信任。”(32)汤因比、池田大作著《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第347页。

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命题，其中穿越时空的历史眼光更加深邃。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将“为全人类谋取最大的幸福”(33)李富春《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1925年)，《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作为自身的责任与使命。毛泽东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立志实现社会主义，深厚的人类情怀是其中重要的动力来源之一。围绕新民学会的方针，毛泽东指出，新民学会“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34)毛泽东《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页。。恽代英依据“社会主义学理”，从“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连带的”认识出发，指出“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35)恽代英《论社会主义》(192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478页。。李大钊立足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指出：“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36)李大钊《〈黄庞流血记〉序》(192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59页。瞿秋白强调，中国共产党“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37)《〈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41页。。

基于深厚的人类情怀，在民主革命胜利，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完成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便确立了为人类进步而奋斗的目标与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深入探讨了“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3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39)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页。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而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40)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56-157页。从为人类作贡献的目标出发，为构建维护民族独立基础上的平等、和平国际新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便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一般准则。伴随着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中国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广泛赞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对人类作更多的贡献”(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为己任，不仅为经济全球化贡献了中国力量，而且“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4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1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以“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43)习近平《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3页。为己任，立足于文明交流互鉴思考，系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首先，重视文明的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明确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44)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5页。

其次，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2013年，习近平首次谈到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他在墨西哥参议院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拉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45)习近平《推动中拉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2013年6月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311-312页。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东西方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匠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46)习近平《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9月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87页。2014年3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系统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因此，“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47)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58-259、262页。。

最后，坚持“文明选择”和“文明自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人文基础。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48)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6月10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了“文明选择”和“文明自信”的概念，系统阐述了文明对话与交流在维护和平、经济发展、共同繁荣中的独特价值，强调指出：“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49)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5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根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集中体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价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类情怀，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握世界发展大势、走在时代前列、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本质特征。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愈演愈烈的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思想和丰富实践，不仅为推动世界繁荣发展、实现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也将因其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代表人民利益而得到历史的充分肯定。